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煌言事迹_张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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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笔下的张煌言抗清
作者：金德章
全祖望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曾以一代大师的精湛文笔，详尽地记载了定海（舟山）抗清斗争的历史。要了解舟山的历史，特别是了解舟山抗清斗争，对他的著作不可不读。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宁波鄞县人（今鄞州），自署鲒埼亭长，双韭山民，学者称之谢山先生。
在全祖望的著作中，有《鲒埼亭集》三十八卷，其中墓志十七卷，传状四卷；《鲒埼亭集外编》五十卷，其中墓志五卷，传状四卷。内外编共八十八卷，墓志、传状多达三十卷。此外，在《续甬上耆旧诗集》中，全祖望为诗人所作小传，同样属于人物传记体裁。在人物传记中，表彰“故国忠义”，则是全祖望行文的主旋律。
在他的人物传记中，就有明末著名的民族英雄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宁波鄞县人。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与钱肃乐等倡议，奉鲁王监国绍兴，授翰林修撰。1646年与张名振等扈从鲁王朱以海入驻定海，曾发兵四入长江、三下闽海，两遇海难，被称为“怒海雄狮”、“海上苏武”、“义帜纵横二十年”。1664年，张煌言散军海上，避居悬山，因叛徒出卖被俘，在杭州英勇就义。
对于这样一位同乡先辈的“故国忠义”，全祖望非常敬仰，并予高度评价。他为张煌言撰写了《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详述了张煌言的抗清事迹，并深有感慨地说：“呜呼！吾乡死事诸公，公为最后，而所成亦最伟。然世人但知夸公之忠诚，而予更服公之经略。故涉历山海之间，且耕且屯，而民乐输赋；据抚淮北三十余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缑城，而陂塘之利传之无究。惟其深仁以成遗爱，斯在古人中，诸葛孔明渭南之师，不过尔尔。诸葛有荆、益之凭借，所以得三分之业。而公无所资，终于赍志以死，则天也。”
关于张煌言抗清之久、艰苦之甚，有号称“浙东学派一代宗师”的黄宗羲认为，张煌言与文天祥相比，丝毫不亚于文天祥。黄宗羲曰：“唯两公之心，匪石不可转，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文山之《指南录》，公之《征北纪》，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山镇江遁后，驰驱不过三载；公丙戊航海，甲辰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经营者，不过闽、广一隅；公提孤军，虚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处为益难矣。”
其实，文天祥与张煌言有许多相似处。一是意志坚强，不为困境而转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二是俱有气贯长虹的诗文，留香后世。然而，就抗争的处境、时间与所涉及的地域而言，张煌言则远远超过文天祥。
全祖望认为，张煌言之所以成为天地间的“伟人”，是因为有着勇往直前、理直气壮的“正气”在支撑着他。全祖望说：“天地间伟人，当不容以常例论耶！当是时，以蛎滩鳌背为金汤，以鲛人蜑户为丁口，风帆浪楫，穷饿零丁，而司隶威仪一线未绝，遗臣故吏相与唱和。与其间，其遇虽穷，其气自壮，斯其所以，为时在之所不能囿耶！”
当时的情境是，以山海为城作抵御，以渔人、流民为依靠，战局的动荡，风浪的击打，使鲁王小朝廷的君臣们处于风雨飘零之中。但只要复明尚存一丝希望，境遇尽管穷困，但仍正气浩然，其势不减当初。尔时，身历其境的黄宗羲是这样记述的：“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二年耳。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兹亡国之惨，图之殿壁，可以得师矣。”
