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一语文教案2边城(节选)_边城节选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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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节选）
●课文鉴赏说明
一、创作背景
《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是作者的代表作。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全篇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
二、《边城》的情节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为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三、纯朴的人情
边城明净的风光，教化着朴实的人们。在小说中，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古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边城》第三节）美好的道德情操仍在这里发扬光大。
1．翠翠
翠翠天真善良、温柔清纯。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她就幻想出逃让外公去寻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心起来，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她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节选部分以后，傩送远去，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表现了她对爱的执著。
2．外公
外公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
3．天保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后来他外出闯滩，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他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四、孤寂的内心
作为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湘西，人们的身上也流露出孤寂的色彩。
1．翠翠
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无比孤独。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她“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思春少女的感情，所以她感到“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外公不能明白她内心的哀痛，只能哄劝她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对于一个花季少女，这样的话太不切实际了。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无相干。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2．外公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孙女感动不已。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反而让孙女“心中不免有点乱”。他对翠翠“温和悲悯地笑”，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既爱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节选部分以后因天保的死造成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3．天保兄弟
天保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傩送也喜欢翠翠。在不知情中踏入了爱情的纠葛中。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之地。最后死于意外，也许正是他孤独的归宿。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可以说，《边城》中的每个人都在孤独中挣扎着，最后“也许明天回来”不过是孤寂中的自慰罢了。
五、文化内涵
作者的理想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那么“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什么而言呢？
作者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
作者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解题指导
一、这道题意在让学生了解小说的主题。可从作者这篇小说写作动机引导学生思考本题。
可参考“课文鉴赏说明”。
二、这道题意在让学生了解文章情节发展的线索。
中国的小说喜欢用“草灰蛇线”的手法，前后情节往往有一定的照应，前文为后文埋下伏笔。如这篇小说中以下的几段情节照应（后──前）：
1．翠翠梦见自己在山崖摘虎耳草──外公给翠翠讲父母的往事。
翠翠情窦初开，听到外公讲父亲和母亲浪漫的爱情故事，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感情。因此梦见自己上山崖摘虎耳草。“平时攀折不到手”的虎耳草，她很容易地摘到了。她内心里以前对傩送朦胧的感情，现在明确起来了。
2．翠翠问外公：“我万一跑了呢”──翠翠想“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外公“点了灯笼火
把去找我”。
翠翠问外公：“我万一跑了呢？”其实是要说：“爷爷，我一定不走。”翠翠以前想出走让爷爷惊慌，是因为她心里觉得委屈。她看着薄薄的红云，“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母亲早死，自己女儿家的心事不知向谁诉说。所以她怪外公不懂她的感情，想让外公着急，“惩罚”一下外公；而现在翠翠知道外公是关心她的，外公知道她喜欢傩送，她感到很安慰，所以说自己不走了，而且反而担心不能和外公长相厮守。
3．翠翠梦中听歌，“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外公讲翠翠父母唱歌相恋，“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
翠翠梦中听见傩送的歌声“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梦得真有趣!”没有听外公讲父母唱歌的故事，翠翠心里的爱情是不会清晰和坚定起来的。听了父母的故事，翠翠真正明白爱情是什么，所以她梦见“得到了虎耳草”。
4．最后翠翠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翠翠梦见摘虎耳草，“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
翠翠最后听外公唱歌，就是傩送昨晚唱的情歌，心里踏实了，她知道傩送也像自己爱他一样，爱着自己。她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这时她已经知道虎耳草要交给谁了。而以前她梦见摘了虎耳草，却“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正表现了她内心的忐忑不安。
5．外公为翠翠唱的十首歌，“原来便是那晚上听来的歌”。──傩送唱了一夜的歌。
外公唱的十首歌，原来就是傩送夜里唱的歌。傩送的夜歌翠翠并没有听见，她以为是一场梦。而外公把傩送的情歌又唱了一遍，翠翠“闭着眼睛听下去”，心里很踏实。如果没有外公的复唱，翠翠就不能了解傩送对自己的情意。
……
三、环境往往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有很重要的联系。完成这道题，一要注意翠翠情窦初开的朦胧感情，一要注意湘西这样一个闭塞但人情质朴的环境。翠翠的心理肯定不会和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女一样。
1．忙碌一天的世界要休息了，翠翠也闲坐下来。看着天上的红云，嗅着空气中残留着的白天热闹的气息，不觉寂寞惆怅涌上心来，看世上万物都那么生机勃勃，而自己的生活却“太平凡”了，觉得“好像缺少什么”。内心骚动不安的爱情，却不能像雀子、杜鹃、泥土、草木、甲虫那样，热烈勃发。和周围的景物相比，不由得感到“薄薄的凄凉”。
2．翠翠怀着满腔心事，无人能诉说。渡船上人们悠闲地过渡，又有谁能了解她的心事呢？船上的人的安闲和翠翠内心的波动，形成动与静的对比，更使翠翠感到孤独寂寞，所以哭了起来。
3．月光如水，等待的人却没有来。“一片草虫的清音复奏”，更使翠翠的心乱，连芦管也吹
不好了。祖父吹了“长长的曲子”，婉转的曲调使“翠翠的心被吹柔了”，心像月光般清澈温柔起来。
●教学建议
一、这篇课文较长，教师不要过多讲解，先让学生预习，了解翠翠的心理发展过程。
二、《边城》在艺术形式上很有特色，如它的散文化倾向，它的乡土意味。这些可以给学生讲一讲，但不要作为教学重点。作者不满意庸俗化的现代城市文明，把湘西这样质朴的乡村作为他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们要着重引导学生体会小说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
