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先进事迹（精选6篇）_塘约村党总支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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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的文化公民权

塘约的文化公民权

——《塘约道路》读后感

云霆

《塘约道路》是福建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此书记录了三年来福建省安顺市塘约村从2014年到2016年发生的剧烈变革。变革的核心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这场变革是当今中国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在塘约的改革中，文化公民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也是笔者今天讨论的核心。

一、公民权与文化公民权

关于公民权的定义，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准确的共识，但是大体来讲，人们一般认为公民权涉及的一个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成员的身份和归属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权利与义务。

至于对现代公民权所包含的具体权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马歇尔认为现代公民权分为三个不同层面：民事、政治和社会（Marshall，1998）。

毫无疑问，以上三者是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今天笔者要讨论的是被马歇尔所忽视的第四种公民权利——文化公民权。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公民权的存在，意味着公民不是被动的权利接收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能动者。在一个文化日益多元的全球化世界中，文化公民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黄典林，2017）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不仅获得参与建构民族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民主地、有效地创造流动的、可转化、可颠覆的不同文化和成员身份形式（Turner，2001）。

二、塘约的文化赋权

塘约的文化赋权，首先体现在“吃喝风”的扭转。2015年之前，塘约村的“吃喝风”严重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名目上：“乡村办酒五花八门，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出殡酒、迁坟立碑酒、甚至母猪下崽酒，赌博输了还要办一个‘落难消灾酒’……”

规格上：“一办几十上百桌，鸡鸭鱼肉，烟酒饮料俱全。”“最少二百，内亲礼金要一千。”“死一个人，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得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长吃九天。”

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吃喝风，给当地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贷款吃酒。”“卖猪卖牛借钱甚至贷款办酒”“县内打工的，不管你干什么都要请假回来。一请一周，要请人去代班，你150元一天的工资，请人去替要花250到3000元，不然你回去就没那个岗位了。能不来赴宴吗？不能。最不能不来的就是丧宴。不来，你会被看作不敬老人。”

从理论上说，塘约的村民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这种吃喝风。但是从客观条件来讲，一个形成多年的歪风邪气，基本不可能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条件下自发改变。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它背后的深层原因：“穷民无奈，虽知酒宴泛滥谁都难逃‘酒债’，仍不放过眼前操办可以立聚一笔钱。穷村便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

塘约之所以能够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大洪水这一天灾之后，村支书左文学和一众村干部的“猛然觉醒”。当然，天灾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促成改变的，还是左文学十几年来目睹塘约村积贫积弱的现实之后，总结的经验和协定的决心。量变引发质变。

塘约的文化赋权过程并不复杂，村干部制定了村规民约，规定了“红九条”，也就是九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条就是“不准乱办酒席”。同时，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只允许办结婚酒和丧葬酒，其他一律禁止。而这两种的规格也有严格的限制，细节甚至精确到“不上瓶子酒。不发整包烟。”

这一举措立竿见影，之前一年办酒要花3000万，现在只要60万。

“吃喝风”是多年的痼疾，为什么一年时间就可以完全刹车？笔者认为，原因有五

第一，是党组织的力量。首先制定村规民约，然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通过后村支两委署名，再把村规民约发到每家每户，确保每一家都学习、学会、贴上墙，并且签订承诺书。

第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出台之后，党员干部被管住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普通百姓。

第三，党组织在出台这几条禁令的同时，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百姓们生活水平上去了，抵触情绪自然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第四，是天灾。大洪水之后，虽然没有死人，但是村民的财产损失十分严重。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大办酒席了。

第五，是这份痼疾只是一个“风气”，这是无形的东西，有形的党组织、村主任，在有形的县委书记支持下，想要改变一个无形的风气，并没有那么难。

但是，规定制定之后，无法保证没有人违反。对于违反的人，村支两委会把他们列入“黑名单”，进行严厉的制裁：“危房改造，低保评定，困难户评定，都不考虑他了。孩子出生上户口，银行存折丢了去挂失，身份证丢了要补办，凡是需要村里盖章的都不盖。”

村规民约直接管到了村民的基本权利上，这能行吗？

实践给出了答案：可以。

中国农村的大部分普通人，与其前辈一样，并不把公民权利视为是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他们也没有对主流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即权利是国家赋予的，其目的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而非为了让个人有权参与政治抉择。在他们看来，公民权更多只是一种对能够提供基本福利的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承认和宣誓。

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塘约村村民在违反了“红九条”之后没有大鸣大放，而是选择“认罪伏法”了。在他们的文化体系中，个人的生活状况是第一位的，显然，和党组织“抗争”对改善生活状况很难有什么帮助。

综上所述，塘约村否极泰来，在党组织的引领和村民代表大会的支持配合下，建构了新的勤俭节约的文化，用这种文化代替了原有的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吃喝文化。这是塘约村脱贫致富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塘约村文化赋权的重要过程。

