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第1篇：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弗雷格是德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当代分析哲学的先驱。他的意义理论，基本上属于意义的指示论范畴。弗雷格意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他主要通过阐释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与指称解释其意义理论。但他从未精确定义“涵义”，只是举例证明。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备受哲学家们的争论。

胡塞尔，德国哲学家。在十九世纪反心理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提出了意向性学说。而为什么反心理主义的弗雷格和胡塞尔最终都选择从语言方面分析的呢?达米特认为，排斥心理主义之后，人们很自然地采取了语言转向。如果不能再根据心灵或意识过程来分析思想，就只能通过分析语言思想的承载着，进而认识思想，分析思想。

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心理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意义理论指出，在说话者或听话者心中产生一个联想的心象或观念决定了语词的意义。

弗雷格站在柏拉图实在论立场上，坚决反对这种心理主义。他坚持语言具有它的非语言的对应物。早在1884年弗雷格就提出了著名的整体性原则，孤立的语词不能表达意义，只能结合语境才能得出其意义。弗雷格的整体性原则为抨击指示论指出了方向，为后期意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胡塞尔提出了与弗雷格指称理论类似的有关意向性的中介理论。胡塞尔认为意义可以作为中介来理解意向，这与弗雷格指称论中意义或含义在意向中的中作基本相似。弗雷格认为应把含义当作一种实体。而胡塞尔认为，行为所指向的客体的本体论地位不能决定行为之意向性本质;而行为主体如何设想被意指客体才能决定它。弗雷格认为一个名称的意义(涵义)与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是一致的。命题中凡是具有字面意义的存在的语法主词都有一个在思维对象领域，或物理实体领域或心理领域的具体实在的事物或各式各样的抽象实体甚至可以去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事物。对胡塞尔来说，意义取决于行为，而弗雷格认为意义就是符号的意义。

二、关于意义指称说，胡塞尔和弗雷格在有些方面是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表达式有其自身的意义，可以指代客体，但是客体并非与表达式真正要表达的意义一致，有时表达式仅仅起到桥梁的作用。一个意义最多能确定一个指称物，但是相同的指称物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指称。一个表达式只有在表达意义时，才有意义即使这个表达式所指称的实体并不存在。

但是他们之间也有分歧。胡塞尔曾指出，有相同的意义的表达式，其指称可以不同。而弗雷格认为，一个意义的指称物是可以变化的.，甚至是不确定的。所以，一个表达式有意义，但又可能根本没有指称物。而胡塞尔认为，在表达意义时，无论被指称的客体具有何种本体论地位，或者这个客体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需要存在，一个表达式都可以用来指称一个客体。而王维国认为“指称论是指把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等同于它所指称的东西或等同于它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胡塞尔认为，语句的意义和真值(即弗雷格的所谓的思想内容及其真伪情况)也是一种观念存在者，具有普遍者的统一性。与语句紧密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个层面，即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物理层面是指语句的印迹，声音或图形。而心理层面是指与语句表达相关的表达行为或理解行为。虽然这两方面是实在的，意义通过结合这两方面构成一个语词，但是意义自身不受其影响。丁耘指出“这正和‘红自身’的存在不受‘红的东西’的影响一样。意义属于观念、种，表达(包括物理、心理)则属于实在、个别例子。表达在时间中生灭，意义则是永恒的。”

莫伟民认为，这些差别源于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差别。胡塞尔认为，意义是行为的意义;而弗雷格认为，意义是符号的意义。行为指自我对客体的意指。胡塞尔指出，“言语中的表达作用不在于纯粹的词，而在于表达行为汽在此，表达作用显然指表达意义的作用。

三、结语

虽然弗雷格和胡塞尔最终分属于两个哲学流派，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但其理论前身都源自与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且都是从语言分析开始，对语言哲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语词的意义，两人的观点大体一致，但也有些许不同。本文的总结很有限制，没有大量实际证据进行佐证，有待做进一步研究。

第2篇：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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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之比较的论文

弗雷格是德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当代分析哲学的先驱。他的意义理论，基本上属于意义的指示论范畴。弗雷格意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他主要通过阐释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与指称解释其意义理论。但他从未精确定义“涵义”，只是举例证明。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备受哲学家们的争论。

胡塞尔，德国哲学家。在十九世纪反心理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提出了意向性学说。而为什么反心理主义的弗雷格和胡塞尔最终都选择从语言方面分析的呢?达米特认为，排斥心理主义之后，人们很自然地采取了语言转向。如果不能再根据心灵或意识过程来分析思想，就只能通过分析语言思想的承载着，进而认识思想，分析思想。

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心理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意义理论指出，在说话者或听话者心中产生一个联想的心象或观念决定了语词的意义。

弗雷格站在柏拉图实在论立场上，坚决反对这种心理主义。他坚持语言具有它的非语言的对应物。早在1884年弗雷格就提出了著名的整体性原则，孤立的语词不能表达意义，只能结合语境才能得出其意义。弗雷格的整体性原则为抨击指示论指出了方向，为后期意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胡塞尔提出了与弗雷格指称理论类似的有关意向性的中介理论。胡塞尔认为意义可以作为中介来理解意向，这与弗雷格指称论中意义或含义在意向中的中作基本相似。弗雷格认为应把含义当作一种实体。而胡塞尔认为，行为所指向的客体的本体论地位不能决定行为之意向性本质;而行为主体如何设想被意指客体才能决定它。弗雷格认为一个名称的意义(涵义)与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是一致的。命题中凡是具有字面意义的存在的语法主词都有一个在思维对象领域，或物理实体领域或心理领域的具体实在的事物或各式各样的抽象实体甚至可以去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事物。对胡塞尔来说，意义取决于行为，而弗雷格认为意义就是符号的意义。

二、关于意义指称说，胡塞尔和弗雷格在有些方面是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表达式有其自身的意义，可以指代客体，但是客体并非与表达式真正要表达的意义一致，有时表达式仅仅起到桥梁的作用。一个意义最多能确定一个指称物，但是相同的指称物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指称。一个表达式只有在表达意义时，才有意义即使这个表达式所指称的实体并不存在。

