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重点作品赏析 期末总结(全)_现当代文学期末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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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 以不变应万变

小说主旨

小说以“一·二八”战事后江南农村为背景，写老通宝一家蚕花丰收成灾的故事。农民老通宝带领全家辛勤养蚕，换来丰收。然而在“洋布”、“洋纱”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资本家乘机压价收购，高利贷者乘机盘剥，老通宝受此打击终于病倒了。作品深刻揭示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靠辛勤劳动无法摆脱贫困的真理。是30年代描写农村的杰出作品之一。

情节线索

在情节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盛传不太平的时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剥削）影响民族工业，丝厂茧厂均将关门，春蚕无望，一方面是主人公老通宝根据六十年来的经验，除非是老天爷使蚕花不熟，时局是不会影响丝业和茧厂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其实就是理想和实际的矛盾。老通宝一班蚕家希望过安居乐业的生活，纵使朦胧地认识到世界在变，但总想安于现状，以“不变”应万变。但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决不可能的。老通宝理想中的“不变”和客观世界的“经常的变”贯穿在情节中，成为一条主线。发展的结果是老通宝和村人对春蚕的希望在现实面前破灭，老通宝气得生了一场大病。

环绕这条主线还有四条副线：

一条是老通宝和小儿子阿多对勤俭生产的看法上的矛盾：老通宝不相信政局能影响生产，只相信春蚕熟就能解决穷困问题，甚至土地问题；而阿多却永不相信，在混乱的局面下，养蚕和种地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也就是老通宝的想以不变应万变和阿多的想“穷则变，变则通”两种极端相反的思想意识的矛盾。这个矛盾也可以说是逃避现实或迁就现实和迫切要求变革之间的矛盾。

其次一条是老通宝和儿媳四大娘在选择蚕种上的矛盾：老通宝恨死了带“洋”字的东西，因此不愿用“洋种”；而四大娘却主张用洋种。这也是“不变”与“要变”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保守和进取的矛盾。

第三条是老通宝一班人与荷花之间的矛盾：老通宝一班人都说荷花是“白虎星”，避之唯恐不及；而荷花则认为大家不把她当人看待，是莫大的羞辱。这虽是迷信和反迷信的矛盾，其实也是“不变”（继承封建传统，不把妇女当人看待）与“要变”（要求打破歧视妇女的传统）之间的矛盾。

老通宝是中国老农民的典型。他勤劳节俭、倔强坚韧，同时又迷信保守，有较严重的封建家长作风。作品开始，他穿着破棉袄，坐在塘路边的石头上，触景生情，勾起家庭兴衰变迁的回忆和思考，发着“世界真是越变越坏”的感慨。比起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来，他的感慨是更深的，因为他家从小康坠入了困顿。他的感慨具有真实的时代内容，因为中国愈来愈殖民地化，世界也确实是愈变愈坏。我们看到他拿着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这典型的细节表现了他内心的苦恼。但是，他对生活没有失去信心，当他看到桑叶长势较好时，“被穷苦弄麻木了的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他期望通过蚕事丰收改变艰难的生活境遇。这不只是老通宝一人，也是全村人共同的愿望。在蚕事活动中，他有魄力，有决断，有丰富的经验。如果说春蚕是一场战斗的话，老通宝称得上是一个颇为出色的指挥员。他很有胆略，养了五张布子的蚕。他善于筹划，还未养蚕就先借钱买好桑叶。他虽然六十多岁了，仍然身体力行，忙这忙那，不放松每一个环节，率领着督促着全家团结奋战，两眼常熬得通红。他有封建迷信思想，但却尽力于人事。在春蚕决战的关键时候，他毅然把自家最后的产业－－产十五担叶的桑地抵押出去，换来三十担桑叶，这对他家夺取春蚕十二三分熟的特大丰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老通宝有丰富的经验，经验帮助他取得春蚕大丰收。但是，面对着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破产的形势，老通宝的经验就显得不够用了。他无法圆满解释他家为什么会穷下来，他对世道愈变愈坏的根源的认识是朦胧的。他仍然以为，只要蚕花熟，他家就会好起来。他不相信白花花的上好的茧子会没人要。他还在走着中国农民传统的也是他们家曾经走过来的依靠勤劳节俭创家业的路。但是，这些老传统老经验却给他带来了灾难，粉碎了他的梦。丰收成灾控诉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但也说明农民走传统的创业发家道路是走不通的。这是老通宝形象的意义所在。

这里还应该分析一下老通宝的恨洋鬼子和洋货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的、绝对的肯定或否定。老通宝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有了小火轮以后，他们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负了债。”因此，他相信“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的话。这说明老通宝恨洋鬼子、恨洋货是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中国农村的破产，和他自家的贫困化密切相关的。这是一种朦胧的反帝意识。但老通宝由恨洋鬼子倾销洋货，到恨一切洋的东西，不愿意养洋种蚕。四大娘嘲讽他：“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像见了七世冤家！洋钱，也是钱，他倒又要了！”这就带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了。

老通宝惯于用经验的眼光看问题，这也是中国老农民的一个特点。对此也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经验常常是付出了代价才得到的，因而是宝贵的，它常能使人不受骗。老通宝不相信取代北洋军阀的国民党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而且认为许多坏事情都是新朝代串通了洋鬼子干的，这就是由经验而来的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虽然老通宝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只是新朝代的年青人都穿洋鬼子衣服，但这里也包孕着不仅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这一人生经验在内的。所以，不能简单地以经验主义者来概括老通宝这方面的特点。但老通宝确也有以老经验办事，墨守成规，顽固保守的严重弱点，不相信洋种蚕，就是一个特出的表现。到续篇《秋收》中，这一弱点表现得更充分，直到临终前由于事实的惨痛教训才有所醒悟。

多多头是《春蚕》中的青年农民。他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因为还没有挑起家庭担子，显得无忧无虑。他身上没有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封建迷信的许多禁忌，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被人看不起的荷花，对荷花的以迷信手段进行报复的行为不予计较和声张。他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也还不明白怎样才能翻身。他爱劳动，总是高高兴兴地劳动着。《春蚕》中，他的性格还未展开，到续篇《秋收》和《残冬》中，他的性格有了很大发展，已经起来反抗斗争，走上和老通宝等老一辈农民不同的新的道路了。

悲剧成因

《春蚕》是茅盾所著的《农村三部曲》的第一篇。它通过三十年代初期江浙农村蚕事活动的描写，展示了农村春蚕丰收成灾、经济破产的现实图景，深刻揭露了丰收成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

