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讲话实录_朱基讲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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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講話實錄》的出版幕後故事

朱鎔基：一定要讓老百姓買得起這本書

2011年9月10日，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秋雨蕭蕭，寒意襲人。從單位出來，繁華的路段，我們兩位記者等了半個多小時，才攔到一輛出租車。一聽去朝陽門，2.5公里的路，司機師傅有些悶悶不樂。然而走了一段，聽到我們討論的話題，師傅頓時來了精神：「你們是去採訪朱鎔基出新書這事的?能替我問個問題嗎?他明年還會出書嗎?再出，我還買。值呀!他寫的都是大實話，不來虛的，那些宏觀經濟形勢的大道理，他一說，我就懂了，還特過癮。」

我們心裡一暖，深感此次採訪非常有意義。「金盃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朱鎔基講話實錄》上市兩天，銷售火爆，這只是籠統的陳述;未來的銷售總量，也只是抽像的統計數字;而隨處碰到的老百姓，提到「朱鎔基」3個字時臉上迸出的光彩，是對這套書最形象、最生動的註釋。

從1500萬字裡挑出120萬字

「我們有個由五六個人組成的整理該書的領導班子，忙碌了8年時間。作為講話實錄，也是逐漸形成的。」在9月8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如此介紹。8年，掐指算來，從2003年朱鎔基退休起，這套書稿的資料收集與整理工作，就已經展開了。

根據1990年發佈的《關於對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加強管理的規定》，有此資格的出版單位僅限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出版社。黃書元介紹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書基本上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僅是近幾年，就有《江澤民文選》、《胡耀邦傳》等書在該社出版。朱鎔基的著作，也沒有例外。

人民出版社經過慎重考慮，在2005年前後，指定副社長任超牽頭，統籌負責朱鎔基著作的出版工作。任超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第一天「到崗」的日子，他竟然沒記住，當時滿腦子想的，是如何安排這套書的出版步驟，如何組織、調配人手。

書一出版，任超就累倒了。記者聯繫採訪時，他還在病中。他告訴記者：「總體上說，這套書的問世經歷了這幾個階段：最初是資料整理階段，中間是編輯階段，隨後還有裝幀設計階段、校對階段、審閱階段，等等。」其中，前期的資料整理，是歷時最久、任務最繁重的。直到2010年，才轉入文字編輯工作。

「這五六年，我們社裡前前後後至少有上百位同志，全身心投入這套書的編輯出版工作。」2名編輯參與前期資料整理和編輯，12名責任編輯參與後期書

稿編輯，1名設計人員全程跟進裝幀工作，校對、編審、出版和發行等方面的人員更多。

選擇什麼樣的人參與朱鎔基著作的印刷，是很有講究的。他說，「既要政治可靠，經驗豐富，編輯水平過硬，又必須有熱情，甚至得有體力，才能承擔得起這項長期的、宏大的工作。所以不能光選老同志，得有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參與進來。」除此之外，專業背景也要搭配。學政治的、學歷史的、學中文的、學經濟的、學法律的……挑人的過程，幾乎把社裡中青年編輯的畢業院校和所學專業，從頭到尾篩了一遍。

女編輯魯靜就是這樣被選中的。她是歷史學博士，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室等多個部門工作了十多年。2007年11月，她被借調到「朱辦」(朱鎔基同志辦公室的簡稱)，參與第一階段編輯工作。任超介紹她「這幾年一直在該書編輯組負責」。

翻開《朱鎔基講話實錄》，《編輯說明》裡介紹了參與編輯工作和資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成員。除魯靜和另外一名編輯外，其他人均在經濟學領域有不同建樹。他們的工作是高度細緻嚴謹的——既然是「講話實錄」，所有資料都來自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信件、批語。用黃書元社長的話說，「這幾本書是講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所以，搜集和整理的對象，主要是朱鎔基出席重要會議和到地方、部門考察調研的會議視頻、講話錄音、現場速記等。一遍遍看錄像，一遍遍聽錄音，把他說過的話一字不漏地整理下來，僅此一項工作，就可以用「海量」來形容。全部形成文字後，總字數多達1500多萬字。

魯靜告訴記者：「在這1500多萬字裡挑選文章，如何取捨，是這4年中最棘手、最難解決的事。因為每篇講話都體現了實字和真字。」朱鎔基給工作人員確定了一個挑選原則：凡是重複的、已公開發表的、別人代筆起草的，一律不收。據此，魯靜等人開始了漫長的整理過程。「背後的辛苦是一般人無法想像的。加班加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為了核對一個人名、地名或者一個數字，經常要到處查資料、詢問當事人或有關部門，花費幾天甚至一周的時間。」

