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地球之巅》教案_登上地球之巅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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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地球之巅》教案

一、教学目标： 掌握课文的生字词。

能快速浏览课文，概括主要内容，能清晰流利地复述故事。欣赏文章中关于景物描写的句子，并且进行仿写。

体会探险队员强烈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崇高的奉献精神，激发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理解探险队员高度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刘连满同志的自我牺牲精神。难点：揣摩作者极力渲染恶劣自然环境的用意，以及描写美丽的珠穆朗玛峰的目的。能够在作文中尝试相似的技巧运用。

三、教学用具：电脑、投影仪、音响等。

四、教学课时：1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出示珠穆朗玛峰的图片，带入情境。

1960年5月，英勇的中国登山健儿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成功登顶，书写了世界登山史上的新纪录。郭超人以最快的速度写成长篇通讯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并发表，《登上地球之巅》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初读文本

1、字词注音、字义。

缭绕不散冰镐峰巅镶有钢爪颤抖砭骨履践崔巍崎岖滞留窒息朦胧轮廓匍匐头昏眼花腰酸背痛齐心协力养精蓄锐勇往直前斩钉截铁

2、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内容。

（三）研读文本

1、全文结构：拿出俯视这种文章的气势来，不要被它吓倒！要运筹帷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四人行

一人留（刘）三人行 四人行：

问题1：找找他们的“武器装备”（出示图片，解释“冰镐”等）

冰镐、氧气筒、结组绳、防寒睡袋、铅笔、笔记本、电影摄影机、高山靴等。问题2：第三段中的“一两一两”，第六段中的“一寸一寸”“爬了四次，跌落四次”，第八段中的“5个多小时”“三米”“长达三个小时”等，这些数字有什么作用，去掉行不行？ 问题3：他们遇到了些什么困难？（一个过渡句）

山路险峻、天气严寒、缺乏氧气、身体虚弱、黑夜登山、高山反应 三人行：

问题1：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困难，一个转折点。（氧气用完了）问题2：他们退缩了吗？ 一人留：

问题1：四人中给同学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谁？

问题2：认真看14、15两个自然段，假设你就是刘连满同志，请同学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一段内心独白。（表现出内心的挣扎，生存或是死亡）

（四）品读文本

问题1：同学们觉得是什么在支撑着探险队员勇往直前呢？ 12段“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荣誉”；刘连满同志的信“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 问题2：同学们觉得除了祖国和民族这个强大的信念外，探险队员还具备了一些怎样的个人品质才使得他们顺利的登上了地球之巅？（体会22段中“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想想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五）拓展文本

问题1：在原文中找出景物描写的句子，分析其中的叙述美和逻辑美。

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一种征服）

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较远）

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处是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开始变得非常低矮了。（较近）

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珠穆朗玛山区群峰的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现在，他们三人的头顶上，只有闪闪发光的星斗，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登的山岩了。（征服）

六、布置作业

1、抄写字词，两遍。

2、以（我心中的英雄；我看团队合作；我最想征服的）为话题写一段话，字数不限。附：补充材料 湖北电视台

【导视、音乐】

1960年

同样是一根绳子上的四名中国登山运动员

同样是距珠穆朗玛顶峰只有140米

当氧气只够三个人使用

当成功只能属于三个人

刘连满不仅献出了自己的氧气

更让三位战友踩着他的肩膀登上了顶峰

此后40年

作为普通工人的刘连满

经历着与三位战友完全不同的人生

湖北卫视新世纪前夜强档推出谈话节目《往事·故事铭刻在雪山》

欢迎收看“故事铭刻在雪山”

【外景：电影资料（大屏幕）】

从北坡登上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是20世纪以来人类的一个梦想。自20年代起，来自西方国家的登山队员，曾七次尝试从这里登上珠穆朗玛峰，均告失败。沿途散落的残骸仿佛在诉说着梦想的破灭，西方人由此断言，人类不可能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公元1960年5月24日，凌晨4点20分，新中国的登山健儿们经过顽强的拼搏，从北坡一举登顶成功。顷刻间带给整个世界一个意外的惊喜，人类几十年的梦想，终于在中国人的脚下变成了现实。对这些登山英雄来说，在成功的背后是一次永生难忘的艰难攀登。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次艰难的攀登，仿佛也是一种特别的象征。（皑皑白雪、珠穆朗玛峰北坡外景、英国人失败的残骸、中国首次成功登山的三位英雄等）

