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教案2_先秦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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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宪光先秦散文研究

第一章散体文的产生、发展与体式特征

第一节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节散体文的体式特征

第二章

先秦史家之文

第一节

平实畅达、风格不一的《国语》

第二节

典美博奥、委婉含蓄的《左传》第三节

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第三章先秦诸子之文第一节儒、墨开山之作

一

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论语》二

讲究逻辑、质而不文的《墨子》第二节道家经典《老》《庄》

一

《老子》：韵散结合，“五千精妙” 二

《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 第三节儒学重镇《孟》《荀》

一

至精至密、气盛辞壮的《孟子》二

博大精深、严谨淳厚的《荀子》第四节法家、杂家代表作

一《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著作二《吕氏春秋》：“瑰玮宏博”的杂家之书第一章散体文的产生、发展与体式特征

中国古代散文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其文体范围不仅包括记言、记事、抒情、写景、论说、杂感以及经传史书之类的散体文，而且包括赋体文和骈体文，本书即取其广义。而从狭义说来，散文即指散体文，又称“古文”。散体文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千锤百炼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体式特征。

第一节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材料看来，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即为最早的散文。自1899年起陆续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墟甲骨卜辞，证明至迟在殷商中期（约前14世纪），就有了初步定形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甲骨

卜辞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记录，间或也有少量其他记事文字。卜辞作者即殷商时期身兼神、史之职的巫觋。殷人迷信鬼神，凡事必卜。占卜涉及狩猎、农业、祭祀和战争等。卜辞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散文。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三七五）

戊戌卜贞，今日旦，王疾目，不丧明？其丧明？

（《殷墟文字乙编》）所记清楚、明确，事关雨水、农事、王目之疾，有疑问，有推测，有担忧。形式较为整齐，语句含有感情。这类作品，还有《易经》中的卦、爻辞。其共同特点是内容简单，形式朴拙，文辞省略，不成篇章。

此外，在传世的数千件商、周有铭彝器中，也可见到早期散文的萌芽。铸器勒铭原为颂扬祖先功德，昭示子孙，永保政权代代相传。“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这些铭文保留了较早的史家记事文字，可说是史家之文的源头。如《小臣邑斝》和《丁巳尊》：

癸巳，王易（赐）小臣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彡日，在三月。（《续殷文存》下）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彝方，惟王十祀有五，彡日。（《殷文存》上）

其文辞虽仍简略，却能紧扣制作彝器这一中心，明确记述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内容涉及赏赐、祭祀或征讨，形式也大体一律。铭文特点大多如此。

商代彝器传世者不多，今存者多周铭。西周铸器勒铭为一时风尚，彝器之丰远过于商。内容既富，文字也大增，如《毛公鼎》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余字，形式亦颇讲究。有的还杂以韵语，如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伐猃狁于洛之阳，立战功受赏于周庙，作宝盘以记之。主旨与商彝相似而叙事更详，不仅记事，而且记言，除首句外还一韵到底，体现了初期散文韵散相杂的特点。总之，殷商甲骨卜辞，《易经》卦、爻辞和商、周彝器铭文，都是散文萌芽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述的散文集是《尚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文字古奥艰涩，佶屈聱牙，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

春秋战国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学，亦无私家著述。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王官之学散入民间。于是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亦相继出现，散文因此得到了飞跃发展。这时散文的代表著作有孔子依鲁史修订而成的《春秋》，孔门弟子所纂辑的语录《论语》，以及史家之文《国语》和《左传》。

由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革，实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战国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处士横议，诸子争鸣。各家出其所学，自由论辩，于是著书立说，一时蔚为风尚。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其中以儒、墨、道、法、纵横诸家最为活跃。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放言争辩，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散文作为记事、论辩和著述的有效工具，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活动的需要，发生了质的飞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指出：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之言，虽未免夸大，但从散文发展的历史来看，战国确实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文章的变化空前，而且成就也远远超过前代。继《国语》、《左传》之后，出现了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继《论语》之后，涌现出《墨子》、《老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大批诸子之文，好似群星璀璨，相映生辉。其中最为杰出者，当推《战国策》和孟、庄、荀、韩之文。

总之，散体文自殷商时期产生以来，随着历史前进的足迹而发展。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散体文由片段的文辞到详赡的记事，由语录体、对话体，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到了战国，散体文由幼稚渐趋成熟，出现了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秦始皇一统天下，实行中央集权，文化专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故“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秦之文章，今存者唯诏令奏议及歌功颂德的刻石之文。集权与专制扼杀了人们的文化创造精神，也阻碍了散文的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汉初之文，继承先秦遗风，尚能畅论直言，无所拘忌。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西汉鸿文”，和以枚乘、邹阳为代表的纵横之文，皆任气逞说，颇有战国文风。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章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尊儒之文。

成书于武帝之世的司马迁的《史记》，代表着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无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以降，历代散文大家，如韩、柳、欧、苏、归、方、姚等，无不崇奉、效法《史记》；后世“古文运动”，也无不高扬《史记》之旗。其影响之深远，罕有可比。

到两汉之际，成、哀之时，以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为代表的作家，倡导经学复古、文章复古，所写文章不同寻常。

到了东汉，散体文之可称者主要有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散文成就也很可观。《论衡》颇有“离经叛道”的倾向。其文反迷信，反复古，反传统；针砭时弊，指斥世风，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东汉之末仲长统等人的文章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但文化思想却异常活跃，散体文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曹操开一代新风。他的文章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突破了旧的传统，因而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曹操同时的孔融，以及曹丕、曹植 4 和其他建安诸子的文章，皆“雅好慷慨”，无不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之文，继承了汉末魏初为文“通脱”的特点，持论锋锐而论说随便。文章“师心独见，锋颖精密”，颇多愤世嫉俗之辞，体现了集权专制黑暗时代文章的特点。

西晋散文较有成就者，当数潘岳和陆机。潘岳善为哀诔之文，陆机时有“文章冠世”之誉。东晋最杰出的散文作者是王羲之和陶渊明。王文清新流畅，挥洒自如，有别于当时那些“溺于玄风”之作。陶文高标卓立，风格特异，具有自然和谐之美。

南朝时期，历经宋、齐、梁、陈几代，朝代更易频繁，士人的思想及文风变化很大。其间涌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散文作者，如鲍照、陶弘景、刘峻、吴均等，都有名篇传世。

北朝之文，可称者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章皆重气质，风格刚健清新。此外还有颜之推，是由南入北的作者。他们的文章融合了南北文化的某些传统，既有刚健之气，又有雅丽之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

