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他的“高考指南”
第1篇：白居易和他的“高考指南”
白居易和他的“高考指南”
高考完了，你的那些教辅读物参考书在哪里?
对于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而言，谁没有手拿《掌宝》、头顶《龙门》、脚踏《三维》、怀抱《53》、魂牵《百炼钢》的经历?
这些教辅书，让考生们爱时视之如珍宝，恨时弃之如敝履，一考试完立刻扔到墙角，连多看它一眼的心情都没有。
可是唐朝时有一个考生，他参加高考时一边复习一边自己编教辅，考生们都争相购买，而且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当时写的这本“高考指南”。
一千多年了呀，厉害了word 哥!
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他从小就是个神童，六个月大的时候，妈妈抱着他在屏风旁玩耍，指着上面的字一一告诉他读音，谁知道一天妈妈开玩笑地问他哪个字是“之”，他居然伸出小手去指屏风上的“之”字。妈妈惊呆了，又问他“无”在哪里，他居然又指对了!
妈妈连着问了他好多回，他都能指对。成语库里有个词叫“略识之无”，现在指最简单的字，形容识字不多，怎么样?知道它的来历了吧?
这可真是天生的“别人家的孩子”呀!
五岁，开始写诗，他写的“华山诗”中有一句“群山我为大，更无白云齐”，简直令人惊掉下巴，此后，“神童”的称呼代替了他的名字。
九岁，别人家的孩子还在摇头晃脑的背诗的时候，他已经精通诗歌的声律了。
后来北方发生叛乱，居住在河南新郑的小居易被父亲送往江南吴中避难。他十五岁的时候，给在徐州的哥哥写了一封信——
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
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这不是一首诗吗，怎么说是信呢?对于一个被称为“诗魔”的人而言，连日常对话都想用诗来表达，更何况是家书乎!
它想表达的其实就两个字：想家。
这首诗迅速被传唱开来。
十七岁，白居易只身一人来到长安。
在唐朝，要想做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干谒，就是拜访权贵，得到他们的推荐，二是参加科举考试。
白居易先走的第一条路。他带着诗去拜访当时的大诗人顾况。顾况一听“白居易”这个名字就笑了，他想逗逗这个小伙子：“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呀”!
年轻人，你以为帝都是好闯的吗?物价很高啊，你居然叫“居易”，你知道长安的房租有多贵吗?
白居易没有说话，只是恭恭敬敬双手奉上自己写的诗：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顾况看完大吃一惊，抬头看白居易：“你今年多大?”
“十七。”
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啊!顾况长叹一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
后来的`事实证明，白居易的确很厉害，日本仁明天皇从唐朝商人那里看到白居易写的诗，视若珍宝，爱不释手，每天放在枕边读一两首才入睡。他交代使者，只要白居易写出了新诗，他不惜重金第一时间购买!
有学者研究，日本平安时代问世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有多处引用白居易的诗歌。而周围其他一些小国家也都遍布白居易的粉丝，契丹人甚至在上早朝的时候要先朗诵白居易的诗歌，然后再议事。
这场景像不像我们很多公司开早会?
领导先喊一句：早上好!
员工大声回答：好!很好!非常好!越来越好!明天会更好!
皇上先喊一句：白居易!
朝臣们大声回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哈哈，这场景，真壮观!
不过白居易虽然在长安一鸣惊人，但是并没有得到推荐，所以他回家老老实实地准备考试去了。
白居易回到家中闭门苦读，中间因为经历了父亲去世的打击，生活困窘，连吃饭都没有保证，“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是他对那段生活的描绘。
终于，在他二十九岁那年，他再次踏入京城长安。这次他一举中得进士，名列第四。放榜之后，宰相要亲自接见新科进士，这是何等的荣耀呀!
他们去慈恩寺，在大雁塔下题名留念，白居易非常得意地写下了：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二十九岁还“最少年”?有没有搞错?
当然没有。
你知道唐朝的考试有多难吗?
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两类：一类叫常科，一类叫制科。
“常科”就是每年都会分期举行的考试，主要有“明经”和“进士”两种。
“明经”主要考记忆力，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填空啊、简答啊之类的，考的内容吧，也就十几本经书而已，分为大经、中经、小经。大经是《礼记》、《左传》，中经是《诗经》、《周礼》、《仪礼》，小经是《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从这九本里面抽查。
哦对了，还有两本必考的经书是《孝经》和《论语》。
天哪，你确定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对啊，这只是一盘小菜，大餐在后面呢!