第2篇：塘约道路读后感

塘约道路读后感1000字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下面是为大家的塘约道路读后感1000字，欢迎参考~ 新中国成立67年了，为什么还有不少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家提出扶贫并加大力度也很多年了，为什么有的脱贫又返贫?为什么国家发放的扶贫款能够进入苍蝇们的腰包?为什么贫困妇女遭恶棍凌辱甚至长期霸占而无人敢管?为什么有那么多殷切期待而得不到父母呵护的留守儿童……? 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两年以前也是个二级贫困村，900多户，3000多人，分散在十几个小村，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把这个村冲得一贫如洗，房倒屋塌，道路损毁，田地被冲得乱七八槽。真是穷到底、难到底了。市委书记来这个村明察暗访11次，这么大的灾，居然没有死一个人，他说，这个村的干部不简单。问妇女需要帮什么，女人们不是说要钱、要粮，而是“先帮我们修路”，因为修好路，她们这些生产主力，就可以下地干活了。从而，他看到了这个村群众的内生动力。他认为这个村有前途。

当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左文学正在冥思苦索怎样摆脱困境时，市委书记周建琨点拨他：为什么不组织合作社?于是在土地确权流转承包的前提下，自愿参加、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成立了，大家才重新走上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不到两年，发展快得惊人，快得令人不敢相信。

这本书是著名作家王宏甲多次深入塘约村调查研究后写出来的。说的是老百姓的话，讲的是老百姓的事，很好看。

开篇就说：“希望国家发展，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的读者，读读这本小册子。”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 * 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是当前农村中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

“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迅速脱贫的故事。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这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走一条使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全文用字简练、文笔朴实、寓意深刻，读后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催人上进，个人认为是近年以来被穿越、玄幻、盗墓、神剧充斥的现代文坛浊世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作为一名层三农工作者，对文中所提及的诸项事宜，感触尤深。一些体会、几点思考，以飨读者。“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左文学说，“通过流转，把承老保障全覆盖，农村合作医疗及医疗救助全覆盖，教育资助等全覆盖，1-2项增收产业全覆盖。贫困村出列要通水泥(沥青)路，通客运车辆，组组通公路和村庄内便道全部硬化，通宽带及电话，自然村村村通生产用电;有美丽乡村创建点，有达标合格的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或有执业资格医生，有村文化活动室和文化信息员，有不低于3万元的集体经济等收入来说，我们主要认为，只要能通过各种办法整合项目资金到位，就能解决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出列的问题。读了《塘约道路》，进一步思考才进一步发现，要做好“四有五覆盖、五通四有”，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有上级党委坚强的领导和支持。二是要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要在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进一步加强统的力量，壮大“村集体+合作社”，更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利用，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促进产业的发展，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四是要充分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我认为塘约道路主要有以下四条路径。一是坚持“村党支部管全村”的领导路径。塘约村党支部xx年4月升格为党总支。村行政有村委会、合作社、老年协会、妇女联合会、产权改革办、红白喜事理事会六个机构，全部在村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各机构“一把手”都是总支委员。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是“一把好手”，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改变了塘约。正是加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塘约才有今天的发展。二是实行“村社合一”的发展路径。塘约实行“村社合一”，把村发展与合作社发展完全结合起来，一村一社、一社一村，以发展合作社来推动村发展。xx年6月8日，塘约村成立了合作社，在合作社下组建了农业生产队、建筑队、运输队等各类专业队。通过合作社的方式，集中使用土地，调整产业结构，并建立一套完善的运行制度、利益分配制度和奖惩制度，以此确保所有村民从中受益。三是尊重“村民的选择”的动员路径。尊重村民的选择这一理念贯穿于《塘约道路》一书全篇、实践于塘约各项重点工作之中。塘约采取成立各种协会、经常召开村民 * 等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发展，不断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尊重“村民的选择”，塘约在改革发展中拥有了老年人、党员、村民代表、返乡人员等四类帮手，这些人发挥了砥柱中流的作用。四是严守“红九条和黑名单”的管理路径。塘约结合实际完善《村规民约》，围绕整治滥办酒席、整脏治乱等村级事务，提出了“红九条”和“黑名单”管理方式，在执行过程中“下硬手”，坚持一视同仁，凡是踩红线的一律“拉黑”管理。探索了“村民管党员”的方式，加大村民对党员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党员队伍的作用。结合毕节实际，我们认为学习借鉴塘约经验，关键要做好立好《村规民约》这一个“法”，开好党员会和群众会“两个会”，算好增收账、民生账和资源账“三笔账”，用好老年人、致富带头人、本村在外成功人士和村民代表“四种人”，解决好扶贫措施不精准、底数不清、驻村干部作用发挥不好、党员等同于一般群众、党委村务不公开“五道题”，补齐后进村整顿、村活动阵地提升、层础保障、“空壳村”清零、“范文村”创建和村减负“六块板”等六项工作。

