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坛经》看佛教徒应有的道德品质
第1篇：从《坛经》看佛教徒应有的道德品质
从《坛经》看佛教徒应有的道德品质
家中有几部大乘佛典，而我最爱《坛经》，几年来自看、自学、自抄、自省、自修，籍以自度，虽称不上自己是禅宗，但总觉得《坛经》中阐佛理深入浅出，更希望广大读者共沾法雨，为净化人间，弘法利生作出贡献。
《坛经》要求我们从行为中反省，不断实践。经中常常提到“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则“如妄如非”“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提倡“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如何行呢?应以正见正行为本。
六祖在世，正值唐朝开始兴盛起来的时期，也就是武则天女皇君临天下的时期，距离现在已有一千二百几十年的历史，当时佛教盛行，六祖第一次在宝林说法就有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多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听法，场面甚为壮观。当时许多人对南朝梁武帝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皇帝不做做和尚的行为很是崇敬，认为做了那么多好事应该称得上功德无量，而达摩祖师却说他没有功德，众人大惑不解，纷纷来向六祖请教，是不是达摩祖师错怪了梁武帝?六祖当即回答：“实无功德，忽疑先圣之言”。究竟为何没有功德?六祖回答那是因为武帝“心邪不知正法”，他一生虽作佛事甚多，只不过为了求他个人的福报，而求福是为了个人，不能称为功德的。武帝既不知正法，那么就没有正见。关于究竟怎样才算功德，六祖讲了许多，其中特别强调“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这都是重于行的。联系目前实际，几乎是“每个人的老虎屁股都不可摸，”一摸就吹胡子，瞪眼睛，怒目以视，试问谦在何处，礼在何方?佛教徒如果没有自谦、自省、自修之心，难怪会被某些人指责为“吃素强盗”。我们订阅《禅》刊的人，至少可以称得上为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可千万要虚心。六祖对佛教徒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坛经》中记载着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个说：“有一位名叫法达的和尚，慕名参拜六祖，当他向六祖礼拜时，头没有碰到地面，六祖指出了他的错误，问他磕头时为什么头不着地?法达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原来他已经念了三千遍《法华经》(根据现在的速度，念一遍约七个多小时)，认为已经了不起了，贡高我慢，所以才会这样;六祖开导他说，如果你念了一万遍《法华经》，能够懂得其中主要意义，不以为自己了不起，才可以和我共同修行，特此作偈一首，帮助法达认识错误，偈曰：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忘功福无比
达闻偈悔谢，表示今后要谦恭一切。
在《坛经》中六祖还提出了“自性五分法身香”，要求五香内薰“自净其心”。哪五分香?一戒香，二定香，三慧香，四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这五分香并不是一定指供在佛菩萨面前的香，而是指心上的香，薰习内燃，达到自净其心的目的。它要求我们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自心不乱，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敬上念下，怜恤孤贫，广学多闻，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我学习到这里，真是越看越欢喜，这正是我们要学习，要精进修习的.大菩提心，可不能口念心不行啊!联系目前的人心，几乎都被利欲污染，“见钱眼开”，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去攫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在贪婪中迷失方向，是何等的可悲。从最近上海佛教协会发出的通告中可以看出上海的香火非常盛，特别是每逢旧历年三十，大年初一，香火之盛简直到了火灾随时可以发生的地步，上海佛教协会发出每位香客焚香三支的呼吁;香花供养是我们佛教徒的本份，但不是香越烧得多，菩萨就来保佑。我认识一位居士，她念白衣大士神咒，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她的胖孙子“瘦一点”，真令人啼笑皆非。
我个人体会，忍是很难做到的，常常有人讲“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对恶语伤人的时候会沉不住气，也会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能忍”?六波罗蜜中忍辱这一教义是多么难以做到，看了《坛经》找到了理论根据，六祖在无相颂中有一句“忍则众恶无喧”，对持忍辱戒很有帮助。六祖在怨亲平等方面更是一视同仁，他曾度化了一个名叫张行昌的人，在《坛经》中记载着这个故事：张行昌是奉命去行刺六祖的，终被六祖感化，出家为僧，具戒精进。
总之《坛经》是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生的法宝，是四众弟子的禅悦法雨，是无穷无尽的宝库，好处赞叹不尽，如果也像读《安祥集》那样写心得体会，那将是经出一本，体用万方。愿以五祖付衣钵于六祖所作之偈为结束。
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第2篇：从《坛经》看“福德”与“功德”
从《坛经》看“福德”与“功德”
《坛经》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之略称，为禅宗六祖慧能于韶州大梵寺坛上所说之法，法嗣法海撰记其师说法之要，是佛家禅宗之重要法宝。这也是我国撰述佛典中之唯一称“经”者。“经” 本意是记叙佛陀所说之法，佛教圣典可总括为经、律、论三藏，经藏乃其中之一。
