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的教案_反对外国的侵略的斗争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的教案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反对外国的侵略的斗争”。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教案）

（授课课时：4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是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2、了解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历程及其重大意义，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3、认识反侵略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了解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的觉醒。

教学重点与难点：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2、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意义。

3、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教学的重要概念：资本——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反侵略战争；边疆危机；瓜分危机。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

教学使用的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08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教学内容：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一、军事侵略

（一）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到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从1840年 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甲午战争中，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他们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与平民1700人。一队侵略军竟把一群中国居民逼到一个死胡同内，用机关枪扫射，“直到不留一个人为止”。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数千居民枪杀，或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

（二）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每一次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不平等条约达数十个。如果再加上它们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条规、协定、章程、合同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和进行武力威胁等，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志士发出的悲愤呐喊。

（三）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它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战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时，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中国的巨额赔款，继续扩充军备，海陆军扩充费及军需工业费等费用占赔款总数的85％。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甲午战争后迅速膨胀起来，很快地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这种赔款，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不仅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他们进园后就大肆抢劫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坏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践踏文明的野蛮本性。

二、政治控制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一）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是逐步实现的。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派贵族大臣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不少权贵大臣仍对外国侵略者抱有疑虑、恐惧乃至敌对的态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1861 年，在外国公使驻京前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即“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肃顺等顾命大臣被清除，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掌握政权。奕等人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进行交涉并签订卖国条约而受到侵略者的赏识。英国公使普鲁斯向政府报告说：“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 2 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 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更规定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由于他们的任期长、熟悉中国情况，因而往往比外交官所起的作用还要大。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 40 余年之久。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局外旁观论》，教训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他还帮助英国诱迫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指使其亲信英籍海关税务司金登干充当中国政府专使，到巴黎与法国签订和约。其后，金登干又代表清政府到里斯本与葡萄牙当局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在关于《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赫德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发生所谓“教案”时，外国侵略者便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人民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员。如 1870 年发生天津教案后，法、英等国军舰聚集天津进行军事恫吓，迫使清政府判处 20 名民众死刑，流放天津地方官吏 25 人。1899 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三）扶植、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列强支持的奕、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又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军阀，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办军事工业。这些洋务派大官僚后来分别担任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及各地总督、巡抚，掌握地方的军政大权，实行媚外、妥协方针。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看中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支持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死后，又分别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各派系军阀首领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与进行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利用其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进行掠夺和榨取，开始把中国卷人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一）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 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 5 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 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 10 个口岸。1860 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二）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三）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在这以后除1872年至1876年这5年曾一度小量出超外，一直是入超，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据统计，1865年至1868年间，每年平均人超750万海关两。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人超更增加到3400余万海关两。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华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直到1883年，毒品鸦片一直占进口货物的首位。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类洋行已达5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它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95 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总数约有 100 多家。1895 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1895 年至 1913 年间新设立的外资大型厂矿就有 130 多家。其中英国最多，其次是日本、德国、4 俄国、美国。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力与之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中国，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

（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在独立的基础上与外国发生经济往来。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发生经济关系，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为自身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1913年，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使中华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约4000万至 5000万两，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 1845 年进人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或在中国设立分行的重要外国银行，还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告，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阻碍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外国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中国的一些传统出口农产品如茶叶、生丝等遭到打击，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销路，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外国同类产品的排挤。同时，外国商人依仗特权，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超额利润。这一切，也加速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萎缩和衰败。总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 5 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 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根据。19 世纪 60 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 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 12 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移而治华”。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侵略。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他们攻击诬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 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1895 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6 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将会重演过去哥特人、汪达尔人蹂躏罗马帝国的悲剧”。他们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它们的侵略、压迫的过程。救亡图存，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面临的神圣使命。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他们在长时间里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

（一）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即奋起抵抗。1841年5月，英军在广州郊区三元里一带的淫掠暴行，激起当地乡民的义愤，“不呼而集者数万人”，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英国侵略军在三元里遭到中国人民痛击，损失惨重。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太平军曾多次重创英、法侵略军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1862年5月，太平军在江苏奉贤(今属上海市)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6 月，在青浦(今属上海市)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月，又在浙江慈溪击伤“常胜军”统领、美国人华尔。1863年1月，在绍兴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台湾的过程中，台湾人民也奋起反抗侵略者。1867 年，美国派海军入侵台湾，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矫登陆，高山族人民英勇抵抗，击毙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犯。1874 年，日本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日军侵犯台湾琅矫地区，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1884 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中国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受伤的法舰，爱国商人也举行罢市，码头工人则不运送法货。1895 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台北人民闻讯后鸣锣罢市，表示抗议。台湾绅民还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台湾人民与总兵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吴汤兴、徐骧等指挥的台湾义军及吴彭年、杨泗洪指挥的黑旗军在新竹、彰化、嘉义、台南等地与日军激战，许多人英勇牺牲。从 1895 年 6 月至 10 月，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抗击了日本两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日军死伤 32000 多人。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此后，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未间断过。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义和团及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6 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指挥的八国联军 2000 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撤到杨村又遭到当地义和团和清军的围攻，死伤近 300 人。义和团和清军一起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等地与八国联军拼死鏖战。义和团与清军还在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