乡村是需要民主的。我不敢说塘约村民已经实现了当家作主，但我相信，这正是塘约道路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要是真能实现 * 当家作主的愿望，想象一下，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壮丽景象!在亲眼看到了塘约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这些事情之后，我给这个村庄的党总支书记、小我十五岁的左文学敬了一个礼，表面上像是开玩笑，内心里则十分庄重、真诚。

我在安顺待了十天，跟着宏甲不止一次见了村、镇、区、市四级党的书记。还接触了不少机关干部和其他领导干部。扶贫帮困，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急迫感，那种真心实意，是假装不出来的;我想我还有这个判断力。

跟周建琨书记的接触、交谈，还给了我一个相当深的印象——对于农民的脱贫，他和市长都不是简单地当作上级交下来的一个工作任务来完成，而是试图帮助农民找到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给当地的农村、农业，找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

我不断地受教育、被感动;在心底不断滋长的温暖和尊敬，我自己都能感觉得到。

我知道宏甲正在撰写《孔子大传》。他放下了手里很重要的写作任务，来写这个村庄正在跋涉的道路。这期间他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电视总撰稿任务，仍然挤出时间飞到贵州补充采访，继续写这个村庄…… 对此，他自己解释说：“看到了，不敢不写。”

我可能比很多人都更理解宏甲一定要写这个的原因。少年、青年时代八年的插队生活，使他了解了农村，建立了对农民的感情。因此，二十五年前，他就多次对我讲到，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 * 了解中国。几亿农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再建二十个深圳，中国也 * 强大。

本来，他到安顺是给当地干部讲人民观的，却在无意中看到了塘约，看到了，就放不下了。我知道，这里面有一种宽厚深广的情志和情怀。

在安顺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他一次次与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机关干部座谈、交流，一次次追着问人家：你们怎么看?这个有希望吗?能推广吗?要是推广，阻力在哪里?……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在采访，在写文章。他是在工作，在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贫困农民寻找道路，寻找那种能让人们活下去，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东西。

不止一位当地干部说到，他们是在与“王老师”讨论、交流之后，才真正认识了塘约。

我熟悉宏甲的每一部著作。这部《塘约道路》，宏甲修改过很多遍，每一稿都给我看过，和我讨论过。有一次我们甚至通过微信视频讨论了一个通宵。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写一个文学作品。他是在做这样一项工作——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塘约呈现出来;要是有更多的贫困乡村能够从这里得到启发，组织起来，把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太好了!因此与他从前的作品相比较，《塘约道路》的语言更朴素，更直接，更诚恳。事情做到这个份上，它叫不叫文学、是不是文学，都已经不重要了。

内容仅供参考

第3篇：塘约道路读后感

《塘约道路》读后感

王宏甲老师所著的《塘约道路》主要讲述的是贵州安顺的一个贫困村——塘约村，在经受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洪水洗劫后，更为贫困。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经济组织，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的土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开展“七权同确”，极大的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变化和成效令人惊叹。由于承包的零散地块被重新集中，全村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发展，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进而吸引了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发展，迅速脱贫。

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群众脱贫的故事。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了优势，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高度统一，塘约为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做出了有益探索，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值得我们去深思。

第4篇：塘约道路读后感

塘约道路读后感

（一）说说左二牛

手捧《塘约道路》，心底莫名油然而生一种淡淡的情愫，洁白素雅的装帧风格，不落俗，不耀眼，像一朵静默在池塘里的莲花，正如周墩颐《爱莲说》中所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一杯清茶，凭栏而坐，细细品读，从伊始对塘约的陌生到渐渐清晰，甚至最后，你会被书中塘约这个充满洪荒之力茁壮崛起的农村深深吸引。塘约道路，充分展现了一条破茧成蝶的蝶变之路，一条破斧沉舟的改革发展之路，一条依靠内生动力的崛起之路。

2014年，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冲毁了田地，让本已不富裕的塘约村民变得一贫如洗。”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塘约只有扬起气吞山河之力斧，才能走出困境，脱离贫穷，走向康庄之路。而人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塘约村民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建立生产队，通过不断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让塘约这个拥有三千多人口，劳动力却不足的“空壳村”逐步走向依靠“内生动力”的致富之路。

通篇文字没有诘屈聱牙生涩之感，如同缓缓溪流，将塘约的各色人物展现其中。质朴的语言，平白的直叙，正如塘约发展道路史中涌现出勤劳朴素的广大农民的形象。最吸引我的莫过于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人称左二牛。他的奋斗史不仅是个人历经磨难的成长史，更折射出党员带领群众致力发展的奋斗史。他的精神不仅是塘约道路上最核心力量的集合体，更体现了塘约村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果断，不做井底之蛙，拥有走出去海阔天空的闯荡精神。“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正因如此，打工回村的那段日子，他种过药材、养过猪、养过牛，在一次又一次摸爬滚打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失败的熔炉里一次又一次的煅烧历练，明白了做事光有闯劲还不行，得有资金，有新技术，懂市场供求关系。正因他走得出去，回村后打开了塘约村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在步步摸索与探索中打开创业局面。