同时，原始佛教经典的基本型态中，“经”也为九部经、十二部经之一。通常来说，释尊所说之一切教法均称“经”，经所阐扬、诠释之教，称经法、经教，记载经教之书籍，称经典。《坛经》并非佛陀所说之法，而为慧能所说教，亦称“经”，这主要是后人尊敬慧能所说之法，故称之为“经”，非六祖之本意，并不与佛教经义相背。
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教旨，心性论哲学思想鲜明。《坛经》亦重在倡导心性论，是研究禅宗思想之最主要依据，主要强调的“顿悟”、“见性”、“无相无念”等观念，这是佛家禅宗区别于其它宗派的主要特征，也是我国佛教史与思想史上扭转乾坤、独立格局的关键，充分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思想脉络，特别是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性、民族心理的重大影响。这在“福德”与“功德”的理解上有很好的体现。
暂不究二词之含义，且看《坛经?疑问品第三》慧能大师关于福德与功德的答疑。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磨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磨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磨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
这说的是一天韦刺史为慧能大师设斋戒法会，法会完毕后，刺史请慧能大师上座说法，韦刺史一行士庶朋友礼拜大师后说，大师所说之法，有疑惑之处，(不可思议的意思是佛法深妙难于理解)还请大师慈悲为怀，解开我们的困惑。慧能大师说，有疑便问，我一定尽力释疑。韦刺史说，大师所说之法是不是与菩提达摩祖师宗旨相同，慧能说是。韦刺史又说：我听过达摩化梁武帝的故事，武帝问达摩说，我此生遍造寺宇，广度众僧，又布施设斋戒法会，我有怎样的功德呢?达摩却说，实际上这没有功德。我对达摩的这种说法不能理解，请大师释疑。这是《坛经》中记载的韦刺史问大师关于“功德”的问题，意思是说梁武帝所作的一切并没有功德，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算功德呢?这是佛教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佛教的影响与地位，如果这样的行为都不能为自己积累功德，那么我们信奉佛教、践行佛理又有何用呢?对此，慧能没有直接否定梁武帝的行为非功德，而是做了详细解答。
“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
慧能大师说：这确实没有“功德”，不要怀疑达摩禅师的法语。为什么呢?梁武帝之用心与佛法相乖，佛法所言“功德”是纯粹的、无功利性的，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只是求福，只能说具有“福德”，并无功德，不能将“福德”与“功德”混为一谈。
那么功德到底是什么?与福德又有何异同之处呢?慧能说：“功德”在“法身”中，而不是在修福中所获得的。“法身”为何?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法佛、理佛、法身佛、自性身、法性身、如如佛、实佛、第一身。意即谓佛所说之正法、佛所得之无漏法，及佛之自性真如如来藏。也是证得清净自性，成就一切功德之身，不生不灭，无形而随处现形，又称为佛身。人人本来具有真性、佛性，但由于无明(愚痴)障碍使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使我们执著于世间虚幻的万象，执著于自我，使得佛性难显，认识不到真如佛性。但这并不否认佛性的自性清静，因为佛是已经证得正果了，世界就是不真实的，真如也就是真的象么么一样，这是说世间万象本不是真实的，只是佛性真如之体现。
慧能又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性为何?性乃自性、真如佛性、空也，佛家谓人人皆具佛性，见性也就是要认识到人身本来即具佛性，关键是如何能使佛性彰显出来。平等是德，佛家认为佛所说为法，既是佛所说之法，那么诸法应是平等而无差别的，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体现的是宇宙本质。无论修行何种法门，都是为了见证佛性，而不是自己的`贪念意欲达到之目的，或修行成佛的捷径。所以梁武帝所行之善功是能得到入世间的“福德”，但因其贪念不能取得出世间“功德”。因为在“功德”在“法身”，靠修行证得，不是因功利性物质行为所能巧取的。
所以慧能强调“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也就是强调人要去除欲念，诚心向佛修行，达到断除无明，以致事事无碍，事理圆融，证见自性清静之佛身。不能臆想修行佛法之妙用，意即证见了清静佛性才能称之为“功德”，而不是做多少善功，得多少福报。因而慧能接着说：
“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慧能说：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也就是说它是功德，主要是因为内心随顺佛法，离妄念，达虚空法界，证真如佛性;同时又能兼济世间，普渡众生，只有二者结合才能称为功德。梁武帝只是做到了世间之善功，也只能得到福德，他并没有见证佛性，也就不能有功德。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自性也就是佛性，万法只是真如佛性的体现而已，人也不例外。既然万法是真如佛性的体现，那么人也是虚幻的，即“无我”;但人们并不知晓这一点，所以要建立功德，就必须破除“法我二执”，心体离念，不执著于万象，认识到世界的空性，证得如来真如法身。
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随顺佛法，见证真如佛性是功;染，意思是染污、不净之意，指烦恼、执著之妄念，及所执之事物等。无染就是超越一切之烦恼、执著，而保持清净之心性。功德意指见证佛性、超脱世俗妄念与执著。