【现场】

［主持人司马南］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卫视新推出的一档节目，这个栏目的名字叫“往事”。

现在大屏幕上播放的这一段是40年前的往事，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当时全国人民非常激动，那种激动，那种欢快，登山队员的那种牺牲和奉献精神，都已经尘封在历史的记忆当中了。我们《往事》剧组从尘封的记忆当中发掘出这段往事，我们今天还非常有幸地请来了中间的那个小伙子，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勇士，后来又当了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的王富洲先生，让我们有请王富洲先生。（掌声。音乐。王富洲上场。字幕：王富洲，前中国登山协会主席）

［主持人］王先生，您好！您请坐。40年前拍电影的时候，您在中间我看是很年轻的。

［王富洲］那时候25岁。

［主持人］现在您在登山协会已经退休了。

［王富洲］对。

［主持人］当顾问了。屈银华和贡布这两位现在的情况怎样？

［王富洲］贡布同志从西藏体委副主任和西藏政协常委退下来了，但还是西藏登山协会和中国登山协会的副主席。屈银华一直搞登山，后来到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工作了。

［主持人］经商了。

［王富洲］也是刚退下来没多久。

［主持人］您现在再重新看这段电影，现在想一想当时的登山，让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王富洲］1960年登到8 700米的时候，在这个台阶下面，我们的确感到了困难。这个台阶也就是六米多，整个是垂直的，垂直的峭壁。这个六米多，我们整整在那儿攀登了五个小时。太阳已经很偏西了，7点左右，大家的氧气都不多了，本来这个氧气就是一天的氧气，也用完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三个人的教练刘连满同志，想了个办法要搭人梯。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刘连满同志蹲在下面，其他几个同志踩着他的肩膀上去了，刘连满同志因为体力极度地消耗，两条腿支撑不了身体了，都摔倒了，的确是不行了，已经筋疲力尽了。

（中间穿插当年登山的纪录片资料）

［主持人］就留下他了，然后你们三个继续攀登。

［王富洲］其他同志就继续攀登，登上了顶峰。登上第二个台阶，连满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主持人］在搜寻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找到刘连满同志。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最后在哈尔滨终于如愿以偿。我们前方记者可以说费尽千辛万苦，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了刘先生。

【外景：录像（大屏幕，哈尔滨外景，刘连满生活景况）】

或许是第一次感受到冷得这么真实、这么透彻的冬季，这座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北国都市哈尔滨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我的采访对象──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登山英雄刘连满的事迹，一并成为我这次北行的兴奋点。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着眼前这些欧式建筑里就住着刘连满，而刘连满40年前的故事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当年在距珠穆朗玛顶峰140米的地方，就是他毅然放弃了生存，献出了自己的氧气，让三位战友踩着他的肩膀攀上了顶峰。

40年来，这三位登山英雄一直在中国登山协会担任要职，而刘连满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听说他当年登山回来，就被分配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我采访的第一站就是这家工厂。厂工会的同志告诉我说，老刘从这里退休已经七八年了，很多新同志都不认识他。退休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目前家里三个孩子都已下岗，老伴也没有工作，生活上很困难，据说他在外面一家厂子里打更（看门）。不知是出于固执还是因为不太相信，尽管天色已晚，我仍然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刘连满的家。就在这个破旧的生活区里的这套小房子也还是前不久省长批示后，厂里照顾给他的。这一天我没能遇着老刘，倒是有幸认识了刘连满的老伴。因为她对我们的摄像机不太适应，在我们关机后她才告诉我们，老刘外出找工作去了，因为打更的饭碗已经丢了。

冬夜里，一个人的家很冷清，而和这个家一样冷清的是桌上刘连满40年前的荣誉。当晚我最终没有能等到老刘回来。第二天，天放晴了，老刘依旧早早出去找工作去了。我还是没有能见到老刘，我又分头与另外三位登山英雄取得了联系。目前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过去的那段经历和荣誉，已经成为众多商家争相聘请他们的本钱，而老刘今天还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正在我为刘连满祝福能交到好运的时候，我终于在暮色中看到他高大的身影。

