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杨新村公共艺术活动总结会实录上海大学美术学院_上海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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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杨新村公共艺术活动总结会实录
时间:2009年5月24日下午1:00 地点:美术学院二楼回廊
与会人员: 汪大伟 林矗 凌敏 阮俊 周红光 董顺琪 赵蕾 吕坚 陈文佳 肖敏 章莉莉
邵捷 刘文沛 敖国兴 秦一峰 卓旻 葛天卿 谢建军 顾婳琳 周伊利 蔡建军 周成贤 周娴 朱明
曹杨公园作品大赛学生代表
Part 1 教师讨论部分
主持人:
今天的会议是曹杨新村公共艺术活动的总结会。从2008年开始策划到2009年5月的开幕式以及展览,整个活动过程中所有的创作团队,无论从组织实施,策划到创作都付出了很多心血。期间,涌现出不少值得我们学习或者弘扬的事情。尤其是老师们,在完成好自己本职的教学任务外,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完成曹杨的创作任务,在思想上、行动上都非常重视。通过领导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今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将创作实践活动的体会、收获和感想进行交流。汪院长:
今天大家能够坐下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思,实际上也是公共艺术本身的一部分,是一种延续。我作为旁观者,来谈一些感受。
记得5月22日,我陪两个外国艺术家一起去曹杨新村展览现场,当时的感受很难形容。去现场后,看到了空间里的作品,也听到了居民各种各样的反响。有拍手称赞的,也有表示反对的,有的甚至反问我为何做这件事情,认为没有与其花这么多钱来做艺术还不如帮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居民的一番话出乎了我的意料,引发了我的思考。原以为作品会广泛地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我们所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能被他们认同,一年多时间内组织国内外的专家评选,组织学生参与竞赛,组织艺术家参与实地创作,特别在教学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还将大批费用花在这件事情上,居民们却无法理解我们这样做的初衷,他们更多的是渴望生活方面的改善。但是第二天的开幕式上,《曹杨一村居住空间改造设计》方案,调动了所有居民的积极性。同学们将民意调查表发放到居民的手中,请他们写下自己最喜欢的方案和对作品的意见。居民们以为选票上显示的数字是自己房子改造方案的代号,于是手拿着选票纷纷对号入座起来,兴奋地寻找与选票上号码相同的设计方案。而且当天普陀区区领导来到了曹杨现场,活动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原来居民以为我们只是在他们这里做作品,但没有想到能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我们召集了更多的人来关心解曹杨新村,老百姓通过活动向社会,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改造的居住环境的愿望。通过这个活动,他们对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也开始理解我们了。
这次活动,引发了我对于什么是公共艺术的思考。艺术走进公共空间,不一定就是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应该是在公共空间中能被人们接受或者能引起话题,能引发人们去思考,甚至改变他们生活的态度。我把我们的作品归成三大类,一类是一进入公共空间公众就非常喜欢;一类是公众一开始不喜欢,后来在沟通中艺术家与他们交流,解释作品的意义,居民逐渐认可的;第三类是无论如何解释与沟通居民都不喜欢。三类作品的背后实际反映出了三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一类是艺术家在创作之初就考虑到居民的诉求;一类是虽考虑到居民的诉求,但艺术家使用的语言晦涩难懂,导致了居民不理解作品,通过艺术家的解释居民逐渐理解并开始接受;第三类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虽摆放在公共空间,实际与空间的属性无关,是强迫公众去接受自己的艺术。所以,并不是任何出现在公共空间的艺术都是“公共艺术”。
这次活动实际是一个契机,我们所希望的公共艺术,不光是一件作品的创作而已,从一个层面上来说,是放置在公共空间,以公众诉求为根本出发点,能引发公众共鸣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必须从公众出发,回到艺术最初的本源,为生活、为大众而创造出的一门我称之为技巧类的表达情感的东西。从第二个层面上来说,是一种运作机制而非艺术创作本身,以公共空间为媒介通过合理、公正的运作程序,促进政府、艺术家、公众进行沟通、对话,(尤其重视公众的参与)创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才是公共艺术的目的。