这就是说，亡命海上的鲁王，船即是朝廷的宫殿，此时已没有一块陆地可以据守。稍大一点的是鲁王住的船，顶层就是大臣们议事的朝房，小一点的船就是黄宗羲等大臣们住的，船舱只有周身那么大，上上下下只能像穿洞穴时那样弯着身子。睡觉时须两人侧着身子才行，盖上盖子，与躺在棺材里没啥两样。西坠的太阳，呼啸的狂浪，荒芜人烟的小岛，不时露头的礁石，船只散布在海面上，如同随风飘零的败絮。这就是“衣冠聚谈”的君臣们所面临的景象，处境十分悲凉。
但尽管如此，张煌言“其气自壮”的信念仍跃然于纸上，他在诗作《洒血》中说：“文山不柴市，故里一黄冠；此意谁非屈？何人肯血宽？”他在《放歌》中云：“予之浩气兮，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垂节义于千龄兮，夫何分孰为国祚兮，孰为家声？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贞；若以拟乎正气兮，或无愧于先生。”前一首是说，如果文天祥不是走抗元斗争之路，在柴市就义，而是出家当道士，也无可厚议。然而，像文天祥这样的一代英杰，岂肯遁世，以“故里一黄冠”而自慰呢？这是不可能的。后一首是在杭州狱中写在墙上的诗，表示自己和文天祥的浩然正气相比，并不感到愧心。他以为，自己为国献身，忠孝节义，正气浩然，终将与日月同辉，为后世传为美谈。全祖望认为，张煌言的浩然正气，绝对不会因为失败而泯灭。“志士之精魂，终古不朽。”“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身死心不死。”正如吴钟峦所言：“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复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终非其有也。”全祖望歌颂的正是张煌言体现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全祖望在《张公神道碑铭》中，还记述了张煌言的另外几件事。康熙元年（1662），清朝廷派人前来招抚，张煌言断然拒绝。他在复清朝安抚使书中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桑梓，乃因国事之靡宁，而致民生之愈蹙。”在复浙督赵廷臣书中，他再次表白：“执事新朝佐命，仆明室孤臣，区区之诚，言尽于此。”作为“明室孤臣”，他痛恨“新朝佐命”统治之残酷；为了“匡扶宗社”和“保捍桑梓”，他义无反顾，坚持抗清斗争，不惜一切，至死靡他。张煌言被捕后，浙江提督张杰“以客延之，举酒属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数日，送公于杭。出宁城门，再拜曰：„某不肖，有辜负故乡父老二十年来之望。‟……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遥望凤凰山一带曰：„好山色！‟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全祖望的如实记载，看似平淡无奇，可作为大明忠臣和抗清英雄的张煌言，如此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悲壮殉国的情景,却是历历在目，不能不敬佩他激情汹涌，大笔如椽，激起读者的强烈悲愤和敬仰。
全祖望认为，张煌言所以成为天地间的“伟人”，是因为有着勇往直前、理直气壮的“正气”在支撑着他。全祖望说：“天地间伟人，当不容以常例论耶！当是时，以蛎滩鳌背为金汤，以鲛人蜑户为丁口，风帆浪楫，穷饿零丁，而司隶威仪一线未绝，遗臣故吏相与唱和。与其间，其遇虽穷，其气自壮，斯其所以，为时在之所不能囿耶！”
当时的情景是，以山海为城作抵御，以渔人、流民为依靠，战局的动荡，风浪的击打，使鲁王小朝廷的君臣们处于风雨飘零之中。但只要复明尚存一丝希望，境遇尽管穷困，但仍正气浩然，其势不减当初。尔时，身历其境的黄宗羲是这样记述的：“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二年耳。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兹亡国之惨，图之殿壁，可以得师矣。”
这就是说，亡命海上的鲁王，船即是朝廷的宫殿，此时已没有一块陆地可以据守。稍大一点的是鲁王住的船，顶层就是大臣们议事的朝房，小一点的船就是黄宗羲等大臣们住的，船舱只有周身那么大，上上下下只能像穿洞穴时那样弯着身子。睡觉时须两人侧着身子才行，盖上盖子，与躺在棺材里没啥两样。西坠的太阳，呼啸的狂浪，荒芜人烟的小岛，不时露头的礁石，船只散布在海面上，如同随风飘零的败絮。这就是“衣冠聚谈”的君臣们所面临的景象，处境十分悲凉。