【现场】

［主持人］大家从屏幕上看到，我们当年的登山英雄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是一个很平和的老人。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刘连满先生。刘先生，有请。（刘连满上。长久掌声。音乐《珠穆朗玛》。字幕：刘连满，哈尔滨电机厂退休工人）

［主持人］刘先生，我看您比较激动，您是看了年轻时候登山的那段经历有些激动，还是40年回味生活，您有特别的感触？换句话说，您现在特别想说句什么？

［刘连满（流泪）］谢谢大家还记着我！（掌声，音乐）

［主持人（哽咽）］您今年有60„„

［刘连满］马上就70岁了。

［主持人］刚才这段录像里面，说您在一个工厂打更？

［刘连满］我退休是1993年退的，退了一直打更，打到去年5月份。

［主持人］这个活儿为什么没有了呢？

［刘连满］现在人家单位都下岗，我本来不是人家单位里的人，我属于临时工，人家用自己的人。

［主持人］当年在山顶您作为教练又兼队员，应该最知道怎么保存体力。

［刘连满］我自己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不是哪一个人想在这里头冒个尖。也没有这种想法。这是集体的，不管谁登上去都代表我们国家，所以从我的主导思想也是这样。所以登山队的领导对我的体力和技术也比较信任，几次侦察都是派我去。

［王富洲］就是每次登山的时候，连满同志就先把前面的困难路段先侦察一下，侦察完了以后，再修好，挂上绳子，其他队员再上去。

［主持人］在登峰顶的过程当中，我听说连满救过您。

［王富洲］有几次。特别是刚才说到，我们下第二台阶的时候，要不是连满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相反地体力得到了一些恢复。不是过去说高山生理现象，说在那儿住一夜人就死掉了。他得到了恢复，我们下来的时候，还就他身体体力好，下第二台阶的时候就是他保护了我们一个一个下来。

［主持人］那是送上去再接下来。

［王富洲］对。我带了一张照片，过去连满同志攀登冰雪时候的。

［主持人］照片是立着的。是这样的，这么陡峭。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是什么人拍的？您还有印象么？

［王富洲］这个照片就是在北坳冰陡壁上，这是过去跟我们一起登山的摄影记者陈雷生同志拍的，他这次也来了。

［主持人］有请陈记者。（音乐《珠穆朗玛》。掌声。陈雷生上场。陈雷生，《中国体育报》退休记者）

［陈雷生（握手）］哎呀，又见面了。

［主持人］陈先生，您当时跟着登山队，最高走到什么地方？

［陈雷生］我就是到北坳，他们这四个人登得最高，而后三个人到了峰顶。

［主持人］这四个人下山以后，当时的媒体对他们宣传的情况怎样？

［陈雷生］说到新闻媒体，我就想到有新闻媒体集中到这儿的摘录（取出书）。他们上去三个是中国的好样，但是好样里头还有这位刘连满同志，为什么我现在都忍不住激动？他自己已经是很困难了，在又缺氧、又寒冷、又没有东西吃，生命危难的时刻„„这书里都记载了：“刘连满用了半个小时，很艰难地留下了他的话„„”这话怎么说呢？（陈雷生激动、哽咽得不能言语）

［王富洲］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登山下来以后，刘连满在8 700米等我们，跟我们招手。我们下来后，当时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连满同志还活着，大家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这时候我发现连满的氧气瓶子下面压了张纸条，我拿起来看了看。这是连满同志给我写的纸条，因为我是负责人。（音乐起。观众纷纷落泪）

［主持人］当时是连满给你写的纸条？

［陈雷生］连满在生命危难的情况下，用很长的时间写下的：“王富洲同志，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儿氧气，给你们三人回来用吧，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月24日。”为什么一念到这里我就感动？他就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人，一种思想境界„„为了别人„„（哽咽、无语）

［王富洲（哽咽）］刘连满同志准备自己牺牲了。死亡地带很多人都活不下去，但是他的氧气他舍不得吸，氧气都给我们留着，怕我们不知道，如果他要死了，我们不知道，给我写了纸条。

［主持人（哽咽）］刘先生，当时您把氧气留给他们三个，您心里非常明确知道自己选择的是死亡，您当时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刘连满］因为当时我认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需要我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音乐《东方红》）

