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作品中道的思想
第1篇：韩愈作品中关于道的思想
韩愈作品中关于道的思想
引导语：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原则是仁义，而仁义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等等，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韩愈作品中关于道的思想。
摘要：以往对于韩愈“道统论”的研究，大多数都侧重于研究“道统论”的形式意义，但是对于韩愈“道统论”中关于“道”的思想内容却很少重视。其实，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不仅的的确确影响了以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而且其思想内容以及历史性作用还具有一种深层次的理论上的意义。因此，总结其思想及历史性的作用，将对关于中国哲学的历史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韩愈 儒家思想 道统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始终处在支配的地位，它深深地契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儒学发展史上，汉儒和宋明理学家们根据时代的社会需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唐代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教育家。在学术思想中，他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价值为核心的道统论，为之后的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可能性选择。历史表明，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作用，不只是历史性的，而且还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理论意义。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本文也以《原道》、《原性》等著作为基础，概括总结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以及其历史作用和意义。
一、“抵制异教，攘斥佛老”的道统论思想
韩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套“抵制异教”，重振儒学的道统论体系。纵观中国从春秋开始之思想历史，春秋时期，孔子继承文王和周公之仁政和礼制，创立儒家学派。战国之间，各国争霸，并且进行改革，都欲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应时代的思想体系来，于是出现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朝时吸取秦朝之经验教训，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两汉之后，中国历史又一次出现分裂的状况，由于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随之带来了所谓的异教——佛教，而此之间道教也开始兴起，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隋唐时期，中国政治得到大一统，但是思想方面并没有统一。唐朝之初，佛教盛行，加之唐代帝王和老子同姓之缘故，更加推崇道家老子之学说，所以形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在当时的社会之下，佛老之学能够盛行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对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毫无疑问是很有利的。
韩愈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唐时期，当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藩镇割据、权臣倾轧的状况是甚之又甚。特别是中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带来的影响也是特别的沉重，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政治日趋腐败严重。这是当时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当时佛教、道教势力日益蔓延，尤其是信佛佞僧风气尤为严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认为必须要重振儒学，强化儒家的正统地位，排斥反对魏晋以来流传广泛的佛道思潮。并且韩愈敏锐的感觉到佛教的思想里有着不事君父和不承担赋税这样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离心倾向的消极面将会越来越严重。而韩愈生长在儒学世家，父辈们即以尊崇儒学并且身体力行儒行而著称于世的，他深受其影响，所以韩愈感觉到务必要进行儒家的重振，于是他走向复兴儒学，攘斥佛道的道路。韩愈五十二岁那年，虔诚信佛的唐宪宗大张旗鼓的将凤翔之佛骨迎来长安，并且留置禁中(天子居处)三日，然后送入寺庙，于是上有好者，必有甚焉，当时的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而求供养。韩愈当朝为官看到此景，大为痛心，于是不顾自己安危，大胆向唐宪宗上《谏迎佛骨表》，痛陈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丑事，并对皇帝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诀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患。”[1]他公开批判佛教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2]由此可见韩愈的《论佛骨表》着重从纲常伦理方面批判佛老之学。不仅是这样，而且也从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造成的消极负面的影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原道》中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3]这样出家人剧增，他们不担赋税且不牢而食，增加了社会的危机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以“仁义”为核心的道统论思想
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原则是仁义，而仁义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等等，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则在人道中被赋予了充实的内容。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4]
这里韩愈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仁义二者有其特定的内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义比较宽泛，哪一个学派都可以用，对“仁”韩愈用“博爱”释之(与孔子“仁者爱人”相通)，意即对人充满关怀和热爱，始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进而推及于任何人“泛爱众”;这种“博爱”的心情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如得体适宜，即是“义”(与孔子“克己复礼”相通)。所以仁、义二者，一表现为内心修养，一表现为行动。按照仁义的标准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切实具备仁义，达到自得自乐的地步，即是“德”。韩愈在这里是用“仁义”来限制“道德”，用“仁义”来充实“道德”。 “道德”是以仁义为具体内核，“其道易知，其教易行” ，能够达于四海，通于万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体现“仁义”原则的是“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的“圣人”。韩愈弘扬仁义，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作为儒家总纲，其理论完整表现在韩愈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用“将以有为也”的仁义道德，贯通内外两个方面，融二者于一体。
韩愈对历史上儒学受到多次挫折表现了极度的感慨。为了倡导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他创造了对后世儒学发展颇有影响的“道统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5]以此“道统”为理论依据，力图恢复儒学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以“道统”为人道价值标准，定名仁义道德，倡导先王之道，以存于内的“仁”到见于行的“义“来核实人道之本。
三、儒学的理论依据——“性三品说”
在韩愈与佛老斗争、重振儒学的过程中，提出来他的“性三品说”，并且把它作为恢复儒家传统思想的理论根据。
韩愈在他的《原性》中认为每个人有性有情。“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6]他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种伦理道德。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级。他认为五种伦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这样，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同时，他把情也分成三个品级，而高下取决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情感表现不同。韩愈之所以认为如此，主要他认为情由性生决定，人的情感意志与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但又因为情感的表现和人的禀赋能力的不同，而分为上中下。那么在现实社会伦理关系中通过情的“动而处其中”，来体现人的道德本性，人们的社会行为只有以儒家的社会规范作为标准，才能近善而远恶。
四、韩愈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意义
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痛陈佛老学说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从而为重振儒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韩愈的道统思想，在中国道统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代理学道统论之先河，是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但他为了重振儒学，完全否认了佛老学说在当时存在合理性的一面，使韩愈最终走向一个极端。后来的程朱采纳了佛老学说中合理的成分，以至于儒家道统思想在宋明时期达到一个巅峰时刻。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应当承认韩愈在弘扬儒家文化，重振儒学的正统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巨大的贡献，他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参考文献：
[1] [5]韩愈.韩昌黎文集注释[M].阎琦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400-401，165，15，22，22.
[2]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论)[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15-616.
[3] [4] [6]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15，18.
第2篇：韩愈作品特点
韩愈作品特点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下面是韩愈作品特点，欢迎阅读
韩愈散文作品特点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韩愈诗歌作品的特点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正如《调张籍》中所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
1、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2、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听颖师弹琴》，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动。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3、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
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
拓展：
个人资料：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郡望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因谥号“文”，又称“韩文公”。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曾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
韩愈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苏轼称其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第3篇：韩愈简介作品
韩愈简介作品
韩诗对宋诗影响颇大，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至今仍保存在人们的口语中。下面和小编一起赏析一下韩愈简介及作品!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人，人称“韩昌黎”。韩愈，19岁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中”，直到25岁才考中进士，后在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中又连遭失败，仕途坎坷。多经反覆，直到35岁才当上京官“四门博士”，后升迁为监察御史，又因为为民请命，得罪当政的京兆尹李实，很快被贬为阳山县令。唐德宗死后，韩愈重受提拨，先后当上国子博士和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向皇帝上书反对迎拜“佛骨”的《论佛骨表》，得罪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他先后作《祭鳄鱼文》释放奴隶，深得百姓爱戴。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韩愈被召回作国子祭酒，后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57岁，追赠礼部尚书。
韩愈的真正成就，在于文学领域。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