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诗歌中女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解析
第1篇：舒婷诗歌中女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解析
舒婷诗歌中女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解析
舒婷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作为最初“朦胧诗”创作中的女诗人，舒婷诗歌展现出的女性主义、女性思想、女性特色得到了读者的关注和认可。她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对男女平等观念的呼唤，这些探索对社会，尤其是对女性，产生了极大思想启蒙作用。
舒婷，原名龚佩瑜，当代女诗人。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及最初“朦胧诗”创作中的女诗人，舒婷的诗作从女性视角出发作出了许多思考。其带有女性色彩和女性视角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对新时期女性的思想启蒙做出极大贡献。
舒婷的诗歌表现出了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极大关注，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解读女性自身的命运。诗人看到了中国女性在社会传统道德观念束缚、压制下的悲惨命运，将对这种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封建的不满带到了诗歌的创作中。
舒婷这样的关注角度，再加上她特有的女性眼光和细腻的内心，往往感悟到了常人，尤其是男性，所感受不到的一面，由此引起社会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当游三峡的旅客仰望着神女峰，沉浸于她美丽的神话传说中时，拘泥于传统的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对其抒发肯定或赞美的感慨时，舒婷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感受。她看到的是神女在那里驻守千年的寂寞与孤独，看到的是神女不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悲哀，看到的是封建传统对人的幸福的破坏。
舒婷在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时，还自觉地站在了女性的立场去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所以，一些男性作者作品中的女性通常都是没有独立于男性而存在，最终因为出于男性自身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使作品中的那些女性成为男性脑中幻化出的理想女性形象。不同于男性作者男权意识影响下对女性的感悟，舒婷真正从女性自身出发，由女性的情感来感受女性的情感，由女性的内心世界来感受女性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对女性内心世界理解的最大可能。
舒婷诗歌展示了女性对自身价值的探索，对男女平等观念的诉求。在舒婷的诗里，女人不再默默地待在男人的背后，舒婷代表广大的女性同胞，向世界喊出了对自由、平等、独立的渴望，呼喊着那千百年来早该属于女性却被压抑的那部分人性。
在这样女性视角下的诗歌中，这样的女性色彩浓郁的思想内容里，舒婷诗歌中必然有一个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舒婷诗歌中的女子们在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传统的古典美丽的同时，又兼具了新时期女性的坚韧勇敢。她们追求独立、尊严、平等，向往自由，不愿委曲求全，不再当男性的附庸，不再懦弱无能地臣服在旧封建，旧制度的压迫下，她们关注自身的幸福，勇于追求爱情，与以往屈身于男权社会中的女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她们的美丽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她们不愿站在男性的背后再当那个默默无闻的“贤妻良母”，而是以彼此尊重，彼此平等的条件下，去承担生活中的风雨挫折。也因为多了风雨的洗礼，这些女性形象显得更加明艳动人，独具特色。这样的美丽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是新时代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舒婷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是从古至今中国妇女的美德之一，但是这种“牺牲”不同于男性视角下的“牺牲”，舒婷的笔下，这种“自我牺牲”可以理解为“自我贡献”，是女性对世界的贡献，是女性对生命的新追求，因此，这样的“牺牲”又有了新的含义和意义。“我是火”，燃烧自己，“引来春天的风”，我熄灭了，我鲜红的血液也会“升上你高高、高高的树梢”陪伴你，“如果子弹飞来，就先把我打中”，我要为你遮风挡雨，即使风雨“千百次把我的`伤口撕裂”，“假如我的胸口，不能为你抵挡”，那“亲爱的，你要勇敢一些”，我的心也不完整了，为你“裂成了两半”，“一半为你担忧，一半为你骄傲”，但女性的牺牲不能付之东流，“你的等待和忠诚，就是我/付出牺牲的代价”，这体现了女性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敢于牺牲的伟大同时，也展示了新时代的女性对传统“愚忠”的否定。古代女性一味对男性社会低头，在男权的压力下，牺牲自己的青春、健康、幸福，而男性不仅无所回报，还认为这是理想当然的事情，甚至把这种完全错误的认识当做评价一个女人贞烈与否的标准。舒婷对这种思想给予严正否定，女性付出的同时也需要男性的付出作为回报，这才是平等的社会状态，平等的男女关系，平等的爱情下。