但是他们之间也有分歧。胡塞尔曾指出，有相同的意义的表达式，其指称可以不同。而弗雷格认为，一个意义的指称物是可以变化的，甚至是不确定的。所以，一个表达式有意义，但又可能根本没有指称物。而胡塞尔认为，在表达意义时，无论被指称的客体具有何种本体论地位，或者这个客体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需要存在，一个表达式都可以用来指称一个客体。而王维国认为“指称论是指把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等同于它所指称的东西或等同于它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胡塞尔认为，语句的意义和真值(即弗雷格的所谓的思想内容及其真伪情况)也是一种观念存在者，具有普遍者的统一性。与语句紧密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个层面，即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物理层面是指语句的印迹，声音或图形。而心理层面是指与语句表达相关的表达行为或理解行为。虽然这两方面是实在的，意义通过结合这两方面构成一个语词，但是意义自身不受其影响。丁耘指出“这正和‘红自身’的存在不受‘红的东西’的影响一样。意义属于观念、种，表达(包括物理、心理)则属于实在、个别例子。表达在时间中生灭，意义则是永恒的。”

莫伟民认为，这些差别源于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差别。胡塞尔认为，意义是行为的意义;而弗雷格认为，意义是符号的意义。行为指自我对客体的意指。胡塞尔指出，“言语中的表达作用不在于纯粹的词，而在于表达行为汽在此，表达作用显然指表达意义的作用。

三、结语

虽然弗雷格和胡塞尔最终分属于两个哲学流派，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但其理论前身都源自与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且都是从语言分析开始，对语言哲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语词的意义，两人的观点大体一致，但也有些许不同。本文的总结很有限制，没有大量实际证据进行佐证，有待做进一步研究。

篇2：分析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社会价值论文

分析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社会价值论文

1对翻译的影响

涵义决定指称原则是弗雷格涵义与指称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规定当涵义相同时必然会出现指称相同的情况；但与此同时，同一个指称又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涵义，而同一个涵义也可有不同的指称，因此即便是同一种语言也存在涵义与指称之间，有时是统一的，有时不统一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不同语言之间显得更为错综复杂，这在无形之中就给我们进行翻译工作设置了障碍，因此，涵义与指称是否保持一致是我们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时刻注意的问题

1.1当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一致时

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对翻译的影响很大，正如刘泌庆所认为的那样，专名如果在语法上是合格的，那么它所形成的正确的表达式就具有涵义。专名是否有涵义与其在语法上是否合格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只要它在语法上合格，那么它本身就存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虽然不同种类的语言具有的表层结构各不相同，但是所有语言却有着一样的深层结构。而语言的深层结构就是不同种类的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桥梁。虽然，语法上合格的语言所具有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和弗雷格所认为的符号的涵义与指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尤其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需要用到翻译时，这种相通性尤为明显。当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时，其中任何一方要想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意图，那么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对方使用的他国语言转换为自己惯用的本国语言。在对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转换时，我们发现可以把上述两者综合在一起运用，即将语言的表层语法与深层语法之间的区分和费雷格对符号涵义与指称之间的区分与相结合，就会发现，从实质上讲，符号的涵义与语言的表层结构是相对应的，而符号的指称则与语言的深层结构是相对应的，恰是这种结合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快速而准确地转换提供了一个基本依据，也使得转换过程更为顺利，更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顺利进行。当对A和B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时，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把其A种或B种语言的表层结构首先转化为深层结构。如果我们是要把A种语言转换为B种语言时，我们就可先将A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转化为它的深层结构，由于用各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时这些语言的深层结构是同一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将A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转化为了B种语言的深层结构，然后再将B种语言的深层结构转化为B种语言的表层结构，此时A种语言就已经转化为B种语言了。

1.2当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不统一时

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转换时，我们会时常发现，由于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导致一种语言与将要翻译成的另一种语言在它们的涵义与指称上，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两种语言的指称相同，涵义不同，如，甲是A国攻打B国时的总指挥官，那么A国人赋予甲的涵义会是值得人尊敬的为国家开疆拓土的英雄，而B国人赋予甲的涵义则是被人痛恨的侵略者；第二，两种语言的涵义相同，指称不同，如当提及“正餐”时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可解释为准备地较为丰富的那一餐，在中国传统意义上“正餐”一般指的是“午餐”，但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中“正餐”一般指的是“晚餐”；第三，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都不尽相同。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会不可避免地给我们进行翻译带来不便，因而，为了保证翻译的顺利进行，此时我们应首先对了两种语言的涵义进行转换

2对语言交流的影响

随着高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但是无法否认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依然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直接、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就是交流的双方都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意思。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围绕一个事物展开讨论，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谈话双方对谈及的事物都了解或熟知；二是，谈话中的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了解或熟知，另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不了解；三是，谈话双方对谈及的事物都不了解，但是对此都比较感兴趣。而无论是基于以上那种原因，弗雷格的意义理论特别是他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都更有利于谈话双方很快地就某一个问题展开探讨，无需在做额外的解释，因为一些基本情况即使谈话双方没有事先言明，但这些情况在双方的潜意识里是一致的'，简单来说就像“他”代指的是男性，而“她”代指的是女性，当双方谈话中涉及到“他”，另一方脑海中浮现出的就会是一位男性，而非女性。这也是对第一种原因的印证。当谈话中的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了解或熟知，另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不了解时，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作用就更为明显。

除此之外，弗雷格的这一理论对语言交流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弗雷格认为符号的涵义具有客观性、公共性，是可以用来进行交流的，而这些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交流的基本前提。正因为这些东西是公共的，它不具备排它性，才能使不同的人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共享这一信息资源，这才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了可用来共同交流的话题。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经常会出意见不统一的局面，但是我们却从根本上确保了大家谈论的是同一个事物，只是意见不同而已，这就使得大家之间的交流是必要的，因为通过交流会促使研究这一问题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谁的见解更有意义，也可以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自经过达米特的解说使世人了解到它的重要性之后，这一理论就像蒙尘的明珠一样终于向世人展现了它璀璨的光芒，吸引着无数学者前来了解它。由于古今中外都很多学者研究过这一理论，即使他们选取的角度不同，分析的方式也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甚至于会经常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这个经典理论的出现为这些学者提供了研究材料，而他们得出的不同的研究结果也为这些学者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条件，使得有不同见解的人可以围绕这个理论能够再以此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经过这次探讨持不同意见的人，很有可能会在某一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然后，这些人会以此为基础在对这一问题其他方面进行交流；也很有可能双方依旧会各执己见，等待双方下一次探讨再分胜负。不管双方的探讨结果如何，在客观上都促进了这些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间的交流

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理论不仅有巨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社会价值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他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和不同语言间的相互转换紧密相连，这对语言翻译顺利进行有诸多益处，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篇3：试论弗雷格的指称理论

试论弗雷格的指称理论

弗雷格认为专名有内涵和外延;涵义决定指称.弗雷格的概念词即为通名.弗雷格第一个将词的指称理论推广到语句上,论证了语句的`内涵是其思想,外延是真值.作者认为外延论题也适用于语句.