他有魄力，不拖泥带水，有着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精神。二牛算得上是“村选干部”最公认的优质人选，“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父亲左俊榆作为老一代村支书，将梦想和期待传递给儿子，字字珠玑的肺腑之言彻底激发起二牛深藏在血液骨髓里的实干精神，左二牛把养的牛全卖了，怀揣着为民谋福祉的奉献情怀当上了村主任。

他有原则，不跨越红线，有着壮士断腕、破斧沉舟的勇气。越穷越要做人情，越做人情越穷，当他意识到“乡村办酒”就像一个毒瘤扎根在塘约村时，他力刀阔斧，将五花八门的满月酒、周岁酒、生日酒、出殡酒等各种名目的“酒债”之风扼杀住，统一操办酒宴，为塘约村每年节省3000万开支，将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村民送去了清风，带来了安宁。清肃的村规民约弘扬了正气，更维护了“红九条”的道德底线。

他有思想，不故步自封，有着决胜千里之外的豪迈改革激情。“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这不仅仅是二牛想打破塘约村“单打独斗”发展模式的改革决心，更是对塘约未来发展的规划。要让村民、生产队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穷穷联合，逐步带动村民增强信心，脱贫致富，攻坚克难，要“抱团发展”才能引领塘约走向革新之路。

他有恒力，不厌其烦，有着玉不琢不成器的雕琢精神。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后，他不胜其烦，带领村干部重新将撂荒达30%的十个自然村重新丈量，重新登记造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土地确权后实际全村耕地面积4862亩，比确权之前多出了3289.5亩。数字上的视觉冲击足以让我咋舌不已，更别说在3289.5亩上开荒垦田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些事，是要领着农民干的，有些是农民已经干起来的，我们要跟上”。即时补位，是身段的放下，是“治水必躬亲”的进取谦卑，更是保持新生动力的源泉之本。只有高中知识水平的他硬是通过自身努力，从不知到知，从不懂到懂，琢磨探索出适合塘约发展的“互联网+”模式，进而尝试建立“八村+塘约”的联动合作模式。塘约，不仅改变了自身，更带动了周边，让富裕的种子播撒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党性？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像种树一样，把根扎下去，要把树种活，成为一颗大树。”根深蒂固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个背离党性，为己谋利的村干部只会被遭受唾骂与背弃。在塘约村的发展道路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同左二牛一样的群众、党员和村干部。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好”，人民才是塘约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关键，是稳步走在塘约道路上的坚实发展动力。（区执法局 张佳）

塘约道路读后感

（二）读《塘约道路》的几点体会与思考

夏宇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全文用字简练、文笔朴实、寓意深刻，读后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催人上进，个人认为是近年以来被穿越、玄幻、盗墓、神剧充斥的现代文坛浊世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作为一名基层三农工作者，对文中所提及的诸项事宜，感触尤深。一些体会、几点思考，以飨读者。

一：从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左文学说，“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

话说到这，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左文学说：“我想过了，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塘约道路》第26页

与39年前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们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相比，()今天的左文学们无疑要幸运的多。将近40年的变迁，“改革”二字在我国早已从敏感词成长为时髦词，并正逐渐演变为通俗词。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浅洼地带步入深水区域。而人们对于改革二字的聚焦点，也已从彼时的方向性选择的关注，转移到了对进度与力度的关切。

民之所望，即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党内外、国内外回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继续改革、怎样继续改革等重大问题。

一时之间，改革再度成为风靡全国的热词，从农村到城市各个领域、从省到市到地方各个层面，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不断掀起。

当然，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就面领着新的选择，就会有争论、有质疑，各个领域莫外如是。在三农领域，学界、政界也出现了各种争论，集体所有制该不该保存、粮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红线该不该坚持……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不过，总有一些道理需要我们紧记，总有一些底线需要我们坚守。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三改一损”，体现的正是最高决策层对今时农村改革形势的审度和对各式呼声的正确回应。

“是不是走回头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为了消除桎梏、提供动力。

39年前分田到户是正确的改革，因为当时的分配制度和产权不清压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而分田到户所做的，其实就是释放了人的积极性。

今日的农村与当时的农村早已大相径庭。今日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农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这些人或目见或耳闻，大都已知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他们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砖挣钱修起来的小洋楼，又一次次庆幸地唏嘘着姚员外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典故。他们不甘寂寞，却又安稳于此，期望改变，但从不主动求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塘约的老农民们应该感谢那一场洪水，因为它让他们没得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寻求改变。

农民重新联合起来，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而是以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保障，将所有权明确到集体、承包权明确到户、经营权明确到土地合作社，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自主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亩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

没错，多出了3289.5亩。——《塘约道路》第42页

这段话，王宏甲后来在海淀区某大学做报告演讲时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说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为一名“局外人”，反复提及这段话、这两个数字的真实意义。我只知道两点，确权以后，农民的地多了。以及，过去的就过去了。

土地确权，是指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是对农民集体、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的确认。确权之前，归属不清、情况不明，造成了几十年来的糊涂账。确权之后，土地权属清晰、管理方便规范、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权益得到维护。

