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康德对理性知识的考察
第1篇：论文：论康德对理性知识的考察
论文：论康德对理性知识的考察
一
近代以后关于知识起源问题产生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流派，都被休谟所终结。休谟的怀疑论得出的结论是经验和理性，都不能成为合法的知识的基础，而且不能保证知识的可能性和确定性。这首先表明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知识起源问题的失败，而唯理论和经验论都只是在传统知识的框架下所区分出来的理性和经验。就是在区分理性和经验的基础上才区分的理性和经验。那么这就表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本身是失败的，因为它自身无法解决知识问题，或者说休谟问题的出现直接表明了理性的无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将被完全否定。
这首先不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希望看到的，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包括了德意志哲理，同时遵循的是古典传统，但是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又是如何去拯救这样一种已经被休谟问题所彻底颠覆的理性能力的?康德的出发点是，既然在传统的古典的意义上，即由笛卡尔所开启的知识论的传统经验论和唯理论方法上，没有表明理性自身的能力，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去审查理性，重新去考察理性本身，这是康德对待理性的出发点。我们知道从古希腊开始，严格意义上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基于对知识确定性追问的理性传统开始诞生，一直到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一种理性主义传统得到巩固，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关注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个对本质的认识最后发展成为本体，发展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发展成为实体，所有关于事物本质，即共性的追问，其实是基于理性的抽象能力的。因此针对事物个体本身的经验，就在这样的一种框架内被贬义了。
这也就是说从古希腊开始理性主义的最大的传统就是理性和经验本身的分离。经验不能作为我们追问知识的基础，那么唯一的基础就是理性，因为只有理性才能通达本质。而这个本质也将成为传统西方哲学本体的唯一合法通道。因此我们在理解古希腊传统哲学的那个理性的时候，是要把经验排除在外的。经验和理性就是对立着的。
因为按照柏拉图的理解，经验都是肉体内的东西，而理性是灵魂之上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理性和经验的分离，在柏拉图那里世界就被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理念的世界，一个是可感的世界。在经历了中世纪哲学之后，因为中世纪直接把古希腊的理性上升为神，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理性又是属人的，因为理性所针对的是人的理性，因此理性又必须随着神本身的失势，或者人对神的取代，它又必须恢复到可感的和个人这样一种的世界中来，因此在近代哲学追问知识的可能性和确定性的时候，理性和经验就不能再分了，因为理性和经验中的一方的主人必须是人，理性因此就不在属于神的范围，就属于的人，所以理性和经验在古希腊哲学，也就是传统哲学开端时期被割裂的鸿沟，在近代开始弥合。
所以在理解近代哲学理性的时候，它不仅包括了理性，还包括了经验。或者我们可以把经验理解成理性的一个部分。因此唯理论所理解的理性是比经验更高一级的思维能力，但这并不否认经验同样具有思维能力。二问题在于近代哲学的理性虽然包容并接纳了经验，但是它却把经验和自然区分开来，这在古希腊是没有的。因为在古希腊，理性是可以统摄一切的，理性之中就包含自然，但是在近代自然和经验就开始区别开来，因为近代哲学的特点是首先把人和自然、经验区分开来，因为近代哲学认为自然界之所以成为自然，是因为它不是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所以，所以人身上所有的能力即经验和理性都应该和自然区分开来了。
这个区分开始于从笛卡尔开始的主客二分，即主体和客体，客体就是被动的自然，而主体就是人自身。恩格斯曾说，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其实就是讲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可以简约的总结为：知识的可能性和确定性问题。但是在传统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却出现了两个灾难性后果。一是古希腊的理性被神所取代，因为它必须借助一个包罗一切、万能的上帝和神，否则它就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而近代哲学基于这样一种理解的理性，是没办法解决知识的可能性和确定性，因为它最终导致的是休谟的怀疑论。甚至是康德早期的不可知论。因此，对于德国古典哲学家而言，他们只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继续维护其自身利益，拯救理性，
二
是彻底抛弃理性。其实德国古典哲学家所面临的选择，也是当时德国古典哲学是否走向现代哲学的选择，或者我们应该把这种对于理性是应该拯救还是放弃的选择理解为古典和现代的选择，而那个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选择的是古典。一直到尼采，德国古典哲学家才走向另外一种路径，也就是放弃理性。而这样这种放弃行为经过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对理性拯救的又一次努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失败，才使得这样的一种放弃行为更加的彻底。在近代，人和自然被区分开，这是科学造成的结果。这源自于科学最早期的怂恿，比如科学和知识问题，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就是权力，权力是对自然的控制。所以主体和客体被严格的区分开。而知识变为主体把握控制客体的能力，在这样的状况下，无论是唯理论的理性，还是经验论中的经验，都和自然是对立的。
三
康德所作的工作就是重新考察理性，那么康德就必须对在他之前的理性主义传统包括古希腊和近代，进行改造，避免他们出现思维与理论困难，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经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被驱逐出了理性，而近代理性因为和自然的分离，理性自身也就限制了自身，并且导致了知识的确定性得不到确定这样一种后果。康德要拯救理性，就必须审查理性自身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康德要避免这两种理性的缺陷，为了避免古希腊传统中理性和经验的分离，而采取了一种调和的立场。