养蚕，在江浙农村有看悠久的历史。但原来是自养自做丝为主的自然经济。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民族丝业的兴起和发展，农民才大规模地养蚕卖茧，成为主要副业和重要经济来源，并使一部分农民稍稍富裕起来。作品中写老通宝年轻时，他家就因为养蚕年年都好而“发”起来，“十年间挣得了二十亩稻田和十多亩桑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老通宝家败下来了，“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其原因，既非天灾，也不是农民自身的原因，老通宝一家五口人，除十二岁的小宝外，全是勤劳能干的好劳力。作品写老通宝对家境败落苦思不得其解，而相信他家和镇上地主老陈家“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像是一条线儿牵着。”这一方面表现老通宝缺乏觉悟和封建迷信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们两家的命运”却确实是由“一条线儿牵着的”。这“一条线儿”并非是老通宝所想的鬼神或阎罗王，而是中国丝业的命运。过去，老陈老爷家做丝生意，老通宝家养蚕，两家都因民族丝业的“发”而“发”。但是，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和加剧，洋货大量倾销和占领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混乱，中国丝业走向衰落，他们两家因此都败下来。不仅这两家，和近代民族工业有密切联系的江浙农村经济，甚至整个中国的农村经济，也都萧条衰败，呈现破产崩溃的局面。

《春蚕》细致地描写老通宝一家（兼及一村）为夺取蚕事丰收而进行的竭尽心力和财力的奋斗。他们呈现了“一种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进行这春蚕的大搏战。这些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期望春蚕丰收能稍稍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们忍饥熬夜，担惊受怕，节省每一分钱甚至抵押田地产业来做蚕事本钱，对待生活表现出一种顽强的奋斗精神和惊人的毅力。一个多月的奋战，夺得了春蚕的大丰收。但是，结果却“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为的养了五张布子的蚕，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就此白贴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

作品所描写的1932年的春蚕丰收成灾是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根源的。三十年代前后，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际帝国主义为摆脱危机，加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向国外大肆倾销剩余产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侵华战争，日本政府对日本丝外销采取经济补贴。而中国丝不仅没有本国政府的扶助补贴，还被课以苛捐杂税，这就使得中国丝在国际国内市场上遭到廉价的日本丝的压迫，导致中国丝厂的减产停产。丝厂主和茧商为苟延残喘，拚命压低茧价，以剥削蚕农作为补偿；还有叶行操纵桑叶价格。作品写到叶价原为一元五角一担，但到春蚕结茧前几天的关键时刻，抬高到四元一担。老通宝家的蚕养得特别好，吃的桑叶也特别多。而茧价原为五十元一百斤却被压低到二十元一百斤。这就造成春蚕愈熟、蚕农愈贫困的结局。作品比较充分地揭示了春蚕丰收成灾的根源。东洋兵要打进来、丝厂关门、茧厂不开秤、叶价飞涨，这种种世界不太平、丝业不景气的传言，前后呼应，贯穿全篇。作品还描写塘河中的小火轮威严地驶过，把一条乡下“赤膊船”冲击得好像在打秋千，是富有象征意味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严重地冲击着中国的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经济也像“赤膊船”那样动荡，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陷于破产的境地。这就是中国三十年代农村的真实。

雷雨

背景主题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代，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30年代初期是“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革命的高潮正在孕育之中，人民的反抗怒火在燃烧着。时代的低气压虽然是郁闷的，但却呼唤着、预示着大雷雨的袭来。曹禺以其对时代的敏锐感受，把他的感受结晶为深刻的哲理，由此透露出时代的精神。

人们通常把《雷雨》称为“家庭剧”。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的动荡不安往往显示着社会的动态和趋势。《雷雨》以其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崩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前后30年间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它以特有的透视力和剖析力，展示了畸形的具有强烈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的罪恶，从家庭的残酷和腐败透露出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

《雷雨》的情节构思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典型性。

《雷雨》的情节线索是一张由血缘亲人关系结成的错综复杂的网。其中3条主要情节线索都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一条是由周朴园同蘩漪的矛盾构成的线索，反映着封建势力的禁锢压迫和资产阶级对爱情、家庭的民主要求的斗争；一条是由鲁侍萍、四凤等同周朴园的矛盾构成的线索，反映着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同剥削阶级势力的斗争；一条是由鲁大海同周朴园的矛盾构成的线索，反映着工人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剧本是以蘩漪和周朴园的矛盾冲突作为中心线索的。但是，我们只有把这3条矛盾线索溶为一体，从整体上把握剧本错综复杂的纠葛，才能全面地理解《雷雨》现实主义的丰厚内涵。

蘩漪形象

蘩漪是个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女性，是个具有“雷雨”性格的悲剧形象。她面临的斗争的性质，就是个性解放的思想同封建专制统治势力的矛盾。

她同周朴园的冲突就是个性解放思想同封建专制势力的对抗。蘩漪这一形象的外在特征是忧郁、阴鸷，这是因为生活的风刀霜剑在她心灵上刻下了伤痕，周朴园施加的封建专制的精神统治 在她内心造成了一层揭不去的精神痛苦。“喝药”这个情节揭示了蘩漪18年来在周家的生活和地位：“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周朴园的刚愎意志就是命令和法律。她在家里不缺乏物质生活的享受，但却遭受着封建专制的精神折磨，这正是造成她悲剧的根源。然而，她毕竟是一个要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的女性，“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正因为如此，封建专制的沉重磐石并没能完全窒息她对爱情、幸福、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她终于爱上了周萍。

蘩漪和周萍不正当的爱情的根源是时代，是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然而她这一层的爱情悲剧毕竟是周萍的始乱终弃直接造成的，于是便形成她同周萍的悲剧冲突。周萍是个灵魂空虚而又卑怯、厌世的人物，是他叩开了蘩漪慢慢剥蚀的心灵之门，然而当爱情的风帆在蘩漪的心海上刚刚升起时他又怯懦地丢开她，给她添加了又一层深刻的痛苦，使她个性解放的思想、对爱情和幸福、自由的追求又一次归于毁灭。但周萍的卑怯灵魂和始乱终弃行为是周朴园间接造成的，悲剧的根源也在封建专制势力，周萍和蘩漪之间的冲突还是个性解放同封建专制的冲突。

