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讲话力求“原汁原味”宣传_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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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巡讲话力求“原汁原味”宣传！
邓小平南巡讲话力求“原汁原味”宣传！
（因篇幅所限只重点描述杨广慧个性特点，评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细节过程）
杨广慧是原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11年11月中旬，因文献编写，笔者在深圳笔架山生活区的老干部阅览室荣幸地见到他。杨广慧已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接触中幽默风趣、睿智深邃；岁月留给了他白发苍苍，表情和蔼亲切，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在回忆中，他饶有兴趣地讲述曾经的历史。1987年，改革开放的深圳正处于攻坚时刻，杨广慧由中宣部派到深圳出任市委宣传部长。他报到时还出现一段小“插曲”，5月27日杨广慧刚下小巴没有带伞，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浇得湿漉漉，深圳市委大院的警卫拦住他：“你找谁？”，他掏出报到证后才被放行，这个细节他至今记忆犹新。
到深圳后，杨广慧参与了深圳市委第一届党代会文稿的起草、特区精神的制定。包括拍摄电视节目《世纪行》。中共深圳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90年11月25日召开，时任市委书记李灏提出大会工作报告中第二个标题“坚持公有制为主导，合理配置特区的所有制结构”，而国家宪法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导”与“体”相差一字。当时，杨广慧受李灏书记的旨意，由他起草文件时斟酌“体”为“导”的关系，能否变通。因为深圳改革开放，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不变通很难融到建设资金。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敢提以公有制为主导，但深圳是特区要吸引外资就不能提以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说，在操作过程中就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在报告公开发表后，作为起草人之一的杨广慧敢于突破，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变通为“主导”得到了深圳市委的赞赏。没想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就写道：“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杨广慧冒险地“闯”可说是有惊无险，后来，连续以“闯”决策了几件有影响的宣传大事。
1992年为猴年，“猴年八评”指的是《深圳特区报》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６日连续发表的八篇编辑部文章，这“八评”的发表打响了小平视察南方宣传报道的第一炮。小平到深圳视察，只逗留了５天，《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很快就把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回编辑部。小平在谈话中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中国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怎样搞，解开了人们心中的各种疑团。《深圳特区报》编委听了以后心情振奋。
陈锡添是被指派为唯一的文字记者，有大量的现场采访资料，政治上的敏感性及高度的责任感使陈锡添迫切希望把小平的谈话精神及时传播出去，但是邓小平办公室“三不”（不接见、不讲话和不报道）的“禁令”又不能违背，终于想到可以用评论的形式来报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陈锡添将这一想法向时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的王荣山讲了，并得到王荣山和社长区汇文的支持。于是，《深圳特区报》社领导向市委常委会请示，很快得到市委领导的同意。那年春节，杨广慧去《深圳特区报》社慰问时，更明确地提出要写十篇、八篇评论文章。陈锡添在春节期间赶出了两篇稿子，准备在２月１０日（年初七）见报。后来稿子送到深圳市委审阅，杨广慧看到文稿说：“稿子我先不看，我们先研究一下生产方式，一个人写是开作坊的小工业，能不能搞个大生产方式，组织一个写作小组，发挥集体的智慧来写？”
其实，在春节之前市委常委会就决定，要集中力量，组织一个写作小组，并授权杨广慧负责此事。但是，如何定稿、审稿和最后审定呢？他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既然有了分工，我就来负责审稿。如果每位领导都来审查一遍，程序复杂，时间又慢，审稿就我一个人定了。我有实在拿不准的地方，再来请示各位书记。”对于这样一个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决定，他的看法是，集体写作批准难。根据自己的经验，集体一起写出的文章，如果每篇都让领导改，那是最苦的事情，一个领导一个看法，一种文风，文章写不出来呀！如果文章一炮打响了，那是市委集体的功劳；如果写砸锅了，市委领导没有审查，是我杨广慧审的稿，那是我个人的责任。