不僅是編輯們看，當時年近八旬的朱鎔基自己也非常認真地看。如今，回顧這段浩大的資料整理過程，魯靜覺得，能親身參與其中，將朱鎔基總理思想最精髓的部分呈獻給廣大讀者，這是終身的榮耀。生命中最有激情的一年

2010年，按照朱鎔基的「原則」挑選出來的初稿，共計120多萬字，送到了人民出版社12名責任編輯的案頭。12個人分成了4組，每3人負責其中一卷。如何分組也是精心考慮過的：3人必須老中青結合，其中必須有一人是學經濟的。

學政治學的責任編輯阮宏波是最年輕的一個，出生於1980年。他被分到第三卷編輯組。起初，組裡3人一碰頭，發現沒有真正懂經濟的，趕緊跟社裡報告，換了一個學經濟的過來。「為什麼一定要有學經濟的呢?一拿到書稿就發現了，絕大部分內容都是經濟。朱鎔基被國外媒體稱為『經濟沙皇』，不是沒道理的，他的的確確是個行家。雖然他講話深入淺出、簡潔明瞭，但分稅制、國有銀行改革、國企改革等，都涉及許多專業知識。」

老中青三代人的結合，則從另一個方面保證了編輯質量。「『朱辦』對我們的工作是放手和信任的。責任編輯從文字、標點，到內容、篇章都可以提意見，但一定得言之有理、言之有據。所以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同一句話，老編輯看了覺得有問題，我們年輕人看了覺得沒問題;或者，大家都對某個地方有疑問，但每個人的理由不一樣。這時候，不同年齡段、不同經驗的3個人，在一起爭論就很重要。最終，會爭出一個統一的意見，反映給朱總理那邊。」

按規定，圖書的出版一般執行「三審三校制」。但《朱鎔基講話實錄》在短短大半年裡，就經歷了十幾輪編輯、二十幾輪校對。人民出版社對編輯和校對的要求，只有最簡單又最難的三個字：零差錯。為此，第一輪，每組看自己負責的那一卷;第二輪到第四輪，為避免閱讀疲勞，輪流看其他組的三卷;第五輪，再回到自己組的那一卷……直到最後幾輪，「停下，站到自己的責任田上，牢牢把住，你們就是負責這一卷了，一個字都不許有差錯」。有了這種「魔鬼式」的編校過程，今天，阮宏波已能坦然而自信地說：「我肯定，這套書做到了零差錯。」

對書的編排方式，在常用的「時間式」和「專題式」兩種方案裡，最終選擇了「時間式」。即從1991年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開始，到2003年總理任期結束，12年的講話，嚴格按時間順序編排。「這樣編排的最大好處，是能夠清晰地看出朱鎔基對中國經濟全局的思考，也能看出他經濟政策發展的全過程。如果拆分成銀行、稅收、國企等若干個專題，就會割裂了。」

書名是朱鎔基自己定的。「現在領導人的著作，很少再用『某某文集』這類書名了，從上一本《朱鎔基答記者問》到現在的《朱鎔基講話實錄》，可以看出總理對書名的要求，還是簡潔明瞭。」阮宏波說。

今年年初，全書基本定稿，出了一批徵求意見的樣書，送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相關領導審閱。「不少部委吃了一驚：這個朱總理會議上的講話，怎麼和我們部裡存檔的講稿完全不同?一查，部委存檔的是書面講稿，但朱總理來了後，書面稿請大家自己看，他脫稿，就某個問題，即席講話。」

如此大篇幅的即席講話，真實再現了當年的場景，很多都充滿朱鎔基特有的「火藥味」，或是充滿了「解密高層會議」的味道。對這些，朱鎔基都沒有避諱。書送到當年曾挨批挨罵的部委、省市或企業那兒，結果沒有一個提出要修飾、要抹去的。有的部委和省市一字不改，有的部委和省市還主動提供當時的照片和其他材料。

回顧這一年的編輯工作，阮宏波用了一個詞——激情。「這是我生命中最有激情的一年。這激情來自於朱鎔基性格的感染。文如其人，書如其人，編這本書，是在靠近他的真話和真心，感受他的激情和深情。這激情也來自於巨大的知識收穫。首先是學到了大量經濟政策和經濟知識，然後是看到他處理高層事務和個人事務的智慧。」至今，阮宏波依然常常讀自己任責任編輯的第三卷，書上貼滿了標籤和便條，書下面還壓著一個本子，密密麻麻寫滿了讀書筆記。