从舒婷的诗中，我们读到了爱，忠诚，理解等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这是她诗歌温润而坚毅的魅力。我们可以看出舒婷在以女性为主体表达爱情信念时，塑造的不是张扬的女子女或铁姑娘形象;她们柔静中不乏勇敢，深沉中带着英勇，热情又不失含蓄，这就是舒婷诗歌中女性形象动人的魅力。
在舒婷的诗歌中，“诗人以优美形象、耐人寻味的比喻，塑造爱情世界里的抒情女主人公眼中的对方和自我，节奏铿锵，语言高昂、感情饱满，虽然带有些英雄主义的音调，但也不失是新时代女性的爱情宣言，这和以往在男权社会中寂寞压抑、缠绵苦恋、委屈以全的女性截然相反”。舒婷诗歌都展示出了极大的女性特色和女性主义，让我们看到的是了女性写的关于女性的诗歌。舒婷写女性的笑与哭，女性的爱与恨，女性的愁与怨，通过一个个真实可感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对女性命运和生存境遇的关注，对理想爱情状态的追求，对男女平等的呼唤，追求自我的独立人格，对社会平等地位的要求，展示了新时代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姿态，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启蒙了世人的思想。就像孙绍振曾评价道：“舒婷的诗接触到了一个时代转折点上敏感的神经，因此，在历史精神的艺术坐标上，就打下了她的烙印。舒婷是幸运的，在历史需要突破的时候，她的诗把历史的冲突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她就处在一代诗风转折的中心。这样她就在新诗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个划时代的地位”。
但从现在这个时代去回望的话，舒婷那时的这种女性意识还是不够彻底的。如果说男性和女性的两个世界间有一面墙的话，那舒婷是靠在了墙上，要求男女平等，和两性间的相互融合，但真正用文字的力量，诗歌的的铁锤砸碎这墙壁，明确要求女性对世界掌控的权利，甚至还妄图侵占男性世界的领地却不是舒婷，所以可以理解为，舒婷要求的是“女性”，而不是“女权”。这表明舒婷在以女性立场书写自己的女性意识时，争取女性权利和地位时，仍显得有些温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舒婷在当时仍以以真挚的感情，古典清新、含蓄自然的风格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这在当时，亦或是现在看来也是一种极大的跨越，对当时的女性思想的启蒙，对社会关系两性关系的认识，都有极大的启发性。
第2篇：舒婷诗歌中的女性自我
浅论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舒婷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不仅标志着“人”的复归和“女性”的觉醒,同时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她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女性书写,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发端。【关键词】 舒婷 诗歌 女性意识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这一个”.她的被认可,或许正由于她是朦胧诗人中最早关注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如果说北岛是作为一位觉醒者(新的英雄)用“以恶抗恶”的方式来反抗那个旧有的英雄神话,体现了社会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舒婷的意义则是以一个被当代新诗史长期有意忽略和回避的“自我”形象,来反叛那个“大我”、“非我”的世界。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民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于‘人’的一种关切。”“许多年来,我们把时代和人民供在遥不可及的圣殿。事实上,在城市上空参差的鱼骨天线,在乡间小路吱吱响的小扁担,不也是这个时代的两个侧面吗?人民不也是我、你、他?”[1] 可以说,通过“我自己”来感应世界,表现“人”,是舒婷的诗最突出的特点。她使“人”脱离那些长久以来被人为地强加在身上的种种光环或桎梏,呼唤人与人的理解,不独表现祖国之爱、人民之爱和生活之爱,也表现父母之爱、朋友之爱、恋人之爱。她的作品所表现的“自我”及“爱”的主题,既承接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传统,又具有新时代鲜明的精神特征。她以真实的“我自己”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着眼于自我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既有那勇敢追求理想的“沸腾的我”、“深思的我”,也有忧伤地抒发内心苦闷的生活中“迷茫的我”。她的诗里,“小我”与“大我”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表现个人(自我)“沉迷的痛苦”、“苏醒的欢欣”与表现时代的“不可抗拒的召唤”,在作品中达致了有机的统一。这种新的女性自我的出现,使舒婷诗歌既和以往的“情诗”绝然不同,又与作为反叛众人一腔的“战歌”、“赞歌”而爆发的“另一种战歌”(即“朦胧诗”)有所偏离,内涵繁复、深厚,不独探寻着“人”的归来,而且预示了“女性”的苏醒。就在这一支支新的“人之歌”、“女性之歌”中,舒婷以女性之躯对于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的承担,在“政统”与“道统”的狭缝中挥舞一张花手帕,柔弱而又坚强,展现了女性温柔生命中最令人惊悸的“绚丽的美”。