这双重的打击，双重的失望，双重的痛苦，双重的悲剧，一方面铸成了她的忧郁、阴鸷，另一方面也使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灵中升腾起不可遏制的力量，促使她在这双重的悲剧冲突中挣扎、搏击，凸现出一颗“交织着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的灵魂，展示出“雷雨”般的性格。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爱情、自由、幸福的执着追求，不顾一切的反抗和报复。她不顾一切地追求着周萍的爱情，而推动她追求的力量来于真正的人的觉醒所释放出来的热情。她也不顾一切地反抗：反抗周朴园，反抗那以双倍力量压迫自己的封建恶势力。她每一次从周萍那儿遭到拒绝，就把反抗的火焰喷向周朴园。而当一切追求都落空时，她看清了自己的命运，“最残酷的爱”化为“最不忍的恨”，采取了一系列强烈的行为进行报复，最终推出周冲，叫来周朴园，当着众人的面揭露了一切。她那“我是人，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人”的呼喊，是现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是“五四”时代声音的回响。

周朴园形象

周朴园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家长的代表，是专横、自私、冷酷的人物。他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是靠他的封建专制来维持的。

周朴园专横、自私、冷酷的灵魂在家庭生活中，在对妇女的态度上暴露得淋漓尽致。他年轻时爱上了女婢侍萍，就当时情形说，确是真诚的爱情而不是玩弄女性。然而为了自己的将来，却全然抛开真诚的爱情，逼着刚生下第二个孩子的侍萍冒雪出走。他后来悔罪了，确有真情地用好多办法来纪念她，尤其是在发现蘩漪对他不那么柔顺时。这种怀恋旧情的忏悔之情也是真诚的。然而当侍萍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有可能影响到他那正人君子的名誉、声望时，他自私而又冷酷的灵魂便又立刻暴露，不仅不许鲁家的人再到周家来，而且开除了在自己矿上作工的亲生儿子鲁大海。

在家庭生活中，这位封建家长对蘩漪、周萍异常粗暴，独断专制，从感情上、精神上、心灵上压迫、折磨、控制妻儿，扼杀他们的个性，毁灭他们作为人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把他们纳入他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轨道。在对待鲁大海的问题上，他非但没有一点父亲的人情、人性味，而且先把对方耍弄一番之后再亮出底牌：“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这套资产阶级的手腕，是他的自私、冷酷的性格的又一次表现。

周萍形象

造成他人悲剧的周萍自身也是一个悲剧人物，空虚、忧郁、卑怯是他的主要特征。当然，他年轻时有过同龄人的锐气和激情，不满意于封建家庭和封建父亲，因此赢得蘩漪的爱情和周冲的好评。然而他所在的家庭和受到的教育却最终吞噬了他的人性，淘虚了他的灵魂，使他服从了环境。但是服从而不满意，他也“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

他在和蘩漪的关系中充分显露出灵魂的忧郁和怯懦。他对蘩漪的不负责，主要是由于怯懦。他们的爱情不是正常的，因而需要勇敢。他了解蘩漪的处境，良心上也知道对不起她。但他毕竟意志软弱，灵魂怯懦，缺乏勇气接受蘩漪那种超越寻常的爱，也没有解开重重矛盾、抵挡封建势力重压的能力。于是他感到“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怯懦的灵魂变得忧郁而厌世。

他对四凤的爱情是出自真诚的。这一点从他跟四凤的正面接触中，从跟蘩漪或鲁大海的交谈中都显示了出来。他对四凤的爱越是真诚、热烈，便越是想彻底摆脱与蘩漪的那种乱伦关系。剧本开始时，他只是想独自到矿上去，而随着剧情的展开，特别是知道四凤已有三个月的身孕及他与四凤的关系日渐公开化之后，就愈加明确而坚决地要带着四凤一起出走。四凤是一个善良、纯洁的姑娘，她用美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也用善良的行动来对待一切人。对周萍，她奉出了自己全部真挚的爱，然而她最终却在由他人酝酿的悲剧中被无辜地毁灭了。

周萍在这令人窒息的家庭中盲目地爱着、挣扎着，也越来越不自知地陷入了可怕的深渊。当恶梦醒来，他看着周朴园，看着侍萍，喊道：“爸爸”、“妈妈”，“你不该生我”。这痛苦、悔恨、耻辱、厌世和悲鸣，说明他内心人性的哀痛和精神的崩溃，于是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出在封建势力专制之下被压迫、扭曲、吞噬的悲剧，是剧中人同封建势力冲突的曲折反映。

结构艺术

《雷雨》，似乎它有巨大的磁力，把人们带进那个时代、那个故事。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时而紧张，时而轻松，时而焦灼以待，时而感叹唏嘘......这种非凡的艺术魔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它“锁闭式”和“回顾法”的戏剧结构。

《雷雨》演的是旧中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悲剧。30年前，江南某公馆的少爷周朴园与使女侍萍相爱同居两年，生了周萍和大海。后来，周朴园正式娶有钱人家的小姐为妻，侍萍被逼得在大年三十晚上带着大海冒雪跳了河。但她被人救了，辗转到了北方，带着大海嫁给了鲁贵，还生了女儿四凤。30年后，鲁贵父女都在周公馆当佣人。这时，周家长子周萍三年前与后母蘩漪发生乱伦关系，一年来又与四凤相爱。蘩漪为了报复周家父子，使得周鲁两家血缘关系大暴露。结果，周萍自杀，周冲、四凤触电身亡，蘩漪和侍萍神经失常。鲁大海出走，就剩下个老不死的周朴园。

这样一个故事，时间长达30多年，空间从南方到北方，周鲁两家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按中国戏曲的传统结构方式，会“从头说起”，写成粗线条的情节剧，或者连台本戏。曹禺向西方近代剧借鉴，采用了“回顾法”的结构方式。全剧把周鲁两家30多年的矛盾纠葛集中在“一个初夏的上午”到“当夜两点钟光景”，而且基本上是在周家客厅展开。这样就避免了时空和人物的散漫，许多生活的琐细和枝蔓尽被斩除，情节高度集中，呈现给观众的是凝聚后放大的生活断面。这同现代短篇小说“截取横断面”、“描写饱满充实”的美学特征非常相似。

这种结构方式的显著特征是用历史剧情推动现实剧情的发展。所谓“历史”与“现实”之分，一般是以第一幕所切取的时空点为标准。如《雷雨》第一幕开场时，是鲁贵父女在对话。这时，周鲁两家的血缘关系已成为既定关系。这次对话以前的剧情应称为历史的，它的特点是“既成事实”，不可改变，但尚未被剧中人和观众发现。如30年前周朴园与侍萍同居、三年前周萍与蘩漪母子乱伦，一年前周萍和四凤兄妹乱伦等都属于历史剧情。这次对话之后发生的剧情则称为现实的，它的特点是不定性，随时处在可变的动态趋势中。如周朴园认侍萍、鲁妈要带走四凤、周萍和四凤幽会、周萍企图甩掉蘩漪、蘩漪打击周家父子等都属于现实剧情。历史剧情与现实剧情是因果关系。《雷雨》开场后演出的现实剧情是周朴园30年前遗弃侍萍所带来的结果，剧中诸人物冲突的性质早已被历史剧情所决定。现实剧情的发展，被历史剧情的不断“发现”决定了方向和性质。如果历史剧情不被发现，现实剧情就不会发展或发展成为别样性质的冲突。如果没有周朴园和侍萍30年前那段同居，或者这种同居在今天不被发现，周萍和四凤就只是主仆相爱，而不是兄妹乱伦，全剧的悲剧性质就会有所改变。可见在决定戏剧冲突的性质和剧本主题方面，历史剧情是首要因素。每一个历史剧情的发现，都会成为现实剧情发展的直接动力。《雷雨》的高潮，就是由全部历史剧情总发现所导致的。