过去的就过去了。对既成事实的尊重，需要一种勇气，体现了一种智慧。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开拓将来。

由此及彼，联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提到，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对“原罪”的宽恕，何尝不是体现了一种胸襟与智慧。

三：你是精准扶贫对象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死了。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

她成了建筑队拌灰沙的副工，同时还负责做饭给建房的工人吃。这样她就有工资，一个副工一天工资是120元。

政府给她建的新房子有120平方米，在她看来，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说她做梦都没想过怎么有这样的好事。

左文学告诉她，她是精准扶贫对象。——《塘约道路》第46、49页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经过多年的扶贫工作，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精准扶贫的意义，不仅在与将大水漫盖变成了滴灌，明确了扶贫对象，提高了施政效率，更在于因人施策，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许多年来指望在农村“用先富带动后富”迅速实现农民脱贫思路的一种纠偏。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如王宏甲所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

四：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

（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在浴桶里想出个村规民约：红九条）

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

违反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就被列入“黑名单”管理。一旦列入，“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

“这是村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不给办吧。”

回答说：“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塘约道路》第70、74页

“村民自治”的官方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第四部《宪法》第111条，其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当时的设想应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后乡村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乡村社会严重失序的现实。通过村民自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大制度的联接，为村庄发展提供社会秩序，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近年以来，官方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却并未能够迅速、有效、完全接管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而是被地方黑恶势力分走一大杯羹，例如聊城辱母杀人案中的涉黑高利贷势力。村民自治出现“失灵”甚至“失控”的窘境。

“西湖学者”陈剩勇曾经总结村民自治制度失灵的五个原因：其一，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自发生长的秩序，而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缺乏必要的本土资源，包括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支撑，很容易水土不服。其二，目前的农民，总体上小农意识依旧根深蒂固，民主与法治意识不足，契约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待提高，要求他们自治村庄，“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其三，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加剧了中国农村的治理危机。其四，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民主过程中，普遍“重选举而轻治理”。其五，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建立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基础之上，村民自治制度与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可谓是一个农村，“两种制度”。“如村委与党支部关系的紧张，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的不顺，等等，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乡村地区的制度环境。”

回应一下陈教授的“五个原因”：其一，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结合中国实际，也能焕发勃勃生机。其二，“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其三，人是用脚投票的。近年以来，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速明显下降，2015年、2016年分别只增长0.4%和0.3%，农民工返乡与就近务工趋势上升相应。在外积累了经验、技术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可以带动农村社会治理。其四，重选举而轻治理不是中国特色，更不是农村独有。其五，我们正在大力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

新的自治体制的效能正待验证，但是我相信一点，在今日中国，如果党都办不成的事，那也不用指望别人。

对现状不满，往往就会怀念过去。例如，2014年2月的亚布力论坛，任志强、冯仑等商界大佬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

毋庸置疑，乡绅文化在我国农村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年以来，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也认为，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古代乡绅,大多是告老还乡的官员,荣归故里的商人，或是德才兼备的长者，在暮年为故里发挥余热、泽被后人，无可厚非、令人敬仰。但是今时今日，乡绅文化并不具备快速培育发展的土壤。从塘约的实践我们能够得出结论，靠得住的，只有党、集体和自己。

对现状不满的正确打开方式，应当是努力开创未来。

五、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塘约道路》导言第2页

留守老人、留守村妇、留守儿童，这是城里人脑海中农村的标签，也是农村的现状。

刘燕舞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曾提及，湖北京山县，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

留守村妇，承担着过量的家庭物理压力，同时也面临着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更遭受着来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响。在家庭伦理、社会道德、个人自律、社会规范中，经受着物质、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战和诱惑。

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留守儿童2200万。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北方某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高达20%。

而对于那些青壮劳动力来说，一边是回不去的故乡，一边是融不进的城市。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

让农民融的进城市，也回得去农村。

要进城的，要让他们带着资产进城，带着一家老小进城，成为新市民，并且，在农村还要保留他们的权益，他们的权益，由集体来负责，政府来监督。

要回村的，要让他们有事可做、有钱可挣、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这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政府要出力、集体要出力、社会也要出力。

“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他可以选择进城落户，也可以选择留在农村。城市里的人，去农村创业的也有。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在推进。城乡差距存在，但是在不断缩小。城乡互动增强，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现象。”——陈锡文

塘约道路读后感

（三）谢大勇

稳定、富强的社会，不取决于社会富豪的多寡，而是没有穷人。

《塘约道路》，刚从镇上组织室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太在意。拿回村里去之后，就扔在办公桌上一直没有去翻它。一日，随镇上领导去邻村长岗村检查扶贫工作，当看到这本《塘约道路》时，随口就问道：“金书记，你还看了这本书啊”！金书记肯定的回答了我－－“看了，认真的看了”。一个在农村工作了一辈子的村书记看了这本书，还是认真的看了这本书，他的话给我心里很大的触动。回来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从办公桌上一堆文件下面翻出了它，认真的阅读了王宏甲著作的《塘约道路》。

