政事_达于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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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孕妇回家遇害”切割社会信任：

7月24日，黑龙江省桦南县17岁女孩胡伊萱路上遇到一名假装肚子疼的孕妇，请求其帮忙扶自己回家到楼上，女孩没意识到，善良却葬送了自己如花的生命。当将孕妇送到楼上后，在家等候的丈夫面露凶光，欲对女孩性侵，女孩反抗被二人用被子蒙头窒息而死。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8月1日《江南时报》)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女孩，面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勇敢地伸出双手，却不成想，回报她的，不是微笑和感谢，而是蓄谋已久的性侵，以及付出生命的代价。“好心反遭毒手”的悲情，让人揪心、痛心和伤心。

“送孕妇回家遇害”再一次为风险社会增添了辛酸的注脚。助人为乐也好，见义勇为也罢，当利他行为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时候，面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还有多少人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任何公共空间内，不管是公交车上，还是街头巷尾，面对如孕妇一般的弱者，人们常常会选择关怀与帮助，这是一种基于正常人性、道德的慈悲之心。然而，当孕妇的弱者符号成为“鱼饵”，善良的女孩便成为这起悲剧的受害者。面对这样的不良示范，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多少陌生人值得信任？我们以后还敢不敢做好事？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和可积累性。与之相对应的，信任的存量也可以被消耗、被切割。信任裂痕一旦产生，短时间是难以修复的；因此，信任的生产比消费更容易。应该说，“送孕妇回家遇害”只是一个极端的、小概率的个案，但依然可能具备一定的感染和示范效应，稀释社会信任度。

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基于成见的“恶意的揣测”，都可能让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封闭内心，失去感受痛感的能力。一个温暖的社会，不该让好心人寒心。对恶例，及时、有力地给予法律的规训与惩罚，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告慰，也是对正义的回应。而在现实中，如何建构一道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如何建立利他行为的保障机制，则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紧迫考题。

我们为什么对“微笑”过敏：

2012年，“表哥”杨达才为自己在车祸现场不合时宜的微笑，丢掉了大好前程。而被微笑撞了一下腰的官员，却远不止杨达才一个：7月29日，一则配图微博引来无数网友的关注：7旬老人抱腿不放，而领导却满脸微笑。这位官员因此被网友称为“微笑处长”。日前“微笑处长”回应称：照片只是瞬间表情，自己随即扶起了老人，问心无愧。(8月1日《华西都市报》)

无独有偶，在湖北，同样也发生了类似的微笑事件。11岁的男孩小志在老家李桥村还建楼小区蓄水池不幸溺水身亡，其父母与街道干部协商却发现相关负责人“面露笑容”，由此质疑其诚意。对于“面露笑容”一事，当地回应称该官员生就一副笑眯眯的“福相”，引发了家长误会。(8月1日《武汉晨报》)

误读了杨达才的笑，却未必是错怪了他。他的被调查、被撤职、落马，并不是因为他在车祸现场微笑了，而是以微笑为引子，“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正是人们对官员表情的“过敏”和习惯性质疑，才把问题官员拖到阳光下去晾晒，最终晒出了问题。

同样，上述新闻中的地方官员在公共场合露出不合时宜的表情，既有可能是面相天生，瞬时无意识，是老百姓误读了他们；也有可能是“笑”由心生，人们从他们的表情中，顺藤摸瓜感受到了一种权力运行的失范——普通人在别人下跪、丧子、悲痛欲绝的时候发笑，可能会在道德上被人谴责；官员这样做，就不仅给人一种人性冷漠之感，他的政治素养、权力形象甚至身后的一系列问题也会连带被质疑。

拿“笑着处理儿童溺亡”来说，家属请求街办加强水塘防护措施，并按正常事故责任处理。但在交涉过程中，家属反映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朱某“很轻蔑，还哈哈笑，一直在推诿，看不到必要的尊重和诚意。”微笑，本来是服务窗口、文明公约中频频出现的字眼。但在特定的场合下，基层官员不合时宜的“笑”会不会只是另一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注脚，成为人们痛恨的表情？

当然要防止过度解读表情对一些官员造成误伤，但人们对官员不合时宜的表情如此过敏，这背后的问题同样也值得正视。一般来说，你在自己家里，无论对着镜子怎么做鬼脸，没人找你麻烦，但是，到了公共场所，这种表情就容易被放大，形成引人关注的舆论。特别对官员来说，公共场合的一言一行，很多时候能够反映权力运行的规范性，投射官员的行政伦理，公众之所以高度关注官员表情，或许更多也源于这类信息不透明、难公开的焦虑。换句话来说，如果权力运行、官员信息能够充分在阳光下晾晒，或许人们对表情问题就不再那么容易过敏，一些天生“笑相”或者无意识流露不合时宜表情的官员，也不会动不动就无辜躺枪了。

