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品格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第1篇：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品格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品格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论文摘 要: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于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又是体验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哲学观念以及感知方式等等多方面因子的影响、制约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而独特的土壤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因而,由此而孕育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有着它的独特品格,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
中国传统美学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生成的一种很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这一特质是深契于美学的根本精神的。美学在其实质上只能是存在的诗性之思。
一、人生哲学: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总是与人学思想有着血脉相关的联系,正如许复观所指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具有极为鲜明和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
人生哲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中,确立人的地位,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种哲学观念又影响到中国传统美学,使其在对于人于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的基础之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以“仁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家哲学,构成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美学所体现出的特征乃是以人为本,具有朴素人本主义特征的美学思想。
基于美根源于人、人心、人的义理、道德,因而,受儒家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道家美学将“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在道家看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无限的;另一方面道又是“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因而中国道家的思想,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体道、观道、游道,以便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安顿,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而道,则不过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的设定而已。
禅宗美学也因其具有人生美学的内容而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禅”则体现着禅宗美学的一种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禅宗美学是将禅视为人人所具有的本性,是人性的灵光,是生命之美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法性,是万物生机勃勃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美的'最高体现。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又是禅宗所讴歌的最高的审美境界。禅宗美学使中国传统美学加深了对于人生、宇宙的诗性领悟,同时也使中国传统美学增添了于现世人生中使人生诗性化的内容与理论。
二、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美学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体验美学。
现实人生包含了生命与生活,人的生命世界与人的存在状态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生命感受,体验、反思之中孕育出来。无论汉字“美”的最始初的文字,还是许慎“羊大为美”之说,都与中国原始生殖崇拜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观念,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气”是生命的本质。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只有具有生命的特征,生气灌注,气韵流转,才有了文学艺术之美,而中国传统美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范畴,也都是由生命的生气之美衍生而来的。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成并建构起来的,从而又体现出鲜明的体验美学的特征。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美学特征,强调由审美对象的外部形式的,深入到内部实质的领悟,并最终沉潜于深层生命意蕴的感悟,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体验活动是主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心与物、情与景、神与形、意与象、生命与活力的融合,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把审美体验概括成“味”,并发展出诸如“体味”、“玩味”、“寻味”、“品味”、“研味”等一系列丰富的范畴、理论,它们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性质,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或表明审美体验的不同方式。在审美体验活动中,中国传统美学又十分强调主体的积极参与,内缘已羽,外参群意,随大化氤氲流转,与宇宙生命息息相通,最终趋于心源与造化的大融合,即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有限的现实时空的超越而获得一种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与高蹈。而审美体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存在方式,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
三、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美
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人生美与艺术美。如果说人生论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孕育和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土壤,那么,人生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根与干,艺术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花与果。对人生美与艺术美的研究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独具特色的人生美论与艺术美论。人生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宇宙之中,人是最为宝贵的,“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禅宗,都把对人与人生的探索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