作 者：余俊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 刊 名：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B08 关键词：指称   专名   语句   内涵   外延  

篇4：浅析弗雷格意义理论中的保值替换原则

浅析弗雷格意义理论中的保值替换原则

弗雷格认为句子的意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在复杂语境中,句子具有通常意谓和间接意谓,“保值替换”并不失效.弗雷格没有解释在任意复杂语境中“保值替换”能否顺利进行,也没有对句子具有通常意谓和间接意谓的可行性做出明确解释.

作 者：郑允  作者单位：开封市人事局,引智办,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QI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年，卷(期)： 2(5) 分类号：B81-05 关键词：弗雷格   意义   意谓   保值替换  

篇5：试论弗雷格的涵义和指称理论

试论弗雷格的涵义和指称理论

对弗雷格的涵义和所指理论进行了分析.在语词方面,弗雷格认为所指是指一个特定的对象,而涵义则是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涵义决定所指,语词可以无所指;那么语词是否都无所指呢?对于语句,他认为所指表示真假值,但实际上把指称理解为所指的事件更容易理解.

作 者：彭媚娟 张君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 UNIVERSITY 年，卷(期)： 22(5) 分类号：B815 关键词：弗雷格   专名   语句   涵义   所指   真值  

篇6：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

摘 要：目前，随着意义理论探索的深入，无论是英美语言哲学的语用转向还是欧陆语言哲学的哲学诠释学转向，在意义问题上都显示出明显的语境化趋势——把意义问题哲学化、人文化为语境问题。但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意义理论”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鉴于此种现状，本文将围绕“意义”的意义问题做一次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对意义理论的理解上有所帮助。

关键词：语言哲学；意义；意义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转变就是语言哲学的产生，即“语言转向”之后产生的哲学。语言哲学企图对语言作出最根本最深刻的反思，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其核心理论为意义理论。但是对“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意义理论”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尚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仅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各种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意义理论进行梳理，希望能对意义理论的理解上有所帮助。

一、 意义释源

“意义”是一个多义词，不仅是在汉语和英语中是多义的，其它民族语言中的“意义”同样也是多义的。在此，仅以汉语为例作出解释。大体上说来，在现代汉语中，“意义”一词有两种解释。一种叫做sense，即“含义”的意思，是指各种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是指语词、语句、话语所表达的内容。这里的“意义”范围不仅包括名词，还包括动词、形容词、副词、连接词等。“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的另一种解释叫做meaning，meaning比sense的内涵要更高一个层次。

二、不同“意义”的意义理论

1、意义的指称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语词是通过它所指称的对象而具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并用之命名的那个对象，因此名称和对象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茶水”一词的意义就在于它指称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茶水这种实物。在这种理论中，“意义”一词的含义就是指的前面我们所说的第一种解释，而指称论就是在此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

2、意义的'观念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词都代表着一个观念，它将实物与由此联想从而在头脑中形成的观念等同起来。比如，当人们提到“书”这个词的时候，不仅仅会想到一本本不同的书籍，有精装的和简装的，有古代的和现代的，这都是由“书”引发的种种观念。而观念论就是认为这些观念才是“书”这个词的意义所在。

3、意义的行为论。这种理论是将一个语句或者语词的意义跟引起这个表述的某种刺激或跟由这个表述所引起的反应等同起来。比如当有人高喊一声：“蛇！”那么“蛇”这一语词在听话者身上就会产生反应，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感到恐慌，那么根据行为论的内涵表述，“恐慌”就是“蛇”这一语词的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义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意义理论会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体现出不同的哲学理论，它们各自都可以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但又不能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而且各种理论有其优点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不可超越的意义理论，因此说还没有一种完全一般的意义理论。

参考文献：

[1]张世英.语言意义的意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2]王冬竹.语境与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院，助教，硕士.

篇7：诠释弗雷格的涵义论文

诠释弗雷格的涵义论文

[关键词]弗雷格；涵义；指称

[摘要]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著名观点，但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因而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从认知价值和同一关系两方面，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分涵义和指称。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主要有三种功能，由于概念模糊而功能广泛，弗雷格的涵义概念产生了诸多困惑。

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著名论点，弗雷格通过讨论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及其区别阐释，他的意义理论的思想。但是，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一些说明的例子，因而，弗雷格的“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谜点。这个问题之所以仍然值得探讨，首先是因为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基本教条的理解分歧无存；其次是因为对弗雷格“涵义”概念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今意义理论的发展。

一、区分涵义和指称的理由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体常项，如，“晨星”、“暮星”等。在语句中起到专名作用的成分的是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的词组，如，“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指称一个对象的名称、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词组，在弗雷格看来都是专名。他是从区分句子的指称和涵义，进而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指称和涵义的。归纳起来，他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主要作了如下两方面论证：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

第二，思想是公共的，可分享的，它的理解和识别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思想是或真或假的，思想的真就是与客观一致，所以思想依其断言为真必须是客观的。

第三，思想不等同于句子的意义，因为只有陈述句表达思想，非陈述句，如疑问句、祈使句等不表达思想，但非陈述句是有意义的句子。

第四，判断表达的思想独立于附加在句子上的语力。句子使用不同的语调，对句子的语力是有影响的，“他真会这么绝情”，用升调和用降调表达的语力是不同的。而且句子使用了不同修辞色彩的词也会影响句子的语力，用“战马”代替“那匹劣马是红色的”一句中的“劣马”，句子的语力就不同了。用“但是”和“并且”连接的句子语力不同。然而，判断表达的思想不涉及语力方面的东西，只涉及推理中与形式表达有关的东西。

第五，思想是对象。思想是作为具有真值的东西出现在判断中的，真值是句子的指称。另一方面，弗雷格把“p这个思想”这种表述看作构成对象的专名。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具有对象的特征。

一个句子代表或表示一个真值，它表达一个思想。真值是句子的指称，思想表达了句子的涵义。可以说，弗雷格把可断定内容的功能区分为两种，然后把这两种小同的功能指定为句子的真值和思想，即句子的指称和涵义。他的语义理论是以区分句子的涵义和指称为基础的，对涵义特征的论证是他的语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

三、弗雷格“涵义”的困惑

弗雷格把语言表达式的涵义与其指称区分开对于实施他的逻辑主义计划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首先，保证了语言交流中，不论是一致或不一致的看法都具有公共的对象，因为尽管不同的认知者对同一个专名涵义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是由于涵义是非心理的对象，是语言实体，所以，只要专名有指称，那么最终总能达到同一指称。这样避免了考虑认知中不可断定内容的私人(主观)对象的尴尬。