回顾法结构方式，由于要切取横断面，就带来开头时机的选择问题。《雷雨》从哪儿开头呢？从三年前周萍与蘩漪母子乱伦或一年前周萍与四凤兄妹乱伦写起吧，矛盾冲突不能有效地集中。历史剧情不浓缩，就缺乏推动现实剧情的动力。那么能不能用侍萍来到周家与周朴园相认作为开头呢？这样戏是显得强烈紧张，但周鲁两家那么复杂的历史关系，人物性格那么多丰富的层次，都来不及事先向观众交代。迅速而简单地切接核心，由于准备不足，也会减少戏剧纠葛的艺术魅力。现在《雷雨》的开头的确是一个天才的选择：从侍萍要来周家而还没有到写起。所谓“天才”，一者，把三组两性关系统统置为历史剧情，聚集了足够的推动现实剧情发展的动力；二者，能腾出时空来展示人物，交代情节，使观众初步熟悉人物，预感到剧情发展的方向；三者，“要来未到”具有很强烈的动作性和悬念，此后的一切发展将会取决于侍萍到来后的态度和结果，能使观众以紧张的期待注视剧情的发展。

在回顾法结构中，往往有一个历史剧情和现实水乳交融、规定整个戏剧冲突的性质、导致戏剧高潮的关键性情节，一般称之为“陡转”，也可叫“发现”。《雷雨》的陡转是周朴园同侍萍的相认。只有相认，才能暴露周鲁两家的血缘关系从而酿成悲剧。在一般锁闭式戏剧中，陡转只出现一次，往往安排在靠近结尾处。《雷雨》很别致，陡转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安排在第二幕，但出乎意外地没有爆发高潮。这就暂时压抑了历史剧情对现实剧情的推动力，使它蓄积了更内在更强大的冲击波，也以更强烈的戏剧悬念扣住观众。直到第四幕最后，陡转才重新意外地出现，导致了悲剧高潮的突然爆发。这种戏剧技巧的难点是，暂时压抑陡转必须符合剧情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曹禺成功地运用这一技巧，使压抑陡转成为塑造人物、突出主题的重要手段。周朴园掩盖丑行30多年，岂能任其轻易暴露？当然会想尽办法制止相认必然造成的后果。侍萍呢，没有人能理解和分担她的痛苦，只能忍辱负重，深藏痛苦，不愿将历史纠葛公之于众。这就很自然地压抑了陡转向高潮的发展趋势。

戏剧的回顾法同小说的倒叙、插叙，电影的“闪回”是有区别的，戏剧不能中断现实剧情来展示历史剧情，只能在现实剧情的发展中有机地融进历史剧情。回顾法常用的穿插和交代，必须是人物在特定场合中非说不可的话，不然就是败笔。《雷雨》在这方面做到了自然贴切，水到渠成。如四凤对周萍说：“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一句话，就交代了两人感情的历史和现状，还反映出她对周萍又爱又怨的心理。“总是”说明两人幽会在时间上的经常性；“偷偷摸摸”说明两人相爱的方式及其暧昧性质。再如鲁大海找周朴园谈判，他这个火爆性格自然会吵，一吵，周朴园的“阴私”－－欺压工人的罪恶历史就得到了揭发。最精彩的是第二幕中周朴园压住侍萍旧事重提，侍萍含冤饮恨30年，受尽人间苦难，今天终于碰到了造成她终生苦难的罪魁祸首，焉能不说？“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30年了！”于是，全剧最重要的历史剧情很自然地得以展示。

在锁闭式和回顾法的戏剧中，由于剧情复杂，戏剧冲突的历史原因秘而不宣，使得戏剧悬念多而强，并呈连环式层层相扣。《雷雨》的戏剧悬念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剧中人和观众都不知道谜底。如全剧的总结果，即蘩漪把周鲁两家人关在客厅里，喊周朴园下楼来认亲。这是最为典型的锁闭式悬念，它给予观众的主要心理动作是期待。第二种是剧中人知道谜底而观众不知道，如蘩漪在第二幕中警告周萍“要小心”，并反复询问打听鲁家的地址是“杏花巷十号”，观众预感到她要报复周萍，要让周萍和四凤出丑，当她在第三幕中突然出现在周萍和四凤幽会的窗前时，观众便能想起她曾经作过的暗示。这种悬念给予观众的主要心理动作是预感和猜测。第三种是观众知道而剧中人却不知道谜底。如第三幕中周萍和四凤幽会时观众已经知道二人是兄妹，可兄妹二人却盲目地挣扎着滚到一起。这种悬念给予观众的主要心理动作是设身处地式的担忧和焦灼。目睹兄妹乱伦，观众情感会受到强烈的道德刺激。《雷雨》的这种戏剧悬念最有特色。曹禺在《＜雷雨＞序》中说，他是请观众“升到上帝的座”，“以悲悯的眼来俯视”剧中人。当剧中人“不知道自己的危机之前，蠢蠢地动着自己的情感，劳着心，用着手”时，观众“已彻头彻尾地熟悉这一群人的错综关系”，并且“征兆地觉出这蕴酿中的阴霾，预知这样不会引出好结果”。显然，作者有意地造成这种欣赏效果，使《雷雨》的悲剧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从而达到对封建家庭及其道德的深刻谴责和批判。

思考问答

1、周朴园与鲁侍萍的见面是偶然的,鲁侍萍认出了周朴园,而周并没有认出侍萍,那么侍萍为什么不立刻表白自己的身份并当面斥责周对她的迫害和30多年来的悲惨遭遇,而是以叙述别人的故事的口吻诉说自己的遭遇呢?

