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工作3月小结_个人工作月度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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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肖飞2016年3月小结

3月份，春天真的开始来临了。南京的3月还是有些春寒料峭，但是南京的花却开的很早，而且开的灿烂繁盛，给人愉悦感和希望，一如去年我来复试时的感觉一样。有时感觉真的挺快的，一转眼，新的考研学子已经又进行了复试，也即将获知结果。一如四季的轮回，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只希望不论是已经在研究生的学习生涯中努力前进的我们，还是那些心怀愿景的考生们，都能心想事成，获得理想的结果。

生活上，这个月趁着南京的春光，出去走了走。有以前同学来南京玩，我带着同学游览了南京的几处名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到富有文化底蕴、历史沉淀的所在探访下，能够使我们收获平时在学校、在书中难以获取的知识和养分。希望以后自己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中，都可以经常怀着一颗闲适的心情去游览一些地方。

学习上，这个学期的三门课都很有意思。信息检索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信息检索的技巧方法和理论知识。出版经济与财务使我们了解了财务管理和资本运营方面的一些初步知识。数字出版及技术让我们从技术角度和层面了解出版提供了视角。所以，要好好学习这三门课程。此外，这个月还看了几本书。《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李瑞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在本质上属于精神产品，其主要功用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但这种观念的东西必须以物质形式为载体，具备物质外壳。这就是说，作为观：念的产物，图书是一种精神产品，但作为文化知识的载体，它又是一种物质产品。因此，图书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产物。精神生产是图书内容的创造，物质生产是知识载体的制作。两者如何结合，决定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作用和价值。

图书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图书又具有商品属性，是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特殊商品。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图书也是带着这两种价值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商品生产决定商品流通，图书的生产状况决定图书流通的方向、方式、规模和范围。但另一方面，图书生产的特殊性也决定图书流通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说，图书的生产和流通集中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体现民族智慧的积累，因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图书的流通首先是精神产品的传递交流，同时又以商品形式参与全社会的商品流通过程。图书生产的二重性构成图书流通的特性。

基于上述观点，本书试图把中国图书流通史放在中国文化史的总体中来考察，把它看作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图书生产和流通的特殊性成为本书叙事立论的重心。本书所说的图书流通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指图书市场上的商品性交易，也包括图书以各种方式进行的非商业性的传递交流。

图书起源于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也是图书生产的前提。我国汉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迄今已有6000年左右。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就是一种物证。经过二三千年的演迸，到殷商时期已出现了甲骨文字。殷墟出土的甲骨l、辞共有字4600个左右，这说明距今3500年以前，汉字已渐趋成熟。汉字的成熟期，也是汉文图书的萌芽期。《尚书·多士》篇中说：蚝胜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关于书册的最早记载。《汉书·艺文志》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记言记事，整理成册，就是书籍的滥觞。继甲骨文之后，又出现了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如果说史官记录整理的书册属于王室档案，不是面向社会，那么，金石刻辞就具有新的意义，不是为了保存在金匮石室内供王者备览，而是面向社会的开端。正如清阮元所说：“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①铸金刻石在空间上有传播之便，在时间上有流传之功，具有图书所必备的社会性。但这毕竟还属于萌芽状态，不是正式的书籍。秦汉以后，人开始广泛地使用竹片和木板，作为书写材料，写完扎成简牍，这就是我国正式书籍的最早形式。甲骨文和铭文里都有“册”字，和上引《尚书》的“有册有典”，都说明，至迟在公元前1300多年以前，我国就有了简册。在简牍时期，人们还用比较昂贵的缣帛来书写，跟竹筒并称为“竹帛”。与金石比较，竹帛更便于刻写和传播，因而在东汉以前，竹帛一直是主要的书籍制作形式。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竹简4942枚，都是先秦古籍和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的历谱等，包括一部《孙子兵法》，一部失传多年的《孙膑兵法》。1972—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中发现帛书28种。其中《战国策》1．2万字，大半内容为今本所无，《周易》也比今本多出4000余字。还有整部的佚书和地图。这批帛书的内容涉及战国至汉初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等方面，说明竹帛作为一种文化知识的传播工具，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也是书籍制作的一大变革。汉代开始用纸做书写材料，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因此，汉唐时期是我国图书生产和流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这以前，无论是竹简、木牍或缣帛，都只能用手工书写，产量和流通范围都受到很大限制。纸品和印刷术的结合，使图书可以批量生产，大量流通。如果说，文字是语言飞翔的翅膀，书籍是文字飞翔的翅膀，那么，印刷术就是书籍的分身术，一种书籍可以在同一时间多方向多途径地向社会传播。这种制作方式使图书流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宋代以后书坊书肆的大量增加和图书贸易的急剧增长，就是这个转折的反映。

但是，长期延续的封建制度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封建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固定板滞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城市手工业基本上是为官府服务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加上山河阻隔，交通闭塞，这一切，不能不对图书流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扩大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在某些地区、某些经济领域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经济发达的城镇形成了新的市民阶层。这种历史趋势无疑给图书的生产带来新的刺激和活力，促使图书流通向多元化、多渠道的方向发展。到清代，封建社会的图书流通已达到了发展的顶点，进入了饱和状态。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清代的图书编纂事业也进入总结阶段，封闭型的藏书体制也逐渐开始松动。这一切意味着，长期制约着图书流通体制的封建制度已走到尽头。到清末，中国文化史，包括图书流通史，已进入大转折的前夜。西方列强的侵入，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是促使旧制度走向解体的外来因素。

