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语文《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教学设计_中国古代诗歌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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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一.教学内容: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二.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概况,培养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之情。三.教学重点:
以时间为纲,理清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线索脉络。四.教学设计:
一、导入:
钱钟书曾说中国诗是早熟的,是“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虽然在他的笔下,这种发展好比达摩克利斯之剑,有利有弊,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古代诗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今天,我们就沿着时间的足迹,去回顾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
教法:学生速读一个章节,教师归纳并举重要诗歌为例让学生感悟。
二、自我阅读第一章节: 教师归纳: 先秦时期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只在口头传唱,没有文字记录。
原始的诗歌基本上没有被记录下来。《吴越春秋》中《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被认为是比较原始的猎歌,但这也仅仅是猜测。
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
1、《诗经》
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设有专门的采诗官,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喻等目的做诗、献诗,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编成《诗》。《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诗,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称为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风”本是乐曲的统称。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共105篇,分为《大雅》 31篇和《小雅》74篇,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 1
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雅》、《颂》中的诗歌,对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孔子曾概括《诗经》的宗旨为“思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2、《楚辞》
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种由诗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楚辞》中收集的先秦作品出自屈原和宋玉两位诗人。诗人之作,由于其个人的天赋才能、高度的文化素养以及对艺术遗产的继承,一般说来比起民间朴素的歌唱,在思想上更为丰富,在情感上更为细腻,在艺术上更为精致。屈原、宋玉的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特别是屈原,取熔经意,自铸伟词,其作品规模宏大、风格瑰奇,是融合南北文化积极成果的产物。
屈原的骚体诗,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作品。对理想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爱憎情感火山爆发式的自我倾诉、献身祖国的赤胆忠心,都在奔放的辞句、宏大的结构中被容纳。诗人大胆地驰骋想象,糅合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象与自身遭遇,创造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屈原的作品具有卓越的独特个性。这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同楚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楚国巫风盛行,朝廷和民间祭祀都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气氛的乐歌,自然是产生浪漫主义杰作的温床。例如《九歌》,其前身就是沅湘一带民间的祭神歌曲。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屈原的骚体诗,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诗经》的比兴较为单纯,而《楚辞》的比兴具有象征的特质,往往成为一个形象的系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就是范例。楚地本是泽乡山国,其间颇有叠波旷宇、崇山秀岭,这些江山的光怪之气足以摇荡心灵、催发丽辞伟句。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词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坐标。但骚体诗已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诗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有人说,中国历代诗“莫不同祖风骚”,足见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二)两汉时期
汉代诗歌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1.汉乐府
乐府原指音乐机关,汉武帝刘彻时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其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辞予以配乐,以及将文人歌功颂德之诗制谱以供统治者祭祀和朝会宴饮之用。“汉乐府”即是汉代的乐府诗,又称“乐府诗”或“乐府歌辞”。据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分类,汉乐府大抵保存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之中,计有百余篇。这些为数不多的篇章却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汉乐府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 2
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它又与《诗经》发歌以抒情为主不同,汉乐府发歌以叙事为其特色。这些歌辞描画了惨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淫腐朽,反映了长期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人民对封建婚姻的抗议,对自由爱情的热烈向往,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汉代社会现实生活图景。汉乐府民歌善于通过戏剧情节的铺叙,通过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塑造出特定环境中富有个性典型形象。其中《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孔雀东南飞》皆为传世名篇。汉乐府还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采用杂言和五言,长短随意,整散不拘,是一种具有口语化特色的新体诗。可见汉乐府继《楚辞》之后,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实现了汉语诗歌的新解放。2.《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原题为《古诗》,最早收录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之内。这些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属于地主阶级中下阶层。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可以说代表了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些古诗表现了浓重的感伤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动荡不安与黑暗。
曾有人评《古诗十九首》为“风之余,诗之母”。这些诗长于抒情,善于比兴,象征衬托,所用皆妙。其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往往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其语言实为绚丽之极趋于平淡,具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的艺术魅力。《古诗十九首》在历代都受到了高度评价,南朝文论家刘勰评为“五言之冠冕”,其艺术成就确是文人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如《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西北有高楼》皆为传世经典。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3.其余
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也曾出现过断代。第一次是在秦代,由于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政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在民间尚有歌谣流传。第二次是西汉时期,文坛又呈寥落之势,仅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诗《大风歌》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值得一提。但中国古代诗歌无疑是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极为灿烂的一颗明珠,充盈着精华与瑰宝,有着数不尽的流传千古的脍炙人口之作。而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则是我国诗歌文明的活水之源。特别是《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对后来的文人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养育了后来一代代的进步诗人。
(三)魏晋南北朝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涌”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续执政,十多 3
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式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消失了。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
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善于音律。嵇康身材高大(约为181.74~191.1),仪容俊美,声音悦耳,文采卓越。虽然不刻意装扮自己,却能通过超脱的气度流露出自然的美感。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为朋友的事打抱不平而被收押,以前结下嫌隙的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嵇康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地就戮,时年四十。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发展了五言诗的诗歌形式。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谢灵运(385~433年),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文学家,诗人。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祖父谢玄,晋车骑将军;父谢瑍,不慧;其母刘氏为王羲之外孙女。他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东晋时,他18岁袭封康乐公,刘宋建立后,按例被降为康乐侯,故又称“谢康乐”。他被后世誉称为中国山水诗鼻祖。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在谢灵运手上,南朝诗歌尤其是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 4
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南北朝时期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民歌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