魏晋六朝时期，文章趋于骈偶，骈体文蓬勃而兴。但散体文仍在变化中发展，成就可观。这一时期可说是散体文异彩纷呈的多变期。

到了隋唐五代，文章又由骈趋散。文风复古，渐成趋势。特别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益腐败。一些有识之士，目击时艰，志在变革。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人学者，把为文与救世结合起来，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他们借助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带领了一批作者致力于古文（即散体文），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他们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写作实绩，于是确立了散体文的基本体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写作规范，开启了散体文的新局面、新气象。

然而至晚唐五代，散体文的发展进入低潮。古文中衰，骈文继起。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继承了先秦两汉和韩、柳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创作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小品文，闪现着光彩和锋芒。

宋初骈文盛行，文风浮华颓靡。柳开、王禹偁倡导古文，为宋初古文运动之前驱。继而真正开创宋代散文新局面的是欧阳修。他当时名冠天下，实为文坛领袖。在其门下，聚集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著名文士，上下呼应，彼此推动，形成了一支远比中唐壮大的古文创作队伍。其影响之大，使得“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史·欧阳修传》）。北宋古文运动终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获成功，恢复了散体文的正宗地位。后世所称“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除韩、柳而外，宋代占六位（欧、曾、王、三苏）。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散文作家，创作了奏议、策论、书信、序跋、笔记、随感、杂文、小品等大量传世名篇，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开拓了中国古代散体文发展的新路。

南宋理学流行，文章不免有“腐语”之弊。但国家偏安一隅，危若累卵，文人系心国事，救亡图存，亦多慷慨激昂之文。

金、元两代之文，上承唐宋文统和宋儒道统，正如元代王恽挽刘祁诗所说：“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从元好问到姚燧、虞集，大都如此。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四海鼎沸，满目疮痍。产生于元明之际的刘基的《郁离子》和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多为寓言、杂说。针砭时弊，颇见锋芒，继承发扬了中唐韩、柳等的“杂说”及晚唐皮、陆、罗讽刺小品的传统。但入明以后，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为文则多润色鸿业之作，歌功颂德，雍容有度，乃明初文风之代表。他的“馆阁之文”，实开此后“台阁体”之先河。

至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之文，大兴复古之风。“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标榜“文必秦汉”；“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亦主张为文“视古修辞”，摹秦仿汉。同时又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宣扬为文宗法唐宋，世称唐宋派;其实亦主张复古，且往往以八股文的眼光看待唐宋古文。其中成就突出者是归有光，5 他的文章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情真意挚，委婉动人，真正发扬了唐宋古文的优良传统。

至嘉靖、万历之际，先有“异端”李贽，倡“童心”之说，反“伊洛”道统；后有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为文标举“性灵”，反对“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氏兄弟以宏道为代表，世称“公安派”。他们的文章，可谓新体小品，无论内容、形式，均新颖可观，为散体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公安派”之后，又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此派不仅反对拟古，主张为文“独抒性灵”，而且提倡幽深孤峭，偏向“单情别绪”。散体文经“公安”、“竟陵”二派的革新，加上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人的创作，涌现出大量内容清新、形式活泼、潇洒自适、情采俱胜的短篇佳制，后世称之为“晚明小品”。这在散体文的发展史上，可谓标新立异，别开生面。

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为文主张经世致用，且能放言无忌。但到了康、乾之世，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迭兴文字狱，以残酷镇压的手段，迫害文人，钳制思想。散体文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这时产生了以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他们以古文正宗自命，提倡通经明道，继承孔孟、程朱道统。方苞提出“义法”论，刘大櫆标举“神气”说，姚鼐则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文论，成为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直至晚清末世，世变促文变，梁启超创建“新文体”，才给桐城派古文以沉重打击。到“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运动”兴起，古代散体文的发展便走到了它的尽头。

第二节散体文的体式特征

就广义而言，古代散文包括散体文、骈体文和赋体文。如果说古代散文主要是与诗歌相对而言的，那么，散体文则是与骈体文和赋体文相对而言，其体式特征可通过它们之间的比较鉴别显示出来。

与诗歌相比较，散文的主要特点是形式自由，语言不受韵律的约束；表达方式随便，或记言、叙事，或议论、抒情，或数者并用，不拘一格。散文始于文字记事，重在记言叙事和说理，而诗歌的产生与音乐、舞蹈密不可分，重在言志和抒情；前者偏于客观事物的记述，后者偏于主观情志的抒发。诗歌从它产生之时起，就要讲究音韵和节奏，以便演唱和记诵，所以要受韵律的约束。随着诗歌体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韵律的要求和限制更趋严格。散文则不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讲究句式的整齐和语言的节奏，并且早期散文还往往韵散不分，富于音乐美，但它不受韵律的约束。随着散文体式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完善，其特征更加鲜明，与诗歌判然各别。

按照传统的观点，散体文与赋体文、骈体文同属散文的范畴；但若细加分辨，它们在体式上显然各具特征，自成一格。

赋体发端于战国后期，成熟、兴盛于汉代。作为“一代之文学”，应该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但这一文体颇为特殊，它既像诗，又像文，兼有诗、文二者的特质。也许是更多地着眼于它与散文共通的特点，历来的学者和选家多将其归入“文”的范畴。赋体文最基本的特征是铺陈、铺叙，因为“赋”的本意便是铺陈直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故“义必明雅”、“词必巧丽”。所以他把“丽词雅义，符采相胜”称为“立赋之大体”。

骈体文为中国文学之特产。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其形为方块，又单音只义，故易于属对。汉字所独具的这些特征，为骈体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6 先秦之文，已不乏骈字骊句，但当时本无所谓骈、散之分。散文因受诗赋长期影响，日趋骈偶化。由东汉至魏晋，骈体文基本形成，魏晋之后日趋定型，至六朝而盛极一时。因其讲究对偶，又多用四、六字句，两句两句成文，好似两马并驾，故称“骈文”或“骈体文”。骈体文的主要特点有三：其一，着意对偶，辞藻华丽。即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其二，讲究平仄、声律，即所谓“善识音韵”、“皆逐宫商”（《南史·陆厥传》）。如：“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庾信《哀江南赋序》）其文四、六字句交错对偶，平仄相对，声韵铿锵，具有形式美和音乐美。其三，多用典故，引古类今。即如以上引文所见，皆一句一个典故，或正用其意，或反用其意，旨在以古例今，引古道今。

明白了赋体文和骈体文的主要特点，再以散体文与之相比较，其体式特征便显而易见了。

首先，在句式上，散体文的基本特征是散行单句，并不特意追求排偶；虽也讲究文句的整饬，或用排偶，但仅如点缀而已。从整体上看来，是以散行单句为主的。

其次，在语言上，散体文并不特别讲究平仄和声律，不受韵律的约束。在散文发展的早期阶段，如先秦散文中，虽有韵散不分的现象；但随着散体文的发展成熟，韵散不再相杂。于是散文与韵文判然划境，自成一体。就语言文采而言，散体文崇尚朴质平易，所谓“况乎文章，述志为本”（《文心雕龙·情采》），所以强调“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并不着意于铺采摛文，追求“绣虎雕龙”似的华丽辞采。