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艺术改造社区,为百姓做一些具体的改造,但由于经费太少,我们无能为力。而在开幕式当天家家户户都在谈论我们的公共艺术,像过节一样。这使我非常兴奋,因为这种气氛是作品引发出来的。即将召开的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我们的活动实际上从生活上让人们有一种盼头,带给他们阳光,能够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次的公共艺术活动实际上也是为拓展都市美院的办学内涵而进行教学实践转型的一次尝试,其探讨的是如何将课程教学管理模式转化为课题项目管理模式。我们在希望以公共艺术为平台,整合与调动美院各学科资源,让老师、学生打破既定的艺术创作模式,走入社会,关怀民生,担负起的社会责任。赵蕾:
我参与的作品是与外国艺术家合作的。她认为的作品没有实现她的初衷。整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扮演了沟通者的角色,充当着艺术家、社区政府、居民三者之间连接的官道,而且艺术家本人不在中国,有很多具体的实施需要我们来代替,但最终为何与艺术家的初衷有出入?我介绍一下细节。首先是语言交流的难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其次,我们的作品需要1900位居民的参与,所以必须依靠社区居委会的力量,当我们进行沟通的时候不得不进行妥协。居委会认为作品内容涉及到世博会,就要求居民参与迎世博相关的愿望。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党员集中开会,把这样一个信息传递给政治比较先进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再派发到小区各个居民。这些干部和党员去派发的时候,说这是小区迎世博的活动,大家要积极的参与,所以市民首先接纳到的信息即这是迎世博的活动,而与艺术家原来的想法相差甚远。第三点,居民的回函又经过了一个扭曲。社区的领导跟我们说只有492份回函,不知道是否是被删减后的数字。事实是,回执上面写的有20%左右已修改过了,因为有涂改的痕迹。特别是有很多的居民写的口号当中,写了非常极端的口号,如“曹杨地震,这里重振”等等。最终被改成“旧区改造迎世博”。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些真实的愿望,但最终因为过程当中各种环节的扭曲,最后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后来,荷兰艺术家在参加莫干山的展览时,把“遵守社会功德”的口号缝到被子上,盖在自己身上。她说被子上的口号就是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公共艺术的实施过程,从艺术家到大众之间,实际上会发生很多戏剧化的变化。凌敏:
赵蕾刚才讲荷兰艺术家最初的设想是表达自己的梦想,但实际表达出来的语言是被限定好的、被政府修改过的语言。作品产生了三个“扭曲”,却真正达到了本身没有想到的价值。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口号,在国外人看来是不合理的,然后他们又通过在这个被单上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来强调这种合理性。这些,使作品更具有当代性,反映了居民的生活状态——自己表达出来的是被修改过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现象。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要直面社会生活的生存状态,通过作品引起人们对生存状态的思索,我想这个作品做到了。这件作品对我的影响最深刻,小区都是公共口号,看起来很滑稽,但是是我们的一种现状,只不过把我们这种现状强调了一下而已。汪院长:
严格意义上说不叫“修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反映了社会现实。正如一个人在私人空间里是有绝对的自由的,但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不是个体,而成为公众,就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就得说具有公共性的话。艺术家一开始从个人角度来创造一件作品,但在中国,几经文化的传递,(比如做传话游戏,传到后面往往与答案相差甚远。)过程中间掺杂了社会现象、社会意识,包括每个人不同的看法。但外国艺术家还是不断强调个人化的概念,所以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过程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于公共艺术的理解,在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差异,如果说西方的当代艺术更多的是描述个人对社会的看法,而我们则更多的是描述公众对艺术的看法,它是用艺术表述对社会的看法,而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更希望是表达公众对艺术的要求和对艺术的态度。凌敏:
有些艺术家做的作品是自我表现的。例如一位加拿大艺术家,他做在墙上用金粉填补缺失的部分,有很多居民看不懂,产生了质疑。但艺术家将以居民为背景的作品照片做成画册,并送给居民,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形象从来没有在书上出现过。这对加拿大艺术家来说,他第一次去感受别人的感受,因为他在美术馆展出的时候,是不需要在乎别人感受的。而在公共空间里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意愿,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变化。国外艺术家大多是纯艺术家,不适应这种变化,因为很多是纯艺术家,走到公共空间来,公共空间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家也是在思索中的,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么大公共规模的艺术在上海,这是一个非常少的现象。国外艺术家对我们花钱、出力来做这样一件公共艺术感到吃惊,但更多的是看到了中国的发展。这位艺术家认为公共艺术的成功在于以艺术去关怀普通人的生活,用艺术来关照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从某中意义来说,普陀区区长刚上任三天开始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非常难得的。曹杨的居民则认为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因为艺术家和学生在帮助他们,还吸引了外国人、政府人员和媒体的力量。
因为项目牵扯到国外的艺术家,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所以在管理以及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例如,艺术家、居民、政府之间的沟通问题。秦一峰:
《曹杨梦想》作品中的标语“车辆请好好停放”,这句在老外看来是被压抑的语言,实际上说的是真话,老百姓都是很真实的。现在中国确实改变了很多,政治上是非常宽容的。例如,演员周立波虽然是调侃,但一点也没说错。老外希望看到老百姓骂骂政府,这怎么可能呢?我了解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曾与毛主席一起拍过照。她拿过照片的手都舍不得洗。我的作品进入居民家里,他们一开始很反感,经过交流后,他们就接受了。他们问我们图什么?我说,我们图的是让你们的生活更美好。曹杨选出来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最破,而是最有文化价值。苏联专家当时建造这个地方时,在建筑和规划当面的水平应该说是一流的。有一位居民老先生说,现在虽然有的墙角有砖漏出来,但这个砖要比大楼的砖还好。他不愿搬到大楼里去,因为邻里关系好,物业费便宜,外来人口少。公共艺术在我们国家发展,一般都是政府出钱,当然也是政府的作品,艺术家只是点点鼠标,用用电脑。这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在我记忆中,二十多年来美院第一次拿那么多钱砸在当代艺术上面。我觉得比莫干山办一个展览要强得多,我们跟老百姓都打成一片,我们做的事情非常有学术价值。凌敏:
从布展到开幕式,每一个作品在制作过程中曹杨街道干部都在负责监督,他们甚至拍了一张值班表。而这在国外是做不到的。开幕式那天,居民拉着政府领导说美院的学生已经帮他们呼吁了,你们看怎么办。这也给政府带来了麻烦,尽管如此,我们的活动的目的达到了。汪院长:
开幕式上老外给劳模带大红花的行为,我觉得很好,使他们觉得有一种荣耀感。肖敏:
这次公共艺术活动很特别。以前的公共艺术展都是政府搭台,圈一块地出来,充其量做出一些好看的景观,供游客拍拍照。从整个活动规模来看,不是最大,从单件作品来看,也不是最前卫的;但是整个展览的姿态是激进的。我们把艺术送到了与艺术最没关系的地方。但是这里面的居民对当代艺术的反应也不是非常的激烈,这让我很意外。活动中,既可以看到艺术跟生活的关系,又可以感受艺术跟生活的距离。我们也没有强加给居民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真正的“公共性”。从这点来说,我们这个活动绝对是有意义的。秦一峰:
我的朋友建议我们找一个高档的小区,正如刚才肖敏讲的,政府搭台,建一个绿地,然后带动周边房产。把活动搞成一个商业化的活动。肖敏:
但我们的活动确是贴近生活的。秦一峰:
达到了预期目标,艺术让生活更美好。吕坚:
开幕式结束后,我们团队的外国艺术家希望能到上海最高的地方,去看看上海的生活。看完以后,老外感叹:说上午开幕式上还是真实的生活,下午登上最高楼又看到了上海超现实的一面,这个跨越其实都很真实。他们说上次来是金茂大厦最高,这次来是环球中心最高,下一次来还要到更高的地方。实际上公共艺术,完全就是一个政府命题的艺术,不管什么国家都是政府命题,然后艺术家来做这道题目。从上个星期校庆以后,我和一位老师到曹杨去,当地的老百姓还认识我们,他们说你们的花我们天天都给它浇水。汪院长:
是的,当时开幕式准备搭一个台子,这样要把老外和学生种的花遮盖掉。居民不让,后来我们做了妥协。吕坚:
居民还自己买了一些花种在艺术家种的花边上。实际上,这个作品已经成为了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公共财产。艺术和生活是很近的。我们到现场制作的时候并没有解释来做艺术的目的。后来,居民理解我们,慢慢也加入进来帮我们完成作品。劳动也是一种艺术,艺术最早就是劳动。居民和艺术家的语言完全不通,劳动,成为了联系大家的纽带。其实这也是公共艺术的魅力所在,公共艺术是发现和揭示矛盾,这将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在,曹杨新村的居民见到我们还会打招呼。他们非常开心。
秦一峰:
居民对自己的公共空间是非常爱护的。有一个把生锈的晾衣架刷新的作品,一开始刷的时候,居民不让。后来刷好了,他们就保护这个作品,不让人破坏。凌敏:
居民反映以前物业去帮忙维修,接下来又要收钱。小区修了很多次,修好了以后又漏,他们花了很多冤枉钱。所以他们很反感人们去帮助他们。谢建军:
公共艺术进入社区,将给社区带来很大的变化。其实艺术家是最会投资的,以前苏州河破的仓库很便宜,属于都市中被遗忘的角落,后来被一个建筑师重建成一个建筑工作室后,很多艺术家都汇聚在那里,租金就涨了起来。往往这一种破烂的空间里头是最有价值的。我觉得这次活动选择一个高档小区肯定效果会不一样。凌敏:
外国艺术家问居民是否会在睡觉的时候用上被单时,居民都反映不会,将其视为珍贵的东西收藏起来。吕坚:
有一个退休的居民,拍了一千多张照片,后来他自己直接和外国学生联系,参与了我们的创作过程。谢建军: 在真实生活中创作公共艺术作品要比创作传统的艺术品难得多,要贴近生活就要下一定功夫的。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思考如何才能做得既简单又能给人以深刻的感受。汪院长:
最关键是引发了很多话题,这就是公共艺术。章莉莉:
这里面的居民非常热情。我在安装导向牌的时候,他们过来提了很多建议,这些建议都非常有创意。例如,“要安装牢,不要倒了”;“搬起来很重,下面装一个滑轮就能推过来推过去的”;“可以做一个伞,保安可以站在伞下”。还有一位居委会阿姨建议“将通知贴在上面”。敖国兴:
政府的力量在公共艺术中,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赵奶奶,在我拍摄的时候喜欢跟我交流,还唱了《长江之歌》。后来我希望把这些拍成一个片子。她说,这不行,你得跟毛主席说。感觉她还是停留在政府和居民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的那个时代。我觉得我整个拍摄过程都居民带来了一些愉悦,增加了他们自信心和自豪感。刚开始,我们把设备和机器运进去的时候,他们很反感的。但最后他们都愿意参与,因为他们感觉这些能留下记忆。有位赵阿姨把家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当拍摄的场地,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我认为过程比作品更重要,完全是一种公众的参与,体现这个作品的社会性和真实性。葛天卿:
我安装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电视机需要外接电源,得穿过一位居民的家里。一位40岁左右的阿姨出来跟我理论,说我不能这样做。我后来也没有跟他解释,买了一箱饮料送给她,紧接着她就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了。而且还把邻居都拉过来一起帮我维护现场。还有一点感触比较深的是,学院里这么多系的老师、学生共同参与到这个项目,可能还是第一次吧。这本身也是一个互动的公共艺术。团队在我们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有了合作的高度,才会发展得更好,才会凸显每个专业的特长。主持人:
前面谈得很精彩。这个活动中我们发现了很多闪光的东西。开幕式本来公司的报价很高,时间又紧,葛老师主动承担了,而且当天还下雨了,这种品质很难得。有的人会提到很多困难,而他没有说过,而且这个报价比凌老师原来的价格低很多。而在莫干山路的展览时,有一个衔接的问题,葛老师把东西搬过去以后,工作人员说不能展览,他也没有任何抱怨。这就是觉悟,公共艺术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发掘的。还有赵蕾老师,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抱怨过有困难。接到任务以后非常快的和国外的艺术家进行联络,还专门跑到外地去,整个创作过程当中,也安排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总结,首先把我们案例成功背后的精神挖掘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其次,将作品创作的意义和为何选择这个小区进行了探讨。第三,创作过程中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合作,包括老百姓的互动参与,这种模式也值得我们大家进行总结的。章迎庆:
我介绍一下我创作的过程:首先在拿到这个项目之前建筑系已经在做曹杨新村一条街的改造项目。我们学建筑理念上可能有一点不同。广川先生认为,这里面这么穷,还搞这么多东西,还不如买一些东西送给他们。后来我们去进行了调研,将当地居民想要什么,居民的身份等列了一个统计表。后来我跟广先生讨论,我们当时想的是用最少的构建把杂乱的生活规律化。我们老是想给人家实际的东西,离艺术有一点远,所以那天看到大家的作品,也是一个机会吧。就讲这些,谢谢!卓旻:
公共空间里面的艺术也有接触过,比如城市广场的雕塑,那些雕塑都是一些反映领导意志的或者自上而下的,相当于一个命题作文。我把它称作放在公共空间里面的某一个艺术。学院组织我们从下而上的活动进入到曹杨小区里面,和居民一起创作,一起互动,这跟领导从上而下,命题一个活动是不同的。实践中公共艺术到底有什么特性?我个人而言,公共艺术应该是提供某一种平台,从作品完整性来说,可能和一般展馆里面的艺术品有一点不同。公共艺术从某一种程度来说,觉得它可以是未完成的状态。公共艺术作品到底是完成还是未完成,更重要是体现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如何使大众进行参与。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作品当中也有切身的体会。我们的项目在做树的时候,也碰到很多问题,有一些老百姓问,那么一堆废铜烂铁搬进来做什么,但是竖起来以后,位置是在一家人家的窗前的,他看着作品似树非树,户主就问我,他的鸟可不可以挂在树上面。这棵树成为了一个平台,作品的完成不是立在那就完了,希望通过老百姓的参与最终完成它。老百姓认为好的东西,比如挂一个鸟笼来完成作品。我们当时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是结合了老百姓的意见,我们希望做这样一个公共作品,使老百姓和公共场所有一种依附的联系,这一次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公共性很强的艺术活动当中,我觉得自己也体会很深。
汪院长:
这次活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运作。在运作过程中,有居民、当地的政府官员、艺术家(包括外国艺术家)、学生等,众口难调,远远超出了在一个平台上说话的语境。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艺术在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世界观的公共环境中,如何达到预期的目的,如何做好?第二,我们应该再反思一下这次活动的意义所在。大家刚才都多多少少谈及了一些问题。当下,我们已经发展到走向现代化,打开国门跨向世界的阶段,我们再来谈公共艺术的真正意义,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实际的案例中去反思。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学校值得总结的是,目前国内当代艺术是备受关注的,我们将如何发展?特别是如何坚持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与和西方当代艺术进行对话?否则,西方人觉得中国没有当代艺术,他所说的没有当代艺术就是没有像他们一样,把艺术视为对当下生活的一种干预或者对生活提出问题的当代艺术作品。我们在曹杨社区做公共艺术,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探索出在中国独特文化语境下,当代艺术如何真正走入社区,关注民生,引起人们对生活的反思。上海多年来耗巨资举办双年展,是希望把西方艺术的当代艺术引进到中国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左右了上海当代艺术的一些发展趋势。
刚才葛老师说送了居民一箱乌龙茶,实际上是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把原来是对立变为一种共同的诉求。这里面很大智慧。我相信,老百姓也不是单纯为了这箱水帮他。秦老师提出我们选出一个主题,在这一个主题下,每一个利益代表者,如政府、老百姓、国外艺术家、我们的艺术家、学生,实际上都找到了自己的利益与价值。这个主题就是艺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从艺术家角度,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从政府角度政府,有责任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从老百姓角度,能够接受大家为自己生活更美好而付出的;从国外艺术家的角度,也认可艺术能够使生活城市更美好。主题把大家的利益聚焦,兼顾了各个层面上的利益。我觉得这是公共艺术首先要考虑的。
我们下半节能不能把问题集中起来,将运作当中的智慧贡献出来。这种总结有助于整个公共艺术推广、发展,能够让我们今后走得更稳妥一些。卓敏:
我们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刚才院长提到了公共艺术所牵涉的三个方面,政府、艺术家、老百姓。公共艺术到底应该是由谁来策动,我认为是艺术家来策动。如果是政府来策动的话,比如城市里的雕塑之类的,到底是不是公共艺术?我想不是,因为没有老百姓的参与。资金方面,的确是政府搭台。但是,策划还是需要艺术家来做。我觉得类似的活动在国内还没有看到过。就是一个美术学院组织一批艺术家,既是创作又是教育。我认为这样一种形式是很成功的。谢建军:
项目从立项、运作到最后,过程中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对于习惯从事课堂教学的很多老师来说,公共艺术的实际操作可能还是第一次。但也可以对我们以后的公共艺术创作积攒一些经验。可以将其放到教学中,比如建筑模型,放在室外可能会被搬走,遭遇风吹雨淋怎么办?包括对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材料、手法等,在前期就应该考虑到。我们以前的创作都是在教学楼里完成的,现在要跟居委会、老百姓打交道。我想公共艺术可能不像以前静态的互动,而是群体性的互动。这是我的一点感受。汪院长: 赵老师,你和国外艺术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对这个活动有什么看法?我们学生也参与了创作,他们对于国外艺术家的合作有什么感受。赵蕾:
学生都反映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创作方式,在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学到了国外艺术家的认真工作的精神。陈文佳:
这次一个英国艺术家是做影像的,影像某种程度来讲不是很有“公共性”。他怎么样达到公共性呢?他说我要放在公共的电影院里面播放,让曹杨新村的居民观看,这样就有公共性了。而实际操作中有很多问题,因为国内所有的电影要拿到电影院播,必须得到广电局批得专号,这个过程很麻烦。我和凌老师建议在曹杨公共空间中播,他还是不满意。他说这个地方居民不能让居民每天都来看。而我认为这个地方好,电影院里面,大家还要买票去看,而我把这个影片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随便进去,这样看得人就多了。说句实话,他的作品有十分钟,但是正常人看三分钟就是极限了。他说原本根本就不应该把它当作电影来看。外国艺术家是很认真的。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执著,后来慢慢理解了,这个作品要有学生的参与,要有社区居民的互动。由于很多原因,作品险些不能按时完成,他非常着急,我就做了一个计划表,完全按照时间来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怎么样把一个事情慢慢的让它实现。凌敏:
老外太注重自我表现,但我认为公共艺术既然在中国的环境中,就必须重视我们的文化,关注我们的居民、表现形式、政策等等。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作品,所以有一点点跟他的构想不一样,他们就不愿意。我跟他们说你是到中国来做作品,中国有很多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你们要适应,如果你们要求跟你们国家完全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卓旻:
交流很重要,这次活动我没有跟外国艺术家接触。但是感觉这次的创作活动的空间是非常自由的。真的要在国外做公共艺术活动不见得做得起来。你要进老外的社区,老外社区的居民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不能做就是不能做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的会气氛也很活跃,很轻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台戏的总导演是汪院长,大家则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这个活动到现在为止,两个目标已经实现。一个是新型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第二个是教学管理模式的探索。把课程转化成课题,把课题转化成项目。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大家这个转化是很自觉的、自然的。最后把课题转化成项目以后,实行项目管理,实行目标管理。开始的时候,大家对项目管理的概念还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想法,甚至还有一些个别的抵触。因为项目化管理要求里面,要具备提案、论证、确定、预算、签约、合同执行、决算、完成作品、展示、评估。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都经历过,而且经历过程有一些艰难,因为这里面艰难的是什么呢?比如大家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一个甲方和乙方的概念,独立法人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艰难,但是通过这个艰难过程的体会,我们把这个项目管理按照实现项目管理的要求,我这里不展开。刚才在项目推荐的过程当中,跟老外的合作上面有些问题艺术家提出来的,跟实际摩擦很大,在实践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做客观的、实际的分析的话是实行不下去。我们艺术家创作,学校层面作为一个监控环节,各自双方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