塘约村

读完《塘约道路》一书后，作为一名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一名贫困村的书记，书中介绍的事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该书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扶贫攻坚为主题，反映了当下贫困村里普通老百姓的脱贫故事。塘约是贵州安顺的一个村，一个中国大地上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和我所在的太湖村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一样的省级贫困村、一样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的“空壳村”。他们穷则思变，“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巩固了党的基层组织力量，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票通过、老年人志愿者、返乡的人群”，村民的选择，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变化和成效都令人惊叹。

铜闸镇太湖村村部

2014年以来我村围绕“贫困村出列、贫困户脱贫”的目标，共脱贫贫困人口163人,村集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美丽乡村的建设极大的改变了以往脏、乱的村居环境，村民生活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摸索和探寻，以“一人一策”的工作方法，结合贫困户自身需求，订单式的开展工作，贫困户需要什么，我们就依照扶贫政策给予什么，产业帮扶从一开始的1户养殖土鸡到如今9户养殖；就业扶贫从开始的3人保洁员到如今的21人保洁员，正是通过贫困户自身的造血，让他们真正在扶贫中发展起来，树立起脱贫的信心。集体经济的增收一直困扰着我们两委班子，我想，我的太湖可以复制塘约模式吗？这么干，行不行？

我们也在2015年和今年，先后激情满怀的成立了劳务公司和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挖掘潜力，壮大集体经济，但收效甚微。困惑着，怎么才能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起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读了《塘约道路》，让我这个贫困村的书记在带领村两委脱贫攻坚中似乎找到了一丝灵感。塘约道路是脱贫攻坚战中值得借鉴的，但我们不能一味的效仿，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单纯的模仿只会使自身失去活力与特色，难以摆脱贫困的困扰，有可能更加陷入贫困的沼泽。唯有借鉴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发展状况，量体裁衣找到自己发展的特色，才能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找到一条有利于本地精准脱贫的阳光大道。

稳定、富强的社会，不取决于社会富豪的多寡，而是没有穷人。脱贫战役已步入攻坚阶段，作为一名战斗在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应结合实际，加强自身工作能力，增强政策了解，为群众讲解政策方针，将精准脱贫细致做好，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应尽之力。

第5篇：劝君少赞塘约村——读《塘约道路》、走访塘约村的思考

劝君少赞塘约村——读《塘约道路》、走访塘约村的思考

莫太赞誉塘约——读《塘约道路》、走访塘约村的思考秦永利2017年6月5日受《塘约道路》一书的鼓舞，我于5月13日，随某团队以学习塘约、宣传塘约为宗旨，兴致勃勃地来到贵州省中部的大山里，书中的“塘约”就坐落在这里。沿着崎岖的山路，汽车渐行渐近，激动的心情也越来越按捺不住：终于就要见到重新回归集体化道路的塘约村风采，可以耳闻目睹这里的人们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致富成果了！我们进村后，村党支部副书记越学成给我们讲述了塘约村灾后重建的经历：2014年贫困村塘约被一场大洪水洗劫后更加贫困，由此他们成立了“社村一体”的合作社，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带领下，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合作化道路，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发展，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越副书记介绍说：“之前村里人靠传统（包产到户）搞农业的方式，只能勉强度日，限制了产业规模发展和农民致富的路子，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后，仅一年半的时间，不仅脱贫而且村社的面貌取得前所未有的改善”。是的，在考察中我们看到：崭新的柏油乡村道路，水泥混凝土的山田小道，新修的渠沟，重新加盖和装饰的楼房，村委会办公场所宽敞气派，功能设备齐全，楼宇之间和楼前不时有小车停靠。整个环境春意荡漾，花草茂盛，院落整洁，田园错落有致。对照之前的旧照片，大家齐声赞叹：“变化真是翻天覆地”！然而，随着调查走访的深入，我们了解到一些《塘约道路》书中未提到的，但涉及塘约起步发展性质的重要信息，使我对塘约有了新的认识，对塘约的发展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塘约村有今天的成果，是大量输血、精准扶贫的个例，不是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的模板。（《塘约道路》书中第123页周建琨总结道“要扶持农民内在的创造力，使他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认为，推广塘约道路，就是最大的扶贫资源”。）作为扶贫典型应该欢呼、祝贺，作为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典型我有不同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了解到：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村社一体”的合作社确实比包产单干进了一大步，就如同改革初期解散集体所有制而分田到户的私有刺激，短期的效果（物质的，人们的精神方面的）一下显现出来，但不能讲这就叫集体所有制，这种方法更不能“极大的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土地做为个人资产参与入股的模式，只能算作解放初期初级合作社，是临时抱团发展。与现在全国私有化的分田单干的现状相比是进步了，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系列农业革命——从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相比是一种倒退。这个村庄在2014年的那场大水灾后，有党组织带领群众，艰苦奋斗自救的影子，这是可喜可庆的，但谈到靠自力更生，奇迹般的改变了家乡面貌并做为一种道路进行推广是不可取的，是会误导人的。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一些来自政府扶持的资金数据和人员、技术支持的外因作用。这些来自外部的强大资源不是全国所有村庄能享受到的。下面有一组由塘约村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给我们提供的数据：