［主持人］您二位先坐下来休息一下，我和连满聊聊他后来40年的事。（王富洲、陈雷生下场，掌声）

［主持人］这次登山回来以后，您继续当教练？

［刘连满］回来以后把我派到西藏，西藏成立了一个登山营，派我到那儿当教练。

［主持人］在那里干了几年？

［刘连满］14年。

［主持人］当时您已经结婚了？

［刘连满］一直两地生活。

［主持人］西藏下来，您去哪里了？

［刘连满］从西藏回来以后我就回哈尔滨了。

［主持人］当时您是中国登山队的教练，并且攀登过珠穆朗玛峰，您当时不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吗？

［刘连满］可以。当时还是两地生活，因为我爱人精神不好，心脏不好，到西藏去不了。来北京家搬不来，户口落不下，房子解决不了，所以没办法，就回哈尔滨。

［主持人］我听说当时（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留您。

［刘连满］是。

［主持人］没留在省委组织部，是因为什么？

［刘连满］就因为我爱人。省委机关看病，因为她没有工作，她是家属，是自费。工厂企业，家属看病可以报销一半。

［主持人］像您这样的资格，像您这种光荣的经历，那后来又怎么变成一个打更的，变成一个普通工人？

［刘连满］我退休以后„„

［主持人］哦，退休以后。退休之前您做什么？

［刘连满］退休之前我回来呢，当时把我分配到警消队。

［主持人］什么队？

［刘连满］警卫和消防。警卫消防作为电机厂来说，人也很多，一百多人，叫我在那儿当队长。

［主持人］当队长。

［刘连满］后来我又到武装部当干事。

［主持人］队长到干事？那为什么队长变成了干事呢？

［刘连满］当时这玩意儿难说了，我养猪卖了肉，给老婆交了住院费。以后呢，再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发展资本主义，就因为这个，当然是最后呢，厂里需要搞外调，猪都卖给谁了？卖了多少钱？你挣了多少钱？（笑声）

［主持人］卖猪，然后还搞外调？这猪的来源从哪里来的？我想知道那猪到底是哪来的？

［刘连满］我大舅子送给我的。（笑声）唐山地震，全国成立地震办，厂里叫我搞地震。

［主持人］你的专长是登山，他为什么让你搞地震？

［刘连满］登山，电机厂没有山，人家也不搞登山，哈尔滨也从来没震过，所以最后就撤销了。后来我在人防又管检查地道。那阵子“深挖洞，广积粮”。

［主持人］您过去是上山，后来就入地，地震您也管。

［刘连满］我的老伴1980年去世了，有病那个。1981年又找了一个，她从农村来的，原来是砖厂烧砖的，她也没有工作，她到我这儿也生了个孩子。

［主持人］孩子多大了？

［刘连满］上大学了。

［主持人］一年要多少学费？

［刘连满］学费是黑龙江省电视台给拉的赞助，我自己没打算让他上大学，也供不起他。

［主持人］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刘连满］收入500多，扣一些钱还剩400多。

［主持人］我觉着您很不幸。［刘连满］我感觉还可以。（掌声）

［主持人］您又特别幸运。

［刘连满］生活吧，就应该向低水平的去看，工作可以向高水平去看。如果生活你向高水平去看，你老也满足不了。现在不如我的有的是。

［主持人］现在回头去看过去的往事──咱们这个栏目就叫《往事》──您实实在在地给我们讲后悔不后悔？

［刘连满］没有什么后悔的。因为我这出身回忆起来，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生活，我应该感谢党，感谢国家。过去我是流浪生活，从很小很小就没有了父亲，靠母亲讨饭把我们养活大。当我母亲不能要饭了，我八九岁出去过流浪生活。

［主持人］您也传奇。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讨饭，可是你身子板又长得这么结实，能当登山队的教练。

［刘连满］因为我这人特好动，小的时候就是特别有劲儿，年轻的时候挑个五六百斤，挑起来就走。

［主持人］您现在每天还锻炼不锻炼？

［刘连满］就每天早上起来走个十来里地，再走回来。

［主持人］看着你们三位生死兄弟，这位是高级记者，这位是前登山协会主席，王主席，您是在工厂„„

［刘连满］不能都当官，都当官就没兵了。我有困难的时候，我那些学生，那些战友，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甚至于有一些不知名的人，也给了一些帮助。

