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谈语文的解放和解放的语文
第1篇：例谈语文的解放和解放的语文
王军
当前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清规戒律不少。它不仅包括过去那些适应应试需要，而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制定的条条框框；还包括语文大讨论以后，圈内圈外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各种语文教育理论或假说。如何打破这些东西强加给语文老师的束缚，关乎到语文学科的生命能否得到充分舒展。笔者由此想到两个词：“语文的解放”和“解放的语文”。前者强调语文要敢于反叛各种理念层面束缚自己的陈词滥调；后者呼唤实践层面教师教学个性的凸现。试以例述之。
一、语文的解放
1、语文老师要不要备课？备课备到什么程度为合格？
这个问题的前一问不要回答。后一问很有讲究。现在一般认为好的备课应当有三备：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教材、教法是实实在在的，需落实到纸上；学生这头有点虚，但也要提及。问题是，现在课堂上，学生往往不顺着老师备课设定的思路走，旁枝斜出的现象比较严重，怎么办？是把学生往设定的轨道上赶，还是顺着学生提出的新的价值取向大大方方地去掘进？
笔者教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单元说明”中说：《兰亭集亭》和《归去来兮辞》属内容浅显、篇幅较短的文言自读课文，教师略作点拨即可。因此，我在课前介绍了些有关魏晋政治背景和陶潜个人文学成就的概况，安排学生结合文下注释自学课文，就准备上课集体讨论课文字词和文意了。不料，上课中，有学生忽然插问：“老师，做官有什么不好？只要做个好官就行了。你为什么说陶渊明辞官不干了，就情操高尚了。”教室里一下子嘈杂起来：“是啊，当官有什么不好。要是所有的好人都自命清高，不去做官，那不是放着官场让贪官占领吗？”、“因为不善周旋，怕去见上司，就用‘不为五斗米折腰’来开脱自己，这种人心理素质太脆弱，也不配做领导”。教室里一片笑声！在学生响亮的笑声里，我起始的所谓备课土崩瓦解。怎么办？是沉下脸来，对这种用俚俗来消解崇高，以现实来曲解历史的做法严词斥责，还是正视挑战，顺势引导，上一堂即兴发挥课？我很快就选择了后者。
我说“辞官确实不一定就是高尚的事，像引咎辞职、被迫离职（学生笑）。问题在，当物质的权力和清洁的精神形成非此即彼的尖锐冲突时，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选择什么的问题？为精神的自由而拒绝物质的诱惑，即使谈不上高尚，但对一个把自由和隐逸看得重于生命的封建士大夫而言，至少算得上是洁身守志吧！”教室里一片思考的沉寂。
“老师，没那么严重吧。儒家不是常说‘穷则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陶渊明官虽小，不足以改变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但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清廉和勤政，营造出局部地区的好气候。一个孔繁森不是造就一个阿里，带动一批好干部嘛！”一个女生试探性地说。
“刘关关同学说得真好！谁能深入地谈一谈孔繁森和陶渊明之间的区别？”我抓住话题，及时鼓励。
学生甲：“孔繁森是共产党员，陶渊明不是。”
学生乙：“陶渊明是大诗人，孔繁森不是。”
学生丙：“孔繁森也是诗人，只是他跟陶渊明不属一类的诗人罢了。陶渊明因为远离官场而诗名远播，孔繁森则因心系阿里而名垂青史。”
我说：“精彩！不过大家想一想，假如陶渊明也能像孔繁森那样心系他的彭泽，他就一定会给彭泽人民带来福祉吗？”……沉默。
“老师，你的假设不能成立。陶渊明永远不可能像孔繁森那样心系人民，因为他在自己写的诗序上曾说，他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皆口腹自役而已。’”全班哄笑。
“有道理，有道理。”我也点头称是。“可是，大家千万别忘了陶渊明作为东晋清流大司马陶侃的后人，受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少年时代也曾有过‘大济苍生’的宏愿的。只是因为时代的黑暗，才慢慢断了他的政治幻想。从‘大济苍生’的壮志，到‘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的政治悲剧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吗？”我又补充强调。我的陈述很快得到大多数同学的首肯，大家集体总结三条理由：一、反动的门阀制度在东晋陶潜时代发展到了顶点，出身于庶族寒门的知识分子普遍遭到压抑；二、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争权夺利，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三、一个人的才华往往在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那么，陶渊明到底能不能不辞官呢”？我用征询的目光巡视全场，把课堂再度拉回到起始的质疑上来。