篇8：论弗雷格的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论文

论弗雷格的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论文

[摘要]弗雷格在其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中探讨了思想的普遍性问题，他引入了带有单个字母的辅助语言作为研究普遍性思想的桥梁，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及其真值条件是弗雷格未完成的内容。普遍性思想的构成部分都是不满足的;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可以通过理解不同层次概念之间的关系而直接把握，一阶量化理论是理解弗雷格残篇的关键。

[关键词]弗雷格;普遍性思想;变元;量化理论

从19开始，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在“逻辑研究”这一标题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思想》、《否定》、《复合思想》[1]。除此以外，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1923年之后)也处于这一标题之下。依照冯友兰先生“接着讲”的提法，笔者希望在详细解读残篇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把弗雷格没有表述完整的关于思想普遍性的轮廓勾勒出来。

一、处于“逻辑研究”标题下的《论逻辑的普遍性》残篇

《论逻辑的普遍性》与逻辑标题下的前3篇文章《思想》、《否定》、《复合思想》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残篇开头部分，弗雷格提出“普遍性的本质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这里涉及规律，而规律是思想，因此这里只涉及思想的普遍性”[2]。在探讨了思想、思想的否定和复合思想之后，研究思想的性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普遍性问题的引入

弗雷格在研究复合思想时已经提出了思想的普遍性问题。在《复合思想》一文中谈到第六种复合思想时，弗雷格解释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主张:虽然句子的涵义总是一个思想，但“一个复合句并非总表达一个复合思想”[2]。他举了如下2个复合句的例子。

(1)“如果约翰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2)“如果某人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显然，在第一个复合句中，条件句“约翰是凶手”和结果句“他是罪犯”都表达了思想，它们组合起来表达了一个假言复合思想。

但对于第二个复合句，情况则不同。先看它的条件句“某人是凶手”，由于这个句子含有一个不表示任何东西的组成成分“某人”，因此该条件句不表达思想。同样地，在结果句中，“他”与第一个复合句中的“他”显然不同，后者表示的是“约翰”这个个体，而前者的“他”不是专名，不指示任何确定的个体，因而该结果句实际上也不表达思想。尽管如此，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复合句却可以表达思想，即“‘某人’和‘他’相互暗示，这种相互暗示通过联结词‘如果……，那么……’的联结，使它们共同表达一个思想”[2]。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对于作为第一个复合句涵义的假言复合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区分出3种思想:条件句表达的单称思想、结果句表达的单称思想以及由二者所构造出的假言复合思想。而假言复合思想只是一种特殊(单称)的思想，它与普遍性思想有着质的区别。对于第二个复合句，它的组成部分不能单独表达思想，即不能单独以一个思想作为其涵义，只有把这个复合句作为一个整体时，它才表达了一个思想。但在弗雷格看来，恰恰是这种不表达复合思想的假言复合句能够表达普遍性的思想，正是这种假言复合句结构中的不定指部分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

(二)如何考察思想的普遍性

既然研究思想的性质，理所当然把思想作为考察的对象。而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只有感官可感觉的东西才能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另一方面，虽然思想是客观的，但是它却并不是感官可感觉的。这样在思想与我们考察的对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弗雷格认为“语言似乎能够开辟一条出路，因为一方面语言是感官可感觉的，另一方面语句表达思想，……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将语言用作从可感觉的东西到不可感觉的东西之间的桥梁”[2]。然而语言和思想毕竟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东西的领域和思想的东西的领域之间深深的鸿沟，由于这一鸿沟，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互相对应受到某种限制”[2]。这使得弗雷格在选择把何种语言作为考察思想的桥梁时态度十分审慎，他首先对能够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3)“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4)“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5)“如果某物是一个人，那么它是要死的”。

虽然(3)至(5)都可以表达普遍性思想，但是在弗雷格看来，带有“所有”和“每个”这样的表达式不适合在所有出现普遍性的地方都使用，因为并非每条规律都能以这种形式表述。关于其中的原因，弗雷格在《逻辑导论》中讨论“普遍性”时给出了分析，如下面的2个句子。

(6)“所有事物是与自身相等的”;

(7)“月亮是与自身相等的”。

其中(6)表达普遍思想，(7)表达单称思想。

“‘所有事物’一词在这里处于专名‘月亮’位置，但它本身确实不是专名，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2]。

如果将(7)改写为“月亮是与月亮相等的”不会改变思想，因此，“一个专名在句子的一个位置上还是多个位置上出现，是不重要的”[2]。但是将(6)改写为“所有事物是与所有事物相等的”这个句子却不会产生预想的涵义。也就是说在向普遍性过渡时，自然语言中不允许“所有事物”一词在两个位置上出现。这就暴露了自然语言的某些缺陷，因此弗雷格要构造出一种辅助语言，用以实现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目的。

对于句子(5)，在弗雷格看来“我们有在其他情况下几乎也是必不可少的假言句子结构的形式和句子的不定指部分‘某物’，‘它’;正是在这种结构和部分中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2]。为了使这种表达普遍性的形式能处理更加复杂的情况，弗雷格将其改写为算术的表达方式，即用字母表示不定指部分，具体如下。

(8)“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弗雷格强调这里形状相同的字母相互暗示。

这种吸收了单个字母作为不定指部分的语言被弗雷格称为“辅助语言”，正是这种语言充当了从可感的东西到不可感的东西的桥梁。

对于辅助语言的组成成分，弗雷格指出“它包括两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构词成分和单个字母。前者相应于口头语言的词，后者意谓不确定的东西。

……我们的辅助语言的本质在于形状相同的专名表示相同的对象”[2]。可见辅助语言中正是包含了形如“a”的单个字母(弗雷格也将其称为不定指字母)，才使辅助语言具有了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强大力量。我们用“a”代替(6)中的“所有事物”，得到:(9)“a与a相等”。

这是一个数学规律，它显然表达了一个普遍性思想。

当我们用形状相同的专名代替形状相同的不定指字母时，又可以从普遍思想过渡到特殊思想。

如我们用“拿破仑”这个专名来代替(8)中的不定指字母“a”时，得到:(10)“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

这个句子是一个表达了假言复合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其中“拿破仑是一个人”与“拿破仑是要死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分别表达了一个单称思想。

弗雷格有着很强的层次观念，在有了带不定指字母的辅助语言之后，他又提出了描述语言，以此作为讨论辅助语言的工具，其实他的这种描述语言就是“通常书写或印刷的德语”，也就是自然语言。

