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山西忻州教案_山西省忻州市教育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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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山西忻州教案

1900山西忻州教案(2007-07-22 00:37:52)

2002年冬，笔者据太原一位朋友提供的线索，到忻城南关访得一座中英文的《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

从忻州城七一路往南行，过飞虹桥向前数百米，未到老干部活动室之前再往东走，便到了南关那座徒有其名的花果山。三面临沟的土山上，只有几株半枯的果树，许多新葬的坟堆使这里更显得阴气森森。在一株小老榆树旁边，惊喜地发现一座由多块琢磨过的石头组合而成的石碑。底座基本完整，碑体石块散乱地被撬到四面。东边斜躺的碑体石头上隐约有“August 9 th 1900”等字样，由此推知石碑大约与1900年那场忻州教案有关。2004年初夏闹非典期间，雇请石工，将可能有字的石头全部翻出字面，拓了拓片，获知此碑的大概意思。据南关村民说，1980年代，此碑还保存完整，后来附近建筑砖窑时运走部分石头；有的盗墓贼以为，下边埋着宝贝，又将底座撬开，并在基础下掏了洞。村民们对我拓碑文拓片深表支持，说：“终于有人关心这座石碑了！”

《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的残留部分

这座石碑的基础，由多块石头组成正方形，每边长约372厘米。底座由中间1块、四面各1块共5块组成，呈束腰形，下部长213厘米，上部长192厘米。碑身至少应该有12块，如今只有3块，呈不规则三角体，咬合为四方体，每块迎外的长方碑面，长147厘米，宽57厘米，均刻有文字。残留2块碑额，每块迎外部分略呈三角形，底边长120厘米，高43厘米。残留梯形碑顶一块，底部每边宽77厘米，高约76.5厘米。

被撬下南面的长方碑面，打磨刻字部分高57厘米，宽113厘米，用秀丽的大楷汉字镌了15行碑文，每行8字（抬格者9字），每字5厘米见方。全文如下：

“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

光绪庚子年，拳匪起衅，於七月十五日，将英国牧师、教师等八人，在东门里全行杀戳。又，忻州、代州、崞县、繁峙教友、学友等，在各处先后被害者，男女共四十人。此英华信士之至死有忠心者也。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云，舍生取义，斯之谓与？故泐石以志不忘。”

被撬下东面的长方碑面，打磨刻字部分高57厘米，宽117厘米，用花体英文镌刻的碑文，字母每行长78厘米，高5厘米。碑文残留部分是： „„Baptist Miions who were slain By the sibord In East gate of Hsin Chou city on August 9 th 1900，during the Gover’ yising，And also of The forty Chinese Christians Who in the time near„„”

译成汉语的大意是：“„„在巡抚毓贤指使下，„„浸礼会传教士于1900年8月9日在忻州城东门外被拳匪杀害，在这个时间前后，40名中国基督教信徒也„„”为了表示对毓贤的鄙视，将本来应该大写的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也用了小写，巡抚“Governor”略作“Gover”。

被撬下西面的长方碑面，打磨部分高、宽，以及花体英文字母每行长高，略如上块。碑文的残留部分大约是： “Willian Adam

Clara Pobello M.Curriuh

M.Currarti Thomas Yohn

Hanny Cndrribood

Cnarrlbood Sidnry Waltee

Brir Campdph Ennals

Brnaut”

这些是否是被害者的姓名？待考。

残留2块碑额，迎外打磨过的字面，第一块上面有一行长20厘米、每字高2厘米左右的10个小字：“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下面有长102.5厘米的一行7个大字，每字11厘米见方：“给你们留下榜样”。另一块大小略如第一块，只残存6个每字9厘米见方的大字“（基？）督为你们受过”。

在碑座东侧，用较小字体镌刻着6行大写英文，每行最长42.5厘米，每个字母高1.5厘米：

“THIS MONUMENT WAS ERECTED IN 1910，BY THE GENEROSITY OF SIR G.W.MACALPINE J.P., PRECIDENT OF THE BAPTIST UN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译文大意是：“藉着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浸礼会主席麦考尔皮恩爵士的慷慨，这座纪念碑于1910年得以建成。”

记述1900年忻州教案的有关资料

《忻州文史资料》1991年第7辑，转载了宣统三年辛亥(1911)秋季印行的《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四册上册的也愚氏撰写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

