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801根据录音整理的龙应台北大演讲完整版_龙应台港大演讲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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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8月1日，著名文化人龙应台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做了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主旨演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网上只能看到阉割版的演讲稿，虽有进步，但仍觉意犹未尽。特根据录音整理出完整版，以飨读者。

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2010年8月1日）

龙应台

（未来有多远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我们的“中国梦”

这是北大吗？龙应台竟然能到北大演讲，是不是很奇怪？ 我听说在同样这个厅，在我之前，连战和宋楚瑜先生来演讲过，是吧？然后我这边还听说，我和易中天今天要是超过时间的话，北大会断水断电，因此结束之后，也就没有什么签名啊，没有和大家交流的机会，非常可惜。

《南方周末》的朋友打电话来给我说，希望我来北京谈一谈“中国梦”，我在台北接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你一千个飞弹对着我，还让我来谈中国梦吗？”

可是在这完了之后，想想说：不对，其实我是1952年生在台湾，在台湾长大的人，我这一代人还真的有“中国梦”，是在一种“中国梦”中成长的，我一开始我还在想，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就是这首歌，你们听说过这首歌吗？我放给你们听啊。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就是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跟我同代的人，大陆的朋友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也就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然后去，去杀敌人吧，也演过这样的戏，唱着这样的歌。

你能说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当然是，要反攻大陆。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这个“中国梦”它一方面是政治的图腾，它同时也是真诚的。

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有那么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小岛上。所以，到了岛上的人，他们的思乡之情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这个刻骨铭心的思乡之情，而有很多作为，文学的，跟音乐的，那代表那个时候的，我们上代人和我们这代人的“中国梦”，还有另外一个曲子，相信你们都知道。余光中，他写于1961年的《乡愁》，你们会唱吗？唱唱看。放一段啊：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你们知道海棠红是什么吗？你们会唱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它讲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哦，待会告诉你啊。

我这一代人和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是在反攻大陆的这种悲愤的情节中长大的，一定要回到那个故国去。然后，它的比较柔软的一部分，是心里带着那种永远不能忘却的，那是一种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中国梦”中成长。可是呢，这样一个“中国梦”，它有一个基座，在下面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其实是一个价值的基座。

所以当然我想说，支撑我们这个“中国梦”的基座的价值的核心是什么东西呢？

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在台湾所有的小学，当你一进校门，就是这四个大字“礼义廉耻”，你走进了教室，还在那儿，“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所有的文字里面来找这个价值的基座，那么就是这四个字，它行随了好几代人在台湾生长的经历。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墙上一定有标语。只是标语内容跟大陆不一样，我们从小长大的标语最常见到的就是解释这四个字。所有的小学生都知道：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这个还是用白话文来说的，等到你十二岁，十三岁文言文可以的时候，你就得看这个：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

所以在台湾你会看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路名，一定会有四维，全部都来自这一段价值的基座。再长大一点的时候，要看顾炎武。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所有的人都说出口的是最后两句话，就是说“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也就是做官的人的羞耻、贪污、无耻，那种耻就是国耻。这是我们小时候很深很深的一种教育，烙在你的皮肤里。

那以这样一个背景，你们也许会有一个新的理解，就是记不记得那个“红衫军”要包围“总统府”，陈水扁坐到里头是哪一年？时间过得多快，我都忘记了，零三吧，零四吧，哦，有人记得，零六，我都忘了他当总统是什么时候。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百万人上街，包围“总统府”要让他下台，那个时候在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你在电视上也许能看到这样的镜头，满天飘着的气球上面每个气球上都是写着字呐，什么字呢，“礼”，“义”，“廉”，“耻”。我记得我到街上去，到广场上去看的时候，一看这四个字，诶？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里开小学同学会了。这四个字打出来，每个人心领神会，说我们在乎的是什么，就在这四个字里面表达进去。

除了这种价值的基座上，价值本身，另外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年纪非常非常小，可是志气非常的大，这一点和中国大陆一直很像，但是这种大的志气呢，还有一种非常强的儒家的核心，就是我们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已经被教导，我们把自己都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怎么烙在脑子里面的呢，我还记得我初中一年级十三岁的时候，国文老师他的名字叫林弘毅，哪个弘哪个毅呢，当然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我们都是以后要弘毅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生物老师叫陈弘毅，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你看那么多的孩子叫弘毅。我知道大陆那个时候的孩子都叫什么，“卫东”啊，叫“爱国”，“建国”，是吧？全是，我们很多孩子叫“弘毅”，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很深的烙进你的价值系统里头，去支撑你的梦想。