三、《边城》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应该鼓励学生阅读全文。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曾入本乡土著军队当兵。1923年到北京。1926年开始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7年到上海，曾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了新月社。1930年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及天津《益州报》副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回北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继续办原刊物，以此为阵地，集合许多北京文人，形成了“京派作家群”。1949年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工作，在中国古代服饰及文物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有许多专著。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其文学创作宏富，数量惊人，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等集子七十余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主要作品集子有《鸭子》《蜜柑》《神巫之爱》《虎雏》《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湘西散记》《边城》《长河》等。其中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是其代表作。主要文学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描写特殊民情的乡土文学，并受废名影响，取其抒情笔调，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小说的文学形式。大部分小说是以湘西生活为背景，对故乡人民怀有不可言状的同情与温爱。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其人性的粗犷强悍，民俗的淳厚善良，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这种乡土抒情体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京派作家一定的社会理想，也对后来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读《边城》（汪曾祺）
请许我先抄一点沈先生写给三姐张兆和（我的师母）的信。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
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这是一封家书，是写给三三的“专利读物”，不是宣言，用不着装样子，作假，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可信的。
从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
从这里也可以得到对沈从文的全部作品的理解。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解释有点不着边际。不吧。
《边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
第一条罪名是《边城》没有写阶级斗争，“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
是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要写阶级斗争？
他们认为被掏空阶级属性的人物第一个大概是顺顺。他们主观先验地提高了顺顺的成分，说他是“水上把头”，是“龙头大哥”，是“团总”，恨不能把他划成恶霸地主才好。事实上顺顺只是一个水码头的管事。他有一点财产，财产只有“大小四只船”。他算个什么阶级？他的阶级属性表现在他有向上爬的思想，比如他想和王团总攀亲，不愿意儿子娶一个弄船的孙女，有点嫌贫爱富。但是他毕竟只是个水码头的管事，为人正直公平，德高望重，时常为人排难解纷，这样人很难把他写得穷凶极恶。
至于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更难说他们是“阶级敌人”。
针对这样的批评，沈从文作了挑战性的答复：“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
第二条罪名，与第一条相关联，是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
《边城》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边城》有没有把现实生活理想化了？这是个非常叫人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这是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
“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1934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
《边城》里最难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翠翠。
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
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
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
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
这个女孩子是死了亲人，带着孝的。她当时在做什么？据刘一友说，是在“起水”。金介甫说是“告庙”。“起水”是湘西风俗，崂山未必有。“告庙”可能性较大。沈先生在写给三姐的信中提到“报庙”，当即“告庙”。金文是经过翻译的，“报”“告”大概是一回事。我听沈先生说，是和三姐在汽车里看到的。当时沈先生对三姐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
另一个来源就是师母。
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水云》）
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明慧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有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
翠翠难写，因为翠翠太小了（还过不了十六吧）。她是那样天真，那样单纯。小说是写翠翠的爱情的。这种爱情是那样纯净，那样超过一切世俗利害关系，那样的非物质。翠翠的爱情有个成长过程。总体上，是可感的，坚定的，但是开头是朦朦胧胧的，飘飘忽忽的。翠翠的爱是一串梦。
翠翠初遇傩送二老，就对二老有个难忘的印象。二老邀翠翠到他家去等爷爷，翠翠以为他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地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后来知道那是二老，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到家见着祖父，“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
两年后的端午节，祖父和翠翠到城里看龙船，从祖父与年长的谈话里，听明白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的端午。翠翠和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忽然停住了发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这说明翠翠的心此时正在飞向滩边。
二老过渡，到翠翠家中做客。二老想走了，翠翠拉船。“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自负”二字极好。
翠翠听到两个女人说闲话，说及王团总要和顺顺打亲家，陪嫁是一座碾坊，又说二老不要碾坊，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心想：碾坊陪嫁，希奇事情咧。这些闲话使翠翠不得不接触到实际问题。
但是翠翠还是在梦里。傩送二老按照老船工所指出的“马路”，夜里去为翠翠唱歌。“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极美的电影慢镜头，伴以歌声。
事情经过许多曲折。
天保大老走“车路”不通，托人说媒要翠翠不成，驾油船下辰州，掉到茨滩淹坏了。
大雷大雨的夜晚，老船夫死了。
祖父的朋友杨马兵来和翠翠做伴，“因为两个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都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后，哭了一个夜晚。”哭了一夜，翠翠长成大人了。迎面而来的，将是什么？
