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讲话稿_致词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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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完善“新农合” 构筑农民健康屏障
永顺县卫生局副局长、县合管局局长
王曙
（2010年10月）
大家好！非常有幸与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共同学习和探讨，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今天，我讲课的题目是“发展和完善新农合，构筑农民健康屏障”。这个题目比较大，由于时间有限，只能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个方面，我给大家讲述一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的背景和它的发展概况。
1、概念：什么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它简称“新农合”，它是我们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而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在上述概念的表述中，有几个关键词我们必须弄明白：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在“合作医疗”前冠以“新型”二字？那是因为农村合作医疗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现在的合作医疗与以前的相比较有着本质区别，同时又有着内在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第二个就是要弄清楚，新农合的责任主体在政府，受益对象是农民；第三个需要弄明白的就是，“新农合”运行的形式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而且是一种多方筹资的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所谓的多方筹资实际上是各级财政占了绝大部分，而农民个人缴费只占20%，明年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按参合人数每年每人补助120元，农民个人只要缴纳30元，也就是有的同志少抽一包烟的概念。在个人缴费这个问题上，有的农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国家反正已经出了那么多钱，农民个人缴费这点钱就由国家全部承担算了，或者是减免了。”其实，这是对新农合政策理解不深，我们的政府不是无限政府，它的责任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事都大包大揽，况且相比城镇职工、居民的医保个人缴费要低很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新农合体现的是互助共济，就是“你帮我，我帮你，政府帮大家”。所以说，国家对我们农民高看一等、厚爱一分，那么我们也要换位思考，充分理解政府。
2、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
我们国家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的50年代，它从当时的初创阶段到60-70年代的发展与鼎盛阶段，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当时，在那个百废待兴、经济相当落后的年代，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基本建设和解决温饱问题上，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形势下，我国广大农村依靠集体经济和农民自身的力量，独树一帜，自主创立了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要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政府是没有一分钱投入的，完全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和集体经济的扶持艰难的生存下来，其实在当时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传统的合作医疗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党和政府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各级政府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唱了主角，而受益的是我们千千万万农民朋友，正所谓“政府得民心、农民得实惠、卫生得发展”。各级政府在新农合方面的投入也是巨大的，现在的新农合基金总量大而且是以县为单位统筹，保大病、抗风险能力强，而传统的合作医疗资金总量偏小，而且以村为单位统筹，只能负担小伤小病，抗风险能力非常弱。虽然说传统的合作医疗有它的弱点，但它在那段非常时期所起的作用令世界关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民贫困交加，各种传染病、地方病猖獗流行，人均期望寿命不到35岁，世人为之大为感叹：“人到70古来稀啊。”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以低于发达国家100多倍的医疗卫生支出，使人均期望寿命达到68岁，接近了不少发达国家的水平。最近统计的湖南百岁老人有1518人，最长寿的就是我们自治州凤凰县的田龙玉老人，今年已有117岁高龄了，这些百岁老人他们都经历了上世纪的农村合作医疗，在那贫困而且病魔猖獗的年代，能够活到这么大把年纪，不能否认合作医疗带给他们的那份保障。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80年的一份考察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传统合作医疗得到了世界权威机构的充分肯定，它取得的健康业绩举世瞩目，它还造就了遍布960万平方公里的基层卫生服务网络，同时为我们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复苏和振兴，但广大的农村卫生却迎来了“寒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集体经济纷崩瓦解，加上舆论导向、政策导向的失误和领导管理上的缺欠等诸多原因，导致了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和基层卫生组织的衰败。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由70年代鼎盛时期的90%，猛降至80年代的10%以下。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的解体，使乡村两级基层卫生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各级政府又未能适时地增加投入，使得医疗走向市场化、商业化，从而导致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陷入极度困境，难以为继。最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是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工作明显削弱，一些已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地方病死灰复燃。