……
“如果不是‘郡遣督邮至县’，我看陶渊明或许不会那么快就辞官，但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志趣、性格决定了他终究得挂冠而去。”有学生肯定地说。很快又有学生从更高的层面上做总结：“陶渊明辞官既有时代、个性的原因，还有文化的原因。魏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政治无序而黑暗，知识分子们精神无所寄托，因此，盛行玄学。南渡后，不少所谓的名士更是纵情山水。应该说，陶潜在文化上深受当时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的影响，“质性自然”才是他‘不为百斗米折腰’的内因。”他的发言赢得了课堂一片喝彩。
“可是，做官和热爱自然并不一定矛盾啊。中国古代不少人就是边仕边隐，亦官亦隐的，如王维、白居易，又如欧阳修、苏东坡，他们一面做官，一面寄情山水，好像也两不误吗？”我将讨论继续引向深入。
“老师偷换概念，陶渊明是真诚热爱乡村和劳动，这和士大夫之流政治失意徜徉山水，在感情上是有区别的。”“苏东坡做官其实做得也并不踏实，他的诗中‘隐’与‘仕’的矛盾是相当突出的。只不过由于时代和地位的差异，他没像陶潜那样辞官罢了。在灵魂上，他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伤感的诗句告诉我们，陶渊明对归隐生活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知足和轻松。他的辞官肯定有许多不得已的成分。身怀绝学而虚掷光阴对读书人而言，毕竟是痛苦的事。”“不对，陶渊明是真心热爱乡村。他亲自种豆呢！……”
“的铃铃……”清脆的铃声响了。
事后，有同事问我，导演了没有？我含笑否定。
“那要多大的备课量啊！”有人惊叹。大家不知道，我其实什么也没备，因为我备的内容，在这节课上几乎没用上。但我又用了十年的教学实践备了这节课：“教学就是即席创作”，教师只有从学生的内在求知需求出发，而不是从僵死的目标出发，才能获得最大的解放＿
个性的解放。
2、讲，就一定不好吗？
语文课堂的“滿堂灌”，是诸学科中受人非议最多的一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少学校干脆制定制度：语文课上老师讲析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洋思中学蔡林森校长有名言：“洋思中学追求哑巴上课的境界。教师不说一句话，学生就会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语文老师噤若寒蝉。从现代教育论的角度，不讲或少讲，确实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据我所知，大学也好，中学也罢，能给我留下印象的老师，莫不是善讲的高手。我们一起去听专家报告，有人搞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媒体，但我们背后真正心仪的，还是那些能说、会说、一语破的能给人以巨大启迪的老师。善说，是一个人全部才华和智慧的最佳外在表现。老师不能说，或者只会对学生说“好、好”的肤浅引导，是当前语文教师无能或低幼化思维的集中反映。
当然，说什么怎么说在什么地方说，是有讲究的。
盐城中学李仁甫老师上徐志摩《再别康桥》：一番朗读之后，他用整节课时间给学生讲述徐志摩、林徽茵以及陆小曼的恋情。末了，他说：“人们都说《再别康桥》是抒写诗人对母校康桥的依依惜别之情，我看他表达的，其实是对流逝的岁月和永不再来的恋情的一种心痛。大家下课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吗？下课。”学生雷鸣般的掌声为他响起。
据课后调查，有80%的学生在周记里记下了这件课，并且对“林情徐意”进行了述评。
更可喜的是，不少学生把徐志摩的诗集和有关徐志摩的评论都找来读了。记得，我也曾指导学生读《再别康桥》，学生除了做了一通练习，背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外，几乎没有什么激情，更没人进入到现代诗歌浓情抒怀的内核。
教学，能不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充分的背景和广泛的想象空间，这问题看似简单，（有人以为一段煸情的导语即可搞定），其实远没有解决。解读同一篇课文，老师和学生的区别，有时就在，谁更了解文本的背景而已。
3、人文的胡椒粉，一定要洒吗？