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出追求人的审美极境的审美境界论。认为美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着人在寻求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而审美活动,则通过澄心静虑,通过直观感悟,顿悟人生真谛,获得审美极境。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境界论与中国传统人学的人生境界论趋于合一。最高的人生境界(审美境界)是心灵的超越与升华。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论是儒、道美学,还是佛教禅宗美学,都把人生的自由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在道家美学中,老子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庄子美学更有着对“无所待”而“逍遥游”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向往。佛教禅宗美学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使心与真如合一,来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
由于各自思想的差异性及其宗旨、目标的不同,儒、道、释三家美学各自在对于人生的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中,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儒家美学发展出了“和”的审美思想。强调美与善、情感与理智等方面的和谐统一。道家美学发展出关于“妙”的审美理想。强调审美体验并不仅仅在于对自然万物形式美的把握,而且在于体悟其中所蕴籍的作为美的生命的本体的“道”与“妙”。体现了禅宗美学重视对人的内在生命意义的体验,推崇对人生的一种随缘在运,自然适意,宁静淡远,而又圆满自足的自由审美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对于人生审美境界的追求,也表现为一种人生的审美价值取向。还体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这种追求因其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而使心灵返朴归真,进入生命的澄明之境,而升华为一种审美人格。
四、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美
如果说人生美构成了中国传统人生美学的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根与干,那么,艺术美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绚烂的鲜花与丰硕的果实。这种中国传统美学中向诗性栖居的生成的关注与追求,现实地展开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方面,将个人不幸与家国忧思汇融一体,以诗发愤抒情;或者以诗排解内在心灵焦灼,安顿生命。
从而诗(艺术)成为趋向诗性自下而上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发展、人格的养育与建构历程中,艺术又成为人生现实地超拔为诗性栖居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兴于诗”、“成于乐”(《论语·泰伯》)、“游于艺”(《论语·述而》)。这种诗意栖居的向往与追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性个体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的体现,而且也是文化知识群体共同的心声,从晋代的兰亭之会到宋代苏轼及苏门四学士等的西园雅集,都十分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美学将艺术也看成同人一样的有机生命体,对于艺术美的看法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刘勰说:“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基于人化的、以人拟艺的美学观念,中国传统美学形成、发展出了十分丰富、重要的并且具有独特特性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美学理论。如“形”“神”“气”“韵”“风”“骨”“筋”“血”等等。这些范畴与思想之间相互关联而发展出了关于“形神”、“风骨”、“气韵”等等,而这些丰富、繁多的理论范畴,又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形成一个十分宏大的美学理论体系与美学范畴体系,共同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一个突出方面。
中国传统美学不仅将艺术看成是一个犹如人一样的有机生命整体,从而以人拟艺,而且也将艺术生命的特征与艺术创造主体的特征相联系,因此,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一类的美学命题与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从而中国传统美学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家的气质、才识、志趣、学养,乃至于情感、心理、生理、艺术创造力等等诸多因素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而言,是为解决、思考诗化人生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并且,艺术也成为超越死亡,走向不朽的途径,如曹丕所言
第2篇：中国传统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行动动机在道德评价和道德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为仁由己”，强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荣辱观上。今天重温传统荣辱观的有关思想，对于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卓有成效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以为上”的荣辱观
“荣”和“辱”本身是指道德行动主体内心的一种心理状态。“荣”是情感上的一种满足感，“辱”是道德行动主体的羞耻之心，它们构成行动主体的行动动机。中国传统哲学荣辱观（这里主要谈的是儒家的荣辱观）强调的是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当荣之事为荣，以当辱（耻）之事为辱（耻）。在儒家看来，当荣之“荣”是指履行道德责任或义务所应有的满足感；当辱之“辱”则是指做了违反道义之事之后所应产生的羞恶感。这里所讲的“满足感”和“羞恶感”，实际上就是道德行动主体内心的某种道德动机或影响实际动机的动机。因此，儒家的荣辱观主要是关于道德动机的学说。
儒家的荣辱观强调“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其“义”不仅是指道德原则，更强调这些原则要转化为行动主体的道德动机，认为只要行动主体有了正确的道德动机，就会有正确的行为。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志于仁”就是以行动主体的意志来确立“仁”的动机，一旦有了这个动机，在具体的行为中就可以趋当荣之荣，避当辱之辱。所以，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有了恰当的道德动机，知荣辱，则很难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孟子·公孙丑上》）他甚至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强调行动者的动机（即“惟义”），而不是行动后果，是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孟子集注》卷十三）因此，儒家的道德学说特别强调培养正确的道德动机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