但尽管如此，张煌言“其气自壮”的信念仍跃然于纸上，他在诗作《洒血》中说：“文山不柴市，故里一黄冠；此意谁非屈？何人肯血宽？ ”他在《放歌》中云：“予之浩气兮，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垂节义于千龄兮，夫何分孰为国祚兮，孰为家声？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贞；若以拟乎正气兮，或无愧于先生。”前一首是说，如果文天祥不是走抗元斗争之路，在柴市就义，而是出家当道士，也无可厚议。然而，像文天祥这样的一代英杰，岂肯遁世，以“故里一黄冠”而自慰呢？这是不可能的。后一首是在杭州狱中写在墙上的诗，表示自己和文天祥的浩然正气相比，并不感到愧心。他以为，自己为国献身，忠孝节义，正气浩然，终将与日月同辉，为后世传为美谈。全祖望认为，张煌言的浩然正气，绝对不会因为失败而泯灭。“志士之精魂，终古不朽。”“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身死心不死”。正如吴钟峦所言：“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复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终非其有也。”全祖望歌颂的正是张煌言体现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全祖望在《张公神道碑铭》中，还记述了张煌言的另外几件事。康熙元年(1662年)，清朝廷派人来招抚张煌言，张煌言断然拒绝。他在复清朝安抚使书中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桑梓，乃因国事之靡宁，而致民生之愈蹙。”在复浙督赵廷臣书中，他再次表白：“执事新朝佐命，仆明室孤臣，区区之诚，言尽于此。”作为“明室孤臣”，他痛恨“新朝佐命”统治之残酷；为了“匡扶宗社”和“保捍桑梓”，他义无反顾，坚持抗清斗争，不惜一切，至死靡他。张煌言被捕后，浙江提督张杰“以客延之，举酒属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数日，送公于杭。出宁城门，再拜曰：„某不肖，有孤负故乡父老二十年来之望。‟……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遥望凤凰山一带曰：„好山色！‟赋《绝命词》，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全祖望的如实记载，看似平淡无奇，可作为大明忠臣和抗清英雄的张煌言，如此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悲壮殉国的情景却让人历历在目，不能不敬佩他激情汹涌，大笔如椽，激起读者的强烈悲愤和敬仰。
再说张肯堂。张肯堂，字载宁，号鲵渊，松江华亭人。天启五年进士，初擢御史。先是任福建巡抚拥戴唐王，唐王不用则由闽入浙至翁州(今定海)。稍后，张名振等奉鲁王驻跸舟山，张肯堂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二日，清兵攻入定海城，张肯堂宁死不屈，合门二十七人，殉难于国。
全祖望在《明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华亭张公神道碑铭》中记述曰：“顺治八年辛卯九月，大兵破翁州，太傅阁部留守华亭张公，阖门死之。大兵入其家，至所谓雪交亭下，见遗骸二十有七，有悬梁间者，亦有绝环而坠者。其中珥貂束带佩玉者，则公也。庑下亦有冠服俨然者，则公之门下仪部吴江苏君兆人也。有以兵死者，则诸部将也；亦有浮尸水面者。大兵为之惊愕却步，叹息迁延而退，命扃其门。”上述碑文，全祖望几乎用的都是白描手法，简洁干练，字字沾血，句句含泪，令人读之，心灵震撼。
全祖望认为，只有这样如实的描写，才能表达“故国忠义”的死生以之的精神。他说：“惟忠与孝，历百世而不可泯。忠孝者，天地之元气旁魄而不朽者也……。”
当年，为了撰写张肯堂的碑铭，全祖望不惜漂洋过海，乘一叶扁舟，从宁波到普陀山去实地查访。他在碑铭中说：“雍正四年(1728年)，予游补陀(普陀山)，诸僧导予游故迹，予概勿往，而先登荣山，求公埋骨之地，尚有一石，题曰：„张相国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