辅助语言与描述语言的关系相当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关系。在文本中我们需要区分这两种语言，前者是带有不定指字母的，后者则没有。弗雷格用引号把辅助语言的句子括起来，并且，辅助语言的句子是没有断定力的，它虽然能够表达思想，但不能认为它所表达的思想就是真的。

在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的最后一段，弗雷格改造了德语语法，使得“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这个假言复合句中的构成句子与其表达的思想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以上便是弗雷格的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的主要内容，显然，这些篇幅对于讨论思想的普遍性是不够的，充其量只能说是完成了对思想普遍性考察的准备工作，而具体的考察工作尚未展开。

笔者将依据弗雷格的其它文献材料，对其中的关于普遍性的想法给予一种弗雷格式的解读。

二、基于《论逻辑的普遍性》论思想的普遍性笔者认为在残篇的未完成部分中，弗雷格将会讨论以下2部分内容:

(1)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弗雷格把辅助语言作为其考察思想的桥梁，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我们便能达到对普遍性思想结构分析的目的。弗雷格用以表达普遍性思想的方式有2种:简单句和假言复合句(在本文以下部分中，前者简称为普遍的简单句，后者简称为普遍的假言复合句)，它们所对应的普遍性思想是不同的。通过对这2种表达方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普遍性思想的结构，这显然应该成为弗雷格要完成的首要内容。(2)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真”是弗雷格逻辑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像‘美’这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尽管所有科学都以‘真’为目标，逻辑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研究‘真’”[2]。对于如何研究“真”，弗雷格表示“我称思想为某种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2]。“逻辑研究”标题下的前3篇文章都讨论了相应思想的真值条件，相应地，确定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是弗雷格残篇的另一个应有之义。

(一)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

一个句子的涵义(Sinn)是思想，意谓(Bedeu-tung)是真值，句子与其相应思想的真值是一样的，这是弗雷格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我们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单称句的情况。弗雷格对此有着清晰的论述:“最简单的情况是一个思想有一个独立的部分和一个不满足的部分组成。

我们也可以称不满足的部分为谓述部分。如果整个句子应该有一个意谓，即一个真值，则这些部分一定同样均有一个意谓。我们称独立部分的意谓为对象，称需要补充的部分，即不满足的或谓述的部分为概念。”[3]我们将弗雷格关于单称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的对应关系总结为表1。

表1单称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表我们结合表1分析一个普遍的简单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

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简单句，我们可以不失一般性地选用同一律，即辅助语言句“a与自身等同”所表达的思想。显然这个简单句在构成形式上与单称句(如“苏格拉底与自身等同”)有所差别，前者在专名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不定指部分，由此我们可以把普遍的简单句的构成形式表示为不定指部分与谓词的组合。

在辅助语言中，不定指字母“a”用来表示不确定的对象，正是这个不定指的“a”使得句子整体的内容获得了普遍性。因此，在涵义层面上，不定指部分和谓词相应地对应于该句子所表达思想的一个不满足部分。为什么两个不满足的思想部分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这需要进入到意谓层面的分析。

弗雷格在《函数和概念》中提到，一个普遍的简单句中省去谓词便得到了一个以谓词作为变元的第二层概念表达式[2]，这个第二层概念就是该句中不定指部分的意谓，因为该句中只有谓词和不定指字母这两个组成部分。在普遍的简单句所表达的普遍性思想中的两个不满足部分其实是有等级之分的，相对于作为不定指部分涵义的不满足的思想部分，作为谓词涵义的不满足的思想部分其实是相对满足的。

我们可以把普遍的简单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用表2表示。

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情况则复杂一些。

一个表达普遍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如“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由3个部分组成:“a是一个人”，“a是要死的”和“如果……，那么……”。

弗雷格将前两个部分称为“准句子”，最后一个部分称为“联结词”。

在弗雷格看来，尽管准句子“a是一个人”在语法上具有句子的形式，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思想的表达式，不表达真思想，也不表达假思想。因为“‘a’既不应作为一个专名表示一个对象，也不应赋予这个部分以内容的普遍性，它对这部分根本没有用，对于譬如赋予这部分一种涵义没有任何帮助”[2]。

另一准句子“a是要死的”也是如此。但是准句子可以是一个句子结构的一部分，这个句子结构表达一个思想，因而应该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句子。显然“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这个假言复合句的涵义是一个普遍性思想。“a”这个字母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体，而不是赋予部分句子。但是这种赋予过程需要其它因素的介入，2个准句子的直接组合不会产生普遍性思想。

从语法形式上看，表达普遍性的复合句子似乎只比准句子的直接组合多了一些诸如“如果……，那么……”这样的东西。弗雷格把这些东西称为“思想联结剂”或“思想构造者”。弗雷格认为正是有了思想的联结剂，这些思想的不满足部分和字母a的涵义结合起来，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没有这些思想构造者，2个完整的思想部分同样不能相互结合。

我们可以把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子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用表3表示。

表3中联结词“如果……，那么……”没有意谓，这不难理解，弗雷格承认有的符号是没有意谓的，但是它总是有涵义。我们可以从表2和表3中看到，普遍句子的构成部分在意谓层面上只对应了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句子的真值是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二)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

弗雷格认为对于一个单称思想，“如果我们是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3]。由此达米特得出一个结论:普遍性思想是真的，当且仅当我们用任一专名去替换不定指部分所得到的句子或复合句总是真的，换句话说，如果从普遍性思想中得到的所有特殊思想都是真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是真的”[4]。对于达米特的这种观点，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的“真”是出于所有由之而来的特殊句的“真”的合取，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进行一个无限合取过程以确定普遍句子的真值。但是在很多种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进行无限合取就能够知道一些普遍句子的真值，进而相应地知道一些普遍性思想的真值。如对于“a与a等同”这样一个普遍性思想，我们并不需要进行无限合取，就可以直接地认识到这样一个普遍性思想的真值。