“我平常最会想像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湘行集·泊缆子湾》）。沈从文对写景可算是一个圣手。《边城》写景处皆十分精彩，使人如同目遇。小说里为什么要写景？景是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分。景即人。且不说沈从文如何善于写景，只举一例，说明他如何善于写声音、气味：“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生意人的杂乱的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有哪一个诗人曾经写过甲虫的气味？
《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这不是长卷，是二十一开连续性的册页。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边城》，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总有一天，这一天什么时候来？
（选自《独坐小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三、《边城》的思想和艺术真实（王继志）
沈从文通过《边城》所要表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观念或曰思想倾向呢？这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对当时文学创作及批评的态度，以及他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做人原
则”基础上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来考察。
沈从文是抱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热烈追求与向往，才从荒僻、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的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们共同统治下的黑暗天地。他曾经自认为一旦脱离了他过厌了的卒伍生活，便可以永远地告别愚蠢、残暴与屠杀，没想到他被迫接受的却是另一个更加丑恶的现实，更加耻辱的人生。他每日每时目睹的是一群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好在五四运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并没腐败变质，继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启迪。他在偷食了这批“禁果”之后，愈来愈坚信，眼前这个黑暗社会旧有的一切实在不能也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家要脱离目前的苦难，惟有重造有形的社会和无形的观念。因此，重造国家、重造民族品德成了沈从文最热切、最坚决的追求。接踵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疑将中华民族的命运进一步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民族的灾难与屈辱又更加坚定了沈从文以重造的经典去改造国家、重塑民族品德的信念。他于是一面以冷峻的目光审视当时的上流社会，一面努力地实践着新经典的重造。他说：从“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推行。……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龄恰恰在两者之间。一年来战争的结束，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为工具，去摧毁重建。”他提出“新经典的原则”是引导读者“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是对读者“牺牲心的激发”，是使读者“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
为此，他一面以愤怒、颤栗的感情，选择男女关系为解剖的切入点，对都市上流社会“庸俗小气自私市侩”的众生相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画，另一方面他又把探寻的目光转而投向他早年生活过的那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浪漫与严肃”的湘西社会，凭着他对故乡下层人民怀有的那份“无可言说的温爱”之情，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对那里的风物人情唱出了一曲又一曲心灵的恋歌。而《边城》正是其中最优美动听的一支。尽管《边城》所叙写的故事在当时的湘西也已成了“过去”，因为二十年来在“时代大力”的压挤下，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遗”，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惟利惟实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但是那刚刚逝去不远的美好的“人生形式”毕竟在湘西的一隅存在过。如果用笔来描绘这个“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时，沈从文自信，不管他的那枝笔如何“笨拙”，“尚不至于离题太远”。他说：由于自己所写的人物是正直的、诚实的，他们“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所以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这就表明《边城》所写的生活绝不是凭空的杜撰，这里的“人性”“人情”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的当时当地人民的人性与人情。结合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他创作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题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创作《边城》的用意在于要跟两种现实进行“对照”：一是用“边城”人的淳朴、善良、正直、热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势利、男盗女娼相对照；二是把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前”相对照，即把过去的“人情美”与今天的“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观”相对照。在这两种对照中，使人们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这里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依靠沈从文所提出的经典重造的方式能否真正实现国家重造和民族品德重造这个问题上，因为作家毕竟不是政治家。作家的构想常常不免带有某些梦想或幻想的成分，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童心幻念”的表征。但是这种设计或梦想，其目的却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因此，那种武断地认为沈从文的这种追求和信念只是为了更有效地逃避现实或有意地粉饰现实，显然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其实，沈从文又何尝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在当时很难实现的前景呢？正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前景的暗淡，所以他才把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看成是一个“过分认真”的“傻头傻脑”的“乡下人的打算”。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边城》，使人读后总在获得美的感受的同时，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总感到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挥赶不去的阴湿与愁苦，总隐隐地感到作者沈从文在有点强作欢笑。沈从文是一个诗人，所以他以诗人的敏感、诗人的情绪、诗人的幻想真诚地描绘着他心目中深藏已久的情感记忆对象，编织着一幅与现实人生完全不同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他同时又想担负起一个思想家的担子，想为我们的民族寻找出一条摆脱“堕落趋势”的路途，他感到力不从心，他感到痛苦，感到寂寞，感到前途的无测。他的这种心绪辐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于是就产生了老船夫的“一切要来的都得来”的无奈心声，产生了少女翠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不测的等待。他们在对人生的感悟上正跟作家的心绪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呼应，或者说他们正是沈从文寂寞却又执著追求的个人气质外化的产物。