“太原之北百四十里，有忻州在焉。光绪八、九年间，有英教士李提摩太者，到忻考察民情，宣讲救道。见有传道机会，遂于光绪十年特派德牧师到忻设堂传道。德君子十一年三月携带眷属来忻，租民房一所常年居住，宣传圣道。同时有山东赵夏云先生前来襄助。嗣后，老会又派邸牧师夫妇来忻。无何，德牧师有故归国，会中事务尽行委邸君管理。圣道所感，人心悦服，教会为之大兴。旋因教事繁多，又派马牧师夫妇来忻协理。马君华语学成后，北地支会已立。支会数处，传道人员不足分用，于是又请老会派人前来帮助。二十五年秋，老会差来女教士一，姓任，男教士一，姓燕。住忻先为学习官话，以备传道。是时，圣道昌明，男女学堂并立，各支会已有本地传道先生十余人，卖书者四、五人，乃于城内购旷地一方，约四十余亩，建造礼拜堂，是年春初鸠工，至二十六年五月工尚未竣。忽然四处播传灭洋仇教之语，教中人尚不介意。至五月底，本会教师马君与省城牧师恩君等在街行走，即有人信口狂骂，亦有时下手推打，各牧师忍耐不理，至六月初三日，街市中狂闹情形更觉十分厉害。牧师等无奈，遂雇车马、驼轿，出城避乱(西牧师共八人)。赵夏云先生暨工人等亦与之同行焉。出城西三十里，抵南张村，有教友张治国迎牧师等到家款待周至。饭后，牧师等欲西往刘家山信道之村庄内暂住，无如车夫不肯再送，牧师等不得已，步行前往，行七十余里，始抵彼处。是日之苦状，真不堪言。又数日，闻省中诸教士被晋抚敏贤所杀，此风传至忻州，合郡人民争相演拳与教为敌。是时，刘家山附近之付家庄，素因修庙演戏等费，与教会中人彼此意见不合，遂乘机进城请拳匪到刘家山搜捕杀戮，以泄旧恨，幸拳匪以故未能即来，众牧师乃请本地教友在山后剜一土洞，洞成，西牧八人移入居住，饮食除教友所备干粮、冷水外，别无他物。是时，村中信道之人，闻拳匪不日来村焚烧，遂各自逃匿。彼时有奇村教友差人探询西教士消息，及至刘家山见村中并无一人，只有教友苏自来带伤卧于道旁。询之，始悉苏因是夜逃走，所骑之驴行至崖边，失足坠下。驴跌足既死，苏亦受伤不能行动。探者乃请人将苏扶回，又往寻西教士。始寻至山后土洞内，见西教士八人伏卧洞中，忍饥受饿，苦不堪言，不觉情动于中，相向而哭。嗣后转回，沿途被人拿问三次，几遭不测。后拳匪竟聚众上山搜捕，幸未寻见牧师等所在。无如牧师等绝粮已数日，饥饿难忍，只得回村觅食，及至村内并无教友一人。此时城内兵勇到山捉拿牧师，声言奉官命迎接牧师回城。牧师等思及：与其饥饿而死，不如为主被人杀死。为是遂同兵丁回忻。及进忻城，见所住之所，抢则抢，拆则拆，不能安身，只得赴忻署听官发落。忻州牧徐，令即将西教士八人下狱。教士等在狱两旬，饮食均甚可观，身体亦觉强健。讵都司海英，商同州牧徐桂芬，即将此事禀知抚台毓贤，贤即派兵二十名到忻，会同忻州文武官弁人等，于七月十五夜，将西教士尽行杀戮。先是省兵到时，官长命府兵伏于穴城，城门外设两人，假作拳匪，海都司率其部下登城候令。州牧备车三辆，命人至狱，言：“奉长官之命，今夜送教士等逃往天津”等语。各教士信以为真,男女八人相率上车，向城门进发。甫出第一层城门，忽有灯笼由城上缒下，即有人在城门外呼叫。海都司在城上高声问曰：“城外何人？”答曰：“神兵”！邸教士闻系海都司口音，即呼曰：“海老爷!设法救我。”海答曰：“无法施救。”遂命兵丁放炮数声，后又大声曰：“杀!杀！”当时穴城伏兵出，将西牧男女八人一并杀死，又将男女教士所带珍物剥掠一空，尸首令车夫载至城外抛弃数日，被恶类百般凌辱。不惟记者不忍记，想读者亦不忍卒读矣！幸本城学官朱鸿镐见各教士尸首露天，与州主商酌掩埋之策，奈州主未允。朱典什物买芦席八条，雇工人次第将西教士八人葬于城之东隅，并插以木标，书死者姓名于其上。迨二十七年春办结教案时，地方官始将殉难诸教士改葬于城之南（西）门外宽阔官地，坟墓高拱，迄今蔚然可观。而当时仇教之州牧徐桂芬受惊而死，都司海英逃之宁武服毒自尽。善恶之报，毫发不爽，公道之论，自在人心。迄今与忻之父老谈及此事，未有不叹息痛恨海徐二人也！记者所为连类志之，以别善恶云。