再次，在表现手法上，散体文以叙事说理为主，不以铺陈描绘为能事。虽也往往熔史入文，以古鉴今；但其“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旨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并不像饾饤似的堆砌典故。这是它区别于赋体文和骈体文的显著特点。

概而言之：以散行单句为主，不重排偶，不拘韵律，不雕章琢句、铺采摛文，不着意堆砌典故，可以说是散体文在体式上的主要特征。

思考题

1、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2、散体文的体式特征。

第二章

先秦史家之文

我国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大概至迟在商代，就已设立了专司记事的史官。史家记事之文绵绵不绝，日益发展。从殷商到战国，从类同甲骨卜辞的钟鼎铭文发展到洋洋大观的史家散文，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由片段的文辞到较为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记人，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第一节平实畅达、风格不一的《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旧传《国语》与《左传》均为春秋时左丘明作，其实《国语》主要来源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它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由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将各国史料排比润色，编纂成书。

《国语》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史事，而以记言为主，故名为《国语》。它始创国别史之体。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上 7 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包括的时代大体为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

《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左传》多叙列国之事，《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其目的虽都在善善恶恶，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选择。其所记者，大都是能够从中引出某种教训的言谈和事件。其思想内容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民”、“尚礼”、“崇德”，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倾向。《国语》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注意写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刻画了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晋语》中的重耳、骊姬、子犯，《吴语》中的夫差，《越语》中的句践，都堪称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特别是对晋文公重耳着墨较多，通过一连串若断若续的小故事，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显示其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出色地刻画了这位“春秋五霸”之一的丰满形象。还以重耳为轴心辐射而及其妻姜氏、其舅子犯，用笔经济而传神，给人以深刻印象。如《晋语四》记重耳避骊姬之难出奔的一段记述，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记虽大体相似，但《国语》之文更为具体，更富情趣，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更鲜明。

《国语》包括二百四十三则长长短短的故实，各含繁简不等的情节，其中尚有一些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如《晋语五》记灵公使鉏麑杀赵宣子，鉏麑自杀前的一番慨叹，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记之凿凿，何从得知？再如《晋语一》记骊姬夜半而泣谮申生，向晋献公“枕边告状”。如此“床笫之私，房中之事”，又何从得知？这些描写，曾被指为“荒唐诬枉”，其实，正是这样一些“不实”的描写，闪耀着文学的光彩。《国语》于记言中展现故事情节，于情节中糅合虚构与想象，再加上一些幽默风趣、引人入胜的小故事的穿插记述，体现了它在情节构思上的艺术创新。这不仅是《尚书》与《春秋》所无，而且也是《左传》有所不及的。如《晋语九》所记《董叔将娶于范氏》：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

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晋大夫董叔意欲攀附贵亲，结果被晋正卿范宣子之子范献子绑悬于庭中槐树之上，叔向一语双关地嘲讽了他的“欲为系援”。所记不过三言两语，却意趣横生，好似给一心“攀龙附凤”者画了一幅绝妙的漫画，耐人寻味。

《国语》旨在说教，其所记载，往往不忘从中引出某种教训，而教训要从史事中自然引出，故其记言叙事，无论文章长短，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因果等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这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发展。

《国语》的语言平实自然，明白流畅，既与《尚书》的“佶屈聱牙”大不相同，也有别于《春秋》的凝练含蓄和《左传》的委婉典美。其用词并不生涩，句式比较接近口语。特别是虚词的大量出现，显得通俗自然，富于生活气息。

然而《国语》毕竟由八国史事汇编而成，非出一人之手，文章风格并不统一。《周语》、《鲁语》颇重文辞，较为典雅，风格近于《左传》；《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而不乏幽默风趣之笔；《楚语》讲究修饰，文章亦较有气势；《吴语》、《越语》文笔别具一格，精彩动人。例如《吴语》所记吴、晋之战的场面：

吴王昏乃戒，令秣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系马舌，出火灶，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为带甲三万，以势攻，鸡鸣乃定。既陈，去晋军一里。昧明，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8 三军皆哗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晋师大骇不出，周军饬垒。

这段描写顺依时序，线索分明。其中军“望之如荼”，左军“望之如火”，右军“望之如墨”，以及万人方阵、带甲三万的描绘，气势恢宏；金鼓齐鸣、三军呐喊的渲染，惊天动地。如此有声有色、雄伟壮观的场面，在以记言为主的《国语》中，显得极为突出。再如《越语上》记句践志在灭吴而先谋生聚的一段文字，文笔恣肆奔放，明快畅达，与他篇风格迥然不同。《吴语》、《越语》之别具一格，可说是南、北文风有所不同的一个佐证。

第二节典美博奥、委婉含蓄的《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的散文典范。它原名《左氏春秋》，汉儒始称之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按儒家经学传统，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为汉代官学通例。此书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传”，与西汉初年写定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实际上，此书本是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体史书，并非“依经作传”；但其记事之详赡多有助于说明《春秋》，所以也不能说它与《春秋》毫无关系。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作，但历来对此多有异说。现在看来，《左传》作者实难确指。它并非成于一人之手，但既以“左氏”为名，应与“左氏”有某种关系。说其中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传诵，大概比较可信。

《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7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比《春秋》增多二十七年。它大约成书于战国之初，与《国语》成书同时或稍后。

《左传》之文，洋洋大观，历来备受推崇。刘知几说它“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史通·载言》）刘大櫆赞其“情韵并美，文彩照耀”（《论文偶记》）。刘熙载更称它是“众美兼擅”（《艺概·文概》）之作。就散文艺术而论，《左传》确已趋于成熟、完善，无论叙事、写人、记言，都有不少新成就，达到其时最高水平，因而刘勰称之为“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文心雕龙·史传》），后世作家往往视为典范，奉为圭臬。

《左传》散文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其主要特点是简洁生动，工巧严谨。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不少出色的艺术手法，使其叙事文约事丰，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辩证统一。诸如《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晋侯梦大厉》（成公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以及僖公四、五、二十三、二十四年记晋公子重耳出亡；襄公三十、三十一年记子产治郑，叙事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且看《郑伯克段于鄢》：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臵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哀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此文记叙了郑庄公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尔虞我诈的斗争，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自私、虚伪的本质及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情地撕开了罩在封建伦理关系上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虚伪本质暴露无遗。作者成功地刻画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郑庄公的阴险狠毒，共叔段的愚昧张狂，姜氏的自私贪婪和颍考叔的淳厚机智，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精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文章叙事剪裁得当，烦省合度；首尾完整，结构清晰；字句精严而微婉多切，均足见作者之匠心。