1、有政府提供的5400万元用于修建全村房屋和村内道路的资金,即全村所有的房屋和道路修建100%是政府出资的；

2、由政府出资101万元购买各种蔬菜种子，扶持塘约的农业生产起步；

3、塘约有150亩闲置水塘，政府出资30万元购买莲藕种苗，才发展起水产业。仅以上三项合计，由政府出资扶植资金共5531万元。经核实，丁理事长说，这些款项是全部到位的，没有被挪用或贪污的；

4、为了尽快改变产业结构，提高塘约村继续发展的后劲，由平坝县和青岛市合作出资5000万元给塘约村建设现代化蔬菜基地10000平方米，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未完成的重大项目。此外，塘约村还贷款5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贷款属于借钱还钱，这部分贷款应该算是自力更生，也可算作扶持借贷，但在现实社会中好多农村是很难贷上50万元的。以上是当时调查数据，是天津曹子文老先生、山东汤道杰、河南赵意焕和我四人在场采访的。所以从调查情况看，“塘约村”是作为国家和贵州地方政府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并向全国推广的扶贫“示范村”。所以，塘约既然是贵州省扶植起来的一个作为扶贫的示范典型，那么政府会倾心倾力给予更多的营养补给。但全国有70多万个行政村能不能像塘约村那样享受到如此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的扶持？肯定是打岔号的。塘约是个全力扶植的特例，照这样的特例去复制或推广，国家起码需要拿出74万亿来。如果就像撒胡椒粉似的，蜻蜓点水式的政府扶持（就是《塘约道路》第120页说到的“一般认为，使用扶贫资金，不能是像撒胡椒粉似的”），那诸多村庄，即使有一个得力的党支部领导，也是难以在一年半时间里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全国农村不能像塘约那样由政府全方位的扶持，那么，走塘约道路也好，还是复制塘约模式也好，要兑现习近平说的，在2020年像塘约水准的如期脱贫，必然是一句空话。现在再回到集体化道路的话题。毛主席早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文章中谈到：许多农民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让它发展下去，农村走向两级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对农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认为，毛主席的合作化，不仅意指1953年起步时期的初级合作社，而更是重在之后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化。只有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农民的土地才不会流转走样。因为土地等生产资料是属于集体所有，不是塘约现在颁发“身份证”确权后的私人归属。按照现行塘约村的做法，那归私人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是自由入社，也可自由退出。那么，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村里的农民是有权利自由出让或流转到比塘约合作社里更优越的他人手里的。所以，塘约的所谓“道路”，不是有利于公有制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可靠、可行的范例，远不及最早年代的大寨、周庄和改开中重走公有制集体化的南街村、阳山庄等，这些才是集体所有制的成功典范。所以，塘约村只能作为一种适于当今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深化改革之范例去推销而已。我们现在最急迫的，最重要的是遵照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提倡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来实现农业生产集体化经营。这是经过60多年反复实践，有诸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成熟案例所证明的。这近40年来三农改革，正如网络上诸多学者所认定的是复辟小农经济，是倒退。农村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拖延了我们农村的健康发展，浪费了我们的资源，理论指导陷入混乱局面。王宏甲在《塘约道路》中也多次提到毛主席的著作或思想，如“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宣传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毛主席没有写作班子，靠脚，靠自己去搞调研，沉下去，把底层的情况搞清楚了，把百姓的愿望搞清楚了，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同时，王宏甲在书中也批判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白猫黑猫”的谬论，那么我们就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应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用经过长期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批判特色理论，公开宣传、教育农民走公有制的集体化道路，而不要把以“身份证”确权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抱团式发展合作社解读为“最理想的道路”。张全景同志在“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党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土改的两个文件。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更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够满足农民对于土地要求，谁就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土改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土改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力。从初级合作化到高级合作化直至公社化的公有制完善、巩固，使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的支持。新中国在前30年能够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由于农业公有制集体化的紧密、完善配合”。中国历史是中国农民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走共同致富的斗争历史，正是毛主席、共产党彻底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大地上，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资本和生产方式走合作化管理的道路。建国后近30年的实践，走农村集体化路子，它的实践是成功的，理论是科学的，如大寨、周家庄、南街村等就是佐证。当然以“塘约”来说，走生产资料确权为私有的而经营是合作化的方式，就改开以来的国情，也可以作为一种模式试验的，而且也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利于农民的效应。但“塘约”的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首先应宣传推广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下的南街村、周家庄等早已成功的农村公有化道路为妥，不必转很大的弯子刻意地去推广什么“塘约道路”。在《塘约道路》第120页中作者告诉我们说：“在采访中，我已知道，塘约所在的平坝区，2015年年底，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合作社有210个，……2015年平坝区专业合作社获得财政扶持1349万元”。也就是说，全平坝一个县，政府才投入了1349万元，而塘约一个村子就倾注了政府的那么多资金，是平坝全县的四倍多。所以说，塘约村是在政府全方位扶持下，尤其是在巨额资金等外因推动下，加之有一个确实成功的党支部带领的，能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因素，仅一年半获得如此的业绩，确实是精准地落实了扶贫的政策，但它等、靠、要的色彩浓厚，不属于自力更生典范。最后我要说，左翼媒体和学者要首先宣传推广早已成功的、经过历史考验的大寨、周家庄、南街村、阳山庄等真正自力更生的模范，不要一味地去渲染仅一年多就催化起来的“塘约村”，更不要把塘约标榜为全国农村要复制的道路。那个“塘约道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对它不要太过誉了。