1985年《忻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载黎民撰写的《壮烈的一幕》称：

“光绪初年，英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到了光绪八、九年间，英国浸礼会派李提摩太自太原到忻川考查民情，先后引来传教士八人，到光绪二十五年，李提摩太便在全城最高处的三家店，购得了四十余亩大片旷地，大兴土木，兴建礼拜堂，自此教徒增多，气势日盛，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到处横行霸道，态度十分蛮横。常有因传教、设书摊，挤掉小商贩的无理行为，教徒们仗着洋人特有的治外法权，也不时与群众发生争吵、斗殴之事。时值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无雨，人民盼雨心切，各地不断有祈雨的情形。祈雨忌戴草帽，而那些教徒们偏不服禁，由此民情大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还在光绪二十五年的秋后，在南关的枕头地里，发现有火光，火虽不大而炽烈，焰虽不高而明亮。这一消息传开，即刻便有关帝庙里关云长‘显圣’的传说。与此同时，南关‘双合全’纸铺的张二财主，过去常住在柜上，这时忽然不见了。时过月余，张二财主回来，坐在柜上不言不语，人间情由也不答不理。其时，太原义和团运动已很活跃。有人从太原回来，告张二财主说：‘该办了！’从此，张二财主便开始练武，设堂收徒，自称是大师兄关云长附身，并引导徒弟默诵口诀。接着拿起武器，练拳习艺。说来也怪，新参加几天的团勇，便武艺纯熟，堪称‘X X’附身的老将了。南关八九岁至二十岁的除姓杨、属羊的，即带‘洋’音的都不收外，其余都可参加。大家都在红掌沟关帝庙上，集体练武，合伙吃饭(米面都是团勇或群众自动捐献的)。继南关设堂后，南街也在关帝庙设堂收徒。没有几天，两处便发展成为七八十人的大军了。不仅城内有，各大村也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如播明、解原、游邀、董村、六石、奇村等地，义和团的组织发展迅速而普遍。由于教徒的蛮横和仗势欺人，忻州人民群情激愤。正值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因而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得鬼。’因之提出要‘杀尽洋鬼子，扫清二毛子’的激昂口号，团与教、群与教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频繁和激烈，时有群众殴斗‘二毛子’的事件发生。被殴者往往匿于教会不敢出来。

这年六月初三，住在三家店教会的牧师们，眼见大势已去，李提摩太遂同其余七个牧师(德牧师早因故归国)，雇了车马、驼、轿，携带家眷，匆匆溜出城外，企图逃向太原。走到南张村时，遇有教徒张治国，将其接回家中，并作殷勤招待。席间得悉：太原的义和团运动规模更大，群众同洋人的斗争更为激烈。牧师们走投无路，遂又向西折向刘家山村，无如车夫不肯再送，牧师们只得步行七十余里。在村中住了数日，闻太原英国传教士均被省巡抚毓贤所杀。消息传至忻州，牧师们再不敢在村中住宿，便在山后挖—土洞住下。这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时像洞中的老鼠，一下也不敢出来，送饭、送水全靠刘家山的教徒帮助，如果因故送不进去，也只好在那里忍饥挨饿，毫无办法。