古希腊理性和经验的分离类似在整个近代哲学的框架下，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分离，我们知道，近代哲学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是经验和理性的，这里的经验论和唯理论都是理性主义的，这是因为这里的理性和经验都属于理性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在理性的范围内，我们把理性和经验规定了出来。为了弥补理性和经验的`分离，康德所走的途径是对唯理论和经验论两者之间的调和，这就源于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第二的问题是在近代，在谈及理性的时候，理性和自然被区分开，自然界就是自然界，理性的就是人的范围，如何来弥补这样的一个缺陷，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理性和自然的区分，或者叫二元化。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不仅要调和经验与理性的传统的二元分离，而且要调和近代的新的二元分离。他们调和的方法是对于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矛盾着双方纳入了同一个轨道中。他们选择的道路是让在主客二分的框架内，被压抑的主体的能动性扩散出来，在主客二分做出之后，名义上是主体赋予了主体的主体性，其实实际中它没有主体性，因为它无法对它所认识的对象做出任何改变，它只能反映它。
因此在这样使用主体实质上是客体性的，是一种被动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近代的主客二分的那个主体，它的能动性是很狭小的，而康德所作的就是把这样一种被压抑的主体性释放出来，而释放出来的程度就是客体本身就属于主体，也就是把和理性区分开的自然，重新让它回归到理性的范畴里面，回到主体性自身里面。其实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先天综合判断，这个路线就是，客厅要回归到主体内，主体认识一个客体，主体首要的选择是要认识客体，还是选择不去认识客体，康德所强调的就是主体有选择它所认识对象的权利康德通过对理性的和理性史的理解，他的解决方案是两种调和，一种是调和理性和经验，一种是调和理性和自然。调和理性和经验是先天综合判断可能性问题的提出，调和理性和自然是他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旦主体和客体区分开之后，我们发现主体无论如何去反映客体，最后对知识确定性的评判都需要由结果来评判，也就是主体反映出来的结果必须和客体相符合，但是如果一个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头脑，然后被反映出来，这个反映出来的东西和它反映的客观事物是相符合的，在时间性上，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因为事物是变化的，反映只能反映一个瞬间，瞬间所反映出的事物和原来是事物是不一样，因此真理的绝对性不能得到保证。真理是相对的，因为相对真理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经验主义认为一切反映的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是关于经验的来源，它自身却没有做出解答，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个体，但是我们得到的反应却是本质。如果我们把原来这个不能被反映的东西，让它回到这里面来，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例如：思维是有一个先天的框架，比如范畴，所有的认识对象都必须符合这个范畴框架，超越出这个范畴框架就进入不了视野，所以能进入视野的都符合先天的框架。这样以来第一个认识能够得到保证，就是我能够认识它，因为只要它进来了就符合我这个框架，所以我能够认识它，这一点保证了知识的正确性，因为认识的对象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的这些先天的认知有一个重要作用，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反应，而是一个主动的反应，这个主动的反应体现在我面对的都是很多杂多的经验，我通过我的先天的框架把这些经验统摄起来，就是这个东西，因此，对象不仅是我选择的，也是被我构造出来的。
这样一来，所有的事物都能被我认识，因为他们都是被我构造出来的。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在康德的这个理性里面理性的权利很大，大到既能认识客体也能造就客体，客体已经完全进入到主体的范围里面，这是康德所作的关于理性的考察之后所解决的东西。
第2篇：告别理性与制造知识论文
告别理性与制造知识论文
[摘要] 费氏与第二代SSK后现代科学知识观既相通又不尽相同。“告别理性”表征了费耶阿本德的激进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而“制造知识”可谓SSK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典型特征。从前者到后者的历史演变体现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必然进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不仅没能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反而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泛文化主义泥潭。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 SSK 后现代 科学知识观
Abstract: “Farewell to reason” presents for Feyerabend’s fiery Historicist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whil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manifes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for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SSK. The transforming route between these two relations points out the inevitable direction to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It has not been enhancing the dialectic coherence of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but retained a result of chaotic disaster by the anti-scientism and anti-rationalism of its para－culturalism.