尤为出色的是，《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这是它高超的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春秋战国之际，兼并战争频繁。作者身当战乱之世，耳濡目染，习于战事，了解并善于描述战争。对当时一些著名战役，如秦晋韩之战（僖公十五年）、宋楚泓之战（僖公二十二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年）、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齐晋平阴之战（襄公十八年）、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齐鲁清之战（哀公十一年）等等，都有非常出色的描写。《左传》之写战争，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运笔灵活，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能着眼于战争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以历史家的卓越识见，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并且还以简练形象之笔，描写战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绘声绘色。这样的战争描写，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所难及。比较典型的实例如记齐鲁长勺之战的《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弛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值得玩味的是，此文与《国语·鲁语上》所载《曹刿问战》一节内容大体相同，不妨作一比较：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 10 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

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左传》之文不仅记战前之问，而且记了战时之情和战后之论。《国语》所载则仅记战前之问而显得冗长、芜杂，不及《左传》所记之精练、完整、细致、传神。《左传》描写战争的卓越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左传》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非自觉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如写晋文公重耳避骊姬之乱出亡十九年，备尝艰苦磨炼，终于称霸诸侯。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胸怀大志、坚定沉着、深谋远虑的国君形象。又如写子产，将他置身于矛盾斗争之中，主要通过富于特征性的人物自身言行的描述，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一位勇于革新、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形象。此外，如老谋深算、虚伪狡诈的郑庄公，野心勃勃、强横“汰侈”的楚灵王，学识超群、稳健保守的叔向，德高望重、明达机智的晏婴，勇于进取、厉行改革的吴王阖庐，忍辱负重、志在雪耻的越王句践等等，都不愧为《左传》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形象。

《左传》散文艺术的又一突出成就是工于记言。春秋时列国外交空前频繁，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刘知几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史通·言语》）“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后精心提炼，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第三节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

《战国策》不仅是战国之史，而且是纵横家言。它既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散文汇编。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攀上了一个新高峰。

《战国策》在未经辑录之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不同名号。西汉成帝时，刘向受诏领校秘书，将所见各本加以整理、汇编，除去复重，集为一书，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顺序，分为三十三篇。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战国策书录》）之作，故定名《战国策》。后来此书散佚。至北宋，曾巩访求原书，重加校理，使之“复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战国策》。

《战国策》本是一部史料汇编，作者不可确指。但从它具有鲜明的“纵横”色彩看来，可能原本出于战国末或秦汉之际的纵横家或习纵横术者之手，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较为驳杂，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所反映，但其主要思想倾向却很鲜明。此书所记主要人物大多为战国时代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之上的谋臣策士、说客游士。作者对他们的言行、计谋大肆渲染，对他们的政治作用尽情鼓吹。纵横之势，长短之术，诡谲之计，诈伪之谋充溢全书。即便是儒、墨、法、兵各家代表人物，如孟轲、荀卿、墨翟、韩非、吴起之流，一入其书，也无不带有纵横色彩。这正表明，就总体而言，此书主要体现了纵横家思想倾向。反映在政治观上，主要为崇尚计谋策略，尊奉机巧权变。表现在人生观上，则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逐利。这样的思想在《左传》、《国语》诸书中都不曾有过，在当时无疑是观念的重大转变，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生动地反映了战国时期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同属史家之文的《左传》、《国语》相较，《战国策》在人物描写、语 11 言艺术等方面，显示出不少新的特点，取得了新的成就。

《战国策》以人物的游说活动为记叙的中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它描写人物的面非常广泛，上自国君、太后，下至平民百姓；老者“年九十余”，少者年方“十二”；公子王孙、武将谋臣、说客策士、嬖臣宠姬，无所不有，而且各具风姿。其中尤以“策士”的各类形象最为突出。例如苏秦、张仪、陈轸、公孙衍这四位纵横策士的头面人物，在《战国策》中分别有三十六章、五十三章、十九章、三十章叙及其人其事，无疑是作者刻意描绘的主要人物。他们都具有崇尚计谋、志在进取、思想敏捷、机巧权变、明于时势、长于辩难等纵横家的共同特征。作者既写出他们的共性，也描绘出他们独特的个性。如苏秦的坚韧倔强，张仪的奸险狡诈，陈轸的圆滑机智，公孙衍的老谋深算，个性都很鲜明，给人印象良深。且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描写苏秦：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此章描叙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以游说而致富贵的事迹。苏秦始以连横游说秦惠王，遭到失败。于是发愤自励，刻苦攻读。转而鼓吹合纵，游说赵王，大获成功。作者以赞赏和歆羡的情调，渲染苏秦的贵极富溢；通过言语和行动的描写，展现了苏秦自信、刻苦、坚韧、执着的性格特点和他刻意谋求“势位富贵”的内心世界。作者还出色地运用了对比和细节描写的手法，对苏秦发迹前后其父、母、妻、嫂待他“前倨而后卑”的情状作了生动描绘，不但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且形象地暴露了当时的炎凉世态。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曾指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此章所记苏秦事迹，即主要出于传说和虚构，并非史实，不可尽信。但作为人物描写，则是相当出色的。其文可说已是一篇有声有色的人物传记。这对于此后司马迁创为纪传体的《史记》，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战国策》的语言精妙奇伟，历来备受推崇。宋代李文叔称它“文辞駸駸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书战国策后》），王觉赞之为“文辞之最”（《题战国策》）。其语言艺术的总体风格是敷张扬厉、辩丽横肆。《战国策》之文，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词锋逼人，似高屋建瓴。正如章学诚所指出：“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 12 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策士说辞，大都酣畅流丽，明快犀利，故其论形势，析利害，破敌说，陈己见，无不气势恢宏，文雄词隽。如《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形容齐国之强盛、临淄之富实道：

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又如《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记唐且针对秦王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论“布衣之怒”道：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作者综合运用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极尽铺陈夸饰之能事，增强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力量，令人有天风海雨逼人之感。

《战国策》记载策士之辞，于一般的比喻、夸张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虽大多没有独立成篇，只是各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无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倘若分离出来，未尝不是形完神备的文学佳作。如《齐策三·韩子卢逐东郭逡》：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

齐王惧，谢将休士也。

这则寓言情节精彩，故事生动，寓意显豁。与此异曲而同调者，尚有“两虎相斗，一举而兼”、“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分别见《秦策二》、《燕策二》）等，形象虽别而寓意如一。再如《秦策三·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章，记秦相应侯（范雎）为说明天下之士无非“己欲富贵”，特地讲了个《群狗争骨》的寓言：