—天，住在刘家山山洞中的英国牧师，突然见到忻州知州徐桂芬派来的兵勇，赶着轿车，来接他们回城，声言要送他们到天津，而后转道归国。牧师们一听，喜出望外，一个个相随回到城里。进城后，为保护他们‘安全’，暂时安置在狱中。这些牧师们在狱两旬，每日饮食丰盛，起居自由，都觉身体也比在窑洞中强壮了许多。

七月十五日晚上，忽有省城巡抚派来的兵勇二十余人，赶着三辆轿车，要‘护送’牧师们起身归国。牧师们信以为真，男女八人相率上车，出了衙门口，向着东门进发。刚出了内城门，进入城瓮圈，而外城门既不开，内城门也关闭。牧师们正在轿车内惊诧，忽见城上亮起灯笼，即刻炮声震天，伏兵四起，义和团团勇和地方官兵蜂拥而上，喊杀连天。轿车内的洋人知已中计，惊恐万状，急得下车逃窜，有的爬坡，有的藏在车底轴上。但此刻已成瓮中之鳖，哪里能够逃得出去？只见州官徐桂芬指挥都司海英和团勇捆绑洋人。当时的情形，正是关门打狗，势在必杀。每捆绑一个，韩银年(城内东街保和巷人)或刘士远(城内东街甜水井巷人)便斩杀一个。眨眼工夫，只见八个洋人——五男三女已直条条地被杀在血泊之中。其时血溅四处，连瓮圈城墙上，也是血迹斑斑。直至四十八年以后，解放初期，瓮圈城墙上的石灰皮未掉以前，仍旧隐约可见。

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帝斗争，在八国联军的屠刀下，被镇压下去。忻州州官徐桂芬惊吓而死；都司海英匿于宁武，后服毒自杀；团勇藏躲他乡。团首张二财主回到了原籍阳曲小店村，为了转移视听，曾让老婆假设灵堂，哭祭送葬。从此隐姓埋名，再无人追究。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忻州停止科考。被杀死在东门瓮圈里的八个洋人，于光绪二十七年春，由东门外移葬于西门外的“洋人坟”内。”

《忻州文史资料》1991年第七辑，载李锦鹏撰《义和团时期忻州的反帝斗争》称：

“……义和团初起于忻州是在一九0 0年四、五月间。当时有一个未知名的阳曲人，从太原移居忻州城，落户于南关。此人在南关设坛、习拳练武，自谓‘关公附身’，是大师父。于是，来此练武、拜师者屡增。其他人都以《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书里民间所敬佩的人代表自己。后来城里又出现了几个大师兄，设坛练武的地方也增多了，甚至十几岁的娃娃参加进去，声称要杀洋人，杀教民(称洋人为大毛子，教民为二毛子)。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忽然由镇压义和团一旋而向各国‘宣战’，对义和团完全表示奖励。忻州官吏内部矛盾尖锐，以武官海英为首的一派主张杀洋人，而以知州李崇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不杀。时义和团的活动已达风声鹤唳，民心齐向的程度。是时，福音堂里住有八个洋人：四男四女。见拳风四起，并声称要杀洋人，惊恐万分„„在七月的一天，义和团令民间不举火，杀教民二十多人。

当忻州洋人被扣，义和团天天叫喊要杀洋人，以解民怨的时候，知州李崇光却施尽方法庇护洋人。这样一来，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洋鬼子反而成了老爷子，享起福来了。义和团民非常气愤，拥入衙门要杀李崇光，李仓惶出逃。顶了个知州徐桂芬，由太原带来了二十名府兵，据说是护送洋人回国的。

七月十四日晚，四辆轿车乘坐着八个洋人，由官兵护送出东门回国。义和团闻此消息，早已把东门布置好了——紧闭外层门，决定此间杀洋人。待载有洋人的四辆轿车齐入‘瓮圈子’后，义和团把内层门也闭了，活活把洋人圈在瓮圈里。这时，义和团把早已准备好的火把(竹筒里灌洋油)点燃起来，照得东门瓮圈通明，同时呐喊：‘我们是义和团!’这一声呐喊，把平时最怕义和团的洋人吓坏了，一个个钻到车里不敢出来。结果，还是逃不出人民的巨掌，八个洋人皆被义和团拉出来，用乱刀乱棍杀死了。”