一、“人”的复归
舒婷诗中的“人”,已不单单是新旧“战歌”中的“政治的人”或“大我”,而是一个生活中的女性,一个真实的“我自己”。她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既是“与风雪搏斗”的“一代人”的画像,又是一个温柔、忧伤,需要母亲与恋人安抚的女性。诗人一方面勇敢地“要求真理”,另一方面也“不掩饰我的软弱”: 我钉在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为了完成一篇寓言
为了服从一个理想 天空、河流与山峦 选择了我,要我承担 我所不能胜任的牺牲 于是,我把心 高高举在手中„„
可是我累了,妈妈 把你的手
搁在我燃烧的额上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她喊出了“一代人的呼声”:“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不幸/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一代人的呼声》)但并不在火热的呼声中消抹去自我,她写友谊和亲情、爱情,写日常生活里的别离与悲欢,在坚强、冷峻之外显出“别一种”的温婉亲切,丰富和拓展了当代新诗里的自我形象。《自画像》中,她写道: 她是他的小阴谋家。祈求回答,她一言不发, 需要沉默时她却笑呀闹呀 叫人头晕眼花。她破坏平衡, 她轻视概念, 她像任性的小林妖, 以怪诞的舞步绕着他。
而在《女朋友的双人房》、《天职》等诗里,她写家居日子中女性的忙碌和满足,写极其平常的家庭生活中的“我”:“孩子的眼泪是珍珠的锁链/丈夫的颜色是星云图/家是一个可以挂长途电话的号码/无论心里怎样空旷寂寞/女人的日子总是忙忙碌碌∥一间小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是一位英国女作家/为女人们不断修改的吁天录”(《女朋友的双人房·三》);“顺路去黄家渡市场/买两斤鸡蛋半个西瓜/恨菜贩子不肯杀价/趁其不备抓了两根葱/某一天我自觉/履行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为世界和平操心个不停/也没忘了/给儿子做碗葱花鸡蛋汤”(《天职》)。这样的自我形象,已绝然不同于以前的那个“大我”,虽然还不能说这个“自我”已经趋近了“人”,但至少是对于“政治的人”、“单一的人”的一种背离。对“人”的关切与对“爱”的呼唤,使舒婷的诗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色彩,那种刚强而又感伤的气质,构成了她诗歌中严酷的理性与浪漫的情感之间特有的矛盾和平衡:“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惫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尽管明白,/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留多少给自己,/就有多少忧愁。”(《中秋夜》)舒婷正是这样面对自己和承担自己,在多重“自我”的相互冲突中继续着她对于“人”的追寻。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舒婷的爱情诗突破了“*”时期文学的禁区,体现了她对完美爱情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使舒婷的诗歌洋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奇特景观。她的爱情诗总体上有三个层次:一是纯然抒写甜蜜而缠绵的“爱的忧伤”(如《赠》、《四月的黄昏》、《雨别》、《无题》等);二是借“爱”和“友谊”反映社会生活和同时代人的理性思索(如《也许?》、《岛的梦》、《这也是一切》、《?。!》、《赠别》、《路遇》等);三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如《致橡树》、《神女峰》等)。《致橡树》是舒婷爱情诗的代表作,诗中所抒发的对于独立人格与平等观念的呼唤,可视为现代女性的爱情宣言: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只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诗中的“我”既不愿作附属、陪衬,也不愿作袒护与滋润男性的日光、春雨,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并肩站立的“另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不独是对传统的“夫贵妻荣”、“夫唱妇随”观念的反拨,同时也是对于那种极端主义的“女权”意识(认为女性应凌驾于男性之上并提出所谓的“性别政治”、“性别战争”、“性别反殖民”等)的警惕。