实际上，理解普遍句的真值条件的关键在于理解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的思想。弗雷格在《函数和概念》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这一重要主张[2]。如同函数是不满足的，需要变元这个完整的东西来加以填充以产生一个函数值一样，概念也是不满足的，要用完整的东西来补充它。弗雷格认为对象是完整的，可以补充概念，而概念一旦得到对象的补充，就产生一个真值[2]。如对于“x是中国的首都”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用“北京”来填充它，所得到的值为真;如果用“上海”来填充它，所得到的值则为假。弗雷格的这种思想对于单称句显然是适用的，但是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简单句或者假言复合句又如何呢?在这些句子的意谓层面上出现的不是对象与概念，而是概念与概念。同样地，笔者认为，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其实就是理解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弗雷格对概念等级的区分使得我们能够把握普遍的简单句的真值条件，“一个普遍的简单句中省去了谓词便得到了一个以概念作为变元的第二层概念表达式”[2]。类似于对象处于概念之下，概念也可以处于概念之下，但是前一个概念必须在层级上低于后者，这样才能作为变元来补充后者。弗雷格把对象与概念的关系称为“第一层关系”，把第一层概念与第二层概念的关系称为“第二层关系”。对于“苏格拉底与自身等同”这个句子，我们知道它的真值，这表明我们理解了第一层关系，当然也理解了“与自身等同”这个第一层概念。因此，根据概念的值由对象决定的观点，当我们把“与自身等同”这个概念当作一个变元处于不定指字母所意谓的一个第二层概念之下时，我们就知道了普遍句的真值，也就知道了“与自身等同”这个普遍性思想是真的。

在弗雷格看来，一个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的真值条件表现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即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概念的包含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实际上还是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之下这种第二层关系的变形。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表示的是，如果说“F下属于G”，实际上是说“对于所有的事物x而言，如果x处于F之下，那么x也处于G之下”[3]。因此笔者认为，普遍的假言复合句的真值条件是被我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当我们认识了概念之间的下属关系时，我们也便能够认识到该假言复合句的真值。

三、从一阶量化理论的角度看普遍性

纵观弗雷格的思想普遍性理论，不难发现弗雷格很重视表达普遍性句子中的不定指部分，认为其隐含着普遍性的表达。弗雷格的这种观点与其著名的《概念文字》是密切相关的，“概念文字”是弗雷格分析思想普遍性的基础。“概念文字”是一阶逻辑的雏形，因此一阶量化理论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弗雷格的普遍性理论。

一阶逻辑表达普遍性的方式是对一个非空的个体域进行全称量化，而个体域中的元素是个体，在语言上表现出来是个体词，包括常元和变元。全称量化的实质是用全称量词对全体变元进行约束，使之成为约束变元。这是对一阶量化理论的一个简单描述。

《概念文字》发表于1879年，它对弗雷格关于思想普遍性的理解有着重要影响。弗雷格对不定指字母的理解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全称量化思想。

弗雷格对于普遍性思想的形成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如果我们是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3]“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表明的是用变元来替代常元，因为如果只是用另外一个常元，如“约翰”来替换“苏格拉底”所得到的新句子———“约翰是有死的”所表达的思想将不会是“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并且，因为这个新思想“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所以这个变元是处在一定的范围中的，用一阶逻辑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变元是被约束的。

如果该变元是自由变元，由于开语句没有确定的真值，在弗雷格处处着眼于句子的真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显然是要被排除掉的。因此得到的新思想用一阶语言来表示就是衳F(x)，即假言复合句中“a”将普遍性赋予了句子整体所表达的内容。所谓“字母a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个句子”，实际上是对a的范围的界定，也就是一阶逻辑中量词辖域的表述。弗雷格对于普遍性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全称量词的详细说明。弗雷格认为一个普遍性句子中量词的辖域应该包括整个句子，所以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中的准条件句和准结果句并不表达一个普遍性思想。

弗雷格对于量词的分析，突破了自然语言中语法的束缚。自然语言中，通常是以“所有”，“每一个”这样的语言表示全称量词。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论述，弗雷格认为“所有事物”一词并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这表明弗雷格将句子的内容看作一个整体，把量词看作对整个句子内容的断定，即把量词看作与句子内容不同的东西。即他把句子内容看作一个层次的东西，而把量词看作高一个层次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建立一阶谓词时所包含的思想。这种关于量词的思想完全突破了自然语言的束缚，揭示了语言中的量词是更高一层的概念。

另外，个体域非空是一阶量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弗雷格也指出“如果并非所有事物都属于虚构范围，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有这样的对象。否则根本不能谈论思想的真”[5]。

篇9：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直观与意义论文

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直观与意义论文

在这篇文章中，我仅仅满足于探讨如下三个问题：首先，含义或意义在直观中构成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其次、应该如何理解直观自身的充实意义?最后，与对第二个问题的考察有关，描述范畴直观的范畴映现理论为什么是失败的?关于第一个问题，胡塞尔回答上的矛盾实质是直观和表述矛盾的表现，第二个问题来自于一般直观行为中处理意义和直观映现内容关系的困难，当它的特殊形式继续体现在范畴直观中，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集中了《逻辑研究》中直观和意义关系困难的主要方面。

一

直观行为中含义或意义构成吗?这是最复杂的也同时是最能引起《逻辑研究》结构性冲突和动荡的问题。不同于范畴直观的对象性构成，这里优先指意义的行为给予和行为赋义。对这个问题胡塞尔的回答时而是否定的，从而坚持在意义构成问题上第一研究肇始的表述行为的本质地位和直观行为的非必要性;他时而犹豫不决，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本质上机遇表述实践分析中，胡塞尔实际上不得不部分承认，直观对于含义是有贡献的，从而形成了直观中意义构成问题上的部分肯定。另一方面，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无条件地加以同意，只要直观作为基本意向行为的地位不容置疑，第五研究关于一切意向行为都具有意向质料即意义的说法就必须对它适用。但是在接下来的第六研究的一开始，当胡塞尔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而更为困惑的是，否定立场很快又发生了松动。这一切都使得该问题具有扑朔迷离的性质。

在第一研究语言现象学分析中，这种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含义学分析，胡塞尔完成了从指号向一般表述，从作为不纯表述的告白(Mitteilen)向作为纯粹表述的独白，从作为表述行为的意指、向作为表述本质从而也充当还原最终目的的观念意义的三步骤还原运动。[2]在这场以观念物为目的的纯化运动和对经验实在物的清洗运动中，胡塞尔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基本见解，无论是对文字和声音的感知和想像，还是作为含义充实行为的直观，都不是观念含义的本质相关物，因为前者可以在独白中略去，而直观之充实行为则与含义意向即赋义性行为根本不同，因为后者是观念意义的个别化，直观对于表述的观念意义不构成任何贡献，“无直观的理解”和“无直观的言说”始终是常见的现象。随着逻辑学被标示为一门意义科学，随着作为意义本质性实在相关物的意指，也在反心理主义和反含义偏差的双重论证中被排除，胡塞尔在第一研究中目的昭然若揭：语言的含义学分析服务于第一卷《导论》的纯粹逻辑学动机。但与那里最后仍然保留着的意义和赋义行为的种属关系和抽象关系相比，直观只不过是以演绎和解释为核心的纯粹逻辑学动机的最无关紧要的牺牲品。