再进一步呢，前面还是说修身对个人对自己的期许，你看这一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为度外”，这是谁的话？蒋介石。我们从十岁十一岁十二岁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你用今天的眼光看，尤其是把它翻译成英文的话，挺可怕的，你是告诉十一岁十二岁的孩子就会说，你要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而且以个人的生死为度外，那确实是回到那个时代，就是教你是要个人的生死不重要，要为国家。

再进一层呢，不止是国家，不止是国家。我觉得更重要的，在那个系统里头还有下面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好大好大的气魄，对13岁的孩子也能有这样的期待。这就是支撑我们那个时代中国大梦价值的基座。有意思的是，它前面虽然教你国家至上，但事实上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有“天地”，还有有 “生民”，“天地” 跟“生民”比国家还大。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价值基座。

我很深刻的记得14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国语》，《国语》写的是三千年前的中国社会，我记得我14岁读这篇的时候十分的震撼，震撼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凭大陆的情境是不是适合让我们去熟悉。就是：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的那一句，让我感觉，14岁的我，啊，这样吗？“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他就被没法待了，“流王于彘”，把他丢到彘这个地方，他就灭亡了。

所以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在读古书的时候，就体会到，那个大国梦下面，有非常非常深的儒家价值观。

我是谁? 但是这个梦呢，在七零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质变。

最重要的，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为整个的旗帜，那个时候台湾人突然觉得，啊？我们变孤儿了。可是，最坏的还没到呢，到了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这个中美建交，台美断交。1979年这件事情给台湾人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就是自己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那一种恐惧、被切断、被整个世界抛弃这种情绪之下，那种爱中国，继绝存亡的那种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那是一种很强烈的感情的宣示，因为他觉得有强烈的危机感。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有一首歌出现，那首歌是什么？（放歌曲《龙的传人》）

我不怕这首歌，因为你们都知道，都会唱对不对？然后就知道在那样一个“中国梦”里面有强烈的被抛弃感，这那样的境况之下，就写下了这首歌，传唱一时。但是它的创作者在1983年就“投匪”了，然后这首歌被禁掉，不能唱，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在七十年代这么重大的台湾或者说整个国际局势的演变，对于他的集体意识，有这么大的震动和变化，对于中国梦这个东西就起了非常非常重大的质变。

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像这首歌的作者，那种“中国梦”还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种中国人就不一样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的是，在这样的歌里，我想《龙的传人》这首歌，所带给我们的中国，还不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状态，台湾人那时候做的是这样一个版图的“中国梦”。

那个“中国梦”的形状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形状就是余光中在《乡愁四韵》里的海棠叶的形状。后来当我逐渐逐渐的见到了中国现在的版图的时候，每次都觉得画错了，少一块儿，感觉特别怪异，我已经习惯了从小被灌输的是这么一个版图，接续了好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版图的“中国梦”。

但是这个“中国梦”呢，在七零年代开始质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方面，想想看，在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这些人，在这个时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的孩子也生在台湾，——我就生在台湾，那这个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无形之中一定会对你脚所踩的那块土地产生了真诚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在台湾最有名的是那首《乡愁》，但是我想你们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歌，来，放一下这首歌。（播放《车过枋寮》）

这首歌叫《车过枋寮》。枋寮是屏东的一个小海港。也是由罗大佑谱的曲，1972年。他是由国语加西语演唱的。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甜甜的西瓜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 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这是1972年的作品，那么思乡的余光中，到了七零年代的时候，他用这样一首歌去唱屏东乡下最小最小的一个小村子，一个小镇。这是我早年在1987年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认宗回乡，我曾经问过余光中先生，因为他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回到大陆去，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时候他不回去，原因是回去了他伤心，所以确实很多人在很长的时间之后，鼓足了勇气，回到那块伤心地，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伤心地。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从原来那个大海棠红的“中国梦”走到了台湾现实越来越真切的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使得你不能够不看见它，在心理上有一种转换。所以，以前那个中国大梦逐渐逐渐的离你脚下的泥土越来越近，它逐渐的转型，成了后来的“台湾梦”。从这个过程来讲，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做《美丽岛》。

《美丽岛》这首歌是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叫李双泽，他是在，跟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一样，在1979年那个时候中美断交，台湾变成了孤儿，然后孤儿还不要忘记了也是在那样的背景之下，罗大佑的《亚细亚孤儿》出现了，他是在那样的情境之下写下了《亚细亚孤儿》。那么李双泽这个名字，跟很多台湾地区的年轻人一样，当这么大的震撼和危机感、孤独感、被离弃感出现的时候，他突然开始问说：诶？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爱长城，可是那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而我住在淡水河边，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唱过淡水河？