30多年来的悲惨遭遇和痛苦的经历已经把侍萍的性格磨炼得坚强勇敢,她对残酷的现实充满了愤恨,但她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幸是腐朽、反动制度造成的,而是把这一切不幸归结于“报应”和“命运”；而且，善良的品性又使她在周朴园的“忏悔”中产生了某种轻信和谅解。在对话中，侍萍既有意识地在隐藏自己的身份，又在语言动作中不断地表露自己的身份，这正是剧中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的外在表现。

2、由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谈谈曹禺人物形象塑造的复杂性与多元化。

应当承认，曹禺先生无情地揭露了周朴园的专制和冷酷，但是，作者也写了周朴园性格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他与侍萍的相爱，以及他对被他抛弃的侍萍命运的内疚和忏悔。如果仅仅是前者，周朴园这个形象只是变成一种图解、类型，没有血肉、没有丰厚、没有真实，那样，就大大降低了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所要呈现的现实主义深度，也大大削弱了作者所寄寓的历史和时代思考。

周朴园与侍萍当初的相爱是真诚的吗？我们没有理由简单地归结为伪善，他们有两个孩子，周朴园几次搬家，甚至从上海搬到安徽，都一直保存着侍萍的遗像遗物，保留着侍萍喜欢的家具以及摆设的位置，连闷热的夏天不开窗子的习惯都不准任何人破坏。对旧时情人的这种留恋，难道是做给人看的吗？还有，他常常独自一个人长久地凝视着侍萍的照片，这又是给谁看的呢？何况30年来一直如此，所以，这不能说是虚伪，而是真诚的怀念，也是周朴园在感情上长期拒绝繁漪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在戏里，这些正是作为周朴园心理与性格的又一个侧面真实地存在着。

有人提出，他既然真爱侍萍，那为什么当30年后侍萍走进这个家，又把她赶走呢？其实，这是不难回答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和阶级的局限性，自然，周朴园在那个“泥沼”里，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他的反叛意识不可能达到冲破那张时代罗网的程度。当最后一幕，周朴园逼迫周萍认自己的母亲时，就更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侍萍的感情„„周朴园的悲剧还在于一个儿子成了与工人一起反对他的敌人，另一个儿子在与自己的妻子苟合„„

由此看出，周朴园的“怀念”情节一直贯穿戏剧的始终，这正是曹禺先生把握人生过程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创造人物形象时，更多地考察其性格构成的社会历史动因和人文动因，更多地从人物与社会、历史的深层联系中呈现生活，使人物的心理倾向和性格复杂化了。作者一方面一层层撕开人物的封建面目，另一方面，每撕开一层人物的封建面目，都让我们看到人物的人性和个体情感面临着无可奈何地选择、遭受巨大的撞击，甚至泯灭，这个代价是沉重的，也是真实的。

《雷雨》中的其它人物，诸如侍萍经历的生活磨难，繁漪“十八年生活在这活地狱里”，周萍的灵魂煎熬，四凤和周冲付出的生命代价等等，曹禺先生无一不是解析人物的历史演进和生命过程，无一不是呈现人物包容历史与现实的丰富性，无一不是从复杂与多元的角度去反映生命的本质和刻画人物。

“打呃”是作者赋予林大娘的一种话语手段。此处暗示了人民百姓在遭受三座大山压迫时，只能憋气哑忍的社会现状。

‚一铺窥世间‛——林家铺子

一、引语

《林家铺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他是茅盾先生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它

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二、情节简介

《林家铺子》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江浙农村为背景，那时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内有国民党官吏的敲诈，地主高利贷的剥削，社会*，民不聊生。小说透过林家铺子的倒闭，反映了民族商业破产的厄运。

三、故事梗概

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一个小镇上。1931年，日寇武装侵略中国，各地的青年学生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小镇上林老板的女儿明秀，因穿了日本产的旗袍，遭同学鄙视而羞怒地回家哭闹。林老板则贿赂商会会长，得到默许后继续出售日货。他以年关大减价、九折大优惠作幌子，并以所谓的‚一元货‛方式做生意，挤垮了资本比自己少的同行，但同时也受到钱庄的高利盘剥和国民党官宪的敲诈勒索，女儿明秀也险些被警察局长所占。在这场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的争斗中，林老板破产了。铺子倒闭后，他带上别人的存款，和女儿一走了之。而受到更大打击的是更下层的朱三太，张寡妇这样的劳动人民。本书围绕林家铺子的兴衰，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动荡的局面。对于林老板这一人物，既有对其企图通过劳动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的同情，又有对他在走投无路情况下欺小凌弱的批判，并进一步深刻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

四、主要人物形象

《林家铺子》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塑造了林老板的形象:

第一林老板作为一个民族小商人,努力地保持自己的信誉,给人以老实厚道的形象.为了信誉,他只在一桩桩交易中获取蝇头小利,甚至宁愿少赚钱或不赚钱,还让女儿叫顾客‚伯伯‛,让商业交易蒙上人情的面纱。他与店员寿生也保持着封建师徒的‚父子式‛的关系。

第二林老板也受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影响。比如,他不但学会了做广告,而且还在寿生的提

议下,采用了卖‚一元货‛的方法.然而,他虽然新旧并举,精明能干,仍然不能挽救自己破产的命运。

林老板：一个很有个性的小商人形象，熟谙生意经，刻苦耐劳。为了营生，不得不巴结逢迎。虽然他身处困难，仍苦苦挣扎把生意做下去，担心朱三太在铺面上吵闹，太丢脸，‚对于营业的前途很有影响‛，但是那样的社会，终将导致这一切的幻灭。于是当自身利益难保时，作为一个旧式商人，他的自私自利的一面暴露了出来：‚在此满街人人为了上海的战事而没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时候，林先生始终在筹虑他的正事‛，俨然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后来他又不顾比他可怜的张寡妇、朱三太等的死活，卷款逃走：‚林先生淌着眼泪点头‛，心中百般不舍，但翻身实属无望，只得痛苦离去。林先生代表了懦弱的小资产阶层，对于外来打击、剥削，没有有效地反抗活动，只是采取躲避的消极方式。

林太太：给我们的印象主要有两点：

一、疼爱女儿，舍不得她受半点委屈，面对朴局长的‚求婚‛，她将女儿许配给寿生，表现了旧社会妇女‚宁愿粗食布衣为人妻，不愿锦衣玉食作人妾‛的高贵的传统心理。其

二、病态的身体。打呃的次数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而增加或减少。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关键时刻果断决绝，让林先生携女儿先走，自己留下小心对付。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她的自私的一面：‚她什么都祷告了，就只差没有祷告菩萨要上海的战事再扩大再延长，好多些逃难人‛。这是她人性中薄弱的环节。但相较而言，她比丈夫更有果断，更坚强，这一点是毋庸臵疑的。