“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这是说如果修功德能够作做到以上所说的，即修证佛性、断除妄念便是真功德。修功德的人不会轻视他人，尊重众生;如果轻视他人，看不到众生的平等法性，不能断灭我执，就不会有功。认识不到自己的真如法性、空性，也就无德。这样就没有功德，是因为执著的我看不到众生皆是真如佛性的体现，自命不凡，陷入无明海。
“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善知识的意思是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导正道(佛法)之人，在这里是指功德之人。念念是指世间万象的迁流变化，无间是指要认识到世间万象的迁流变化的非真实性、空性，即真如之性，念念无间也就是要断除因世间万象而起的烦恼与妄念。心行是因万象而起的变化不居内心(心理)活动，心行平直也就是教导人要认识到世间万象的真如之性是一致的。这样才能算是有功德之人。所以依照佛法修行而能觉悟的人有功，这是出世间的;同时，修身于礼法，教人行佛法、立善功的人有德，此为入世间的。这些也是指上述的善知识者。因而善知识者，功德者乃于自身中见证真如佛性为根本要务，而非布施供养所能够达到的，布施供养只能达到世间所说的福德，而不能达到出世间或佛法所说的功德，这就是福德与功德的区别。梁武帝没有认识到佛法真谛所在而自见真如佛性，而只是布施供养，所以只有福德，并没有功德，这是他不懂得二者区别，而误以为已之行为为功德之举，达摩祖师之言并无过错。
从以上几点的分析来看，福德是世间的，而功德是入世间又出世间的，其比福更高一层面。福德只是于世间行合于礼法，而功德不仅于此，最主要是能见证宇宙世界真如佛性、空性。梁武帝之布施供养只能求得福德而不能立功德，就是因为其是以获得功德为目的而进行的，具有功利性，并且他并未识得宇宙之真如本性、空性，执著于世间万象，以此作为修行的出发点，这与佛法相左，因而也就不能称之为有功德。
第3篇：从李原事件看大学生如何培养自己道德品质
从李原事件看大学生如何培养自己道德品质
1997年4月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工物系肄业博士生李原手持利刃，凶残地杀害了该所著名学者、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泰杰。同年8月，李原被判处死刑。李原行凶的缘由来自他与被害人的“矛盾”：1995年，王泰杰任李原所在的计算中心的主任，一天，中心的一个课题组长反映，中心的计算机需要联网，线路要穿过李原的办公室，李原与这位课题组长素有矛盾，多次蛮横地扯断线路，并粗暴地谩骂来接线的同事，为此王泰然批评了李原。此后不久，由于所内因特网用户增加，线路不够，中心决定取消各办公室的直播电话，将这些电话线路改用计算机网络。李原的电话被停用，他大为不满，竟将因特网的一个服务器擅自拆除，严重影响了工作。为此王泰然再次地批评了他，李原则认为王泰然有意与自己过不去。1996年李原从瑞士工作一年回国，按所里规定，出国人员应向所里交纳少量的管理费，但李原拒绝这项执行了十年的“土政策”，拒不交纳这笔费用，说是要与王泰然作对。此外，由于人际关系紧张，计算中心的许多课题组都不
第4篇：从交易员到佛教徒——我为何信仰佛教？
投资家1973：从交易员到佛教徒——我为何信仰佛教？
写这篇文章的因缘来自一位老友的提问。她问：“范兄，你是如何与佛门结下缘分的，方便的话，说说看好吗？”当然，凡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刚好还有不少其他朋友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以我就趁这次机会一并作答。我在下面所写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缘由，限于精力，我暂时就只能写这么多。余下的部分，将来有机会的话，单独再写，请朋友们先将就着看。如果您在阅读此文的过程中有任何不爽之处，皆是我未能表达清楚的一人之罪，不干佛门任何事。您要是想骂，就骂我本人好了，千万不可谤佛谤法，否则我担当不起这份责任。所以列位看官，下面先听我讲故事好了。
我本是一名在股票、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以投机倒把为生的交易员，似乎金钱才应该是我唯一的信仰。然而神使鬼差的是，我现在却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我之所以信佛，最早是从了解催眠开始的。根据美国精神科医师布莱恩·魏斯博士（Brian L.Wei）的著作《前世今生》（Many Lives Many Masters，直译为“许多过去世，许多灵
第5篇：法衣与《坛经》：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中国化历程
法衣与《坛经》：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中国化历程
在中国禅宗史上,传宗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佛法以心传心,这是禅宗的根本特点。但作为正宗传替的标志,在传心的同时,还要伴以一定的信物,这便是禅宗的传宗形式。就目前见到的文献看,禅宗先是有法衣传宗,后来又有《坛经》传宗。这种演变的原因何在?它对禅宗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此,学术界、佛教界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认为,法衣传宗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满足了一代一人的传宗要求;《坛经》传宗则是禅宗独创的中国佛教传宗方式,适应了分头并弘的历史需要。禅宗传宗形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一
在佛教史上,付法传衣的说法古已有之。《杂阿含经》卷41中,即有佛付法衣于迦叶的记载:“佛告迦叶,汝当受我粪扫衣。……若有正问,谁是世尊法子,……付以法财?……应答我(迦叶)是。“在禅宗史上,法衣也曾是正宗传承的标志。敦煌本《坛经》中即明确记载五祖弘忍曾想在房廊下画楞伽变相和“五祖大师传授衣法”图,据惠昕等本,该图均为“五祖血脉图”,指禅宗自中土初祖达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