是在这样一种觉醒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开始跟这些好朋友去推动说，唱“我们的歌”，那年轻人就开始写，重新写歌。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是以唱国语歌为耻辱，因为我们瞧不起大陆，我们只唱英文歌，我们只听英文歌。所以当李双泽带领年轻人开始主张写“我们的歌”的时候，有两种背景，一种是怎样面对美国文化的全面的笼罩，说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另外一个背景是对于那个虚无缥缈的“中国梦”，你到底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在这两种背景之下，说要写我们自己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写了这首曲，叫《美丽岛》，它是改编于一首诗，这首诗原名叫做《台湾》。《美丽岛》这首歌呢，因为一下子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就被那个时候的反对者，党外就把它变成他们的杂志，名字叫做《美丽岛》，而结集了当时对抗国民党的反对的势力。这个反对的势力在《美丽岛》这个旗帜下，就一直累积到了1979年12月10号，就是联合国的国际人权日，变成一个大的冲突，成为美丽岛事件，或者是高雄事件，是以大逮捕作为收场，这就是1979。《美丽岛》，我自己觉得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你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这么一个里程碑的一首歌。很好听，来，请放。

胡德夫的声音，他源于卑南氏。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离开大学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接触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给我大的震撼的是，第一次才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屠杀，从来没听过，才知道龙华那些烈士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知道原来我在之前所接受的那些教育全部是一种操纵的大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975年。当然，十年之后，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野火集》，就暴露这些谎言。

1979年是怎样的震撼呢？每次不认识的人问我说，龙应台你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一贯回答：“我是湖南人。”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了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旁边有个第三者，第三者先问这个人说：“你是哪里人？”他一口湖南腔，这个人刚从湖南出来，就回答：“我是湖南人”。你知道我心里的震撼是什么吗？这个人再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我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然后这个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这个整体的结合起来，我跟大家今天解释的就是，逐渐地从一个海棠叶子的大中国梦里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台湾人在七零年代末就开始问，“诶？那我是谁呀？”我不是中国了，因为联合国已经取消你的这个所谓的国旗了，那中美也断交了，当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还说我是中国吗？那个梦想做不下去了，所以它势必转型不可。从此以后，走到八零年代以后，这两千多万台湾人一起慢慢走向了一个转型，所以现在我们就基本上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地图了，就是自我感觉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说你就认清事实吧，原来你就是站在这个多小的泥土上维持原状，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走过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零年代的民主课程。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刚讲到1979年的12月10号的大逮捕，就是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的大逮捕，大审判。我想给大家看这张图片。看过这张照片吗？因为这次到了北京才开始做这次演讲的功课，下飞机之前，我都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次，我还真的是这两天开始准备功课，然后就发现每次要找一个资料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什么？“这个网页已经被……”我就想是不是被重设一个什么东西，我就用网上拍照照下来，让你们看，网上的资料会出现这些东西吗？这做功课做起来就特别辛苦，挺挫折的。这张照片呢，就请台北的朋友传过来，这个就是国民党大审判时的那张当时的图片。国民党那时候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当时他们就决定说，要做一个公开的审判。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我们可以看到站在第二排的那个露着牙齿开心笑的那个，他是谁？施明德，他在这场审判中被判多少年的徒刑？无期徒刑，你看他那个爽爽的笑容。你认得里头在施明德的那（右手）边的这个女子吗？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这里头还有很多很多人。

我用这张图片想给大家解释、表达的是说八零年代台湾人从这个大的虚幻的“中国梦”慢慢地走到脚踩希望脚踩泥土去认识村子的名字的这种心情之下，开始真正地上民主课。那你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切片来看的话，三十年刚刚好足够我们台湾几代人看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看到什么过程呢？用这张图片来代表，就是第一个，这个图里头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也就是政治犯，施明德等人，这里面有吕秀莲、陈菊，她们俩是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就是在那个紧张的而且恐怖的状态之下，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这些辩护律师有什么名字，你叫的出来吗？有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第三类人是当时的掌权者、统治者，当时的“总统”是谁？蒋经国先生，当时的新闻局长是谁？宋楚瑜先生。好，这是这张图片隐含的、蕴藏的1979年、八十年代的台湾即将进入的一场大课。但是我说的那个三十年的切片，有意思的是，你如果活的够长的话，三十年来你会看到，很快的，从这些名字你就知道，我们亲眼目睹地就看到了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野了失去政治权力了变成反对者，当然又来了一轮这轮又回来了是不是？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民的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至少一部分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够大，而且就在我们眼前看到，这是很完整的演出。那你两千三百万人当他真的是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的过程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感动。我想说的是，从这个角度去论道，你可能会对于看到的我们现在讲的台湾民主的那个“乱象”有一个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它都是在给你上课，而且它所有的“摔倒”我都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真正地重重的“摔倒”一次，你才知道，你这样摔下去的话，你要怎么再站起来，你没有摔过，你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所以，我对于台湾民主的“乱”，我都不认为它是“乱”，而是觉得它是一个必要的非上不可的课。