再来说“进士”考试，它的考试内容有五十多种，范围涵盖了经书、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甚至还有一些道家的文化。
怪不得当时流传一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五十岁能考上进士都算是年轻的了!白居易那年“才”二十九岁嘛!更何况那么多考生，包括考了很多年的复读生，只录取十七个人，他一次就考上了，还不能得意一下?
孟郊有句诗，不比白居易更嘚瑟?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相比之下，白居易已经算是很低调的了。他一帆风顺地连过“县试”、“州试”和“进士”三道大关，可谓是“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了。
不过考上进士并不意味着可以就做官，还要经过吏部的一次选拔考试，这个考试非常严格，想当年“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考了四次才通过。
白居易精心准备，他把复习提纲总结成一本笔记，这本笔记被同学拿走抄写，没想到好多考生都来要，干脆印刷出来，叫做《百道判》，居然成了应试者的范文了。
白居易不知道自己的复习笔记还有这功能，不但自己考上了国家图书管理员这个公务员，还交了一个一辈子的好朋友元稹，就是写《莺莺传》的那个，他就是复习了白居易的提纲通过了这次选拔考试。
白居易尝到了甜头，原来一边复习一边编写复习笔记是个很有收获的事情啊!一来可以帮助自己更系统地梳理知识点，二来卖笔记的钱也可以补贴家用呢!
于是，他决定在“制科”考试前好好复习，编写一本最新、最全、最实用的“高考指南”!
前面说过唐朝的考试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一类是“制科”。
“制科”是皇帝临时举行的考试。唐朝那时经历了“安史之乱”已经由盛转衰，唐宪宗李纯下决心要革新政治，朝廷需要大量人才，随时都会举行“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最重要的项目是“试策”，就是针对皇帝的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
所有的考生都跃跃欲试，这个考试一旦成功，就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官职了，这要少奋斗多少年啊!
白居易那时的校书郎三年任期已满，正好赋闲在家，他约好友元稹和他一起准备这次考试，元稹欣然同意。
贞元二十年(805年)春，他们住进了长安附近的华阳观中，开始为考试做准备。
之所以选择华阳观，是因为这里环境清幽，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永崇里观居》的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
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
没有人语扰、又无车马喧，自然是复习备考的好去处。
他们绞尽脑汁猜题，而且把皇帝有可能问的问题全部列出来，然后一一准备对策。白居易为这些问题准备了七十五篇策目，把它编成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策林》。
在《策林序》里，有这样一句话：“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
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当了一年多的宅男，就是为了猜题!啧啧，这份用功劲儿，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资深学霸呀!
这本《策林》，不但内容全面，而且文辞华美，很快就作为最权威的教辅读物流传开来。
也许有人会说，教辅读物嘛，终究摆脱不了被扔到墙角、然后当做垃圾卖掉的命运。
可白居易的这本《策林》生命力还挺顽强，因为除了“考试”这个功利性的目的之外，白居易是认认真真地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不然他后来怎么会提出振聋发聩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不然他怎么又会被人称为“诗王”?
这本唐代的“高考指南”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刑法、吏治、风俗、礼乐等方方面面的事情，甚至他还提出怎么对待“养老”问题、怎么对待“盗贼”问题，还强烈反对“厚葬”，在那样一个很重视人死后归宿的封建社会，提出厚葬是伤财力、败礼法的行为，这种思想还挺超前的。
他这么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目标，那就是重振大唐雄威!