1992年的春节刚过，杨广慧亲自组织和带领写作小组进驻了深圳迎宾馆，集中食住，连续苦干２３个昼夜。他白天要到宣传部上班，晚上才到写作小组工作，其他写作人员全部脱产。参与“八评”写作小组的有：杨广慧、王初文（《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钱汉江（《深圳特区报》要闻部副主任）、于德江（市委办公厅干部）、丁星（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刘明如（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八评”写作小组由王初文任组长，文笔好，文风又符合领导的要求，写出的文章可供大家参考，以统一文风。杨广慧亲自坐镇，大家积极参与写作，人人挖空心思，殚精竭虑。还借来了《中华思想宝库》等六种辞书，搜寻精辟语言，“现学现卖”。
市委对这组评论要求很高。杨广慧向写作组提出五点写作要求：思想上要有新意；理论上要有深度；文章要有针对性；篇幅是千字文；不要授人以柄，后来还增加一条，文章要有点文采。市委领导还强调，不要一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就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特别是不要给人抓住把柄。每篇文章在动笔之前，小组成员都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集体讨论和确定文章的题目。然后，再研究文章的具体内容，采用哪些材料，谈什么观点等等，经过大家反复斟酌，商量好了再动笔。
杨广慧还记得，八篇文章除了分别起草外，每篇文稿都是写作小组集体讨论和修改的结晶，篇篇需要经过六道工序后才完成，即：讨论提纲——分工执笔——组长初改——常委认可——集体修改——常委签发。那时，写作组成员每天闭门谢客，加班加点到深夜，工作非常辛苦。“八评”中三易其稿算是最少的，多的达十几次，有的改得面目全非，但大家都有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强化宣传意识，淡化宣传痕迹，增强文化理念，提高宣传实效。《深圳特区报》社长和总编辑在“八评”写作期间，积极地参与了文章的选题和集体讨论修改工作。有些同志为了赶时间写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丁星写《扭住中心不放》这篇文章，正赶上夫人生孩子，特批他回家看儿子，但他的矛盾情怀难以言表，可谓看儿子“三步变成两步走”，恋写作又“一步一回头”。同志们提议给他孩子取名叫“丁扭”，作为一个特殊的纪念。那年杨广慧在深圳迎宾馆一住就是５６天，还主持了《深圳商报》“八论敢闯”写作工作。
“猴年八评”出台后，马上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对此，杨广慧记得当时《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有这样的感触：“可以这样说，没有小平同志这个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候来到深圳，说了关键的话，不可能产生‘八评’，‘八评’也不可能产生轰动效应。”
“猴年八评”系列评论将小平谈话的重要精神巧妙地穿插在评论之中，其文章观点鲜明，文风清新，突破评论写作的老框框，在全国新闻界率先“原汁原味”地传播了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一时蜚声中外，获得了多项奖励荣誉。作者们在评论写作上努力探索，即强化宣传意识，淡化宣传痕迹，增强文化色彩，又得到众多同行的认同。首先，大家力求文章结构短小精悍，开门见山，原定每篇１５００字左右，实际上都是千字文，最长的一篇，连标点符号在内也没有超过１２００字。其次，在遣词造句上，我们力戒“必须指出”、“众所周知”一类陈词滥调，不写长句子，不说空话套话。又如，在文学色彩上，增强杂文、散文的色彩，增加警句名言，把它作为“调味剂”（当时写作组称之为味精与盐巴），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制作标题时，“八评”作者们尽可能用小平同志的原话，去掉八股腔。前几篇文章采用的标题分别为：《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用的都是小平同志的原话，显得干脆利落，不同凡响，较之原来的标题：《紧紧抓住经济工作这个中心》、《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发扬敢闯精神》，好得多了。“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是小平的原话，写作小组用“多干实事”作了第四篇评论的标题。《两只手都要硬》、《共产党能消灭腐败》这两篇评论的标题，也用了小平同志的原话。最后一篇的标题，也是根据小平同志的一段话定下来的：“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倒，中国一倒便是一片灾难。”他说的很有力量，所以写作小组就用了《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句话作标题。写作组决定把《扭住中心不放》作为这组评论的开篇，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一组系列评论，既有好的开篇，还要考虑“压阵”的一篇。那么选哪一篇作“尾”呢？小平同志在深圳多次讲到要坚持社会主义，并强调只能走这条道路，所以确定《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结尾。