林小姐：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中，从小衣食无忧，自然养成娇惯的性格，但其本质是好的，对于黑麻子之类就有一种几乎发于本能的憎恶，而当娘将其许配给寿生时，‚她的泪痕中含着一丝笑意‛，全然没有攀龙附凤的等级差别，这一点是可喜的。

寿生：精明能干，忠诚，林老板的左右手。当林家铺子面临关闭之际，他对当时的反动统治集团没有任何幻想，劝林老板出走，这是其微弱‚反抗‛的表现，至于出走后怎么办，却并无‚远见‛，这也是作为一个小店员自身局限性所决定的，但对他那个阶层来说，还是有一定进步性的。

五、林家铺子两条线索

第一条副线：林大娘与打呃病。

林大娘的打呃声贯穿始终，永远伴随着她的打呃以及打呃的不停变化是她的老毛病。这样的习惯和毛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打呃声音的大小、次数的多少、间隔的快慢、来势的缓急表现出林家铺子经受的风雨、坎坷，打呃与外界刺激有关。旧社会的打击不仅在精神上戕害人民，身体上也不能幸免，何其悲惨！

第二条副线：阿秀的婚事。作者从第一节故事开始，就从不起眼的，似乎与主题无关的阿秀说起，其实，作者正在将阿秀婚姻这条副线穿埋其中，以映照主线的变化发展。作者在这条副线上是通过林小姐婚姻的前后，上下，折射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污浊与统治集团内部人物灵魂的肮脏卑鄙，揭示林家铺子在走向倒闭的过程中，连17岁的女孩也不能幸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客观、残酷事实。

六、林家铺子的命运

《林家铺子》是茅盾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这部短篇小说，将当时社会的矛盾浓缩在1932年‚一〃二八‛前后上海附近一个小市镇林家百货小店由挣扎到倒闭的故事上面，可以说达到了反映现实社会面貌的目的。

作者写林家铺子，只截取一个面，即林家铺子的倒闭来写，它呈现给我们的是林家铺子最风雨飘摇的时期，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整个故事情节可以说是一波几折。先是抵制日货风潮的兴起，而林家铺子里日货充斥，无法营生，面临歇业；继而林老板花了四百块钱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搞了‚大廉价照码九折‛的促销活动，有点起色，林老板觉得还有希望，可是却遭到债主的讨债，无奈把上下午卖得的现钱，如数交给了朱三太，一分都没赚到，甚至还要亏本。幸而，过了两天，‚大放盘‛的林家铺子，生意渐而好起来，却又有大的债主来讨债，出外收账的寿生迟迟不归„…年关过后，镇上的铺子倒闭28家，林家铺子却幸存下来，但也千疮百孔，开市无望，但是它仍久久支撑着，直到寿生想出了‚一元货‛生意的好办法，于是林家铺子大赚一元货生意，似乎扭转了败局，岂不知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钱庄的压迫、同行的中伤，债主的讨债，‚党老爷‛的敲榨，‚吃倒帐‛等各种压力，终于林家铺子再也无力存活，林老板等人亦回天乏术，林家铺子在经历了一番‚折腾‛之后始得安息。

总之，林家铺子的破产是其宿命使然：当时的中国社会，整个民族工商业的共同前途即如此，林老板的悲剧命运也是具有典型社会意义的，林家铺子的倒闭对于朱三太、张寡妇等那些将自己的积蓄存在铺子里的贫民，是个致命打击。这从侧面深刻揭示了旧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肯烂泥‛的残酷真相，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统治提出抗议和控诉。

同时，小说也剖析了人性的弱点，对于外来经济的侵略没有彻底的抵制措施，‚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国民的麻木性。因而小说实际也告诫了人们早点清醒过来：民族工商业，甚至整个国家的兴起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

七、成就与评价——我的读后感

一本书，一个天昏地暗的时代

翻开《林家铺子》，想起小学时老师经常介绍起的茅盾得意之作，快速翻阅起来，半途几次看不下去，不忍看到后面其实自己都能猜想出来的结局。平实却能直透人心的语言，生活的画面，自己已然走入画中一起悲苦，一起担忧，一起迷茫起来

林老板继承了家业，漂亮乖巧的女儿，老实守旧的夫人，本应其乐融融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勤勤恳恳的经营下，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放出的帐难以收回；由于*，没有现金无法进货，隔三差五的大兵和嬉皮笑脸却是永远填不饱私囊的大官小吏的敲诈勒索，同行千方百计地破坏......最终，在年仅十七的女儿被四十多岁的局长看上做小时，林老板再经不住重重的压力，铺子倒闭，携款带女儿逃走

铺子倒了，朱老太的三百块钱的家产、抱着幼子的张寡妇一生的积蓄化为泡影，守着铺子门口盼能分得那仅存的一点点存货维持生计，却难以从大兵、大官小吏手中争到那点救命口粮，惟有嚎啕大哭，曾扣押过林老板被认为给穷人做主的党部见到她们时所出动的是乱棍轰出，开枪威胁，这时天真的塌了

一个林家铺子倒了，无数家林家铺子倒了，无法找到活路的朱老太、张寡妇生死由命，最终落得横尸遍野，黑暗最猖狂时便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结党乱营成风民不聊生时便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

八、艺术特色

‚社会剖析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小说流派。顾名思义，这个小说流派的创作倾向是以社会现实生活为观照对象，通过精心结构故事、细致描写场面、注重塑造人物等艺术手段，真实地再现社会百态。这个小说流派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的生动教材，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３０年代，茅盾等小说作家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分析，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一批再现中国社会现实的小说。茅盾作为社会剖析派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位具有时代使命感、历史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的作家，创作了众多风貌独特的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因而无可争议地被誉为社会剖析派的坛主。此就其《林家铺子》作一简要剖析，不成熟之处，还有待商榷。一

在茅盾众多作品中，《林家铺子》散发着特别的光彩。它既不象《子夜》那样鸿篇巨制、轰轰烈烈，又不像《蚀》三部曲那样低徊幽怨、缠绵悱恻。它将民族战争、城乡经济、社会政治投影在一个小小的店铺、一户小小的人家身上，短短的篇幅却线头纷繁，波澜迭起，写得细致绵密，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篇小说完成于1932年6月，这时长篇小说《子夜》正在创作中。茅盾在《〃后记》中说：‚《子夜》的原计划还要大得多‛，其中包括‚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等。由此可见，《林家铺子》、《春蚕》等这一时期发表的短篇小说，都在延伸着《子夜》中的基本观念：揭示在帝国主义侵袭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城乡经济的破产，人民群众的苦难命运。