第6篇：《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道路》的“大合”之道

《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道路》的“大

合”之道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对市场经济条下农村怎样发展？方向在哪儿？农村党组织该如何准确定位？笔者认为：《塘约道路》给出了最好的解答。

第一，巩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必须牢牢抓住政治引领和经济主导这两个支撑点。目前，“支村不合”的现象目前在农村比较普遍，期间不少支部书记就反映，农村对支书、村长谁大的问题认识模糊，有个村甚至还出现这样的怪事儿：村长一上任，就在自己办公桌上立了块牌子，写着“本村第一行政长官”。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成了党和国家的“第一要务”。而在广大农村，我们恰恰忽略了党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和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繁荣，在越来越活跃的农村经济活动中，村长作为法人代表，其在村务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凸现，在农村群众心目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反观支部书记的地位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基层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光抓政治引领不抓经济主导，实现党对基层工作的绝对领导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塘约道路》这本书中，建立农村合作社的实践经验，为农村党组织重新占据农村经济主导地位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一系列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基础，广大基层党组织能不能担当历史重任，整合资源、团结人心、统筹各方，带领群众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是对我们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实实在在的考验。可能发展的道路有千万条、面临的困难有千万种，但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民共富的重任，我们广大农村党组织必须当仁不让“一肩挑”。

第二，农村基层民主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村民共治”理念是对“村民自治”的发展和演进。《塘约道理》这本书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农村通过土地集约经营实现强村富民的成功典范，更涉及了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特别的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深刻探讨了这几大建设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些探讨，书中围绕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与走向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意见和理念，我感觉这是《塘约道路》最“闪光”、最“宝贵”的东西。其中，“村民共治”这个理念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最大。自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我们讲得最多的是“村民自治”，让不少农村老百姓尤其是村委会干部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跳脱”党的领导的错误认识，一些村委会干部，甚至扬言“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党委管不着”，而在现实工作中，也确实存在对一些不合格村委干部处理难的问题，这是当前农村治理和发展的一大“顽疾”。书中提到塘约村的村委会、合作社、老年协会、妇女创业联合会、产权改革办、红白酒席理事会六大机构，在党总支的领导下，一把手都必须是党总支委员，就从领导机制和组织架构上确立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实现党对基层一切工作的统领。坚持“三会一”等组织生活制度，既是政治生活的必需，更是增强党组织向心力、战斗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地位的有力武器，书中也特别强调了塘约村雷打不动坚持“三会一”制度；书中还强调了村规民约的重要性，像“红九条”“黑名单”等等，在党组织主导下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就是把党的正确主张和要求转化为农民群众自觉行为规范的生动实践，这就是教育农民，教化农民，也是“赢得人心、凝聚人心”的“最大的政治”。

第三，实现农村健康发展、长治久安，解决好思想层面问题即是先决条也是最终目的。书中谈到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提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五六十年代塘约村所经历的“要知天下事、天天听广播”的那段岁月里，群众都有种强烈的感觉：几亿人能够同时听到社会主义旋律，自己身处山沟沟，也是同全国几亿人连在一起。这就是“教育农民”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要发展必须凝聚人心，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凝聚人心，“教育农民、统一思想”这只手必须牢牢抓住，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下都不能丝毫放松。新时代的“要知天下事、天天听广播”。书中也提到“当前的农村发展单打独斗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近40年来，分的不仅仅是土地，分的也是人心，当人人皆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的时候，集体的观念也随之愈来愈淡化。而当农村发展进入大联合大协作大区域的历史新时期，怎样把人心重新聚拢起来，又成了时代性题。应该说，当前农村的发展稳定迫切需要重视和抓好农民教育，把农民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认识提高起来，只有民心齐了，其他工作开展才具备基础条。马克思讲“物质决定意识”，反过来，通过土地集约经营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追求共同富裕，能够把老百姓从谋私利的思想和行为引导上谋公利上来，引导到党的正确主张和决策上来。塘约道路的“合”，以民心民意的“合”保障了生产资料的“合”，以经济发展的“合”推动了政治生态、社会治理、党群关系的“合”，这是塘约的“大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