Key-words: Feyerabend，SSK，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费耶阿本德与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思想共同构筑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重要内容及其激进趋向，他们都唱着后现代性的主题曲。但由于处于不同的时代，归属于不同的学术派别，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思想特色，其科学知识观也会有代际区分和学派差异。
一、费耶阿本德的激进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
从理论多元主义到方法论多元主义，再到文化多元主义，这是费耶阿本德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一条主要线索。其科学知识观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主张科学方法多元论。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一切有关实在的陈述原则上必须通过观察命题的检验”。[1] 与波普尔等相一致，费耶阿本德指出，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的境域条件，用于判决理论的观察证据其实早被“玷污”或“污染”了，不存在所谓的中立性观察命题和判定命题意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另一方面，可观察性与不可观察性的解释依赖于学科研究前沿的边界条件，可观察物与不可观察物的区别也取决于科学分类的目的。“观察负荷理论”命题给逻辑经验主义带来了沉重打击，正如夏佩尔所说的，“困难的焦点就是理论-观察区分的失败；而这个脆弱的支柱的倒塌，必然导致整个殿堂的崩溃。”[2]
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可证实性原则要求理论与经验事实、实验证据保持完全的一致性，费氏对此极力加以反对，并以“反一致”和“反归纳”原则引申出“多元方法论”，认为理论的发现及转换具有格式塔式的心理－历史境域，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夏佩尔后来把观察负荷理论的原则及其进一步发展出的“不可比”命题统称为费耶阿本德—库恩方法。[3] 费氏视这种一致性要求为“经验主义的本质”，并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批评道：“没有一个理论会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都相符，但该受诘难的并非总是理论。”[4] 费氏指出，不一致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情况。他一再强调“反规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反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可能存在——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正规的且非常需要的行动。”[5] 费氏以“反归纳”原则为矛头，直指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指称理论，并进而引申出自己的方法论，指出“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6] 从而宣称“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景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以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7] 至此，传统的教条主义方法论真正地被彻底解构了。
其二，主张“告别理性”，消解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界限。科学划界问题是逻辑主义科学知识观的核心问题。在维也纳学派看来，科学划界标准为“可证实性”，而在波普尔那里则是“可证伪性”，到费耶阿本德则消解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普适的理论、方法与标准实际上并不存在，科学划界标准因而必然具有相对性。“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8] 对什么是科学的问题，费氏发展了库恩所注重的非理性因素方面，主张重视社会心理等因素，并强调是否科学知识要通过外行乃至社会公众举手来表决。在他看来，科学只是一种与巫术、迷信无异的文化传统而已，因此主张科学与非科学平权。然而，他实际上偏向于非科学一边，并公开支持包括灵学、巫术和其它伪科学在内的各种非科学活动。他甚至宣称“理性是个大灾难。是告别它的时候了。”[9] 科学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事业，非理性主义是必要的，科学发展其实“怎么都行”。
此外，费氏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猛烈地抨击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文化单一主义。
二、SSK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是SSK的重要思想来源。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SSK“借助语言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视角，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激进’解读，恢复其中蕴涵的相对主义立场。”[9] 在此基础上，SSK提出了“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以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相关观点为主要代表，其要点可归结为“实验室研究纲领”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两者持有相同的科学知识观，即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最早提出了“实验室研究纲领”，其激进的相对主义科学知识观可视为后现代科学知识观晚近的重要代表。他们在科学认识论“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引发了科学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实验室研究纲领”在拉图尔和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与诺尔—塞蒂纳的《制造知识》被提出以后，“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著名亚纲领，并在八十年代一度主导了科学建构论的发展方向”。[10]