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

此以狗喻“天下之士”，不可谓不尖酸刻薄，但也确实揭示了纵横策士惟利是图的思想实质。其“纵横”色彩之鲜明和取譬设喻之伧俗，正是《战国策》寓言的突出特征。他如脍炙人口的“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骥服盐车”、“南辕北辙”等等，也莫不如此。《战国策》载有寓言故事约七十则，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无愧为我国古代散文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战国策》语言的辩丽横肆，较之《国语》语言的平实自然和《左传》语言的委婉含蓄，其风格显然别是一家。特别是其纵横恣肆的文风和富丽华赡的文采，对后世作家如贾谊、司马迁以及苏洵、苏轼等，都有重大影响。

当然，《战国策》毕竟是一部汇编而成的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并不完全统一，文学价值也参差不齐。其中有些篇章思想性比较低劣，情调颇为庸俗；或存在形象贫乏、拉杂复沓的缺点。

思考题

1、《国语》散文的特点和成就。

2、《左传》的散文成就。

3、举例说明《左传》描写战争的艺术特色。

4、《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论析

5、《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

6、举例说明《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7、《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章》论析。

第三章先秦诸子之文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师，亦无私家著述。春秋之末，王道既微，官学散入民间，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也相继出现。战国之时，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一时蔚为风尚。各家各派，均以散文著述，但特色各异，风格不一。以文章体制而言，先秦诸子之文大体上是从语录体、对话体到语录与对话的连缀成篇，再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其发展进程历历可见。

第一节儒、墨开山之作

孔子、墨子分别为儒家、道家的开山祖师。儒、墨二家时称“显学”，足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这两家的代表著作便是《论语》和《墨子》。

一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论语》

《论语》之名，乃编纂者所定。一般认为，“论”即论次编纂，“语”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语经论纂，故称《论语》。《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其记述非一人，论纂亦非一次。大约在战国初年，由孔子的弟子后学编纂成书。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来没落，又因变乱迁鲁。概其一生，初尝从政，曾任鲁之司寇，未能得志；继而周游宋、卫、陈、蔡等国，到处碰壁；终于返鲁，从事教学和著述。相传《诗》、《书》、《春秋》等典籍都曾经他整理。他授徒甚众，“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与“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可见“仁”是目的，“礼”是手段。在孔子看来，通过“克己复礼”可使“天下归仁”，这说明“仁”在孔子心目中是涵盖了主、客观世界的理想境界。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孔子的政治倾向。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在文学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并对后世散文有深远影响。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其议政论道之语有的不过三言两语，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等等。有的则如政治短评，如：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此段议论主要从政权归属和群众舆论两方面，指出了所谓“天下有道”或“天下无道”的显著差异，见解精辟而用语简要。此外，还有篇幅稍长的政论，如论季氏将伐颛臾（《季氏》），论尊五美、屏四恶（《尧曰》）等。其特点是坐而论道，富于感情色彩。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他教学多方，重在启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并有知人之明，善因材施教。《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中还记有孔子评文说艺的一些言论，反映了孔子的文艺观，虽不够系统，但颇为深刻。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等等，莫不言简意深，文采斐然，不同于一般抽象的评论文字。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且以《先进》篇《侍坐》一章为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此章通过简短的对话描写人物，传神写照，各具风采。语言优美隽永，充满情趣。特别是记曾皙的一段话，宛如一幅春光烂漫、生意盎然的游春图。凝练的语言包孕着深刻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彩。

此外，在《宪问》、《微子》等篇写到的一些隐逸之士，如讥嘲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晨门”，被孔子称为“果哉！末之难矣”的“荷蒉”，高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楚 15 狂接舆”，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以及自称“辟世之士”，“耦而耕”的“长沮”、“桀溺”等等，都是隐者而形神各异。《论语》既刻画了他们，也衬托并突出了孔子的形象。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语录作为散文的早期体式，自有其局限性。然而从《论语》看来，这种文体并非没有生命力。它旨在记言，多用口语，通俗活泼，真切感人。而且孔子重视文采，师徒问答皆言之有文。虽只言片语，也不同寻常笔墨。虽有加工润色，却似一出自然。这样的著作，对后世文章影响极大。历代作家行文用语无不取法于此。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二讲究逻辑、质而不文的《墨子》

墨子名翟，鲁国（一说宋国）人。生平事迹不详，大约生于孔子之后，活动于战国初期。墨子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大概出身于手工业者。他擅长机械，通晓军事，曾亲率门弟子助宋御楚。先始学儒，后自创墨家学派。这一学派有严密的组织，领袖号称“钜子”。其信徒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尚空谈，积极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宗教色彩颇浓。战国时期，墨家影响甚大。墨子死后，“墨离为三”，三派各立门户，代代相传。但秦汉以后，墨学终为统治者所不容，日渐衰微，竟至后继无人。

《墨子》一书，非墨子自撰，亦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一部包括墨子及墨家各派学说的著作，由墨子弟子及其后学记录、整理、汇编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其内容较为驳杂，体例也不尽一致。书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篇，各分上、中、下篇，内容大同小异，应是墨家三派各记所闻的底本汇辑。它们是墨子的“十诫”，即十种主张，比较集中完整地保存了墨子思想的真相，既是全书核心，也是墨学纲要。

墨子的思想特征非常鲜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堪与儒学抗衡，基本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既有进步性，也有保守性。总的看来，其社会政治思想较为进步，而有神论的世界观则有保守落后的倾向。

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墨子》的影响不及《论语》，也不如其他诸子。但《墨子》文章独具一格，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墨子》文章的一大特点是尚实尚质讲究实用，不重文采。这是与墨家思想崇尚质实，富于现实性、针对性和功利性相适应的。墨家惟恐“以文害用”，故其文反复申说，喋喋不休；意显而语质，言多而不辩。虽然质朴而充实，但“言之无文”，也就“行而不远”。《墨子》对后代散文影响不大，这应是原因之一。

《墨子》文章的另一大特点是讲究逻辑，明辨是非。其文极善辩驳，《非命上》篇提出了著名的“三表”（《非命》中、下篇称“三法”）说：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通“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三表”说主张论证问题应有三方面依据：一是本之于历史事实，二是原察百姓见闻，三是观察政治实践的效验。这显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它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发展。虽然《墨子》文章引述史实多取自古书，或借诸传闻，不尽可靠。但其文逻辑严密，再分析、论证、驳论等方面，对后来的《荀子》、《韩非子》之文有所影响。

墨家讲究论辩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墨子·小取》指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故《墨子》之文大都有所为而发，针对性极强，主旨突出，观点鲜明。如其名篇《非攻上》 16 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以至于“杀不辜人”等不义之事为例，层层深入地论证“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道理，进而论断：“今至大为不义攻国”。有力地批驳了对此“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的谬误乃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从而突出了“非攻”这一主旨。其是非极为分明，且富于逻辑力量。