二是医药费用不断上涨，广大农民不堪重负，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相当普遍，所以说在“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问题上，不能完全加罪于医疗机构，受体制的影响是其根本所在。三是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差距、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距都在逐步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进一步降低，总体绩效更加降低。好几年前，我们州政府一位领导在长官卫生院实地调研时，问及医院发展状况，院长用本地话感慨万千地说道：“好多年都米得发展了，人家发达地区早都用CT、核磁共振了，我们这儿还是那条日不死的听诊器、那条日不死的血压计、那条日不死的体温表。”哼，三个“日不死”！由此可见一斑啊。不过，现在已今非昔比了，通过抗击“非典”、“二号病”等重大传染病，我们党和国家对医疗卫生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大，逐步富裕起来的农民群众也深深体会到“没有健康，哪有小康”的道理。现在国家已经加大对医疗卫生的各项投入，从城市到农村，从房屋到设备，应该说目前医院发展最受制约的不是房屋、设备这些硬件了，而是医学人才缺乏这一瓶颈。
现在，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险在全世界一直是一个不易破解的难题，各国的医保模式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大致可分为免费医疗保障、商业医疗保险、社会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等几种模式。我们国家在充分尊重历史、注重实际，并借鉴国外经验的情况下，于2003年试点运行适合中国农村医疗保险模式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当初的低水平、低保障，不断壮大、完善和推广。截止到2009年，全国所有县市已经基本得到覆盖。
第二个方面，在对新农合制度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我县新农合运行的有关情况。
我县新农合是全州第三批试点县，自2007年运行至今，已经有4个年头了。这几年来，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正确领导和监督下，通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广大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与，新农合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基本建立，参合农民医疗费用负担得到减轻，“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新农合的各项控制指标以及为民办实事的既定任务均得到了很好的完成。概括起来说，从2007年至2010年，我县新农合工作实现了“五个提高”、“两个转变”。“五个提高”：一是参合人数、参合率逐年提高。四年来，在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加大了参合筹资力度，参合人数分别是365314、381126、400097、418811，参合率分别为84.89%、88.43%、92.54%、96.27%，连续几年处于全州前列，民政、计生、残联等部门按照政策规定，对农村五保户、低保户、独生子女和两女结扎户以及重度残疾人等给予了个人缴费的减免。二是基金筹集逐年提高。四年分别是1826万元、3049万元、4001万元、5863万元，基金筹集规模是随着各级财政补助快速增长以及农民个人缴费增加而相应扩大的，基金总量越大，政策调整后对参合农民而言受益水平越高，合作医疗基金抗风险的能力越强。三是受益面逐年提高。住院补偿人次分别为28801、36119、49757、42244（1-9月），参合农民可以自主选择公立医院就医，对于那些外出打工、旅游、探亲在外地住院治疗的也有不少人获得住院补偿，年内没有享受住院治疗补偿的特殊慢性病，还可在年底获得特殊门诊费用补偿，今年6月以来，我县还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十余名儿童，推荐他们到省城实施外科手术治疗，实行了全免费。四是住院补偿率逐年提高。分别为33.56%、41.74%、48.15%、64.74%（1-9月），补偿率的提高，体现了参合农民得到的实惠越多。五是住院补偿封顶线逐年提高。“封顶线”也就是最高补偿额度，由新农合启动初期的每人每年1.2万元、3万元提高到现在的6万元，新农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指导思想日益彰显。再就是“两个转变”：一是转变了农民的就医观念。以前生病住院难以承受医疗费用，现在新农合能够给予很大比例的补偿，农民的健康保健意识明显增强，有了病痛不再害怕进医院。二是转变了农民的认识问题。新农合启动初期，农民有种怕上当吃亏的心态，对政府的引导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但通过越来越多的参合农民获得实惠，耳闻目染，转变了他们对新农合的看法，对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有了全新的认识。目前，我县进一步加强了新农合各项工作的管理，尽最大努力让农民满意、让社会满意。第一，加强基金财务管理。新农合基金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基金的本金及利息全部用于参合农民的住院补偿。第二，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管理。一方面对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协议管理”，要求我县及州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实行“即付即补”，也就是说参合农民住院治疗在出院时即可在医院办理补偿，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另一方面，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定期公示补偿情况，实现了医院管理系统与新农合管理系统无缝对接，实行住院病人网络信息报告和网上监审。第三，加强监督。一方面，各乡镇聘请5-7名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的社会监督员，进行社会监督。“一脚踏三县”的万民乡西库村距离乡政府有20多公里，群众看病极其不便，农民参加合作医疗难以得到实惠，乡村人大代表在县人大组织的视察中，将此事反映后，县卫生局、合管局非常重视，组织调配乡卫生院医务人员轮换到该村卫生室工作，解决了西库村和附近几个村的参合农民就医和报销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各乡镇审核员驻点监审补偿，县卫生局、县合管局定期或不定期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进行现场督查指导。四是加强医药费用控制措施。严格控制住院病人的次均住院费用、次均床日费用、住院率等多项指标，遏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我县对费用的控制一直做得很好，获得了上级好评。