对整个社会做‚缩影式‛的描绘，以小见大，是这篇小说的一大特色。《林家铺子》是从广阔的生活画面上落笔，在人物和事件的多角关系中展开的。这里有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人民苦难生活现状的描绘，有国民党腐败统治加于市民、农民身上种种祸害的揭露，有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挣扎在死亡线上惨景的叙写，有难以支撑门面的市镇商人拮据状况的描述。主人公林老板就处在各种复杂的矛盾纠葛中，他承受着国民党‚党老爷‛的敲诈、钱庄的压迫、卜局长的威胁、商会长的恫吓、同业的中伤、‚吃倒账‛以及整个社会经济萧条造成的农民购买力降低等各种压力，终于被挤压得无以自保只能破产出走。小说是以林老板苦苦挣扎到破产倒闭为主线，以林小姐的婚姻纠葛为副线，两者交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铺子倒闭相关的直接情节有很多，如卖‚一元货‛、寿生收账受挫，‚上海客人‛立逼讨账、恒源钱庄乘机提款、‚党部‛威胁不成抓走林老板等。铺子以外的间接情节也与之紧密相连，如开篇写林小姐学校的抗日运动，似乎与主线无关，但由此惹出了‚东洋货‛问题，‚党部‛就势敲诈，使林老板破费了四百块钱；继写‚东洋人打仗‛，街上一片‚乱哄哄‛，这又危及林老板的切身利益，外放的账将无法收回，急得他差点没跳了河；上海的战事使大批‚逃难人‛涌到乡镇，这倒给了林老板推销‚一元货‛的机会，但由于生意做得热闹，反而使人眼热，招来祸端，加速了铺子的倒闭。作者并没有赋以林老板明确的名字，在文中，他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小工商业者的典型代表，是一个阶级的符号。与其相似的是，还有许许多多的陈老板、张老板、王老板等等与他有着共同的命运，饱受欺诈，无路可走。虽然作品描绘的背景是在江南小镇，但这个小镇是缩小了的中国，它展示了一二八抗战前后的民族危机与经济恐慌，深刻地描绘国民党反动派趁民族危难之时，大肆掠夺、敲诈下层人民的罪行。

短篇小说容量小，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反映较多的内容，更要在结构上下工夫。作者时而写镇上的情形，时而写主人公的遭遇，铺子内外的种种因素证明铺子的破产实属‚在劫难逃‛。跌宕起伏的情节与鲜明的主题将看似散乱的材料，串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始终没有脱离中国内忧外患的大背景。整个作品颇有磅礴气势，在有限的篇幅中能够容括如此多的内容可见作者的匠功所在。二

细致深入地描写场面是小说的第二个特色所在。场面是人物活动的舞台，故事发展的依托。《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场面描写就能留给人以强烈的古代战场映象，时空宽阔而具有恢宏气势。‚社会剖析派‛小说家的作品中的场面，往往也具有人物多、反差大的特点，于人声身影、热气腾腾的气氛里，展示复杂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多重的人物关系。茅盾本人就说：‚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为此，在其的多数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在践行这一创作风格。如长篇小说《子夜》结构恢宏严谨，人物众多，纷繁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展示以及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些都令我们的感到目不暇接；《霜叶红似二月花》则让我们看到‚五四‛前夕新兴民族资产者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封建势力的对峙。

《林家铺子》共有七个章节，其中数第四章与第七章写得最为出色。第四章是情节发展的高潮，作者投身处地地呼喊出林老板的痛苦：‚不毁才是作怪：党老爷敲诈他，钱庄压逼他，同业又中伤他，而又要吃倒账，凭谁也受不了这样重重的磨折罢？而究竟为了什么他应该活受罪呀！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下这小小的铺子，从没敢浪费；他，做生意多么巴结；他，没有害过人，没有起过歹心；就是他的祖上，也没害过人，做过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这种呼喊让我们想到其与老舍《茶馆》中主人公也经历过的境遇如出一辙。第七章写的是铺子门口的吵闹和市党部前的混乱情景。林家铺子破产后，铺子前围满了前来讨债的人，喧声鼎沸，一片嘈杂。‚朱三阿太扭着瘪嘴唇和警察争论，巍颤颤地在人堆里挤‛，而且‚额上的青筋就有小指头儿那么粗‛；张寡妇则‚抱着五岁的孩子在那里哀求另一个警察放她进去‛；她们都是希望能够进入铺子，趁早拿几样还付钱的东西来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她们却不能同恒源庄等共同来分配底货，甚至连争执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被警察挡在门外；桥头陈老七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挤进铺子现场观看分配底货的过程。朱三阿太和张寡妇等弱者只能使出农村所擅长的‚哭嚎‛，哭声震天，如丧考妣。

朱三阿太等这些可以称得上是铺子的股民，讨债不成，只能寄最后的希望于‚天天大叫保护穷人‛的党部，这就好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有人号召，就纷纷响应。然而，他们却不知自身在警察眼中是被视为‚不识好歹的贱狗‛，警察怎么可能会去理睬他们的冤情，在枪械的威胁之下只能如作兽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张寡妇，一阵混乱之中，她失去了自己怀中尚处襁褓的孩子。衣襟上的几滴血让她从希望的幻影中清醒过来，出于母性的自然感情，郭沫若女神

论郭沫若《女神》中的积极浪漫主义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郭沫若就是凭借这本诗集震撼了整个诗坛乃至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质量上来说，《女神》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诗集，不仅充分显示了诗歌革命的实绩，而且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的基本内容，是对旧世界的深刻诅咒和对新世界的热烈向往，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对生我养我的地球于劳动人民真挚由衷的赞美讴歌，对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者与先贤烈士的无比崇敬，是对自然，对科学，对近代文明，对“人”包括自我的热烈赞颂。《女神》中诗歌的形式多为打破束缚、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而其艺术风格则是狂飚突进、火山爆发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气势恢弘，格调雄浑、昂扬，不仅富有感染力，而且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我们不妨把积极浪漫主义拆分为时代精神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一．时代精神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女神》的内容和形式与“五四精神”正相合拍。郭沫若感受到了在20世纪初，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的新生和中华民族的觉醒。

毫无疑问，诗人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中国当时的战争的状况，“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表明了“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发出了“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的热情呼唤，并且坚信通过斗争，一定能使“光明更生”、“宇宙更生”。在《炉中煤》中，诗人把拥有一颗火热爱国心的自己，比成炉中烧黑了的炉中煤，深爱着“年轻的女郎”——祖国。这种爱国的热情在《凤凰涅磐》中也有集中体现。它宣告着在五四开辟的新时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正经历着伟大的涅磐，终将在“死灰中复生”。诗中“凤歌”“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凤凰更生歌”以热诚和谐的欢唱预示着“光明”“新鲜”“华美”“芬芳”的新时期的到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通过《女神》喊出了当时时代变革的最强音。