采用小平同志“原汁原味”的讲话做评论标题，显示了评论有异乎寻常的“来头”。写作组还议论到，发表这组评论之前，要想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必须突破原有的宣传窠臼，要有新的创意。首先是文章如何署名？原先准备用集体笔名“侯新平”，意即猴年新春评论。后来一想，“侯新平”何许人也？人家以为是一般秀才的文章，缺乏震撼力，便改成“本报编辑部”。
其次是为“八评”发布预告。在第一评见报前一天先造宣传声势，预告《深圳特区报》将发表八篇重要评论，并公布评论篇目。按照时任《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的说法，“这是件新鲜事，报界是没有这么做过的。但为了宣传效果，还是决定试一试。没有想到消息一登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新闻同行，一看这些题目就知道是有来头的。加上小平同志刚走，别人更容易猜到这里面肯定是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谈话。”
在版面处理上，《深圳特区报》社主要领导一致同意，把文章全部放在头版头条位置，大字、竖题、围花、统一格式，给读者一个“评论套餐”的印象。在文章刊出的时间上，《深圳特区报》社也作了周密的考虑。新闻贵在及时，评论也要讲求时效，以隔一天发一篇为佳，周日不登，确保读者既可消化，又能引起人们关注。另外，为了争取首都和深港新闻单位的声援，杨广慧提出了采用“立体作战”的方案，并向本市电台、电视台负责同志打招呼，希望他们逐篇发预告。深圳电视台还连续三周用“一周述评”专栏对“八评”作了评价。与此同时，《深圳特区报》在每篇评论见报前夕，分别向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提供传真稿，使两家港报能和《深圳特区报》同日见报。这种“立体作战”方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驻北京的几家外国通讯社和报社的记者看到了港报后纷纷打电话索要报社的稿子。邹家华副总理办公室在看到《扭住中心不放》头篇评论之后，派人打电话给《深圳特区报》社，要求把这篇评论电传给他们，还要求把其他评论及时传过去。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正在筹备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紧锣密鼓地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邹家华办公室极为重视这批“原汁原味”传播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评论文章。另外，《人民日报》转载了“八评”中的四篇，“八评”的重要性从中可见一斑。
猴年新春过后，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２日，广东省新闻学会为“猴年八评”写作小组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作者们：“及时宣传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评论观点鲜明，文风清新，在写作上有所创新。为此，决定给予特别奖励的荣誉，以资鼓励。”１９９４年３月，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了首届‘深圳新闻奖’特别奖，荣誉证书给予了“猴年八评”的作者：杨广慧、王初文、陈锡添、钱汉江、于德江、刘明如、丁星。
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出台，是继《猴年八评》之后的又一轰动全国的力作。文章的作者、《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年轻人向陈锡添讨要赠言时，陈锡添喜欢送人这样的赠言：“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对陈锡添来说，最大的机遇莫过于采访邓小平１９９２年视察深圳，３月２６日问世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使陈锡添一举成名。其实，这一轰动全国的重大宣传报道事件中，市委及报社的领导均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此前，１９９２年的３月６日，“猴年八评”的最后一篇《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发表；３月１２日，市委宣传部又同意《深圳特区报》以头版半个版、第四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深圳特区报》记者江式高拍摄的小平视察深圳的图片新闻；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２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篇反映小平视察南方的通讯《小平同志在先科》。宣传报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气氛越来越浓，陈锡添这时坐不住了，他意识到，公开发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想法得到报社主要领导区汇文和王荣山的一致支持。为了抢时间，他采取边写边发排的方式送社长区汇文审阅。３月２４日下午５点，１．１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气呵成。