《墨子》还在文体因革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文体已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在《尚贤》、《兼爱》、《非攻》、《明鬼》、《非乐》等篇中，表现尤为突出。其特点是：首先，各篇出现了简明扼要的标题。此标题并非可有可无，也不像《论语》那样任取文章首句以为篇名，而是如一根红线，贯串全篇，确实有概括全篇中心思想的作用。其次，《墨子》中虽也有墨子语录，但不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围绕中心论题连缀而成一个整体。就每段语录而言，都是该篇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再次，《墨子》文章谋篇布局已初具章法，颇有自觉为文的倾向。其文纲目昭然，层次分明，已构成颇具规模的完整篇章。不过《墨子》各篇中仍见“子墨子曰”、“夫子曰”或“子墨子言”，说明它在形式上仍未完全跳出“语录体”、“对话体”的模式，显示出《墨子》文体有因有革。它的出现，无疑是散文文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一节道家经典《老》《庄》

老子、庄子是先秦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二书则是道家的主要代表著作。老、庄之并称，不见于先秦，大约起自魏晋。《老子》、《庄子》之文各具风采，文辞美富，仪态万方，在先秦诸子之文中独树一帜。特别是《庄子》之文，不仅在当时堪称翘楚，而且对后世文学影响极为深远。

一《老子》：韵散结合，“五千精妙”

《老子》传说为老子所著。据《史记》老子本传，老子即李耳，字聃，故又名老聃，春秋时楚国人，大约与孔子同时而长于孔子，任“周守藏室之史”。但据后世学者考证，《老子》一书并非老子自著，而是成于后学之手。有如《论语》是孔子语录，《老子》也大体荟萃了老子的语录，并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其成书晚于《论语》，大约在战国前期由道家后学纂辑、整理、加工而成。今存《老子》共八十一章，上篇3十七章，称《道经》，下篇4十四章，称《德经》，故《老子》又称《道德经》。但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不分章，文字与今本大体相同。

《老子》五千言，文约而意丰。其文谈玄论道，意蕴深邃，具有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核心。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万事万物存在与变化的普遍原则和根本规律。“道”的提出，标志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抽象思维能力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老子首创以“道”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反对上帝有知、天道有为，针锋相对地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这意味着天上神权的动摇，也正是地上王权衰落的反映。

老子学说的精髓，是辩证法思想。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等等，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闪光。但他过分强调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性，忽视其斗争性，含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脱离条件而讲变化，无异于宣扬循环论。

老子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社会理想则是“小国寡民”。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 17 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战乱现实的不满与批判，但它毕竟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是保守落后的思想。

《老子》之文凝练晓畅，琅琅可诵，语精意奥，启人深思，在先秦诸子中独标一格。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是韵散结合的特殊文体。《老子》文句，大体整齐，有的全是韵语，如：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

像这样整章用韵者，还有二十一章、三十九章等，而多数则为韵散结合。其押韵无一定格式，多随文成韵，较为自由，字数不拘，用韵规则不一。这种文体，近似今之“散文诗”。行文韵散结合，在先秦诸子中多有所见，但从总体上看来，《老子》一书最为突出。

其次是寓理于形的表现手法。《老子》往往以人所共知的某些具体事物为喻，如十一章以车和制陶为喻：“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五章以风箱为喻：“天地之间，其犹橐籥（古代风箱）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七十七章以射箭为喻：“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都是运用具体形象表现抽象哲理。这本来是先秦诸子共有的特点，但《老子》用此手法，似更得心应手，有其独特之处。

第三是语言凝练精妙，多用格言、警句。诸如：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

这些格言、警句形象而深刻地浓缩了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是智慧的结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老子》被誉为“五千精妙”（《文心雕龙·情采》），在很大程度上即由于此。

二《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

《庄子》和《老子》同是先秦道家一派的代表著作，作者传为庄子。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据《史记》本传所记，庄子曾为蒙漆园吏，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但其生平事迹不详。从《庄子》书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中，可略知其一生贫困，穷居陋巷，织屦为生；衣食粗劣，面黄肌瘦。但他鄙薄富贵，拒入仕途，安于贫困而不显于世。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

七、外篇10

五、杂篇10一。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著，外、杂篇则为其门人后学所著。其实，《庄子》一书并非出于一人、成于一时，究竟何篇为庄子自著，难以确指。但可以肯定它是庄子一派文章的纂辑，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思想。

就学术渊源而论，庄子的道家学说与老子一脉相承，但又有较大的发展变化。无论在哲学观、政治观、人生观方面，庄子思想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庄子继承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而对其消极面作了更大的发挥。庄子也讲“道”，认为“道”“先天地生”（《大宗师》），无始无终，实有而无形，自然而永恒，是神秘莫测、不可知的。在他看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世界只不过是人的主体观念的产物。他主张从事物的不同角度认识事物，但又主观地否认事物差别，否认是非标准和客观真理，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万物皆一”（《德充符》）；“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宣称“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18 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同上》）庄子的认识论从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论。

在政治上，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是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庄子则是“不为”。老子虽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所谓“无为而治”，实为“入世”之说。庄子则从“无为”而入于虚无，其所谓“无所用天下为”（《逍遥游》）之论，显然是“出世”之说。但与老子一样，庄子并未真正忘怀政治，而是心系天下。《庄子》书中，仍多愤激之言。所谓“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山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之类的愤慨和议论，对于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较之《老子》，犹有过之。正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比厌恨，庄子选择了消极逃避的道路。他把老子所谓“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思想推向极端，鼓吹弃绝一切文明的蒙昧主义，并且着意勾画出一幅所谓“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的社会蓝图。这样的“至德之世”，无异于回到洪荒时代。其说虽有对抗现实的意味，但毕竟是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

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生死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借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现实社会苦难的“逍遥”之乐。然而现实毕竟不能超脱，精神更无绝对自由，因而他同时也主张“安时而处顺”（《大宗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反映出庄子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刻的批判，又有保全性命颐养心性的圆滑顺世的另一面。不过，庄子超尘入圣的人生理想只是表层，其内里却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庄子》开辟了散文艺术的新境界，取得了光耀千秋的辉煌成就。

为了表达追求绝对自由和彻底超脱现实的思想主旨，《庄子》散文的构思“意出尘外”（刘熙载《艺概·文概》），好似天马行空，不落俗套。在庄子一派人物看来，天下黑暗而污浊，不能用实实在在、堂皇正大的言语与世人讲论，故特“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且倡言“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实即采用异乎寻常的艺术形式，表现遗世绝尘的思想内容。反映在题材的选择上，《庄子》着意拉大与现实的距离，更多地注目于寓言和神话。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加工改造，如《逍遥游》中的“藐姑射之神”，《应帝王》中的“浑沌凿七窍”等；也不乏自出机杼的即兴创作，如《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秋水》中的“鸱与鵷雏”，《至乐》中的“髑髅见梦”，《山木》中的“庄周游雕陵”等。《庄子》一书特擅形象思维，其中绝少空洞枯燥的说教。作者把深刻的哲理形象地寄寓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妄情节之中，在一种超现实的氛围里巧妙地表现自己的真实思想。《庄子》中数以百计的寓言故事，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就一篇文章而言，往往是一个个故事环环相套，连缀而成一个整体，共同表述一个中心，形成独具特色的连环式结构。据统计，仅《庄子》内篇就连缀了近五十则寓言故事。以《养生主》一篇为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19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文章旨在说明养生之道，可分六段。第一段为全文之纲，总论养生之道。以下第二、三、四、五段即“以寓言为广”。全文除首段为说理，末段用比喻外，中腹四段连缀四个内容各异而主旨如一的寓言故事。其中心思想则如一条隐线，若断若续、若隐若现地贯串其间。《庄子》文章构思之妙，于此可见一斑。