《天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那时，正是他情感最炙热的时候。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是“天狗”，可以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自我表现所带来的自豪感。《天狗》是诗人在五四精神下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赞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

《女神》在表现自由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十分的反抗精神，比如《匪徒颂》中异常激进地把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中有杰出贡献的进步人士称为匪徒来赞美，正体现了这种激进的反抗精神。

诗人极力推崇的创造精神，也是五四时期鲜明的时代精神。“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人们创造力的权威，可于神祇比伍！不信请看我，看我这雄伟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呀！”这里，人的创造力被诗人无限地夸大赞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不断地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努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品哟！”这里，一句句的力量，全都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雄强的民族精神。

二．浪漫主义

尽管郭沫若当时在理论上没有提倡浪漫主义，但是，他所提倡的“自我表现”和表现

主义有一致的方面，而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女神》就成为一部艺术个性非常突出的浪漫主义诗集。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总之，对于《女神》中诗歌形式自由这一点，论谁都是没有疑义的。

三．积极浪漫主义

郭沫若作品《女神》中突出的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可以归纳为积极浪漫主义或者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代表，被公认是创作社的领袖人物，不仅创造力旺盛，作品众多，而且率先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曾写过《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就说：“文学是革命的先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两立的。”浪漫主义思潮便是以郭沫若和创造社为代表的，前期创作社旗帜鲜明地提倡浪漫主义。他们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对于感情的强调。他们认为，感情是文学的本质。郭沫若说：“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清髓所吐放的光辉。”他又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大有用焉，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省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

郭沫若还指明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自我表现。这也就是《女神》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是这样解释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理论的。“20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苦痛太深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唯不能全盘肯定，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

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半冷不热，不著我相，只徒看病不开方的自然主义已经老早过去了。”这里把“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对立，显然这“理想主义”指的是浪漫主义。在他的《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一文中他就说道：“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只徒看病不开方”，正是提倡浪漫主义要向人们预示未来的走向，也即从作家“最高的理想”出发，从“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出发，去“再造”现实。至于“否定”现实，那当然是指反抗现实的一切压迫与束缚。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向来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必具内容。这样，在郭沫若的举起的积极浪漫主义旗帜上，我们看到了“自我表现，反抗黑暗，追求理想”十二个大字。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而又外向的抒情诗人，热情奔放，才思敏捷，幻想丰富而又奇特，对外在事物（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的感受特别强烈，且易受刺激与拨动。他自己就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号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这支芦苗。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了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在《女神》里，郭沫若就是以这样高昂的火焰般的激情，色彩浓烈、音调铿锵有力的诗的语言，将“五四精神”作了最好最充分的诠释，同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诗人自身的艺术个性。

桑逢康在《郭沫若精选集》的序《新文学的一面旗帜》中就这样评论到：

他是涅磐的凤凰，他是飞奔狂叫燃烧的天狗，他是破坏一切偶像的偶像崇拜者。他是炉中的煤胸中的心灯。

他的血和海浪同潮，他的心和日火同烧。地球是他的母亲，劳者是他的爹他的恩人。

他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他全身心要化为光明流去。

他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他努力地诅咒着旧世界，热烈地向往着新世界。他歌颂真正的“匪徒”，赞颂胜利的死。鞭笞游闲的尸和淫嚣的肉。

他的诗魂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总而言之，他效法造化底精神，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

这样的诗作无疑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样的诗人无疑会受到人们的称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曾这样评价道：“《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它的价值也在于，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而《女神》中体现的积极浪漫主义，也确实为以后的新诗发展乃至文学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道路。

渴望和歌颂祖国的新生，是《女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凤凰涅盘》是《女神》中的代表作，它借凤凰采集香木自焚而后在烈火中再生的神话传说来象征旧中国、旧我及旧的一切的毁灭，和新中国、新我及新的一切的再生，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歌颂自我和一切叛逆者，是《女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诗人渴望和赞美祖国的新生，也渴望和歌颂自我的新生与解放。正因为诗人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在他的诗篇里经常跳动着的“自我”就爆发出一股气吞山河、震撼宇宙的力量。比如《天狗》就极度夸张地展示了“我”这样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的种种表现。歌颂不断地毁坏和不断地创造，是《女神》的又一重要内容。诗人既然是热烈渴望祖国新生，追求个性解放，就必然痛恨并希望摧毁一切阻碍新生与解放的黑暗腐朽势力。因此，他既歌颂“毁坏”，又歌颂“创造”和创造的“力”。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诗人吹响了雄壮的号角：“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律吕）哟！”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诗人对“太阳”“山岳”和“海洋”“狮子”“飞雁”和“泰古的森林”，“水”“火”“火山”和“伟大的江河”，“豪放的诗”“雄浑的音乐”和“崇宏的艺术”，“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和“金字塔”等充满创造活力的东西表示崇拜。

歌颂大自然，也是《女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歌颂自然的诗中，歌颂太阳的诗篇最多，也最能体现诗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在《太阳礼赞》中，诗人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去迎接那“光芒万丈”的新生的太阳。在《日出》中，诗人愿意做太阳的“运转手”，把一切的“暗云”驱除干净。在歌颂自然的诗中，还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诗人眼里，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笑”（《光海》）。这些写在“五四”高潮期的自然诗，立意新颖，风格雄丽，富有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这也是诗人热爱祖国，追求光明、自由和新生的思想的反映。

综合评价

《女神》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在《女神》中，诗人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现实，而是依照自己的主观想象、理想和热情去状写生活；对理想和未来的狂热追求与赞颂多于对黑暗腐败现实的冷静细致的刻画。但是，《女神》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它那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完全表达了“五四”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果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呐喊》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则以他反叛、创造的《女神》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天地。

在表现手法上，《女神》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巧妙的构思、奇异的联想、极度的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来表现诗人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美好的理想。在语言上，既运用白话口语，又采用古今中外的语汇，状物写人，锐意求新，且带着浓厚的主观感情se彩，因而诗的语言不仅异常丰富，而且十分形象生动、绚丽多彩和富有表现力。为了表现奔放炽热的感情，诗人还运用叠句、排比句等句型，形成急促的节奏，从而形成诗歌高昂的格调。

在诗的形式上，诗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大胆的创造。为了打破一切旧的诗形，反映崭新的思想内容，诗人成功地创造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诗人还创造了把诗与散文、抒情与叙事结合起来的诗剧，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领域。

总之，《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既受了西方积极浪漫主义和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影响，又表现出郭沫若的独特艺术个性，即把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浪漫主义激情，同奇特的想象、比喻、夸张等表现手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雄劲豪放而奇拔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