鲁迅先生曾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而无“妻性”;[2](Ｐ531)并呼吁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2](Ｐ321～323)舒婷的诗行,当可理解为对“人的儿女”爱之觉醒的呼唤:“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蔼、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深入分析，这首诗体现了三个层次的女性意识:自我觉醒、自我审视、自我超越,是时代与经历孕育诗人诗歌女性意识的主旋律.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是对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传承,人格独立是当代女性文学回归这种女性意识的表现.在《秋夜送友》、《小渔村的童话》、《双桅船》等诗中,诗人也表达了“我常愿自己像/南来北去的飞鸿/将道路铺在苍茫的天空/不学那顾影自恋的鹦鹉/朝朝暮暮离不开金丝笼”的自我期许,渴望着“我们”共同来完成“那首诗”。诗人思辨道:“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这里,有对于传统女性的狭小天地的拒绝,有对于历史及惯性的反思,更有对各自选择的尊重和基于相互尊重的未来的确信。这种对于女性独立人格的省视与追求,强调“平等”的观念,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其实就是对于“没有爱”和“无所可爱”之历史的反抗,它使舒婷的诗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女诗人的“男性化”作品而以一种温婉细腻的抒情风格,标尺着中国现代诗中女性意识觉醒——“人”的觉醒——的新里程。近30年来中国的女性文学,大致呈现为“服饰——欲望——肉身”三个进程,而每个进程又各各展现出互不认同、辩证反思的阶梯性色彩。(1)服饰阶段:政治斗争的工具与装饰——(以男性为主体的)爱与婚姻的配合物和润滑剂——伦理道德的附属品或辣味调料。(2)欲望阶段:“女性之灵”的黑色臆想——放纵声色的肉体狂欢。(3)肉身阶段:性别角色(类)的本位意识——女性个我的生存之思。虽然还不能说这期间中国的女性文学、女性诗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个浪谷间,却可发现中国女性在恒久压抑下所透出的一阵又一阵闪电,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清楚这些闪电意味着什么。从政治的附属(样板戏及战歌、颂歌)到对婚爱、伦理的依附,这不仅是女性自我寻找的最初阶段,同时也是文学、诗歌在转折时期审视自身的一个必经阶段,这是离心运动中的一个停顿、一次休憩;而女性诗歌之旅中的“黑夜意识”与“黑色沙漠”,可以说是一次最深邃辽远的性别冥想,体现出一种女性意义上的形而上玄思与“女性之灵”失落的深层忧虑——只可惜这种灵的探求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铺天盖地的肉色潮水所覆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与整个社会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审慎反思相连,女性诗歌也在欲望之海的涌动中拨云见日,重新踏上自我寻找之途。这种新的寻找,首先表现为对于女性角色“类性”的寻找,继而是对具体的女性“个我”生存境遇的叙写与反思。应该说,这两种寻找其实是相互包容、彼此渗透的,“类”从“个”里去发现,“个”由“类”中去深味,最终都指向了“女性”——“人”的生存。而舒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女性灵与肉、族(“一代人”)与别(女性个体)的诗歌书写,正是这两种寻找的发端。
三、道德承诺与伦理依附
当然,舒婷诗中的女性意识,并没有超出广泛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范畴,这是即使在“朦胧诗”备受诟病的时期她的作品也仍然赢得广泛赞许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舒婷的诗歌不同于冰心女士的“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其道德承诺与伦理依附不是建立在“超人”的“爱的哲学”之上,而是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理想与现实内容。仔细考察,舒婷诗歌之所以获得中国读者的普遍称誉,并不是因由某些批评者所说的“撒娇美学”,[4](Ｐ102)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成功调和: 其一,“出”与“入”。舒婷写有不少歌咏祖国、反思现实的诗篇,其中对于历史苦难的思辨并不是要走向偏激的否定或悲观的“离去”,而是转向于真实的面对和乐观的劝谕,忧愤而又热诚,表现了炽热的爱国情愫及勇于承担责任的中国式“入世”思想。典型的作品如《献给我的同代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代人的呼声》、《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会唱歌的鸢尾花》及《也许?》、《这也是一切》等诗,欲扬先抑,似“遁”实“即”,“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追求祖**亲的富饶、荣光、自由及“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上,在“要求真理”的信念上取得认同和统一,悲观的怀疑最终归结于对于责任的担负:“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这也是一切》)。