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继工具性后，人们关注最多的一大特性。现在教语文，不鼓吹人文性的教师没有了，怕被人笑无知。但什么叫人文性，教到什么份上，谓之“体现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有老师教《活板》，准备了一些塑料模型和胶泥，课堂上让学生根据课文中沈括的介绍，分组去再现古代书坊印刷的场景。学生兴致盎然，一会儿说，根据书中交代，老师准备的材料不全；一会儿说，其他人操作的步骤不对，应该这般这般。有争议的就去查注解，对注解有分歧的就去找老师判定，课堂有点乱，但没有学生不在动手。一段时间后，老师请大家谈操作的感受，孩子们七嘴八舌说，虽然很好玩，但古代的雕板印刷太麻烦，不如现代快捷方便。不料老师大声纠正道：“活字板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我们有些同学平时不注意积累，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实在是太没有民族自豪感了！”接着，老师便将课堂的重心转移到民族灿烂文明史的回顾和陶醉中去了。
听了这课，哭笑不得。一堂多有创意的文言教学课，应该说教学的目的几乎都已达到了，忽然来个所谓人文教育。难道学生动手的过程就没有人文性，就活板而言，其严密的科学性本身不就是人文性？《学记》上说，“强而勿抑，开而勿达、导而勿牵。”强调的是教学要顺其自然。当然，就《活板》而言，有没有所谓的人文性而言呢？有。只要回顾一下人类在此之前印刷的历史就有了，不需要一定上升到民族自尊心的高度的。遑论《活板》，有老师上《口技》，每次都不忘强调本文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民间艺人高超的技艺。因为这是教材“教学重点”中明确标在书前的。听多了就觉得奇怪：“高超的技艺”还要强调吗？学生一读就知道那个表演的人有本事。至于“我国民间艺人”更是别扭，为什么不说人类而一定要指出是“我国”呢？其实其他国家也有这类人才的。我们学《贝多芬传》，宣扬这位杰出艺术家出色的才华和高尚的情操，可都没强调表演了德国人民的什么什么。
人文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而不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或步骤。语文的人文性更不是胡椒粉，在每一篇课文、每一堂课都得洒上来。重要的是拓展得自然，升华得巧妙，在关键时候、关键地方，一点便能“倏”地钻进学生的心窝里去。
二、解放的语文
1、教材与教本
教材和教本应该不是一回事。
教材是专家们根据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现在也叫《课程标准》），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而编写的文本。这几年关于如何编写语文教材的问题，争论不少，足见教材存在的重要性。但就有个性的教师而言，教材其实没有任何权威性，无论是什么权威人士以什么出版社的名义编写。根据“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来得重要”的语文铁律，只有适合自己的“教本”（课堂上实际用来教读的文本），才是最好的。目前的人教社新教材，因为体现了一些新的教学理念，叫好的人不少。但叫好不等于就一定符合不同学生的不同实际。我们不赞同全国使用统一教材，也不赞同全省使用统一教材。我以为同一层次的学校能使用相同的教材就不错了，学校与学校之间还可以根据自己学生的具体情况增删其中的篇目。凡是几轮教下来学生都不喜欢的课文，一定不是好课文，至少对本校本阶段的学生如此，教师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敢于跳过它并处理它，那怕它是名篇。
高中一册课本中的《胡同文化》、《杜鹃枝上杜鹃啼》，都是名家名篇，但学生（主要指我校学生）为什么不领情呢？前者的京味放在北京，一定会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但正如京剧不太容易讨异地学生欢心一样，这种反映地方文化精髓的作品，同样因无法入境不能引起我们学生的共鸣；后者的散文笔法太散，妙处年轻难以体会，只有留待日后了。当然这里面除地域文化的差异外，还有学生人生体验和审美趣味相对不足的原因。但存在就是现实，所以这样的课文要割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篇大家公认的内涵丰厚、通俗易懂的著名演说辞。可是，新教材是按能力训练点编辑单元的，同一单元的课文各自为战，在内容上几乎没有联系和支撑；高一学年同期的其他学科对此课相关内容也涉及甚少，因此，学生学本文时对文中马克思一生的学说和历史贡献，可以说知之甚少。此时，单从文本意义上孤立地分析《讲话》内容的概括性和语言的准确性，意义不大，倒是浪费了一篇好文章。所以，我们将其移后半年再学。至于用读本中的《西安这座城》（贾平凹）、《访西安古城墙》（宋晓梦）取代《内蒙访古》，那只是因为这些文章比原文更有时代精神和人本气息。
最近《南方周末》上介绍了一位老师完完全全、干干脆脆甩开课本，自己大胆地编教材。我们也有一个梦想，就是不给学生订任何教材，因为没有教材，一切媒体就成了教材！报纸刊物就成了教材，图书馆就成了教材，网络就成了教材，生活就成了教材……
2、审美和审丑