《庄子》散文的不朽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中恢诡谲怪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在《庄子》中层现叠出，令人于惊奇骇怪中获得非凡的审美享受。其真实思想往往不露痕迹地寄寓于千奇百怪的形象之中。诸如：其大无比的鲲鹏，吸风饮露的神人，似有若无的罔两与景，形体残缺的支离疏，七窍皆无的浑沌，侃侃而谈的髑髅，望洋兴叹的河伯，其圆五尺的神龟……如此光怪陆离的形象纷至沓来，美不胜收。例如脍炙人口的“触蛮之争”：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则阳》）

在一对微不足道的小小蜗角上，居然幻化出宏阔悲壮的战争场面。这显然是讽刺当时诸侯力战争雄、兵革不休的现实。通过这样的形象描绘，把读者引入了一个超越时间、空间，不辨上下古今的艺术境界。这正是《庄子》特异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它高于晚周诸子的一大艺术成就。

庄子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为文得心应手，意到笔随。《史记》本传称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庄子》书中随处可见穷形尽相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刻画。不管是鸟、兽、虫、鱼、灵龟、大树，还是风、云、山、水、神怪、异人，都无不写得惟妙惟肖，绘声绘色。如《齐物论》描写所谓“地籁”，先形容百围大树上形状各异的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后形容风吹大树窍穴发出的各种不同声音：“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既有静态的刻画，又有动态的描绘；既有视觉的写照，又有听觉的传真；可谓形神毕肖，体物入微。其描写之挥洒自如，在同代的文章中罕有其匹。

第二节儒学重镇《孟》《荀》

孟子、荀子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孟子》、《荀子》二书则是《论语》之外的重要儒家著述。历来孟、荀并称，《史记》也合孟、荀为一传。宋代以后，《孟子》成为家弦户诵的“经书”，影响大过《荀子》。但从散文的角度看来，实各具特色。

一至精至密、气盛辞壮的《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裔。孟轲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孔伋）之门人，而子思又是孔子门人曾参的弟子，故其学术渊源，与孔子一脉相承。他始而设教讲学，继而游说诸侯。齐宣王时，曾一度仕齐为卿。但因他的主张不合时宜，故到处碰壁，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一书虽非尽出孟轲手笔，其中杂有公孙丑、万章之徒的记述，但主要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和风格。

孔丘、孟轲并称“孔孟”，向来是儒家正统的代称；而《论语》、《孟子》同列《四书》，又都是儒家崇奉的经典。比较《论》、《孟》二书，不难看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也声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表明他是以孔子传人自居的。

孟子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论，构成了孟子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所谓“仁政”和“王道”。他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宣扬“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从“保民而王”的思想出发，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观点，并指斥桀、纣之流“残贼”的君主为“一夫”（《梁惠王下》）。尽管他的“民”、“君”概念与后世有所不同，但毕竟是战国巨变时期的新观念，不仅堪称惊世之论，而且对后代反封建专制的思想家产生过积极影响。

《孟子》一书的文章形式较之《论语》有所发展，它已将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为长篇大论。就书中主角而言，正如《论语》充溢夫子之风采，《孟子》也毕现孟轲之神情。全书以孟轲为中心，通过对他的言行举止、神情语态的生动描述，鲜明地展示了这位思想家的情感倾向和性格特征。

《孟子》文章的特点是具有至精至密的论辩艺术。孟子在当时以好辩著称。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滔滔雄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客观情势逼使他不得不然。从主观方面说，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熏陶和频繁辩论的实践锻炼，遂成就了他的辩才。反映在《孟子》中，便是他那令人赞叹的“析义至精”而“用法至密”的论辩艺术。他特别善于抓住所论问题的要害，重视把握论辩中的主动权，洞察矛盾变化情况，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将对方引入“埋伏圈”内，使其“就范”。同时还适当地运用比喻手法或穿插寓言故事，增强论辩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便是这样的实例。再如《孟子见梁襄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文章“深于取象”，以形象的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生动透辟，明白晓畅。文字也极富感情色彩，梁襄王骄横轻率、缺乏教养的言谈态度历历如见，孟子对他的蔑视厌恶之情和冷嘲热讽之状也跃然纸上。

在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盛辞壮、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其语言艺术，21 历来备受称道。赵岐说它“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题辞》）；苏洵称它“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后世散文家崇奉《孟子》为典范之作，发人深思。

二博大精深、严谨淳厚的《荀子》

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人，时人尊称荀卿，也称孙卿。其生卒之年，无从考定，大约活动于前298至前238年间。生于赵，游于齐、秦，仕于楚，为兰陵令。前238年，楚李园杀春申君，荀卿亦被罢免，于是终老兰陵。其一生行事类乎孔、孟，始则治学，继而周游、出仕，终则讲学著书。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学术上成就卓越的大师。

《荀子》一书，今传三十二篇。其中虽不免有“弟子杂录”，但大部分为荀子自著，基本上保存了荀子的思想和风格。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所谓“孙氏（荀子）之儒”是《韩非子·显学》中所列孔子之后的儒家八派之一。他是先秦时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天论》反映了他对于天人关系的新见解。他认为“天行有常”，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新观点。在《性恶》篇中，他明确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与《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他还在《非相》篇中表达了“法后王”的政治观，与孟子“言必称尧舜”的“尊先王”的思想相对立。这些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在诸子之文中显得异彩焕发。

诸子之文发展到《荀子》，已更趋成熟完善，不再是如《论》、《孟》的语录或对话的连缀，而是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特点。

荀子是站在时代前列的通才大儒。通才之文，博大精深。对于众多学术领域，如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人才学以及音乐艺术等等，《荀子》中都有专论。引人注目的是，《荀子》中还出现了较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成相》和《赋》篇。其书出入古今，广涉众学，弘博而深邃，“理懿而辞雅”（《文心雕龙·诸子》），充分显示了通才之文的特点。《赋》篇之作，意义重大。在中国文学史上，荀子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历来被视为赋体的始祖之一。