其二,“叛逆”与“忠贞”。爱情诗在舒婷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诗歌在歌颂新的婚姻爱情、批判传统女性观的同时,却又执着的恪守中国家庭伦常,虽反叛然又“不逾矩”,其“美丽的忧伤”实与中国传统文学中温婉的“闺怨”有相通之处。《神女峰》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背叛的是古代的“烈女”、“贞女/节女”观,但渴望着的仍是“人间天上,代代相传”的“人间月明”,这种“美丽的梦”对于一般意义(一般情势)上“贞节”来说,并非很是“违拗”。而《惠安女子》中那个“天生不爱倾诉苦难”、“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忧伤地站在海天之间,在封面和插图中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女子,与《天职》、《女朋友的双人房》里的妻子、母亲,实并无多大的不同。《女朋友的双人房·三》接着唱道:“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女奴/孩子是怀中的花束/丈夫是暖和舒适的旧衣服/家是炊具、棒针、拖把/和四堵挡风的墙/家是感情的银行/有时投入有时支出∥小屋/自己的小屋/日夜梦想/终于成形为我们的/方格窗棂/分行建筑”。应该说,舒婷爱情诗中伦理女性与后来的“女性诗人”(乃至“下半身”诗人)笔下的性别女性,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正是因为她的女性形象仍然带有“女为知己者容”的娴静、坚贞、忍韧、贤惠的东方色彩,她创造的“美丽的梦”才会引起世人的共鸣与婉叹。
其三,“情感”与“理性”。从气质上说,舒婷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但理性成分的加入使得她的诗体现出一种对于情感的“控制”与“警惕”,她有意识地“封闭”自己的情感闸门,使“感情的引领”因为要服膺于“思想的加减乘除”①而呈现出婉曲、深致的特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舒婷的创作中,除了矛盾意象的选择与蒙太奇画面的快速转换外,她还大量借助其特有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型来表达自己委婉曲折的情思,使作品的情思流向起伏曲折,意境繁复幽深。比如前引诗行中的“与其„„不如„„„”、“如果(假如)„„”、“想(愿)„„然而„„”、“尽管„„”、“可是„„”等句式,又如:“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礼品,/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给花、给海、给黎明。”(《呵,母亲》)“即使月儿肯收容你的背叛/犹有寂寞伴你千年”(《奔月》)“我献出了/我的忧伤的花朵/尽管它被轻蔑,踩成一片泥泞/我献出了/我最初的天真/虽然它被亵渎,罩着怀疑的阴云”(《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想这样提醒你/然而我不敢”(《赠》)“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轻轻,轻轻,温柔地∥„„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而不能相许/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流啊,流啊,默默地”(《四月的黄昏》)„„舒婷的一些名作如《致橡树》、《也许?》、《?。!》等,甚至通篇都由这样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型生发延展而成,表现出诗人情感流泻与理性思索在升腾转和中的细腻绵密与峰回路转,不独增加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人”的发现中所具有的道德伦理深度,也为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形式带动内容,感情引发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舒婷已留下了宝贵的脚印。一般来说，男性诗人对自己的性别角色远不如女性诗人敏感，男性诗人，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写起诗来很自然地是着眼于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真正成熟的女性诗人亦应如此，她们应该有鲜明的女性角色意识，但又要超越这种意识。只有当她们也像伟大的男性那样，不仅是着眼于性别，而且是着眼于全人类而讲话的时候，她们才取得了真正意义上与男性诗人平等对话的资格，才在写作上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换句话说，真正女性诗歌所提供的都应是女性自身的和人类的双重信息，女性诗歌既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舒婷的优秀诗篇是做到了这点的。
[参考文献]
[1]舒 婷.人啊,理解我吧[Ｊ].诗刊,1980,(10);和读者朋友说几句话[Ｊ].飞天,1981,(6).[2]鲁 迅.鲁迅全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鲁 迅.鲁迅全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基 甫.世纪末诗歌的“口香糖”———舒婷批判[Ａ].伊沙、张闳.十诗人批判书[Ｃ].长春:时代文艺出版,2001.