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1998年，美国科学教育协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在一所著名中学听了一堂物理课，任教的是一位特级老师。教学中，这位教师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巧妙安排教学层次，课堂上教师充分施展引导才能，提问小巧，节奏紧凑，教学流程清晰而顺畅；学生积极参与新课，活动充分，气氛热烈而自然。课后大家都自认为这件课很成功，不料美国同行反映却极为冷淡，他们说：课堂上都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既然学生都已经能回答了，这堂课干什么要上呢？
这个故事曾给我以很大的思考。物理课上学生没能提出自己的问题，大洋彼岸的同等提出了异议，这里面或许还有个东西方教学观念的差异。语文课上学生如果不能就文本提出自己的思考和问题，那一定是处败笔。南师附中王栋生老师曾把学生在课堂上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作为评价一堂课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原因就在于此。学生始终顺着老师的指挥棒子跑，能跑出教师的视野吗？不能跑出教材和教师视野的学生，有出息也有限。
只会审美不会审丑就是这种惯性思维之一。或许是因为教师“端上桌子都是好菜”的缘故，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解读文章时，几乎都习惯分析作品的成功之处，（这与教师批改学生习作的情况正相反），而很少敢指出有什么不到位的。为什么？一是不敢；二是不能。据我的经验，能指出课文不足的学生，一定能说出课文的好处；而能说清课文妙在何处的学生，却常常说不出课文有那些不足，这已经形成思维惯性。语文教学长期缺乏批判的眼光，教师便容易跪着教书，学生便习惯跪着学习。
3、解构与重建
现在的语文老师上课确实是越来越胆大了。苏高中的黄厚江老师带高三，居然敢花上一周的课时，让学生自导自演《雷雨》；王栋生在南师附中教《林黛玉进贾府》，居然为王夫人坐的那把椅子为何是半新半旧的，让学生在课堂是研究一节课；李镇西说“公开课，你别再作秀了”，并且问：“课上一半下课了，这节不完整的课就一定不是好课么？”翔宇教育集团的袁卫星上《一碗阳春面》，课始唱MTV《北国之春》，最后又以师生齐唱《好人一生平安》结束，将日本的小说上成中国的“常常感动”；我的一位同事上《装在套子里的人》，整节课和学生一起数数，数在故事的主人公别里科夫身上有几个套子？在数来数去当中，文章的主旨迎刃而解，简直举重若轻……无数实例告诉我们，语文教学的坚冰和枷锁正在被打破，语文正在打破与其他学科、与社会的壁垒，走向互动和融合。语文教学已经或即将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
然而，解构僵死的、呆板的模式是一方面，重建这个“走向建设”的大课题更艰巨，更需要提倡解放思想。在庸者手里，任何一种理念和模式都有可能成为教学的束缚；在智者心中，所有的探索，包括失败的教训都将成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作文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中的一大难点。
对此，我校今年明确提出了“四不”的操作原则：1、要求：不重篇数重字数。高中学生每学期以后不规定学生作文的最低篇数，但有字数的要求。高中学生每人每学期必须要有五千字的文字经老师修改后能够整理出来，打印成册；平时写的周记和随笔不得少于一万字，建议每个学生奍成写日记的好习惯。2、选题：不重大话重随感。教师少布置命题作文，学生作文的素材主要从其日常生活中取得，就自己的切身感受叙写真情、发表观点、交流思想。随笔的角度小，但挖掘要深一点，最好能写出个性。逢到焦点题材，全班一起讨论。3、批改：不重缺点重亮点。教师独批也好，学生互批也好，重要的不是找出文章的不足，而是发现文章的亮点。亮点可以是题材选择、谋篇布局和详略安排，也可以是一段新论、一句妙语甚至一个题目。班上建立起发表园地，专门发表这种半成品。4、评讲：不重教师重学生。在整个作文教学体系中，评讲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成功的具有普遍推动力的讲评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写作热情的高涨。但传统的作文批改，占用了语文老师大量的时间，教师提高思想水准、文字鉴赏水平及课堂调度能力的问题反而难以得到落实。更不好的，语文老师辛辛苦苦的成果也常常得不到学生的理解和认可。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的习作，没有得到老师充分的尊重，价值未能得到最大体现。老师讲评的水平也有待提高。为此，我校们干脆大胆地放手，让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甚至多次参与到自己或同学作文的评讲中来，作文课的主体也应该是学生。一篇习作通过同学们的自评、互评和老师的总评，其被阅读的视率得到大大提高，刺激着学生的自尊心，极大地满足了作者表达和交流的愿望，老师同时得到充分的解放，敢于与学生一起写下水文，点评往往能有的放矢。