荣辱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传统的荣辱观把修身主要看成是一种培养正确道德动机的过程。“修身”一方面要反省内求，反省内求首先要“知耻”。孔子认为有道德的人应“行己有耻”，即要有羞耻心。孟子认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陆九渊则认为“明耻”和“知荣”是相辅相成的，知荣才能明耻，只有知耻，才能自觉趋荣避辱。另一方面，“修身”需要践行，通过践行来巩固道德信念，包括正确的荣辱观念。荀子曰：“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荀子·修身》）荀子主张把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和日常修身处世原则结合起来，把知荣辱视为修身之本。在修身的过程中，儒家还强调道德行动主体的意志力在形成荣辱观乃至道德行为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儒家强调修身为本，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看来，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每个个体如果能够做到“行己有耻”，家庭就会和睦，天下就会太平。儒家强调道德动机的修炼，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往往过于强调道德行动主体的“为仁由己”，而忽视了社会体制和国家治理状况对人们道德观和荣辱观的影响。
正确荣辱观产生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儒家认为荣辱观，或者说道德观的产生来源于人之本性。人们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即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即指人人具有相近的本质（性），因而具有知荣明耻，实现理想人格的可能。但能否达到主要靠人们后天的习俗，不同的习俗会有不同的结果，即“习相远”之意。孟子进一步将孔子的“性相近”引申为“性本善”。他认为人之本性所以相近在于凡人均有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四端人人具有，扩而充之便成四德，即仁义礼智，正确荣辱观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由此，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为尧舜”的著名命题。
但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把道德观、荣辱观建立在人性乃至“天命”的基础上，忽视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荣辱观的影响，虽然他们有时也看到了这种影响。如孔子主张，使民先富之，再教之。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看到了“恒心”（长久不变之意志或道德观念）和“恒产”（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但他又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如此，至少对真正的道德之士来说，“恒产”并非“恒心”之必要条件。因此，总体上，儒家更强调道德行动主体内部不依赖外部环境的意志力对形成道德动机的作用。所以，儒家强调舍生取义，士可杀不可辱，路之饿人耻受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法家主张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他们看来，荣辱观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的。战国思想家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把荣辱观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联系起来。这一命题突破了儒家的人性论和“天命观”，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荣辱观产生的前提问题。
传统荣辱观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荣辱观虽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在塑造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培养了许多志士仁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的荣辱观，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或合理性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强调形成正确的动机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是西方学者极力想证明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论证的结果表明，无论对道德的合理性的证明如何充分，这种证明只对有基本道德感（即仁爱之心和正义感）或具有基本的道德动机的人起作用，能够使这些具有基本道德感的人形成实际行动的道德动机，即打动这些人；但对缺少起码的道德感，缺少起码的羞耻之心的人来说，这种论证就好比“对牛弹琴”，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毫无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道德不过是基本的道德感（如仁爱之心）的显现罢了。传统的荣辱观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建立在道德主体自觉愿望的基础上，出于外部的强制性因素而不得不为的行为，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所以，儒家有“慎独”之说。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强调培养良好动机的重要性。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正是要将那不善的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但传统哲学对善恶分辨的具体标准以及善恶观念产生的条件的论述是有缺陷或不充分的，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合理性重建，才能更加彰显其价值和意义。
重温传统荣辱观对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进行道德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当今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道德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缺少正确的荣辱观，缺乏正确的道德动机，常常以耻为荣。因此，我们今天重温传统荣辱观，明义利、理欲之辨，贵德重义，对于端正我们的价值取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都有着积极意义。
第3篇：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中女性审美的研究价值论文
试析中国传统美学中女性审美的研究价值论文
论文关键词:女性审美 中国美学史 审美研究 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女性审美研究，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问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学术空白。中国美学史这种女性意识的淡薄，其实蕴藏着权力的性别密码。女性审美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女性研究与审美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女性学科和美学学科的建设更加完善;可以进一步确立女性审美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促进新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自我深化。研究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和气质，因而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女性审美研究，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问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学术空白。这个被美学家所遗忘的学术盲点，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中还潜在着巨大的文化增殖意义。
一、女性研究与审美研究的关系
女性审美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女性研究与审美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女性学科和美学学科的建设更加完善。
从女性研究的角度看，女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