［主持人］您老是想着别人的好。

［刘连满］是，人家对我有好处，我怎么能忘呢？

［主持人］您跟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讲一句实在话，人，这辈子人和人之间什么东西最重要？

［刘连满］感情。我认为是感情。（长时间的沉默。音乐《好人一生平安》）刚才说到那个救助的问题，帮助别人的问题。我想在当时来说，登山队我认为每个队员都能做到这一点，不是说登山队就我一个人能够把氧气舍出来给别人。

［主持人］我理解。这种帮助是相互的。

［刘连满］对。［主持人］这次录节目，我们湖北当地襄樊有一个跟您有生死之交，被您救过的一个王凤祥先生，他来到了现场，您想不想见他。

［刘连满］想见他。

［主持人］好，让我们请出王凤祥先生。（掌声经久不息，王凤祥和刘连满相拥而泣。字幕：王凤祥，襄樊铁路分局退休干部）

［王凤祥（泪流满面）］34年，一别34年。

［刘连满（落泪）］见老了。

［王凤祥］是见老了，戴眼镜了。看您健康我非常高兴。感谢„„我们的悬念，34年的悬念，感谢《往事》栏目的编导和记者。

［主持人（哽咽）］欢迎您。

［王凤祥］我们跟连满离别后，失去了多年的联系，就是今年也是从旁人的联系给我来了封信，我们才联系上了。我再一次感谢。

［主持人］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王凤祥］1966年。

［主持人］1966年？

［王凤祥］对。

［主持人］当时你们两个一起登山的时候，说您救过凤祥是在什么地方？

［王富洲］我们是在第二次侦察的时候，我们遇见了雪崩，他是为了救我。我那时也冻了，但是我被连满救了没有截肢，幸运者。因为大家的帐篷被摧垮了，就剩我们的帐篷了。

［刘连满］被暴风雪埋了。

［主持人］他们两个老哥俩见面有很多话要说，唏嘘不已，让他们平静一会儿。我想提些问题。刘先生最近你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愿望？

［刘连满］我还打算去打更（看门）。

（掌声，音乐《好人一生平安》）

［主持人］本来我们这个节目，编导策划的时候说，司马南，您主持这个节目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煽情的节目。我当时还心里想，我根本就不可能把它做成一个煽情的节目。但是今天录节目„„不是我煽情，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那种人情特别纯美。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第一期的《往事》节目。欢迎您把您认为那些铭心刻骨的，让您永志不忘的，好听的故事，讲给我们。下次节目我们在这个时间再见。

阅读指要

这是一篇电视谈话类节目文本。电视谈话类节目，是一种一般由主持人、嘉宾或现场观众就一个主题进行讨论或辩论的新闻体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议论型和叙事型。前者，是就某一话题，通过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讨论、辩论，进行思想和观点的交锋；后者则是从某一事件入手，讨论其中所包含的公共话题，谈话更为感性一些，也更侧重情感上给观众带来的冲击。《故事铭刻在雪山上》是湖北电视台《往事》栏目的一期节目，从类型说属于后者。情感的真实与震撼是该次节目获得好评的最主要原因。该次节目主要有三个情感的高潮点：一是读刘连满的遗言时；二是刘连满与四十多年未见面的战友重逢时；三是刘连满面对命运不公的豁达态度。前两个出自编导的有意设计（比如编导有意控制，没让两位战友在访谈之前重逢，而是积蓄情感，将重逢放在演播厅上，显示出情感的张力），但却是在故事的讲述和主持人的平实引导中自然呈现的，高潮的到来也显得自然而然；后一个则纯粹是人物内心想法的真实呈现，带给观众以心灵的震撼。

如果说演播中的细节带给我们的是短暂的情感波动的话，节目所阐发的主题带给我们的则是恒久的震撼与思考，刘连满甘为人梯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只知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随着往事的流逝，并未有丝毫褪色，相反在现实处境的映照下，更让我们感动和敬佩。