看到了吧?什么叫胸怀!直到现在，他的很多主张还在被人提倡，他的这本《策林》，还不断地有人研究。
当然，经过这么充分地准备，在白居易三十五岁的元和元年(806年)夏天，皇帝举行了一次“制科”考试，白居易又一次中第，这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十年之间，三登科第”。
白居易心里呀，那个美了美了美了醉了醉了醉了——
然而，然而，然而……
和他一起考中的元稹考了个甲等，被召入宫中担任左拾遗，而编出一流教辅读物“高考指南”的白居易，因为他在考试时“语言太过直接，不合圣意”只考了个乙等，被分配到陕西的一个小县城周至县做县尉去了。
第2篇：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摘要：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带着他们的诗进入了唐代的第二次高潮。白居易则无疑是中唐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从白居易的生活遭遇起，个人的经历使他的作品的风格先由讽喻再到后来的闲适。无论从个人的遭遇抒发不平之鸣，或是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的苦难，大都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其观察与体验更为深刻，题材内容更为广阔。他的诗作只要分四类，有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及杂侓诗。其中著名的就属讽喻诗和闲适诗，这两类诗充分体现了白居易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因此他的诗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闲适诗
影响
正 文：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是白居易在写给东华帝君的《与元九书》中写到的，也因此他的一生都秉承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一、他的兼济之志
白居易在为官期间由于不满官场的黑暗，创作了很多的讽喻诗。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就是最具代表的作品。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秦中吟》10首，内容主要暴露官场的黑暗，权贵的骄纵、对百姓的欺压。
如《议婚》：约作于元和五年（810）。作者对当时崇尚的婚姻观作了一番评论，对当时受封建门第观念影响重财轻人，攀高结富的恶俗做出揭露与批判，并对难于出嫁的贫家女寄予了同情。
《重赋》：当时皇帝除国库外，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以供自己享乐之用。地方官员借机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聚敛，以“羡余”（即赋税之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贡，从而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广大劳动人民则在重税压迫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困苦不堪。作者对此现象大为不满，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没有或不敢把矛头指向皇帝，只得对贪官污吏作出强烈批评。但诗的后半部分对重赋产生的后果的大力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对“本意在忧人”而实“夺我身上暖”的最高统治者的仇恨。评论者以之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伤宅》：唐代中叶，达官贵人奢侈成性，动辄大兴土木，营造园第。这种行径对百姓造成了灾难。作者对此进行了讽刺，认为兴建豪宅的钱最好用于救济贫民，宅地与荣耀的不朽是不可能的：“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伤友》：也作《伤苦节士》或《胶漆契》。作者对朋友之道今不如古表现了一种感伤凄凉之情。昔日洛阳社中，无论贫贱富贵，都能相互帮助；而今长安道上，两相面对却如“隔云泥”。对比之中表达了作者对友道之不古的忧伤。
《不致仕》：据《国史补》、《尧山堂偶隽》等书记载，此诗可能讥讽杜佑。讽刺了“爱富贵”“恋君恩”而年高不退休者。此诗的文字上颇有古风，后世评论者认为可与陶渊明诗乱真。
《立碑》，一作《古碑》。讽刺了立碑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认为立碑“谀墓”不能名留千古；只有施行仁政，品德高尚者，虽无碑碣，却能“至今道其名。”
《轻肥》：诗名取自《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后世以“轻肥”借指达官贵人。作者首先极言了内臣的生活之豪奢，最后于结尾处通过“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样的强烈对比揭明主旨，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五弦》：此诗的描写手法相当高明。运用烘托、比喻、反衬等丰富多变的手法描写了赵叟技艺，而末尾则说：俗人“不好古”，名贵的“绿窗琴”只能闲置一旁，落满尘土。以音乐喻人，实为作者自况。
《歌舞》：本诗与《轻肥》略近，其中所说虽是阌乡一地，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意义。作者只是客观地描述了情况：一方面朱门车马穷奢极侈；另一方面无辜的囚犯冻死狱中。对比之中，主题自然显现。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似。
《买花》：这组诗中最出名的之一。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贵族官僚豪奢游荡，一掷千金。这首诗构思，仅仅从买花这个小角度落墨，深透剖析，就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诗末用“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里含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已经触及到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前所谓“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主要就因此。
二、他的独善其身
随着年岁的增长，并且写的讽喻诗受到排挤他对参政的热情也逐渐减退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