慈禧、毓贤与山西教案

据徐士瑚《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1900年山西教案发生时，天主教在山西传教已经200余年，而耶稣教在山西传教只有22年。光绪二十六年三月毓贤来抚山西，执行了西太后杀绝洋人的密令，他才直接间接杀害了耶稣教男女老少西人159人，其中英人100名，美、加、瑞典等国人59名。又，其中成人112名，妇幼47名。天主教被杀人数是32人，其中太原是主教2人、司铎3人、修女7名；归化道是神父14人，其他地区6人。至于山西教民被杀死的，据叶守真和陈守谦的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毓贤这年六月十三日上奏：“„„令中军参将、首府县，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处，亲自兜拿„„使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同恶相济教民十七名，一起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 据寿阳县秦锡圭获滋事之洋人七解押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

刑„„”《庚子华人流血记》记载更详：“六月初九日通知，让大家聚居在猪头巷矿务局内，好加以保护„„十一日晚，一齐搬过去。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教友等人已先占了内院„„六月十三日下午，毓贤亲自带兵到猪头巷，下令士兵捆绑男女教士，一剑刺了罗医生的面，一直解到抚院衙门，坐堂审问。法人艾主教吃了毓贤一剑，倒地而死。他下令杀死教士„„随后又从监中提来从寿阳县解来的毕牧师等七名，一齐杀死„„计是日所杀天主、耶稣两教中外男女信徒九十六人。”

笔者1997年曾到著名的美国麻省的史密斯女子学院参观。麻省大学龙夫威教授介绍，在庚子拳乱中，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5名女教士在山西遇害。毓贤极其残忍，是先当着这些女教士的面，将她们小孩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再把女教士们全部处死。

《清史稿·毓贤传》：“毓贤，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嫉恶甚严，果于杀戮，捕务是其所长。惟不知大局，巡抚山东时容纵拳匪酿成巨祸。至山西任又杀教士多名，贻人口实。事闻，褫职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十二月，和局既成，上追论误国诸臣，谕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著传旨即行正法。寻伏法。”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下达杀绝洋人密电的慈禧太后，毓贤不过是替罪羊之一罢了。事后，西后又密令销毁了庚子拳乱中与她有关的文件。

李提摩太生平，及其对马克思的最早介绍

上引地方资料说，著名的李提摩太也在忻州教案中被杀。这实在离谱。

李提摩太（1845—1919），英文名Timothy Richard,字菩岳，英国浸礼会教士，是首先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介绍给中国的西方人。1870年来华，为该会代理人。初在山东传教，1876年因光绪三年的大旱赴山西太原、晋南赈灾。1887年离晋到北京、天津从事文学及编辑工作。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同文书会任总办，1892年该会更名为广学会，李氏仍任总办。梁启超曾任其汉文秘书。广学会办有《万国公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出版书籍130余种，大有助于中国人了解世界大势。1897年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庚子以后，他在处理山西教案善后中，用50万两赔款创办山西大学堂，任该校西斋总理。1902年在上海惠元一里设立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编译了15种以上的自成体系的高等教育教材、书籍，如《物理学》、《矿物学》、《最新天文志》等。1902年在上海租界内创办了第一所华人学校——上海华童公学。1916年李提摩太回英国，1919年病逝于家乡威尔士。传教士苏慧廉著有传记《中国的李提摩太》。

李氏译著书籍百余种。他将元代李志常的《西游记》及多种佛教著作如《大乘信仰觉醒论》、《莲花经》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又将更多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译成汉文介绍给中国。1895年翻译英国罗伯特·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是戊戌变法前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

1898年及1899年，李提摩太就将马克思的“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介绍给中国。1899年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是李氏口述英人本吉明·颉德的《社会进化论》，由蔡尔康译成中文发表在《万国公报》1899年121—124三期上，后来出了单行本。此书共分四章，第一章论今世景象，第二章论进境，第三章论相争相进之礼，第四章论人世第一大事。书中介绍了英国19世纪大科学家达尔文与斯宾塞的学说。在第二章中，颉德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在中国书刊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大名并介绍其学说的，应归功于李提摩太。也有人说，中国第一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译著的，是上海广学会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此书英文原名为《社会主义史》，是英国学者柯卡普所著，由广学会总办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译成中文，因发行量有限，未引起多大的反响。颉德在《大同学》中写道：“欧洲百年以前有断断于二等人之人类者，及至尽人操举官之权，足以限制乎旧法，又惜其未能善用，有权遂一如无权，而受苦之庸人失位之人，与未被盗之事主，依旧惨无天日也；但物极必反，闻亦有徒泄其忿者，合众小工而成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似此举动较之用兵鸣炮，尤为猛厉。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冠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益（消亡）之时。何也?贫黎既至其时，实巳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抚而救世。所当贵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及此垂尽之贫慵耳„„”

