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演讲稿_公地悲剧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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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公地悲剧呢？当然是过度放牧。草吃干净了，连草根也没有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荒漠化。避免草场的破坏需要所有牧羊人的集体行动，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愿意为了共有草场的繁茂而主动减少自己羊群的规模。正像没有一个小煤窑的主人为了保护煤炭资源自己主动减少煤炭开采是一样的。实际上，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自身使用的负外部性。当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土地上吃草的时候，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养多少只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过度放牧的负外部性。煤炭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同公共草地放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一个人享用公共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共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

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两种途径：

1、是可以通过政府管制

2、是把共有资源变成私人物品

案例

梅家坞：第一次机遇

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是一个敞开式、全民参与型、个体经营为主的乡村旅游地。其发展始于2000年5月1日梅灵隧道开通，从此这个被封闭在山坞里、景色雅致的小茶村与主城区的车距不过半小时。满眼绿色、清新空气、正宗龙井茶、现买现作的新鲜农家菜等吸引了杭州、上海、苏南及周边其他城市的自驾车游客，梅家坞成为了有口皆碑的距杭州市中心最近、最具原生态特征的乡村休闲区。

2002年左右，迅猛发展中的梅家坞遭到了严重的“公地悲剧”威胁，主要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戕害上。茶楼中的生活污水随处排放、垃圾遍地、溪沟变成了臭水沟、违章建筑随意搭建、车辆在公用地上随处停放、民居点呈现严重的现代化趋势。当地村落风貌失范，乡村性受到严重侵害，使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失所望。

2003：凤凰涅磐

2002年9月，梅家坞开始实施政府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中，把梅家坞改造纳入2003年三大工程中，实施公助民办政策；

政府负责规划、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秩序管理、宣传促销等，农户在政府统一管理下继续从事个体经营

杭州市政府从2002年10月起，按照“积极保护、民办公助”的原则，累计补贴4200万元用于梅家坞环境整治和景区建设。2003年10月整治完成后，梅家坞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前一阶段中的“公地悲剧”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溪沟面貌整治一新，沿溪、沿街基本上都是江南典型的粉墙黛瓦。各种清雅的茶市、茶庄遍布村中，“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及杭州最大的茶文化中心凸现出来。2003年全村接待人数为30万左右，服务收入2380万元，总收入3389万元（受前期施工影响），几年来黄金周日平均流量都在8000人以上，平时周末一般都座无虚席。普通家庭茶室的年净收益都在7、8万元左右，多的甚至达到20多万，户均收入由原来的6000多元猛增至15万元。梅家坞在全国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被誉为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茶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利用成功结合的“梅家坞现象”。

反公地悲剧

1998年，美国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迈克尔•赫勒(Michael Heller)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反公地悲剧‟的文章。2008年，他出版了《困局经济学》一书，对此学说进行了理论扩展。赫勒认为，所有权过度分散将导致资源无法被利用

仍以牧场为例，反公地悲剧的情况是，一块草场被划分成许多小块公开出售，每一位业主都有否决权以决定这块草场派什么用途：建造公园，高尔夫球场，还是用于放牧。因为很难使这些业主的意见统一，这片草场就闲置着，造成资源浪费，没有一个牧羊人可以进入这片草场放牧。

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杜邦法案》，鼓励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对联邦资助的研究发现申请专利，并将技术转卖给私营部门，对其进行商品化。看似合理的法律，导致专利的数目飞涨，如今这些过多的专利给新药研制带来极大的阻碍，因为每种新药都可能涉及几十种专利，不但要付出高昂的转让费，还可能陷入纠缠不清的官司中。

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那么发达，看来也是一件好事。专利的合理运用，胜过专利本身。美国的宽带频谱资源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私有化的。因为带宽的限制和各个电信公司使用不同频率通信，造成服务质量比不上日本或韩国。中国在住房私有化进程中出现过许多所谓“钉子户”，过去有些因为无法协商解决就强行拆迁了。现在，居民的权力受到更高的重视，拆迁补偿提高了，间接地造成土地开发成本的上升。

解决反公地悲剧的方法

1、市场途径（定价）

2、防止不合理的产权投资

3、公开技术、专利共享库(例如Google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4、政府管制（如有限配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