“四不”教学策略，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热烈欢迎，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有人担心于学生的看法、家长的意见和领导的评价，更担心作文教学的无序和学生抄袭现象的返潮。
应该说，这些担心不无道理，甚至在理论上还有说不通的现象。但重要的是敢于善于尝试。拿出胆识，放下包袱，在理念上制度上实践上做一点可贵的尝试，一定是没错的。
作者通联
王军江苏省盐城市明达中学校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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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有关解放语文的论文
有关解放语文的论文
解放语文,我们必须以人文素养的培育和建设为目标来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学生,包括每一位老师都能在教学活动中自我感悟,自我思考。
把语文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争论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教室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心灵中解放出来。
目前提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结合,只能又把语文拉回老路。因为人们对“学习”和“实践”这两词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认为“学习”和“实践”必须在学校构造的学校教室里,而不在自然不在社会中,对于检验实践,我们认识到的也只教室里的实践,考试中的实践,而从来没有关注社会生活的实践,而这才是实践的真谛,脱离了生活的实践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的之矢而无收获。
这样的认识产生于落后的教育观念。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和倡导科学的教育观。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笔者的一篇名为《悲哀着你的悲哀》,倡导科学教育观的文章:
《宿迁日报》4月11日报纸上登了篇玉娇写的《这样的作业谁来完成?》的关于教育话题的文章,文中说“尽管减负的口号叫了很多年,尽管重视能力开拓思维叫嚷了很多年,但稍一留心就会发现——一年级的孩子伏案至深夜,是要把汉语拼音抄写几百遍,二年级的孩子挑灯夜战,是在单调地抄写简单汉字,三年级的孩子奋笔疾书,为的是把老师课堂上的板书重写几遍……”
我们这位作者的观察十分细致,用词也十分准确,行文也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小学教育的现状,值得肯定。时下,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祖国的未来,更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大家都能认真地关注教育现象教育问题,那么我们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就真的可以指日而待了。
但只是认真关注、认真对待还不够,我们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也是家长等许多非教育人士的事情。这里面就有如何正确对待教育的问题,不仅我们教育者要正确,也要想方设法地让我们学生和家长也能正确对待教育问题。因此,倡导一种科学的教育观,才真正有利于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文中又说:“更为严重的是,在动听的号令下,孩子们还得接受许多不知所云的大任务:小学二年级的小孩要求写题目是‘如何做伟大的中国人’的作文,初二的学生要做‘如何解决就医难’的议论。而在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的各类竞赛中,中学生的论文题目也足以让专业人士倍感吃惊,或者哭笑不得:《谈地球臭氧层的破坏》、《论现在的学生德育教育》、《珠江流域水污染研究》……这样的作业由谁来完成呢?显然,除了极少数的天才之外,中小学生们对这样的作业大多是不知所云,所以办法只有两个。第一,家长代劳;第二,抄袭了之。抄袭的途径,一是抄同学的和‘作文宝典’之类的书籍,另有一些则上网搜索,然后剪剪贴贴就大功告成。”