拉图尔认定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他指出“实验室活动的观察揭示出，事实的‘外在’特征实际上却是实验室工作的结果。”[11]科学活动决不是“关于自然”的，而是建构实在的激烈战斗。“实验室研究”纲领揭示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本质，即科学事实是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物质利益斗争的结果。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获取知识的方法原则有三：去跟随在行动中的科学家，去追踪一个陈述的构造历史过程，以及跟踪科学活动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与关系网。[12] 根据ANT，“真正从事科学的人们并不都坐在实验室里，相反，实验科学家的存在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实验室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科学。”[13]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作为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社会因素已经成为其可能的决定性力量。显然，ANT丰富和捍卫了SSK，推进了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发展。
三、费氏与SSK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比较与评析
在科学知识观上，费氏与SSK至少存在着以下一致性：
其一是反基础主义。费氏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科学认识服从于历史主义语境的实践性原则。拉图尔认为，“认识论方面的有效性或正确性结果不能与社会学上的决策理念相分离”。[14] 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都把科学的客观事实看作是科学活动的建构结果，把实验室比作生产线和制造车间以及利益争夺的战场，从根本上取消了客观真理、否定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其二是反普遍主义。费氏反一致主义的多元论及相对主义的实质是反普遍主义。他认为，“构成科学的事件与结果没有普遍的结构；……成功的研究并没有普遍的标准，……。”[15] 拉图尔认为，科学活动的实质在于劝服读者并使之确信，客观事实乃是实践科学家在利益合作和意见磋商过程中的折衷结果。诺尔—塞蒂纳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16] 这实际上与费氏是一致的。
其三是反表象主义。在科学知识观上，表象主义与科学概念的指称理论、意义的先验论、真理的客观主义、知识的确定性及一致主义紧密相关。费氏和SSK体现出对表象主义的极大敌视和否定。前者认为，“我们必须怀疑即使以某种程度的准确性描述了世界的特定阶段的基本规律，也不是绝对正确的。”[17] 与费氏一样，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体现出强烈的反表象主义态度。
其四是极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作为一个反对思想专制的武器和一个批判科学的手段一直持续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而且在今天还相当时兴”。[18] 对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强调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征，也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激进的、否定的、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表征了相对主义的极端。费氏和拉图尔、诺尔—塞蒂纳作为激进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都蕴涵和充满了极端相对主义的同质色调。费氏的“怎么都行”已经成为相对主义的标语性口号，而SSK的“实验室研究”纲领则进一步把社会建构论的相对主义推进到了认识论的死胡同。
费氏与SSK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差异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角色的不同。费氏被西方众多学者称为“科学家式的哲学家”，其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拉卡托斯所谓的“内史”范畴。作为科学哲学界的最大异端，费氏以现代科学哲学的终结者自居，可以说他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局内人”。而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接受过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他们遵循着哲学的实践转向，以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参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工程，更多地像“局外人看科学”，是科学知识观中典型的 “局外人”角色。
其二是解释学与修辞学两种转向的不同。“解释学转向”是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诞生标志。“修辞学转向”是对“解释学转向”的发展。费氏进一步推进了库恩科学知识观的后现代“解释学”转向。而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思想则体现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修辞学”转向。“实验室研究”纲领强调“进入科学的内容和深入科学协商的微观层面”，充分运用“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方法，显示出强烈的“修辞学”研究倾向。[19]
其三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别。费氏和第二代SSK分属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两种进路。具体而言，前者主要使用哲学的抽象方法来对科学史进行研究，大体上是理论的、历史的进路。而拉图尔则从现实中就地取材，采取了实践化的路径。诺尔—塞蒂纳是“实践转向”的倡导者，发展了后现代科学元堪的实践进路。
其四是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从“视角主义”的观点看，后现代科学知识观可以区分出两个研究框架。科学哲学的专业框架总体上是宏观式的研究视角。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以历史语境论与社会心理主义为主旨，使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个案研究紧密相连，更强调科学史的整体有机性，是一种典型的宏观科学知识观。在SSK学科的内部发展中，存在着宏观框架向微观层次的分期过渡。以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为主的第一代SSK学派大致是“宏观视野式的”，而第二代SSK科学人类学研究则主要是微观取向的。