在第二卷导言中，现象学认识论动机是作为逻辑学认识论动机的补充引入的，它以纯粹逻辑学概念获得直观的明见性为目的，建立在描述方法上的无演绎和无解释的现象学认识论已经和第一卷以逻辑学为演绎内核的科学认识论构成了矛盾，[3]而第二卷作为包括逻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之根”和“基础”的现象学认识论概念，与第一卷认识论只是作为一切科学“根据”的逻辑学的“附属物”的思想实事上也是矛盾着的。[4]不仅如此，明见性研究是那种第一卷引之为论证前提的观念实在论之补充的思想在第二卷中也牢牢存在着，它意味着含义学和逻辑学对真理学和现象学的优先性，这已经体现为第一研究中赋义行为对直观行为的优先性，而它们的结构上的相互关系在第六研究真理认识名下得到了具体展开。

在第六研究开始，胡塞尔提出了是否所有的意向行为都具有构成意义的意指功能问题，第一研究实际上对此已经做出了回答，不是所有的意向行为都具有意指功能，直观就不具有，而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它是在真理和充实的主题下分析证实的。例如第五研究第四节那个例子：“一只乌鸫飞了起来”，我看见了并且做出了表述，意义是在感知中还是在表述中构成的呢?必须否定感知的作用，因为在同一个感知的基础上，一个表述听起来然而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我本来也可以说：这是黑的，是一只黑鸟;这只黑动物飞起来了，腾空而起等等。相反，当感知变化多端时，意义可以保持为一。感知和意义的变化不仅不成比例，而且在同一个意义下，感知者相对位置的每一个偶然变化都会使感知本身发生变化，而不同的人在感知同一个事物时，绝对不会具有完全相同的感知，更极端的情况是，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表述仍然具有意义，甚至是与原先一样的意义。

这个著名的感知分析例子的结论是很明显的，由于含义的同一性是独立于感知的差异变化之外的，甚至在无感知的情况下，含义也已证明可以独立存在，所以“含义不可能存在于感知之中，而只能存在于自己的表述行为中”，[5]换句话说，直观并不构成意义，只有表述或更准确的说，只有表述中的赋义行为才构成意义。直观对表述的作用仅限于为表述意义提供充实，它使意向对象当下化，但它本身不构成意义，没有赋义行为在其中起作用。

以穆里冈为代表这样学者认同感知和意义的分离，并将意指和意义看作为表述的专利，他们的观点正立足胡塞尔这里的论证之上。[6]他们没有注意到，即使是胡塞尔本人也很快对于这个结论的绝对性表示了犹疑，犹豫和动摇是在接下来的第五节对本质上机遇的表述研究中产生的。本质上机遇的表述是常常含有人称代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及指示副词等的表述，由于这些词的具体含义取决于说者具体的使用场景和当下经验，所以需要直观的辅助，例如，“这只乌鸫”作为一个纯粹的表述来说，它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它可以指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只乌鸫，只有借助于对该乌鸫的现实感知，甚至是昨天所见到乌鸫的回忆，这句表述的含义才能固定下来。不仅本质上机遇的表达如此，像“科隆”这样的专名，在胡塞尔眼里它是有意义的，也是如此。

以本质上机遇上的表述为代表的主观表述形式使胡塞尔处于尴尬的境地，为了维护第四节刚刚做出的直观并不构成意义的基本结论，他诉诸超越一切直观之外的单纯表述所意指的抽象意义，“这只”概念的基本含义是独立于多义性和歧义性之外的，同样不需要任何直观就可以使用和理解它，尽管它的意指方向不确定，“直观给予它(抽象未规定的含义)以对象方向的规定性和最终的差异。这个成就并不要求部分含义自身必须包含在直观中”，[7]他使用“规定”这样动词来扼要描述直观对含义的所谓“非本真的”贡献，感知只是“规定”抽象含义的行为，但并不“包含”抽象含义，所以结论仍然是，“感知本身并不构成含义，甚至都不部分地构成含义”，[8]它只是“实现”抽象含义的现实可能性，它直观地规定对象方向。

胡塞尔将潜能和现实的形而上学区分引入含义和直观的区分开来，直观只是意义自我实现的机缘或偶因而已，一种潜藏的抽象意义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第五研究第五节本质上机遇表述的分析墨守第四节的成规不敢突破，对比起来，第一研究对本质上机遇表述的分析要进步得多，在第一研究第26节，含义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纯表述含义上，这种含义他称之为“指示意义”，通过直观，它指向具体境遇之中“被指示意义”，即那种现实完成了的完整意义。因此如果直观对抽象的纯表述意义没有任何本真的贡献，那么它对“被指示意义”的贡献就是本真的。正是由于对直观作用“被指示意义”的认可，胡塞尔比第五研究表现出了激进得多甚而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不仅认为，关于“我”的一般抽象表述不能“直接和独自形成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只“存在于自身个性的直接表象中”，[9]甚至认为“这个词(指‘这里’)的本真意义在此时对此地的表象基础上构成”。[10]总而言之，现在意义的确本真地参与了意义的构成，并包含意义构成于其身。

遗憾地是，第一研究中对直观构成意义这个问题上的实事分析上的突破，只限于本质上机遇的表述等一小部分主观表述，随着一切含义的偏差被归于意指的偏差，胡塞尔不惜牺牲意指和意义的本质相关性，直观的意义构成作用被限制在主观意指而不是客观意义上，直观和意义仍完成着它们之间的有效隔离，直观构成意义问题上的局部肯定，仍屈从了总体否定的立场。胡塞尔以客观或科学表述为理想语言模型营造着他的表述和意义理论，一切主观表述在理论上都可以翻译为客观的理想语言，一切本真的意义都是客观的观念统一，以逻辑学和数学为典范的精确性概念潜在地制约着胡塞尔的理想语言追求，只是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中，他才能自觉地对之进行反省和批判。但这里的第一研究直观构成意义的短暂思想，很快就吞没于向客观表述之纯粹意义的还原运动中。