倡导科学的教育观,首先要倡导家庭的科学教育观。我们说时下一些教育者已经不再把“学习”简单地定义为“在学校在教室的学习生活”,但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家长在看重分数的背景下还认为学习就是“在学校学习”,他们还不理解刚写进中小学新课标中“实践”一词的真谛。引文中作者的态度告诉我们,建立科学教育观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它直接影响我们教育改革的步伐和成果的巩固。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发自肺腑地说:“每个孩子就其天性来说都是诗人,但是,要让他心里的琴弦奏响起来,要打开他的创作源泉,就必须教给他观察和发觉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众多关系。善于用我们的慧眼从事物的一切关系的中心观察它们的能力。”他举例说,例如老师把学生带领到河岸上去,让孩子观察太阳怎样染上绚烂的色彩。教师在学生观察的基础上要帮助他们表达思想所需要的词汇来,帮助他们造句。在他看来,教会学生观察与教会学生思维是不可分离的。从接触大自然开始,到养成对周围事物及生活的分析,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与思维能力,苏霍姆林斯基在为学生所拟的236个俄文题目中属于观察写生类的就有115个,占总数的50%,比如《春天的第一朵花》《燕子筑巢》《落叶有哪些颜色和色调》《第一次冰冻》等。其中还有读书笔记类的,一共有98个,占总数的42%。由此可以说明,他对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及分析事物能力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在作文例题时,十分注意为学生提供一些能够使其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见解的测验性作文。例如:《我即将走向独立生活时的想法》《我的幸福观》《人生中的公与私》《我们这一代对祖国和人类的天职》《人能不能成为理想的人》等。
玉娇的文章给我们传达出一个喜人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一些学校已经注意到“学习”不仅是学书本,还要从周边的生活实践中去学习,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实践中的学习对人的一生影响更为巨大。
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不仅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也存在重课内书本学习轻课外阅读的现象,还存在重接受理论轻自我实践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基础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校能迈出这一步,已经相当不易,如果没有家长及社会的认可,学校这只刚迈出的脚可能还会缩回去。
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上官木子老师也说,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对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国外很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训练学生收集、查找、检索、分析信息并结合社会生活按科学研究的程序写论文。这种研究性的写作训练与我国为应试而进行的作文训练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会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如何站在知识总体之上选取为己所用的知识,以及如何将所学的知识排列组合出新的阵容。其结果是,最初表现在阅读,写作、收检信息能力上的优势,最后表现在判断、组织、运筹能力上的优势。
从这一点讲,我们的学校做的是多么地可贵啊,不仅兼顾了观察和写作,还兼顾了孩子们的各种能力的提高。但孩子们表现如何呢?孩子不会,家长为何代劳?为何不引导其一同探究?孩子抄同学的作业或抄《作文宝典》,说明他正有完成作业的强烈欲望,如果能引导其向完成作业的同学学习,一起探究,不是提高转变得更快吗?至于他上网搜索“然后剪剪贴贴大功告成”,这正是查索、阅读、组合、写作的正常过程啊,不是值得大力表扬吗?还有什么值得惊诧莫名的呢?
作者玉娇在文中还说,那些作文题脱离了学生生活的实际,脱离了实际的作业,这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实际上不是“脱离了实际”,而是这样正拓宽了我们的学生生活,丰富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境界。学生没有视野的广度怎会有思维的深度。至于说这些作文题是“脱离了实际的作业”,那么是不是说让一年级的孩子把汉语拼音抄写的遍数减去一半,以前伏案到深夜,现在到“浅夜”让二年级的孩子少抄些简单汉字;让三年级的孩子少抄几遍老师课堂上的板书才叫作业?