现代科学知识观以逻辑经验主义的“标准科学知识观”为主要代表，其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如果说波普尔对此予以了致命的打击，库恩促成了科学哲学的转折，费氏则进一步促进了科学认识论和知识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演变。这两大演变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性理论的演变”标志。[20] 费氏“告别理性”的激进科学知识观把问题焦点引向了后现代性的否定、解构、游戏的层面，成了SSK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直接基础。显然，到库恩已显示出科学知识观上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到费氏就更为激进，他进一步把库恩科学知识观的社会心理等因素加以强调，使之因而更具相对主义色彩，之后又被SSK学派所继承，并更进一步地加以推进与发挥。SSK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科学知识无非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制约并被“制造”出来的，其实质上是沿着费氏的路线继续对科学知识的非理性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解蔽。不难理解，SSK的科学知识观比“告别理性”之后的费氏科学知识观对理性的排除更为有力和彻底。后现代科学知识观作为对现代科学的时代反思，并对科学知识观自身予以反思，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其以极端的形式否定了科学理性的重大作用，最终以泛文化的多元主义把人文抬升到不应有的地位，而走向了歧途，费氏因此被人们称为“科学的最坏的敌人”，拉图尔在“科学大战”作为最令人注目的SSK代表人物，而被视为反科学主义的代言人，两者在科学知识观上一脉相承，在科学和人文的关系问题上，都表征了人文主义的复归与伸张。但是，由于其观点上过于激进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地，会招致人文主义思想的自我否定，进一步加剧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冲突。
参 考 文 献
[1] 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9
[2] [3] 夏佩尔.理由与求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66, 123-124
[4][5][6][7]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1, 44,10,6
[8]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13
[9][10] 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C7, 194
[11][14] Latour, Bruno&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1979] .182, 121
[12][13] Latour, Bruno.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03,162
[15] [17] [18] 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31,138,20
[16] 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64
[19] Latour, Bruno.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 In 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Cetina & Mulkay (eds). La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1983,142
[20]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二章
第3篇：康德的哲学思想论文
康德的哲学思想论文
康德哲学的思想启蒙很大成分是由于近代欧洲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影响的，康德自称是休谟把他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独断论中唤醒的。接下来是小编带来的康德的哲学思想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摘 要：康德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道无法逾越的思想高峰，他的一生看似枯燥平淡，可是却无法掩饰他在哲学界的光芒和高度，正如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康德作为古典哲学里程碑的人物为我们开辟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标新立异。康德不仅敏锐的发现了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弊端，更是很好的去其糟粕为自己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就自己所了解的阐述一点个人拙见.
关键词：康德哲学;批判;理性;继承
近代以来康德哲学一致被人们称道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反应了康德单调的生活，那么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却承载着整个时代。康德主张言论、出版自由，认为“笔的自由是人们权利的唯一保护着”，所以康德及时在当时的迷信、封闭的社会背景下依旧保有一颗不畏惧强权政治的勇敢之心。康德哲学的思想
第4篇：论新世纪理性爱国
论大学生理性爱国
内容摘要：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需要的不仅仅要爱国，更重要的是理性爱国。将爱国情感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即既要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又要让大学生对爱国主义作深入理性的思考。
一、新世纪应有的爱国精神——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一）、感性的爱国精神
我们大学生是新世纪的一个特殊群体，我们都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我们拥有爱国的激情，爱国的自强心，有民族的自豪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具有的这份爱国情感往往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的，具有不稳定性。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可见爱国这份情感是经过长时间的积淀，那么这份感情就是对祖国大好山川，悠久历史的深深的爱恋之情。不仅仅是中国，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那种把人心痛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解说的情感„„同所有的轻率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只能激起强大的干劲，却不能持久。”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这是一种强大的情感但是如果只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