上述文化史的角度和图书流通二重性的观点，是形成本书框架结构的理论依据。把图书流通放在商品运动之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并把各时期图书流通的文化效应纳入论述范围，为全书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关章节安排力图反映我国图书生产和流通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轨迹，显示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中国图书流通史的编纂领域，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只能从零开始，无可依傍。历史资料十分分散，钩稽不易。本书取材以先秦典籍和历代正史为主，同时尽量利用历代野史笔记的零星记载。对于一些比较常见的材料，本书从图书流通史角度，力图发掘其新的历史信息。有些材料偶尔重复使用，但角度不同，含意有别。有些具体情况不见记载，无法取证，只好从略。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尝试。疏漏错讹之处，有待专家和读者指教。

汉字源远流长，很早就有关于汉字发明和使用的记载。《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注：“后世圣人，谓黄帝尧舜也。”这两段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字发明之前，有一个结绳记事阶段，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二是文字发明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即所谓“百官以治”。

现有资料说明，《易·系辞》所载的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先是结绳记事，后来才有文字，这是世界许多民族共有的经历。说文字发明于黄帝尧舜时，也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关于文字起源于黄帝时的传说，由来已久。《世本·作篇》：“黄帝使仓颉作书。”后来《苟子·解蔽》、《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君守》，以至汉代的《淮南子·本经训》、《说文序》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考古资料说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些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迄今已有6000年左右。从汉字的起源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集体创造过程。仓颉所做的应是继承和整理，起了整齐划一的作用，可以说是促使文字定型的关键人物。近人章太炎《造字缘起说》：“《苟子·解蔽》篇日：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依此，是仓颉以前已有造字者。”夏朝建立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在设官分职时，有专人研究并使用文字，促进了汉字的成熟。汉字也因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并蒙上了神秘色彩。《淮南子·本经训》说：“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就是神秘化的反映。到夏商之际，汉字已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尚书》有《夏典》，夏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说明人们已能运用汉字记录政事活动。这些历史资料，单靠口传是不能那样完整地流传下来的。现存最古的文字是3500年前即商代后期的殷墟甲骨刻辞。

从1899年清国子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经过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安阳地区的大规模发掘，至今已先后获得甲骨十余万片。文字多少不等，少的三五字，多则几十字。经研究，这些甲骨文是盘庚迁殷(公元前14世纪)至殷亡(前12世纪)前后270多年的文字记录。

1977年又在陕西周原地区发掘出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17000多片，其中刻有文字的有近200片，一片多者有30字，共600多字。字形很小，刻画整齐，说明雕刻技巧已相当熟练。从形体看，尽管字形与现代汉字很不相同，但甲骨文已具备多种形式；从文字结构看，有形声字、通假字、数序字和用作人名和族名的符识字，说明甲骨文已进入成熟阶段。从内容看，大量的是占卜刻辞。殷民族迷信鬼神，遇到国家征战、狩猎、畜牧、农事、+灾害、疾病、祭祀等大事，统治者都要占卜问神，以定吉凶，然后把占卜结果刻在甲骨上。除卜辞外，甲骨文中还有一些记事刻辞，与卜辞无关。如记载战争、战俘数字、田猎收获多少、封赏和祭祀情况等。单独的记事刻辞多刻在兽骨上。这些都是当时史官的政事记录，流传下来，就是历史文献。王国维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顾颉刚撰有《周易卦文辞中的故事》，就是利用甲骨卜辞考证殷代王室世系、称呼名号和殷周政治文化制度的，可见殷代汉字已能够为后人提供考证资料。但另一方面，甲骨刻辞行文过于简略，记事还不完备。从用途上说，甲骨刻辞只是王室的库藏，供事后稽查参考，不是为了传播知识、交流思想，也不在社会上流通。所以严格来说，甲骨文毕竟还不是书籍。

文字必须用一定的工具书写在一定的物质材料上。早期的文字称为书契。《易·系辞》说“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注：“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其木，谓之书契。”篆文：“书”像人手执笔，“契”指人工刻出的符号，书契即用笔和刀刻写的早期文字。就所用材料说，文字发明之前经历了结绳和刻木记事阶段。刻画符号和图画符号则出现在器物上。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面已有接近文字的图画。但这还不是正式的文字。文字产生以后，书写材料多种多样，反映了人们的探索过程。就其用途来说，早期的书写材料可分两类：一类供刻辞用，另一类则向书籍载体演进。

实践方面，这个月继续在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实习，主要任务是帮办公室老师收发报纸和阅报、剪报。同时新华社的实习老师又有安排。自己好好合理安排时间，勤奋上进，莫让自己时间虚度。

最近参加了博士论文预答辩，感觉到学术水平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差距。自己到研三也是要写论文和答辩的，希望自己能够到时候能做的还算不错。好好积蓄力量吧，莫让研究生三年虚度。还是那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断为自己增加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