这样说来呢，我就会觉得表面上会说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蓝的啦，绿的啦，本省人，外省人，但是你不要被这个表面所骗了。这又回到那个基本的基座上的价值观，经过这样的从前的中国梦然后慢慢地觉得被抛弃了，然后逐渐地发展为与泥土相关的台湾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事实上台湾不管是蓝是绿，他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结实的共识，这个共识不是在政治现实上该走这走那，而是基本的价值观。这个共识我可以列出两千条，但是如果我只列五条基本共识，是把不同阵营的不同背景的不同来源的台湾人都统一在一起的是这些价值观的共同共享，那么这些价值观是些什么呢？可能大部分人台湾人都会这么说，是的：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的权力很可能是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台湾人的共识。他们争吵，他们争夺，他们在“立法院”打架，其实全部是站在这么一个基础上。但是不能说台湾没有分歧，它的分歧多的很，它的梦就有分歧，本来从中国梦到台湾梦就已经有分歧了，现在走到了这条路上，也有大的分歧，就是我在西湖拍到这张照片，这是两者交叉的地方，也许大部分人都往民主这条路上走，可是民族到底占多大的比例？造成选择过程中或行为上的不同，那他们没有分歧的是他们的基本共识，这个价值观统一了他。

我有中国梦吗?

所以回过头来说，就是价值观统一了这个岛。你如果问说中国梦的问题，就回到今天的主题了。很可能会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会辩论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没有中国梦，很多人这么说。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说，你有没有中国梦，我说你说的那个中国梦的“中国”这两个字，指的不是“国家”这个东西，国家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一个管理组织，我对国家没有梦，国家是会说谎的；如果你说“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对不对？这块地方是我的父亲的故乡、我的母亲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的好跟坏有多么巨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对于整个人类社区的和平有多么大的影响，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当然有。

今天我还发现是建军节。我就看见人说“大国崛起”这个词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说起吧。我呢，倒是真的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

那你说龙应台你怎么来衡量文明这个东西？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是什么样的尺子呢？我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看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看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看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跟民工，这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当我看一个国家的时候，我看它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我看它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民族，我看它如何对待它境内的不同政见的异议分子，我看它内部的多数如何去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所说的文明的刻度——你怎么对待你的弱势，怎么对待你的少数，怎么包容跟你意见不同的人，这，才是我所在乎的，而不是大国崛起。

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而人民引以自豪的，它其实是军事的耀武扬威，它如果只是经济的财大气粗，它如果只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崛起，会带来危险。可是你就说，我的希望在哪里？我非常希望而且我认为非常非常的可能是中国文明的崛起，中国大陆，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可能。

再有，有一个我自己的问题，谁在乎“血浓于水”？我会说，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只代表我自己，我会说，哎呀，我不太在乎“血浓于水”这个东西呀！我在乎的是什么东西？这又回来了，如果说在刚才讲的那个文明的刻度那个价值观上有共同的语言的话，我们都说得通你怎么对弱势，你怎么对少数，你怎么对意见不同的人，如果在这些价值的刻度上，我们说的上话，能够沟通有共识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座，而那个基座的价值跟作用十倍于、百倍于、千倍于所谓的“血浓于水”这种古老的、落后的、过时的理论。

我希望您相信我的真诚，就是对于中国有梦这件事情。我的父亲在15岁那年离开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他跟另外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叫做东秀，两个十五岁的少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兴塘镇火车站要去购买蔬菜，然后再挑回山上。可是到了火车站呢，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两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我的父亲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那个东秀就带着蔬菜回家乡去了。

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在2004年的时候，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回去的时候，一路的鞭炮欢迎——不能说欢迎，应该是说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的、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的骨灰回家。

在家祭的时侯,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那声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和网络，因为他一旦离开了那个山沟沟，到台湾那个海岛的一辈子，他那种湖南话是被人嘲笑的，是被我们嘲笑的，是被我们瞧不起的，是使得他无法在那个社会网络出人头地的。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游子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对于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这个真诚的希望也使得我今天到这里来。我对中国那种军事的“大国崛起”我毫无梦想，但是对于一个以文明力量而崛起的中国我充满了期望。文明的中国，我多么希望它是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不要说两岸，我觉得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更有贡献。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小段。我在一九八五年在台湾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我在台北做了临别演讲，是那段时间唯一的一次，也是“野火”时期最后的一次，也是在演讲的中途会被“断水断电”的那种恐惧中进行。在那次演讲的最后一段，跟梦想有关：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的。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辞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