诚然不是的。什么样的作业才是合理的作业?这个有必要告诉我们家长,只要是培养孩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是简单的模仿抄写记忆的,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愉快的都应该值的肯定。例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作文题,恰恰具备这些素质。
至于文章最后把这类作文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的新八股划上等号,便说“假大空的风气依然盘踞在学校教育之中,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的话,这只能让我们每一个教育者为现在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感到悲哀。痛定思痛,我们只有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共同提高,才能全面提升民族素质。而现在迫切要做的就是要倡导一个怎样的科学教育观。希望我们大家都来思考,这样也许能找到一个好的答案。
但愿以上内容不是盘踞在学校教育之中的“假大空”。
只有在科学的教育观念下才能产生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教育评价体系问题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也只有产生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才能产生科学的教育制度。我们现在还是应试教育那一套,大家都深受其害,有切肤之痛(笔者认为它不久的将来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也不作多论。还是来看一看人们并不为更多人关注的课程设制吧。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不仅侧重理论、侧重书本,而且是侧重少数几门“主科”。仅以目前小学的课程为例,除了“大三门”语、数、外和“小三门”音、体、美以外,还有劳动课、科技课、社会课、自然课等课程,这些被称为“副科”课程无论从哪一门来看都设计得很完美,不仅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而且还包含了大量的动手的作业,但学生们被告知,这些课程中的大多数内容都因为缺乏足够的课时而不能讲授。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的作业也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课余时间。
中小学阶段主副科的划分,以及在课时分配上各学科之间鲜明的主次地位,构成了学科的等级化,这种等级化课程的结果,必然影响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化建构以及各类知识间的平衡,也会影响学生正确认识知识整体,并导致群体偏科的现象,即将所有的学生精力集中导向少数学科,构成群体知识结构的整体性缺陷。
上面两文字引自北京社会科学院上官子木先生的文章,无疑更具科学性,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问题,其设置的目的和导致的后果,明眼人一看就知。
在此课程设置下,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是如何编选教材的。就拿我们现行的语文教材来说吧。我们的教材里自然也不乏雄篇美文,但就其整体而言,体现出来的陈腐气息明显地脱离了我们的学生实际,也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为此,2004年春节,商务印书馆新出的一套丛书,被作为“压岁书”在北京推广。它的总标题是“青春读书课”中学生系列人文读本。它就是由主讲这套丛书的编者——严凌君老师,在深圳育才中学讲了5年后,被深圳南山区教委向全区推广的一套严老师自行编的教材,它打破了国家主管部门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
无独有偶,早在严凌君老师之前,山东青岛的王泽钊老师,从刻钢板油印到胶印,直至一套150万字的《新语文》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不论书的形式怎么变化,但他编的这套书被学生深爱着这一点却没有变化。我想,语文教改要教的内容,也应该有教材改革的内容。他们两位老师为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作出了表率,已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打破了教材的编定,必然要求我们打破原有的考试评价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总题就是如何看待我们一考定终生的考试问题。我们不能把评价与考试对等。新课程要求我们把握好三个维度,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价值观的有机融合。考试对“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比较容易考查,而对“情感与态度”不容易关注。考试即使能考查“知识与能力”,但它所考查的.对象也只是在学生的知识储备中、能力构成中占极其细小的比重,很难反映出学生综合素质的全貌。因此,考试只是对学生进行评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决不是对学生进行评价的全部。我们决不能以单纯的考试成绩来论学生的优劣,对学生的评价还要从思想品质、自学能力、特长发展等方面全方位地评价学生,我们除了在微观上对学生进行量化评价以外,还要在宏观上对学生进行质的评价。二是把教学与考试指挥错位。过去教学围绕考试转,考试指挥教学转,考试就是方向灯,考试就是指挥棒。其实,从本质上讲,考试只是教学检测的一种手段,是教学的一种辅助形式,是教学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能把教学与考试本末倒置,使考试凌驾于教学之上:必须矫正自己的思维,让考试真正为教学服务,不能为考试而教学,而应是为教学而考试。为了真正达到考试为教学服务,教学为开掘学生智力,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良性动作,我们必须在考试方法上、题型的设计上、设疑的角度上认真地研究与思考,注重灵活运用知识,多学科地渗透整合,多项能力组合链接。这样,我们的考试评价才能真正符合“课改”的要求,才能真正促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刘辉平老师的这段话具有指出了教学与考试的真正的关系,对考试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在这里我还想借之发展一下。这样去认定考试的地位,实际上是拯救了教学行为,充分尊重老师在课堂中的主观能动性,承认他个人对教学的思考。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实际上是教材的解放,既然如此,全国统一x材就没有一点意义——本来就该这样。而这样做的客观结果——也许是一些不愿看到的结果——学生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有学生的解放想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无异于纸上谈兵。但我仍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客观结果,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来个主观认识然后再来重新思考我们的考试制度呢?我想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我们教育界的很多问题都犯了本末倒置头痛医头的错误,比如对人文与母语的关系,必须要等到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能认识到问题,但那个时候只怕已经难得糊涂了。