“女神探”不倒冤案难平：

张高平、张辉的十年冤狱换来221万赔偿，叔侄俩“不满意又怎样”的感慨让人唏嘘，而“女神探”聂海芬至今屹立不倒更为公众的担忧加了重重的注脚。十年青春绝不是金钱能够弥补，司法公正在“女神探”面前也显得格外苍白。“女神探”不倒，冤案远谈不上纠正。随着“浙江叔侄奸杀冤案”真相水落石出，侦办此案的“浙江神探”聂海芬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2003年杭州“5·19”奸杀案发生后，以聂海芬为首的杭州警方办案人员在没有物证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通过“突审”张氏叔侄，获得了该案“无懈可击”的“铁证”。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的聂海芬，此后又在审查勾海峰的犯罪事实时，“未发现”勾可能是“5·19”案真凶的重大线索。赔偿总是发生在伤害之后，国家赔偿金制度也属于事后纠偏，冤假错案给当事人带来的创伤，并不是金钱能够弥补的。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拘，到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改判无罪释放，张氏叔侄共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天。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他们还饱受刑讯逼供带来的精神和肉体伤害。在这样的遭遇面前，金钱显得无足轻重。赔偿金制度，更多的是一种补救措施，是给那些合法权益受到公权力侵犯的公民或组织一些物质上的安慰。如果单靠赔偿就能了事，法律的尊严、权力的威信就变成了一场金钱与自由的交易。在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参与办案的人是关键因素，他们是公权力的使用者，一旦有错案发生，追责是比赔偿更重要的。赔偿金是由国家支付的，是动用全民的力量抚慰受害者，相对而言，那些滥用公权力的人，那些直接造成错案的人，更应当得到法律法规的严惩。只有这样，才能让公权力的使用者有所忌惮，在办案时不敢妄为。早在3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官方网站就刊登了一条针对张氏叔侄错案的简讯，表示会“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时至今日，该案的预审员、所谓的“女神探”聂海芬，还在岗位上正常工作；侦办此案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没有传出受到追责的消息。彻查“神探”才能彻底纠错

如果说张高平叔侄恢复自由身，获得清白声誉，意味着正义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彻查“神探”聂海芬，问责冤案制造者，则是正义迈出的第二步。如果不彻查聂海芬，就无法真正慰藉张家叔侄，也体现不出浙江相关部门纠错的决心和行动，更无法彰显正义、以儆效尤。

又是一起无辜公民无端遭遇构陷的刑事冤狱，办案机关手法之雷同，不禁令人后背发麻。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包括此次的浙江叔侄被冤入狱，几乎如生产流水线般被制造出来的冤屈，被镶嵌在时间里的公民个体遭遇，考问着冤案终结机制的生效问题。

如果说国家赔偿追究的是机构责任，那么针对个案启动渎职调查，追问的便是执法者的个人责任，二者构成“虽迟到，但依然要完整”的正义本身，互相之间无法替代，更不可偏废。也只有对个案责任人的严肃追究与处理，才能真正建立起敬畏，为执法者划出边界。那么，张氏叔侄的十年冤狱，能否成为终结过往“跛足纠错”的里程碑呢？

曼德拉：曼德拉的政治生命并非十全十美，很多时候他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符号，而非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人物。曼德拉曾左倾、激进、暴力，主张武装斗争，他放弃武装夺权，转而强调“和平与自由”，则是在27年漫长牢狱生涯之际和之后。谁能想到，自此他给世间带来的温柔，成为多么大的礼物？ 曼德拉本来是官二代：他有一位当过酋长的父亲，在他9岁时撒手西去。而后他被托孤于当地土著王国的摄政王，接受良好的教育。曼德拉算非洲黑人高层人士的子女。这点同昂山素姬一样。昂山素姬的伟大在于，她出身太子党，却致力于民主，而非维护专制，她本可称为体制的一员分享特权利益。有的人不觉得这有多难，他们会想：即便是上流黑人，也会受白人压迫，反抗是顺理成章的吧？ 曼德拉自陈过：“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 所以，在黑人占绝大多数的故乡，尽管黑人的权利被制度性剥夺，比如土地被拿走，黑人酋长得听命于殖民当局派来的官员，但因为生活中和白人交集很小，因而对不自由、不平等的感觉并不强烈。换句话说，做“黑人买办”，不是不可以。当年白人当局处理的手段非常狠，他们取缔非国大，用叛国罪审判曼德拉，开始要判绞刑，最后迫于国际压力才改成死缓。曼德拉在法庭上说，我们这种温和的表达方式，你们都不允许，再过多少年你们会怀念我们的温柔。但是被白人当作谈判筹码的曼德拉从来没有挨过打。一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你会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奥巴马本人在了解曼德拉所经历的一切后，觉得美国政治人物所经历的种种苦痛不值一提，至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争论，但共和党也没要把民主党人士关到牢里去，和蹲了27年大狱的曼德拉相比，他们从政的困难就好像小儿科。和蹲了27年大狱的曼德拉相比，筷子兄弟在歌中唱的，引起诸多80后共鸣的“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的感伤也很像小儿科。除了曼德拉，你还听过哪个男性政治家说过自己温柔？ 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把政治反对与暴力革命相混淆。一谈反对，就是革命，一说革命，必然暴力。人所津津乐道的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姬，一般不会被看作是革命者，但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反对者。这位老人，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他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