虽然，新农合工作运行四年来给不少参合农民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但这项制度建设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一是医疗保险意识问题。大多数农民过于重眼前、重实惠，也就是俗话说的“吹糠见米”，普遍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许多青壮年农民偶尔感冒发烧不算病，慢性病、大病又很少发生，一年到头很少花钱看病，所以有钱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一些慢性病、大病和年老体弱的农民想参加合作医疗，又拿不出钱；新农合个人缴费与其它医疗保险相比较还算少的，但一些偏远乡村农民整体经济比较困难，仍然无力或无法按时筹集资金。二是医疗机构问题。民间流传有这么几句话：“小病忍，大病耐，快死才往医院抬”，“一人得病，全家受穷”，“脱贫致富三五年，一病回到解放前”。什么原因呢？是“看病难、看病贵”吗？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只是一种现象，究其原因与我们现行体制有很大关系，把医疗推向市场和人才引进瓶颈的制约，导致了药品、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和医疗卫生人才极度缺乏，稍微有点本事的都拥向大医院或到发达地区医院打工赚钱，而刚毕业的医学院校生想到县级及乡镇工作，可门槛又太高，而待遇又太低，造成了这种“出得多、进得少”的局面，我们某个县级医院要招一个吉首大学的五年制医学本科生，却因为户口问题而不能被招聘，医院只能从乡镇卫生院选择编内人员进城，医疗服务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当前，医患关系不和谐也是困绕我们医疗机构的一大问题，医院和患者之间的信任缺失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一些医院的医生为追求经济利益，给患者进行了不必要的检查、开大处方，从中获利，患者也对医生开列的检查项目和治疗方案心存戒备，而患者在纠纷处理过程中，高额索赔或对医生施以暴力现象也屡见不鲜，本该一致抗击疾病的医患双方由信任、协作，逐渐演变为戒备、防范，甚至走向对立。“城门失火，秧及池鱼”。正因为有了这种不和谐，群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危机转嫁到了新农合上面，什么筹资的问题、药价的问题、医疗水平的问题、服务好坏的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把不满统统洒到新农合上面，合管局当了“冤大头”，那真是比窦娥还冤啦，处境实在尴尬呀。所以说，医药费用的增长和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低下造成的“看病难、看病贵”也是阻碍新农合健康发展的又一原因。当然，我国目前正在大张旗鼓地着手“医改”，这是件好事，但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实际上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险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国都在探索，只有经验可以借鉴，而没有固定模式可以套用。三是资金筹集问题。明年，各级财政按参合人头每年每人补助120元，其中县财政要配套300多万元，这对于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农民个人缴费30元，每年由乡村组织收缴，行政成本很大，加之我县外出务工人员多，而留守的老与小又没有多大的经济支配能力，筹资成了各级政府和乡、村干部十分头痛的事，如果没有建立一个长期筹资机制是很难办的。四是管理问题。新农合工作启动以来，成立了合管局和乡镇合管站，每个乡镇均有专职审核员负责补偿审核，这在其它类似的医疗保险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各方面管理措施还是基本到位的，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是颇有微词呢？一方面，新农合管理的医疗机构和服务对象太多太散，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60余家医疗机构和几百所村卫生室，这还不包括广东、浙江等外地医院，而我们服务的对象又是广大农民，无论经济条件还是对事物的认识都与干部职工及城镇居民有一定的差距，哪怕是有一丁点儿的不足就会引起较大反响。另一方面，医疗机构的规范操作和自律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农合的发展。不排除部分医疗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譬如使用昂贵药品和检查、诱导病人住院等等，造成了医疗费用的上涨和基金的无效支出，引起群众的不满。其实，新农合是以大病统筹为主，无需住院治疗的小伤小病利用门诊统筹资金要低廉许多，我相信，只要认真划算一下，这个问题是不难搞懂的。还有就是个别胆大妄为的不法分子，他是“带着存折进棺材——死要钱”，竟然敢利用虚假发票和医学资料骗取新农合资金。去年，合管局在审核报帐资料时，发现首车镇青年农民姚某，借用亲戚朋友的医疗证，伙同他人伪造发票和资料诈骗新农合基金，我们当即给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协助办案人员奔赴广东各大城市调查取证，最终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姚某及同案犯均已判刑并被没收脏款脏物，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
目前，我们除了要进一步加强新农合各项管理工作之外，十分需要探索一种新农合筹资的长效机制。现在，收缴农民参合的自负费用，都是各乡镇组织村干部进村入户收缴，费时费力，如果能通过政府协调，组织相关部门，把农民个人缴费以“协议筹资”的方式，由乡镇政府与农民签订筹资协议，农民委托信用社每年从粮食直补、退耕还林款中直接代扣代缴。这样的话，既降低了行政成本也方便了农民缴费，一举两得。
同志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新生事物，它的成长必然经历艰难险阻，但它展现在我们前面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它为广大农民构筑了一道坚实的健康屏障，它是我们党和政府关注民生最直接的体现。让我们大家携手并进，共同关心、支持、呵护新农合，为开创广大农民健康的新纪元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发展和完善“新农合” 构筑农民健康屏障
永顺县卫生局副局长、县合管局局长
王曙
（2010年10月）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
1、概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 “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相共济制度。
2、产生的背景和发展概况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上世纪50年代为初创阶段，60-70年代发展与鼎盛阶段，80-90年代衰落与解体阶段。本世纪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传统合作医疗的延续和发展。
世界各国医保模式种类：（1）免费医疗保障；（2）商业医疗保险；（3）社会合作医疗保障；（4）社会医疗保险。
二、我县“新农合”运行情况
1、“五个提高”：①参合人数、参合率；②基金筹集；③受益面；④住院实际补偿率；⑤住院补偿封顶线。
“两个转变”：①就医观念；②认识问题。
2、管理和存在困难。
3、探索建立新农合筹资长效机制——“协议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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