编导阐述：讲个故事自己听冯静

我是个很不会讲故事的人，一个笑话还没开头自己笑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我一开口讲故事，总有人责备：笑够了没有！刘连满的故事幸亏不是我讲出来的，否则我也一定话未出口就先泪流满面。将个人的感受直白地带进故事，这是讲故事人的大忌。《往事》也是讲故事，所不同的是运用电视语言来讲述。可能是有了太多的口头讲故事的失败，所以在运用电视语言讲述刘连满的故事时，我时时担心自己“露馅”。我对于刘连满的认识是一种凄凉的正直、寂寞的悲壮。我在采访过程中一直都有一种伤感的情绪，我想，若有一个办法让观众在节目的开头就有这种感受是最好不过了，怎么来达到这个目的，可能设计一个寻找主人公的外景比较合适。对于谈话节目外景的理解，很多人认为是填补谈话节目中没能谈到的内容，是对谈话节目的一种补充。我觉得，在《往事》这样的栏目中，外景作为一种情绪的渲染是再好不过的。当然这种渲染只是辅助手段，不可以直白。它如同讲故事的人惯用的一种动作语言与表情语言，或双肩耸立表示恐惧，或两眼斜视表示鄙夷，或嘴唇一撇表示好笑。所谓不可以直白，是不能直接用镜头来说他很苦，看他吃的是什么；他很穷，看他住的是什么。直白的镜头和配音都是编导自己在感动，如同讲故事的人在流泪，我认为那是一种败笔。所以，我很在乎外景的空镜头拍摄。东北的冬天本身就是寂寥而凄凉的，当火车进入东北平原，我们就将摄像机架在火车的过道上，大段大段地拍摄外面苍白的天空、孤独的落日、笔直的白杨树林。为了营造出一种往事的意境，摄像师特别将色片调成了黄色，让所有的画面都笼罩在黄昏的色彩中。在空镜头的拍摄中，摄像师费了很多心思：透过小门仰拍外面的旧楼，苍茫的天空中瘦长的电线，电线里穿梭过的鸽子以及阳光下被杂乱的树枝遮挡的小窗户。我没有拍摄找寻刘连满的细节，那种叩开一扇门，问张三李四，请问认识刘连满吗？我一向认为很滑稽。镜头下的找寻失去了真诚感，即便真的是在寻找，那也是做戏给人家看：看好了，我在寻找了！我以为，只有《焦点访谈》可以这样。我也没有让刘连满的妻子转过身来配合我们拍摄，介绍老刘，讲述老刘的现状，我认为那不仅破坏了他们生活原有的画面，更破坏了整个片子的情绪。所以，整个外景的“寻找”中，我都是空镜头。我认为电视镜头的运用也可以讲究“通感”，如同“丁香”与“惆怅”，“叹息”与“眼光”，我希望的是观众能在我的镜头中延伸出其他的感受，虽然我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否成功。关于刘连满的悲壮人生和高尚品质，终究不可以只叫外景来承载，谈话节目的重点还是在现场。我曾经设计了很热闹的场面，将从前的三位登山英雄都请到现场。但是他们拒绝了我的邀请，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曾经很自信地认为一根绳子下面的四个生死兄弟，无论如何都应该很兴奋地迎接40年后的重逢机会，结果竟然大家都有着充分的理由：王富洲忙于办公司；屈银华忙着装修北京的另一间新房；贡布不想来。见过刘连满的人都会愿意伸手帮他一把。起码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对这期节目有着特殊的期望，或许能唤醒社会某个角落里的正义与同情，帮助刘师傅改变现状？！当做节目的动机变成这样时，如何将刘师傅的闪光的一面与闪泪的一面刻画出来，就成了片子的重点。我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请出个“三分之一”来的，我把焦点聚在了王富洲身上，并“伙同”刘师傅同我一起到北京去寻找王富洲。王富洲忙得连见我的时间都没有。我在他的办公室从早上等到晚上，他有些过意不去，委托他的秘书传话给我：他依然没有时间。万般无奈，我只好和刘师傅上了回武汉的火车。一路上，刘师傅的情绪开始不稳定：他希望立即天亮，立即到武汉见到王凤祥。我是这样理解刘师傅的，不论如何说，他对这三位战友的行为都有些失望，此时的他很想寻找一种宣泄的方式，王凤祥一定会成为他倾诉的对象。我问刘师傅，倘若他们见面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刘师傅叹了一口气：“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他长啥样了，也老了吧！能活着见到他真难哪！”一种心酸的感觉立即涌进了我的心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刘师傅误解了我的意思，安慰我：哎呀！王富洲他们都是重要人物，都忙呀！几分钟之后，他问我：“你能把他们的电话拨通不？”