（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在历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爱国官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并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1859年6月英法联军大举进攻大沽炮台，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率兵应战，击沉、击伤敌舰多艘。中法战争期间，1884年8月，法舰进犯台湾基隆，同年10月，又进犯淡水，都被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击退。1885年初，法舰炮轰浙江镇海炮台，也被守军击退。3月，在中越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70岁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率部勇猛冲杀，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中，许多爱国官兵英勇献身。如：鸦片战争期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副都统海龄(满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提督史荣椿、乐善(蒙古族)，中日甲午战争时，致远舰管带(舰长)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等，都以身殉国。近代中国人包括统治阶级中的爱国人物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才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劫难、屡遭侵略而不亡。那些不畏强暴、赴汤蹈火、血战疆场、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一）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19世纪70至9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夺取殖民地的狂潮，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30年里，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占非洲土地的10.8％扩张到占94.4％，基本上把非洲瓜分完毕。亚洲也大部分被列强瓜分。中国这个还保存着名义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成了尚未被瓜分的“仅有的富源”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列强展开了对中国的激烈争夺，并酝酿着瓜分中国的阴谋计划。19世纪70至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人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中国台湾。列强侵略中国邻国、蚕食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在进一步侵略或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1895 年 4 月即《马关条约》签订前半个月，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与德国外交部参事米尔堡会谈时，提出将南满给日本，北满归俄国，舟山预定给英国，而“德国完全有权在东南要求一省”的瓜分方案。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更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并激化了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俄国认为，日本割取辽东半岛损害了俄国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便联合法国和德国共同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放弃了割占辽东半岛的要求。日本则以再向中国勒索 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作为补偿。俄、德、法三国又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要求中国港湾作为报酬。由此，德、俄、英、法、日等国于 1898 年至 1899 年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宁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欧美报刊纷纷公开讨论如何瓜分中国。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议中认为：“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现在“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俄国迫不及待地出动十几万大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驻台湾总督则加紧策划派兵在厦门登陆侵占福建。连一直标榜“保全中国” 8 的美国政府也发出准备占领中国福建三沙湾的训令。

（二）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其原因何在?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俄国独占东北三省，更使英、日等国强烈不满。因此，要实现瓜分中国，“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甚至会爆发战争。正因为如此，列强经过反复争吵、协商，最后认定，还是暂缓瓜分中国，而采取保全清政府为其共同的统治工具，实行“以华治华”，对自己更为有利。不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非是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着利害冲突，瓜分非洲和东南亚时，都是如此。它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地区等瓜分了。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使它们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这一点，即使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是不能否认的。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法国议会在辩论对华政策时，一位法国议员指出：“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韧。”“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由此可见，正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图谋。诚然，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的错误；由于不认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义和团曾经蒙受封建统治者的欺骗；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中还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倾向。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抹煞：义和团运动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孙中山后来说过：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失败及其原因

从 1840 年至 1919 年的 80 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其原因，如前听述，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一）社会制度的腐败1840 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策。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克扣军饷。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他们大多害怕拥有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甚至为了自身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担心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以后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所以，他们不仅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样腐败的政府领导和指挥下的战争，怎么可能不失败? 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优柔寡断，时和时战，摇摆不定。禁烟抗英有功的大臣如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革职查办，甚至发配充军；而主张对敌妥协的琦善等人反而受到重用。钦差大臣奕山到广东，竟然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汉奸”，主张“防民甚于防寇”。清政府特别害怕战争持续下去，会引发农民起义，因而急于向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为此不惜割地、赔款。在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茹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竟以此为和谈资本，加紧妥协求和活动，接受法国条件，签订《中法新约》，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中日甲午战争时，当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光绪皇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而外交活动和战争指挥权则掌握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手里。1894 年，清廷为筹办慈禧太后 60 大寿庆典，除要求各级官员捐纳外，还提用户部饷银和边防经费，甚至挪用海军军费。战争爆发后，大小官员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如何抵抗外敌，而是给皇太后送什么礼物。11 月 7 日 慈禧太后寿辰，恰好是日军攻陷大连之日。慈禧太后却照样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还让皇帝与大臣们陪坐听戏3日，不问国事。指挥战争的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控制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实力，消极避战，积极求和。清政府还下令不许接济和支援台湾军民的浴血抗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甲午战争最后只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守旧派虽然一度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与列强讨价还价及排斥异己，实际上却一直在背后牵制、破坏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与八国联军的战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亲贵大臣们西逃。1900 年 9 月 17 日，她在逃亡途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并命令清军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同时，她又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向八国联军乞降求和。此后，清军便公开与八国联军勾结起来，一同屠杀、镇压义和团团民。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就是这样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的。很明显，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二）经济技术的落后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以鸦片战争为例，当时，清朝常备军包括绿营与八旗兵有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不过20万人，侵华远征军最多时仅2万人。但是，双方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却相差悬殊。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尚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也不过是用火绳点放的鸟枪、抬枪，炮台所用大炮有些还是明代仿造西方的滑膛炮。而 10 英军则普遍使用步枪，大炮则可打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强。中国水师的战船都是木船，吨位小，载炮少，经不起风浪，难于在海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帆船吨位大，载炮多，还拥有少量蒸汽动力的轮船，船速快，并可在逆风搁浅时牵引帆船。再就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来看，清军军官不通兵法，不谙近代军事指挥。相对而言，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各兵种协同作战，战斗力较强。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军队在总兵力上占优势，但在局部战役、战场上并不占优势。加上军队素质、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英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反侵略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固然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地觉醒。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

鸦片战争像晴空霹雳，惊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他们通过收集、翻译传人的外国报刊、书籍、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英军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询问等各种方式，来获取世界知识。林则徐可以算得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西方书刊。1841年，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林则徐后来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二）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人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在甲午 11 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进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药力猛烈的清醒剂，也是振聋发聩的警世钟。1898年有人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复习思考题、作业题：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2、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意义。

3、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阅读书目与参考文献：

1、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857年3月）

2、列宁：《对华战争》（1900年9—10月）

3、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一）（1963年9月）

4、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节选）（1894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