同时，荀子又是渊博的学者。学者之文，严谨周详。其文往往有总论，有分论，层层深入，节节变化，中心突出，条达细密，并且独立成篇，结构严整。荀文多系专题式学术论文，立意统一，体式宏伟，纲目昭然，条理明晰，标志着我国议论散文的成熟和完善，为后世论说文体的典范。

荀子还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长者之文，老练淳厚。荀子其人，年寿颇高，在当时天下闻名的稷下学宫，“荀卿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弟子甚众，著名者有韩非、李斯、浮丘伯等。荀文虽有辩论，但不像《孟子》似的高谈阔论、滔滔雄辩，也不像《国策》似的纵横捭阖、辩丽夸饰，确乎不失儒者之风、长者之度。荀文的独特风格，是与其为人的特点分不开的。例如著名的《劝学》篇，紧扣“劝学”的中心论题，反复论述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理正辞雅，最能体现荀文老练淳厚、明晰条畅的艺术风格。与此相适应，荀文多用比喻而少用寓言，文中比喻常连串而用，层见叠出。即以《劝学》篇为例：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后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22 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其用喻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而看似五光十色，用意却十分明确，都为说明“劝学”的主旨。类似的取譬设喻，几占全文之半。这样的特点，正是荀文典重淳厚、圆熟老练的体现。

第三节法家、杂家代表作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著作，《吕氏春秋》则历来被认为是杂家之书。二书同出于战国之末，思想、艺术各有特色和成就。

一《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著作

韩非（约前280-前233），《史记》本传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据此可知其出身、爱好、学问渊源、生理特点、特长和才能。韩王安五年（前234），韩非使秦，被李斯、姚贾谮害，次年下狱而死。

《韩非子》集中汇编了韩非的著作。今传五十五篇，基本上是韩非所著，但也杂有后学者之作。

韩非继承、总结了前辈法家包括慎到、吴起、商鞅、申不害等的理论和实践，加上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体系，为建立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准备了理论条件。韩非的法家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法”为中心，结合“术”与“势”的政治观；二是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社会历史观，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与此相适应，韩非在文学观上则是重质轻文，崇实反虚，因而非常强调内容和功用，排斥形式和丽辞。

由于排“虚辞”而崇“实事”，韩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揭露实情，无所掩饰。例如《备内》篇无情地撕开覆盖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指出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即使是“骨肉之亲”，也“无可信者”。《八奸》篇专论内奸篡权的危险和手段，写得淋漓尽致。《说难》篇论游说之难，历陈种种可致“身危”的情况，无微不至。韩非不善言辞而善著述，长于观察现实，借鉴历史，故能贯通古今，深谋远虑，具有高度的总结性、非凡的深刻性。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思想、气质、性格、为人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韩非之文，多属政论，但体式多样，不一而足。既有长篇或短篇专论，又有驳论和辩难之文。众体之中，特擅驳论。如《难一》篇第二则：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人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 其人曰：“尧为天子。”

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楯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已。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

且夫以身为苦而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矫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以为政也。

《难一》共分九个部分，此为其第二部分，旨在说明君主不必亲历劳苦去实施德化，而应以掌握权势、实施赏罚为要务。文章揭示了儒家所谓“尧之明察”而天下治与“舜之德化”而天下治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其批驳深中肯綮，富于说服力。此文不仅为矛盾律的运用提供了范例，也为驳论文章的写法提供了经验。这样的驳论，在韩文中不胜枚举。

《韩非子》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寓言荟萃。据统计，书中共有寓言故事三百多则，居先秦各家著作之首。这些寓言是韩非用来宣扬其法家思想的锐利武器。著名者如《和氏献璧》（《和氏》）、《老马识途》、《远水不救近火》（《说林上》）、《滥竽充数》（《内储说上》）、《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等等，多已演为成语，广为流传。行文多用寓言故事，也就形成了“韩非著博喻之富”（《文心雕龙•诸子》）的艺术特点。

二《吕氏春秋》：“瑰玮宏博”的杂家之书

《吕氏春秋》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客集体撰著而成。

吕不韦（？-前235），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后为秦相。《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此书不仅自定书名，而且成书年代明确。其《序意》篇所谓“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即秦始皇八年（前239）。此书体式新颖严整，前所未有。“八览”为八组文章，各含八篇，共六十四篇；“六论”为六组文章，各含六篇，共三十六篇；“十二纪”则按春、夏、秋、冬四季编排，各含孟、仲、季三纪，每“纪”含五篇文章，共六十篇。全书总为一百六十篇文章，编排严整，自成系统。

《吕氏春秋》历来被视为“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诸子略”的“杂家”一类。此书“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吕氏春秋附考》引高似孙语），“诸子之说兼有之”（汪中《吕氏春秋序》）。

《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编撰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著。刘勰称“吕氏鉴远而体周”（《文心雕龙·诸子》）；章学诚说：“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校雠通义》卷三）都肯定了《吕氏春秋》体式创新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吕氏春秋》的文章，现实针对性强，敢于诋訾时君，指责时政。如《贵公》、《去私》、《圜道》等篇论尧、舜让贤而“不肯与其子孙”，矛头显然直指当代。又如《节丧》篇揭露当时的厚葬之风，也是针对秦王的侈糜而发。如此放言无惮，仍是战国诸子著书的特点，并非如明代方孝孺所说的“秦法犹宽”（见《逊志斋集·读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虽然时有放言无惮之论，但其文风却比较平实，近似《荀子》。虽文出众手，不尽统一，但大都章法谨严，条理清晰。

《吕氏春秋》还保存了丰富多采的寓言和历史故事。此书共辑寓言故事三百余则，其数量之多，在先秦诸子中与《韩非子》相侔。它们大多“杂取各家”，但也有自出机杼之作。著名者如《荆人遗弓》（《贵公》）、《网开三面》（《异用》）、《人有亡鈇者》（《去尤》）、《掩耳盗铃》（《自知》）、《齐人攫金》（《去宥》）、《掣肘》（《具备》）等等，都是历来脍炙人口的佳作。《吕氏春秋》引用寓言故事颇具匠心，往往连引数则而共同说明一个道理。如《察今》篇：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欲同，其所为异。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本篇用了“循表夜涉”、“刻舟求剑”、“引婴儿投江”三则寓言故事，分别说明治世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道理，合而说明“因时变法”的重要性，三者各有侧重而共同说明一个主旨，其构思和手法新颖别致。

思考题

1、《论语》在散文史上的价值和影响。

2、《论语·先进》篇《侍坐》章论析。

3、《墨子》散文的主要特点。

4、《老子》何以被称为“五千精妙”？

5、《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6、举例说明《庄子》寓言的艺术特色。

7、《庄子·逍遥游》、《庄子·养生主》论析。

8、《孟子》散文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