李提摩太与山西教案善后事宜

1900年春，李提摩太到纽约出席世界耶稣教布道会议，返回上海后，他立即给晋陕两省的教士发电报让他们避险。毓贤扣押了电报。而陕西巡抚拒绝执行西后杀绝洋人的密令，派兵护送全体教士安全抵达汉口。这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凌晨，西后挟持光绪帝仓皇出逃，经张家口、大同、忻州、太原逃至西安。西后一行是在忻州教案一月之后，在忻州过的中秋节。行前下令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议和全权代表。次年春，八国联军一路下正定，井径，直迫娘子关；二路趋龙泉关，进迫五台；三路占领紫荆关，进迫平型关。其借口是晋省所杀洋人教民太多，必欲报复。清廷恐惶万分，李鸿章急忙电邀李提摩太来京协助他们解决山西教案，要求他设法找到一个除进兵山西以外的赔偿办法。李氏抵京后，向李鸿章面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李鸿章对这一章程只改了一个字，表示赞同。他告诉李鸿章：“耶教各会牺牲了自己的许多教土，绝不是为了金钱„„全世界都看得清楚，山西官员犯下了大罪„„这是任何政府不能等闲视之的。因此，应该有某些认错与赔款的表示„„必须设法防止那些过火行为再度发生，而这些行为所以发生，乃是因为人民愚昧和迷信的原故。”（《中国的李提摩太》）因此，李氏提出山西付银50万两，作为罚款，分10年付清，但这笔罚款不是用来抚恤遇害教士，而是用来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大学，选拔全省优秀士子，学习了近代学问，以便启迪民智，并为山西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兴办工厂培养专才。奕劻、李鸿章对开办大学的建议完全赞成。“他们把延聘教授、安排课程，管理经费等事完全交我负责，以10年为期，期满即将大学管理权交还山西当局。”（李提摩太《留华记》）

《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全文如下：

“光绪三年至十二年，太在山西时，官民接待尚好。万不思去岁杀害中外教会人士数千。此真亘古未有之奇变。今杀外国人之罪，有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协商，太毋庸参末议。惟办理耶教受害华民章程，谨拟七条，恭候傅相核夺施行。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为各府起见，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彼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匪首从宽追究。

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推言无过。凡损失教民财产，罚其照数赔还，并无依之父母孤儿寡妇，必有事奉养。三，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四、凡教民被害各府州县地方，当立碑纪念，叙明匪徒犯罪源流，教民无辜受害。五，耶稣教五会中人有杀尽者，亦有回国者，不能一时来华。俟外国再派教士来华时，晋省官绅士庶当以礼相待，赔认不是。

六、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必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如果犯法，自应按律严办。若有功劳，亦应保举作官，与教外人同。凡照此办法，无论中外古今从未见有不相安者，若或不然，欲求无事不可得矣。七，经此次议结之后，凡以前作乱首从之人，皆有名单存案，若不悔过，再行难为教民，必当按律严办不赦。查山西耶教原有五会：一曰浸礼会，一曰内地会，一曰公理会，一曰自立会，一曰福音堂，又名军学会。今商拟以上七条，皆公同叶守真、文阿德代各会酌定，非太一人私见。事虽立于保教民，其实保晋省太平之道亦不外此也。若果能再立时，设法请精于铁路、矿务、制钢并商务，农务等学之西人，或总理，或协办，期于必成。如此，则体上天好善之心，联中外和好之局，将来可永息教案，并可讲求一切养生防灾之术，使从前无用之地变为有用，不至困穷，利源外溢，为人侵夺。凡此等事，太前27年曾为傅相与张香帅（指张之洞，1881—1884年任山西巡抚）言及，亦以为当办。后因事不果，今祸患愈深，殊可叹息！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果肯照以上章程办理，大祸犹可转为大福。不知高明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