后来有传言说，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陈锡添写这篇通讯。对这种说法，陈锡添语气坚定地说：“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事实是这样的。那是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５日上午，陈锡添忐忑不安地拿着《东方风来满眼春》文章小样，同社长区汇文一起来到市委宣传部，让杨广慧审定这篇文章。他记得，当时杨广慧自己并没有看这篇文章，而是考虑过后对他们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区汇文社长在审改小样时，《深圳特区报》社刚巧收到了中央２号文件（即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要点），区汇文如获至宝，当即将通讯稿小样中所有引用的小平谈话，均按２号文件的口径订正。这一修订，使整篇文章的理论色彩大为升华了。文章问世后，引起重大反响，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精神终于公诸于世。有人甚至说，这篇报道与１９７８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并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关头的雄文”。
提起当年的往事，杨广慧与王初文、陈锡添等作者至今记忆犹新，激动不已，说起来如数家珍。小平同志八次南下视察，其中就有两次是来深圳，而我们赶上了最后的一次，赶上了小平南方谈话宣传报道的历史机遇。这是深圳新闻宣传工作中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章。我们深深体会到：如果当初没有市委领导的正确决策和高度重视，没有深圳新闻界人士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责任感，没有对小平同志和小平理论的深厚感情，小平南方谈话的宣传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并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取得这么好的宣传效果。
在“猴年八评”获得媒介轰动之后，从1992年3月12日开始至4月3日，扬广慧指导的宣传佳作“八论敢闯”接着出炉。
“一论敢闯”《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面世，开篇便是洪钟大吕之声：“深圳重要经验就是敢闯。闯，就是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闯，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二轮敢闯”《快马再加鞭》响亮提出：“快马再加鞭，就是要集中力量，迅速突破制约深圳当前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该用政策的用政策，该用法规的用法规，该闯的难关险隘绝不含糊。”
“三论敢闯”：《防右更防“左”》。“闯，必须排除‘左’、右干扰，方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简言之，防右更防‘左’”。“在排除‘左’、右干扰时，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不能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左’反右，用错误去纠正错误，只能适得其反。”
“四论敢闯”：《实事求是贵在‘敢’》。“没有‘敢’的精神，‘闯’的锐气，实事求是只能成为堂皇时髦的标签，安于现状的遁词。”
“五论敢闯”：《敢用他山之石》。“敢用他山之石，就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对我有用的东西。”
“六论敢闯”：《险处敢登攀》。“为强国富民闯难冒险，即使个人损失了什么，也是失得其所。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说”。“七论敢闯”：《胸怀大局才敢闯》。“多数人有所得时，少数人可能有所失。在利天下还是利自己的问题上，敢闯者必须做出毫不犹豫的抉择”。
“八论敢闯”：《借鉴香港互利共荣》。“闯，对深圳而言，就是要借鉴香港，闯出深港两地长期互利共荣的新局面”。“八论敢闯”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泰国等地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转载或就此发表评论。有境外媒体称“八论敢闯”是八声春雷，体现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谈话精神，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香港《文汇报》载文指出：《深圳商报》
“八论敢闯”的出台非常及时，其影响决不仅仅在深圳，实际上是为中国整体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造势。
以上部分是笔者采访实录，加上杨广慧提供的资料整理合成。
事实上，从北京到深圳，杨广慧以“创新”加“敢闯”的精神为深圳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宣传工作。1993年他办理了离休，岁月的轮回没有让他思想静止下来，而是老骥伏枥，情有独钟。开始了他的思想专著《投向新视野》的编写。“猴年八评”、“八论敢闯”，在他离休后“八评”依然被评为“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经典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