第3篇：社会性别视角下《诗经》中的女性形象
社会性别视角下《诗经》中的女性形象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和制度造就了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的不同，对《诗经》中众多女性形象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分析，使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些女性形象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们通过她们也可以进一步知晓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
社会性别是相对于生理性别而提出的，刘伯红在《社会性别主流化读本中》提出社会性别是指“人们认识到的基于男女生理差别之上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性差异和社会性关系，它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社会文化及其制度造就或建构的。”社会性别体现的是社会、历史、文化对两性的界定，体现了两性所扮演的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两性所遵循的不同社会准则。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其中与女性相关的文学作品约有100多篇，以至游国恩先生认为：“与其说‘风骚’代表《诗经》与《楚辞》，倒不如说代表女性。”《诗经》中的女性形象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她们中既有纯真烂漫的少女、勤劳善良的少妇也有孤苦哀怨的弃妇。孔子《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所录诗歌
第4篇：舒婷诗歌的女性意识
舒婷诗歌的女性意识
舒婷的诗歌从女性生命、情感出发,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笔触构筑了一系列新颖的女性意象,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丰富情感和深沉意识,创建了一个独具女性魅力的艺术世界。
一、“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1] “在男权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誉为‘贞女’、‘良妻’,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 “沉默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泯灭了认识自己的渴望。”[3]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东西方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一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1]因此“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也都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一术语1895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是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关于男女在政治、经济
第5篇：浅析舒婷的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浅析舒婷的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女性三部曲（《致橡树》、《神女峰》、《惠安女子》）
英林中学 语文组 洪金杯
【摘要】朦胧诗人舒婷的诗歌创作，独具女性特质，开创了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新纪元。舒婷的诗歌，饱含着丰富的情感，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构建出崭新而独立的女性意象，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带着女性话语的芳香气质，独具女性魅力。
【关键词】女性意识 舒婷 朦胧 独立的宣言 爱情
舒婷是我国当代最有才华的女诗人之一，她的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个性,以现代意识思考人的本质,寻求人的自我价值，对祖国、对人民的炽热的爱,是舒婷诗歌创作的源泉,她在诗歌除中,以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于清隽蕴藉之诗意境界，传达她独自深入的灵魂的歌吟，将传统面影与现代气质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在女性诗歌的创作还比较凋零的季节,作为一位真诚而本色的女诗人,舒婷用她温婉细腻而饱含着淡淡忧伤的笔调,深沉而冷静地吟唱着一曲曲动人的女性之歌。她谱写的女性诗歌以其
第6篇：《诗经》中女性形象
《诗经》中女性形象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诗经》中女性形象，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诗经》中有关女性的诗篇众多，有141篇，占诗经篇目的三分之一左右，为后世诗歌所罕见。这些有关女性的诗篇中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为国为家贡献着力量;她们的身影活跃在桑间河畔;恋爱生活中的大胆直率;婚姻生活中的被动无奈。如此众多的女性形象进一步丰富了《诗经》的人物世界、理论内涵、艺术价值。
一、政治生活中的干练、无奈形象
《大雅.绵》中的大姜、《大雅.大明》中的大任、《大雅.思齐》中的大姒，这三位女性在大周建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大雅.思齐》写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周武王曾“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来肯定其母亲大姒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和社会地位。周武王的话也为《大明》、《思齐》等诗进行了最好的注释，十分有利于我们了解西周初年女性在社会政治作用的与地位[1]。
当然对于女性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