朱鎔基親自修改封面和結尾

對比年初徵求意見的樣書和現在正式上市的書，有兩處明顯的不同，一是封面，二是結束篇。這兩點，正是根據朱鎔基本人提出的意見而改的。任超告訴記者：「4月份朱總理帶到清華大學去的書，封面還是白色的，用的照片是一張他表情比較嚴肅的。後來，朱總理在我們裝幀設計人員提供的十幾個封面中，選擇了現在這個，紅色的，微笑的。」

至於結束篇，編輯團隊原先的構思，是以朱鎔基2003年1月最後一次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的講話《值得紀念的五年》作為結尾。「不但時間恰好合適，內容也水到渠成，完全可以收得住這套書」。但是，朱鎔基決定末尾增加一篇他2003年2月在北京市看望一線公交職工時的講話《大力發展公共交通》。

所有的修改完成後，2011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靜悄悄地發了一條征訂通知。當時，除了各地新華書店的工作人員外，幾乎沒有人留意到這條通知。10天後，9月8日，《朱鎔基講話實錄》新聞發佈會舉行，除了出版方和學者，再沒什麼「大人物」出席。任超說：「朱總理對發佈會的要求，就是不願意有官員參加。他更關心全國各地同步上市，不希望北京上市了，較遠省市或農村卻買不到，那有失公平。所以，這次有些地方，書是空運過去的，確保同步上市。」

然而，再怎樣低調，再怎樣靜悄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上市，還是舉國轟動。這一幕和2009年《朱鎔基答記者問》問世時的情況非常相似。那次，征訂通知發出後，起初各地書店報來的數字並不多，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幾經考慮，覺得可以「搏一搏」，首印數便在市場報數的基礎上擴大了兩倍。結果，上市兩天，蜂擁而來的訂單比首印數還多出兩倍。「我打個比方說，開始各地只要10多萬冊，我冒冒險，首印數放到25萬冊。然後，短短48個小時裡，市場爆發出來的需求量竟然是70萬冊。還好當時多多少少是有心理準備的，在紙張、印廠等方面都留了一手。不然48小時內，我們怎麼來得及加印?」迄今為止，《朱鎔基答記者問》的銷量已達到100多萬冊，有的媒體估計已經超過150萬冊。任超強調說：「最難得的是，這100多萬冊，基本沒有團購的。一本59塊錢的政治類圖書，靠老百姓一本一本地去書店買，賣到了100多萬冊，這在圖書市場上是非常罕見的，也是遠遠超出我們預計的。」

有了《朱鎔基答記者問》在前，今年對《朱鎔基講話實錄》的銷量是否有了更樂觀的估計?對這個問題，任超沉思了很久：「這兩本書，我們並沒有刻意規劃誰先出，誰後出，只是根據書稿本身的成稿速度來推出。客觀上，《朱鎔基答

記者問》的成功，確實為後來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對《朱鎔基講話實錄》，我只能推測，它會接近或超過《朱鎔基答記者問》的銷量，甚至有可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書上市了，心願了了，忙了6年的任超「想好好休息一下」。和記者談了一會兒，就體力有點不支。這個中秋節，他哪兒也沒去，一是好好養病，二是還要盯著書的銷售情況，好隨時調整。「當時《朱鎔基答記者問》是單冊，而現在《朱鎔基講話實錄》是四卷，大規模加印時，難度更大，4本書的封面色彩、裁切都要一致，這就是很大的工作量。現在中秋假期，我們幾個庫房、幾個印廠都沒有休息，正在加班加點，往全國各地調貨、發貨。」

說到這裡，任超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這4本書看上去比上本單冊貴。《朱鎔基答記者問》定價是59元，《朱鎔基講話實錄》平裝版是49元一卷，精裝版是82元一卷，全套價格分別是196元和328元。但實際上，以平裝版為例，為保證首次披露的272幅珍貴照片和30件總理手書影印件的質量，採用了雙色印刷，平均每個印張的成本在2元左右，應該是標價60元才能掙錢。我們49元的定價算下來，每個印張1.5元，或許不會虧本，最多只有微利。我記得，上一本書，朱總理再三提的意見是，『封面上的答記者問四個字要比我的名字大』。這一套書，朱總理再三提的意見是，『一定要讓老百姓買得起』。這句話，我們牢記在心。」

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我們能強烈感受到阮宏波說的那種「激情」。溫和的魯靜、年輕的阮宏波、儒雅的任超，他們性情迥異，但談到朱鎔基這套書，他們幾個人都散發出共同的光彩。也許，阮宏波的一段話，是對這種「激情」的最好詮釋：「別的書，經常編完了就不想再看。朱鎔基這本書，編的時候看了十幾遍，可現在拿到書還想看。我的兒子才兩歲，等他大一點，我一定要告訴他，去看《朱鎔基講話實錄》。不是因為我參與編輯了，而是因為它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