我将手机递给他，他抱着电话大声说：“富洲啊，你不来，人家记者真的很为难，这辈子我都没求过人，这次算我求你了行不？！”我傻了，眼前这位老人为了我竟然去求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老人却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他答应了，明天的飞机！” 节目还没有开始录，我一直不停地流眼泪。我真的担心，节目开始后，观众的眼泪被我一个人流光了。所以，我一再告诫自己，感受越多越要冷处理，要把自己从故事情绪中拧出来，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的工具，当做一个可以将这些强烈地沸腾着的情绪冷却成有棱有角的东西的工具，让观众将这些不成形的东西重新释化成沸腾的感性认识。为了冷，我必须让最“冷”的王富洲第一个出场；为了冷，我设计的话题都很平实；为了冷，我们再三强调主持人千万不要煽情。做编导这么多年，我似乎只懂得这个道理：开头要巧，高潮要早，编导要导。我认为这期节目的开头非当年的纪录片莫属了，感谢朋友轻易地帮助我弄到了当年的纪录片。而高潮怎么早出现？如何让台上的情感一步到位？我认为主人公本身的情绪很重要。调动他的情绪，引导他走进我铺设好的“伤感”中，让他的语言行为都与之协调，是现场以外要做的工作。为了让老人能够顺利地进入回忆，连着两天，我都会拨通他所知道的战友的电话，让他尽情地同他们聊天，一起回忆过去。通电话是刘师傅最奢侈的享受，尽管他手里有许多他想方设法弄来的从前战友的电话号码，但他终究没有联系过。所以当我给他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很高兴，每次通话他都有惊喜，每次通话他都会动容。在40年的光阴的穿梭中，他的情绪已经全部到位。这可能就是谈话人的火候。正因为他一直处于回忆当中，所以一进演播室，一听到观众的掌声，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他顺理成章地说出了那句让我心震的话：“谢谢大家还记得我。” 当开头和高潮都有了把握，怎么导演这出戏便摆在我的面前。刘师傅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当我告诉他王凤祥和陈雷生要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急切地盼望见到他们，尤其是想见到王凤祥，那个生活景况并不是太好的老人。我观察他俩的心贴得最近，他们彼此最能沟通，他俩都极其珍惜三十多年前的感情，怀念一起在雪山里的故事。我有了一个很不近人情的设想：大家都不要见面，让一切都在现场发生，将所有的感情和故事都蓄在“蓄水池”里，到现场再开闸。我认为那应该是故事的本来面目，应该发生的事情倘若提前发生在宾馆，就如同露了馅的饺子，煮熟了也没有味道了。他们台下的见面也一定是泪流满面的，但看客只有我一个，这个故事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将他们分开，一个一个登场，让他们的感情真正流露。我认为现场故事的发展也应该如同写文章一样，带有文学性，它应该有故事的起因、发展和高潮。这个故事本应是一层层递进的：先由王富洲介绍登山事件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刘连满，扣上第一个扣子（刘连满何许人）；再用外景交代遗忘在岁月里的英雄神秘而孤苦的生活，用镜头触摸扣子，却不急于解开；请出刘连满，解开第一个扣子，将王富洲和刘连满的落差呈现在观众面前，形成第一个冲突；请出陈雷生，掀起第一个高潮，让刘连满的形象更为饱满与高大，将英雄与人梯、过去与今天的冲突更加激烈，同时扣上第二个扣子（为何命运不济）；王富洲、陈雷生退场，听主角自己讲述自己的命运故事，解开第二个扣子，在解扣子的过程中展现出人性美，节目进入情绪的缓冲阶段；请出王凤祥，再一次掀起高潮，营造悲壮的气氛，故事于高潮中结束。电视始终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录制过程中总有设想不到的地方。所以，节目制作过程中，常常遗憾很多细节没有把握好，很多电视手段没有运用好。但是，倘若我将故事讲述清楚了，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没有“露馅”，我想我总算比以前要进步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