严家炎先生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如果把严先生的上述提示结合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边城》蕴含着表面和深层的两种结构。它的表层结构，是一个处处由“偶然”支配的美丽动人而略含凄清的爱情悲剧故事。叙述的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而它的深层结构，则整体地象征着作家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以及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许多评论者的失误就在于他们仅仅依据着这部作品的表层结构，对它作出的又只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解。
如果说沈从文怀着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通过《边城》的人生形式的描绘，目的是有意跟上文我们所说的两种人生形式形成对照，那么，出于一贯“艺术独立”的原则立场，他创作《边城》还有着另外一个更加深沉的目的。这就是有意向当时片面理解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取消艺术创造规律，对文艺现象作庸俗社会学理解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挑战。请看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的一段话：
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这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花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这些批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虽说不要，然而究竟来
了，烧不掉的，也批评不倒的。
这说明当时文学批评中对立的双方都对文艺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理解。他们为了“一时宣传上的成功”而要求作家按照他们“预定的形式”去写作，他们都要求作品必须“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针对这种对作品的内容、题材乃至表现形式上的“千篇1律”的要求，沈从文回答道：“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文学事业是一个极需个性的事业，一切作品都实际上“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况且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来说，一个作家能够用笔写到的只是其中很窄很小的一点点。因此，沈从文说：“我所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否定作品必须有血、有泪，否定作家按照“预定的形式”去炮制赝品，绝不意味着作家可以“遗世而独立”，可以置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于脑后，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恰恰相反，沈从文一贯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而这种“向善”又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方面„做好人‟为止”，而是能让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基本看法。为此，他在《边城·题记》中热情地表示愿把他的这本小书奉献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用来重新“点燃起青年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这大约也是《边城》思想倾向的另一个方面。或许也就是汪曾祺认为《边城》“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的理由。
（选自《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四、“隐伏的悲痛”──《边城》内蕴新探（林分份）
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沈从文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然而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故事的阴影却被人们所“忽略”。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买椟还珠”。
一
《边城》描画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鉴于此，似乎可以如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所说：“……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然而，在这充满善与美的“世外桃源”里，发生的却是一场以悲剧告终的爱情：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的是凄凉的余韵，是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感伤。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多数论者把它归结于天保泡坏的偶然因素，以及迫使老船夫做出“老而好事”的举动的社会因素──封建宗法和买卖婚姻。这种说法有理有据，似乎已把握了悲剧的全部构因，然而仔细一推敲，我们会发现，它仅仅抓住了悲剧构因的客观方面，而把主观方面──在爱情中起决定作用的顺顺及傩送的心理缺陷相对忽略了。
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诚如作者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那就是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言行悖于常理势必惹来祸患，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再是傩送虽然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时选择了爱情，却未能向着翠翠再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什么时候，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战胜了心灵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导致的隔膜，什么时候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然而要抹去这人性的阴暗面着实不易，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能否突破这一心理障碍殊难预料，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二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作品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自然”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为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谈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性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
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子。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过于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不忍心将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结局，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人情美的一面。然而，即使他使人物越过了现实的障碍，漠视封建宗法和金钱势力而追求自由爱情，却无法擦去传统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在纯朴人性中的阴影。由于这阴影，他笔下的儿女们终于产生了隔膜，演出了一场不知归期的悲剧。这是作者所不愿见到的，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
三
美学家桑塔耶那曾把艺术表现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沈从文小说的内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为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而是展现人性的阴暗面与“人与自然契合”的对抗关系，以及在这种对抗中人类所受到的惩罚，启发人们通过对这种惩罚的认识，从而“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
（选自《名作欣赏》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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