让我们再来从教法方面谈一谈对语文的解放。让我们来看一段新课标里的内容: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这是以前大纲中不曾有过的提法,有着进步性。但我们对实践的理解太过狭隘,有人因为语言的中介作用,因为语言只存在于人的听说读写等言语活动及其成果之中,便认定只有从这个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加以实践,并认定这是语文的唯一出路,是抓住了语文的本质。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典型病症。不能因为我们要喝水我们就去制造水。语言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广阔的生活,只有在广阔的实践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掌握语言。不能因为人们只看到现在中学生的语文素养很差就抓住字词句篇章不放,而看不到学生的情感因素。这恰恰是只追求工具性而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犯的是南辕北辙的错误。
没从根本上解决观念问题就去谈教法,找到的总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教法。因此我在此主张无为教法论,无为教法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教法。尽管苏霍姆林斯基有把语文的本质看作是文学说的失误,但他对
语文教学的实践中一部分内容却触及了“人文母语”的内核。他曾经说过,对于学生的智力发展而言,学校有两个教学大纲:一个是必修知识的大纲,另一个是非必修知识的大纲。必修知识的大纲是教师按教学大纲的要求传授知识,非必修的大纲是指学校大纲范围以外的一切知识。在这里我要肯定的是他的后者,因为我们此时对前者强调的不仅是太多,而应该说是全部也不过分。他能让学生走向自然,走向课外阅读,解放学生大脑,并让学生在有所见有所感之后来完成他布置好的开放性的题目,这无疑是可贵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老师也很难做到的。看一下我们今天学生作文的现状,他们没有生活阅历,没有知识储备,没有思想顿悟,没有写作的欲望,一到作文课就搜肠刮肚挤牙膏一般,这样的训练,就是训练学生一生,也不会让他们真正具有掌握运用祖国语文文字的能力。相反,如果他们在自由地看、读、思之后,有一种身心的愉悦,他一定会用嘴巴用笔头把自己的愉悦与人分享。要知道与人分享愉悦是人的天性,没有人愿意用一种痛苦的方式告诉别人自己高兴或是痛苦的事。而这恰恰就是对人性充分尊重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的就包含人文教育的内容。至于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前一个大纲,对我们语文学科而言,也就是规范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对此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汉语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其规律,让给大学的高等教育去探讨可能更合适。
说到此处,文章就要结束了,心中所想的只是想用一首诗来总结,那就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当然它不能跟《红楼梦》相提并论,但它却是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一个浪漫主义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的理想语文观。目前,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现状已不利于培养新世纪合格的人才,势在必改,但是,我们路在何方?尚待有志于此者共同探讨,当然这里只是初探。
参考资料:
1、上官子木的《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基础》。
2、颜福双《南方周末》的《语文就是语文——与余杰等商榷》。
3、王开岭的《流逝的古典》。
4、 庞大岳的《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第3篇：解放语文的论文参考
解放语文的论文参考
把语文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争论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教室中解放出来，把语文从心灵中解放出来。
目前提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结合，只能又把语文拉回老路。因为人们对“学习”和“实践”这两词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认为“学习”和“实践”必须在学校构造的学校教室里，而不在自然不在社会中，对于检验实践，我们认识到的也只教室里的实践，考试中的实践，而从来没有关注社会生活的实践，而这才是实践的真谛，脱离了生活的实践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的之矢而无收获。
这样的认识产生于落后的教育观念。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和倡导科学的教育观。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笔者的一篇名为《悲哀着你的悲哀》，倡导科学教育观的文章：
《宿迁日报》4月11日报纸上登了篇玉娇写的《这样的作业谁来完成？》的关于教育话题的文章，文中说“尽管减负的口号叫了很多年，尽管重视能力开拓思维叫嚷了很多年，但稍一留心就会发现——一年级的孩子伏案至深夜，是要把汉语拼音抄写几百遍，二年级的孩子挑灯夜战，是在单调地抄写简单汉字，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