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教育家》读后感之二_众论教育家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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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育家》读后感之二

近年来，文凭造假事件屡屡发生，不仅在中国早已形成气候，而且还有不断向国外发展的趋势。比如去年11月间，曾有50名中国学生因为涉嫌造假，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今年4月，又有数百名中国学生在法国涉嫌买卖文凭受到警方调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学生的群体形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涉案人员的品质有关，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导向来看，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刚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主张，就听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学历社会”。记得当时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到本世纪末，县处级干部要有本科学历，厅局级干部要有硕士学历，省部级干部要有博士学历。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响彻云霄，致使大家都认为只有上大学才是唯一出路。于是每年高考来临，都会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

这让我想起五四先贤对类似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没有获得任何学位,1926年冬，没有学位的傅斯年回国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上任后，他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之外，还对自己的学生说：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有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能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学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与此同时，他还批评把上大学当作敲门砖的思想，认为上大学混文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始终没有把学位太当回事。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例如中华民国成立后，尚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被聘为总统秘书。当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如果立刻回国，就会受到影响。他向导师请教，导师说：你都可以当总统秘书了，还要什么学位？

然而现在，不要说本科生了，就连硕士和博士也成了“待业青年”。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又哀叹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说明，一方面是学历过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