他在《与兀九书》中写道:“今仆之诗，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己下耳。时之所重，之所轻。至十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表明他自己对十时人并不重视的闲适诗}一分珍视。自居易“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歌琴酒乐其志。”他受这二种思潮影响都很深。自居易自称“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他师傅是中唐禅宗高僧佛光如满和尚，曾十香山“结香火社”。自居易曾贬官为江州司马，建立草堂十庐山遗爱寺，“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宙之迹”，他死时遗命家人把他“葬十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可见他与佛门的因缘之深。从自居易的闲适诗来看卞要体现了以下三种佛教境界。
1、“佛法在日用处”的生活境。”
(《大慧录》)自居易接受了洪州禅中的“平常心”，把平凡的生活转化为安详惬意、充满诗意、情趣盎然的闲适人生。他的很多闲适诗铺叙诸如衣食傣禄等身边琐事，渲染着日常生活的安闲和身体的快适，借此寄托自己心灵的愉悦，以此达到心蔬夜南里的平衡和安适。如:“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终日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酌醉即休。”(《适意二首》):“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锦袍拥双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无一事。”(《闲居》);“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食饱》)还有诸如《官舍内新凿小池》、《春寝》、《垂钓》、《栽杉》、《食笋》、《新栽竹》、《早梳头》、《沐浴》等等看起来都是有关吃穿子}行、微不足道血琐碎的日‘常世俗生活，白居易以自足自适的心理化解了现实的忧患，在现实生活中完成超越，正是体现了他随缘仟运、知足保和的佛教生活境。
2、“角虫目皆菩提”的审美境
白居易爱好登临览胜。为杭州太守时，“郡在六百日，入山}一二回。”(《留题大竺灵隐两寺》)白居易有不少写景的“闲适”之作，“湛湛玉泉色，悠悠浮石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手把青竹杖，头戴白纶巾。兴尽卜山去，知我是谁人。”(《题玉泉寺》)真是心与境谐，其乐己极。又如“渭水绿溶溶，华山青崇崇。山水一何朋，君子在其中。”(《旅次华州，赠袁右丛》);“江城寒角动，沙洲夕鸟还。独在高亭上，西南望远山。”(《晚望》);“阳丛抽茗牙，阴窦泄泉脉。熙熙风土暖，高高石岚积。散作万壑春，凝为一气碧。身闲易澹泊，官散无牵迫。”(《春游二林寺》);“石门无旧径，披棒访遗迹。时逢山水秋，清辉如古昔。‘常闻慧远辈，题诗此岩壁。石覆薄苔封，苍然无处觅。萧疏野生竹，崩剥多年石。”(《游石门洞》)等等，展现了明朋如画、意味隽水的大自然。他寄情山水，在山水的启迪卜得到灵魂的净化和心灵的升华，从血体察到大自然超然的意趣。自然景物有时也成为自己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了人性和人格，一切莫不显露出活泼的禅的生命，物我交融，旱现出佛教“触目皆菩提”的审美境。当然，这种美景也只为拥有禅的意识和眼光的人旱现。白居易感叹过:“雪尽终南又一春，遥怜翠色对红尘。千车万马九街上，回首看山无一人。”(《过大门街》)
3、“心安是归处”的旷达境
他在《少年问》诗中说:“号作乐大应不错，忧愁时少乐时多。”他晚年过着“身闲当富真大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池上即事》)的中隐生活，却始终能保持心灵的安然适意。他说“我生木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重题》);“无论海角与大涯，大抵心是即是家”(《种桃杏》);“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复卧，不离一室中。中心木无系，亦与出门同。”(《夏日》)皆具触境随缘，飘然无碍之神髓。
白居易的诗论和他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光是讽喻诗还有闲适诗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结论： 总之，对诗人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的思考以及现实意义看白居易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难看出，不同诗人由于家庭出身、生活经历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创作风格，甚至是同一个是人在不同的经历下也会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及对人生的思索。这说明，文学作为一种人类高级特殊的精神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这四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读者读作品，作品反映世界使我们更好的了解古代那些文人的观点和经历。
第3篇：白居易和他的牡丹诗歌
白居易和他的牡丹诗歌
唐代诗人白居易生活在唐代中期，与牡丹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牡丹，又名鼠姑、木芍药、富贵花等，素有“花中之王”的美称。牡丹不仅花大、形美、色艳、香浓，而且具有高贵的品格，为历代文人学士所赞美。关于牡丹的起源问题，陈永生、吴诗华认为：“牡丹最初作为药用植物记载于汉魏时吴晋的《神农本草经》。”
这是一种大家都比较认同的观点。而牡丹作为一种观赏性的花木，尤其是被引入宫廷则大约是在隋唐时期。唐代的刘禹锡有《赏牡丹》诗，其中的后两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写出了牡丹在唐代的盛况，以及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宋代的周敦颐也在他的《爱莲说》中说：“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可见，在唐宋时期牡丹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可供观赏的植物，已经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意义，成为了一种品格的象征。
白居易生活在唐代，亲眼目睹了牡丹在世人生活中的地位和在社会娱乐欣赏文化中的作用，其本身也钟爱牡丹，因此在诗歌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写到牡丹，并将其作为自己表情达意的工具。白居易涉及到牡丹的诗歌就有18首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