二

所以映现理论起源于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的分析，并且它和意向基本同义，纯直观则反之既没有一种映现的结构，也不是意向行为，尽管它的定义似乎是严格布伦塔诺式的，它指向并含有“内在的”对象，我相信胡塞尔在这里肯定想到的是内直观。而在外感知中，统摄概念表明的是映现理论在直观分析中的最初应用，体验内容和意向对象开始区分开来。至于构义一词，它没有应用于直观之上，即使在符号行为中它也没有和含义概念特别的关系，它仍是一种无含义的构义。对于《基本逻辑的心理学研究》所代表的直观概念，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有一个简短的评论，他说：“从本书中可以看出，我已经放弃了那里所偏好的直观概念。”[14]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于直观内在结构的探索最早出现在第五研究中，在阐述意向体验之可能性时，胡塞尔对感知进行这样的分析：“对我们更重要是在内容的此在和内容之间的区别，前者是被意识到的、但并未成为感知对象的感觉，而后者是指感知对象。对声音的例子的选择或者稍微掩盖这个区别，但并未取消这个区别。‘我听’在心理学上意味着我有感觉;但在通常用法中它意味着，我感知着某物：我听到了小提琴的柔板、鸟的鸣啾等。不同的行为可以感知同一对象，然而感受到不同的东西。对同一个声音，我们这一次是在在空间较近处听到，另一次是在空间较远处听到，反过来也一样：对同一个感觉内容，我们这次构义为此，下次构义为彼……在意识中存在着相同的感觉内容，但它们受到不同的构义，换言之，在同一内容的基础上可以有不同的对象被感知到。”[15]

这一段引文充分说明了三点：首先对原先的映现结构至关重要的内容和对象的区分，开始全面引进到直观的基本机构的区分中，胡塞尔区分了内容此在和内容对象，前者是感觉体验，而后者是感知对象。内容被感受，对象被感觉，在外感知中我看到的是对象，而不是我对直观对象的体验，感觉体验只有在内在感知才成为对象。而这两者的联系在于，我总是通过感觉指向感知对象的，感觉内容映现感知对象，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提及映现概念，但从第六研究22节开始，胡塞尔全面引入了映现理论念，来描述符号行为和直观行为的共同的基本结构形式。根据映现理论，感觉内容他称之为“映现内容”(reprsentierender Inhalt)或“映现者”(Reprsentant)，直观对象则称之为“被映现内容”(reprsentierter Inhalt)或“被映现对象”。[16]

其次，在感觉内容和感知对象之间，必须有一个连接点，否则在直观中，我如何通过我的感觉内容意向指向直观对象的呢?引文回答是明确的，正如在《直观和映现——对映现的分类》已经指出的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构义的存在。作为形式因素的构义的存在不仅一般解释了感觉内容如何意向指向感知对象的问题，而且也可以解释同一感觉内容为何会产生不同的对象：在蜡像馆中，根据同一感觉，我时而看到了活人，时而看到了蜡像;或者想一想著名的“鸭兔图”的例子。反之不同感觉却能产生相同对象：一个盒子的每一次旋转，都会产生不同感觉意识，但感知对象始终是同一个。胡塞尔强调说，构义是感知中相对于感觉单纯存在而“多出的部分”，但却是真正“赋予感觉以灵魂”的部分，他有时称之作用于感觉的“构义行为”或“统摄行为”，有时称之为“行为特征”。[17]所以随着感觉内容和感知对象区分的引入，是构义思想从符号分析向直观分析的引入。

但是，这个看来是极明确的立场就在第六研究开始中动摇了，当第六研究自发地提出，所有的行为是否都是意义给予行为的问题时，胡塞尔想排除的主要不是非客体化行为，他的攻击矛头所向主要是直观，通过“这只乌鸫飞了起来”这样的实例分析，即使面临着本质上机遇表述的困难，他仍反对说：“感知本身并不构成含义，甚至都不部分地构成含义”，与此相反，他坚持的是，“我们始终将符号行为看作意指行为，看作是表述中的意义给予要素”。[24]意义并不在直观中构成，它唯一发生于表述或符号行为中。第六研究问题的提出之初就意味着对第五研究基本立场的偏向甚至是反动，从而造成了第五第六研究基本倾向相冲突的结果。

在整本《逻辑研究》中，表述在含义的分析中都占有优先性，在第一研究中是如此，那里语言含义学分析实质是为第一卷引为最终目的的纯粹逻辑学表述服务的，含义学分析自觉地以逻辑学表述为理想型。即使在第五研究中，正如一些观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样，意向分析的典型例子仍然是表述而不是直观，虽然两者统一于普遍的意向分析的名下，从而具有最少的非现象学的陈规陋见。而第六研究中的真理学理论却是以表述和直观二元分立为开端的，它是充实的研究前提，但也正是在充实中，表述掩盖和篡夺了直观的意义构成机制和意义给予功能。

例如对表述和直观充实结构进行具体考察的第三章，是以充盈为线索进行的，也就是说直观的作用在于作为充实行为为符号行为提供不同程度的充盈，使得符号行为的空洞的意向对象在本真映现内容中展示。我听到的'“下雨了”这个词的物理声音，然而我对它的感知只是符号构义的基础，它的充实在于我对“下雨了”这个事件的想像或感知，这个想像和感知为符号行为提供“纯粹直观内涵”或“直观映现内容”，也就是充盈。但如果直观的作用被限制在于仅仅为符号行为补充映现内容，那么对直观行为内部的映现形式的探索，即对直观映现内容和直观质料的关系的探索，为充盈和表述行为质料的关系的议题取代了，而作为独立行为的直观，进而它的意义给予功能也遭掩盖和忽略了。

与“下雨了”这样简单的感知事例不同，胡塞尔注意到这样一些可以称之为有较多理解因素的直观事例：“我们将一个对象认识为古罗马的路标，将它的沟纹认识为风蚀的碑文”;或“我们将一个工具认识为螺旋站”。在这些直观中，词语并不出现，难道这不是直观中构义行为发挥明显作用的证据吗?理解和认识不正是建立在直观行为本身的意义构成上吗?但对此胡塞尔解释说：“当下的直观在心理倾向上引发了联想，联想指向意指着的表述;但仅仅是它的含义要素被激活了，后者现在反过来返回到引发的直观中，和直观混合在一起并具有着被充实的意向。”[25] 这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解释，在这里胡塞尔诉诸一种不在场的表述来解释直观的理解和意义因素。与其说不在场的表述统治着直观，不如说直观的意义给予功能被错误理解成了表述的意指功能，直观和表述的二元分立现在在直观中继续着它的分裂：一方面是所谓直观中的表述，另一方是仅被看作为充盈的直观。

但是“下雨了”直观为什么能充实它的表述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不用“桌上有墨水瓶”的感知呢?当胡塞尔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时，他指出是表述和直观“共同的质料”构成了“认同基础”。以此为契机，从25节开始，他引入保留着第五研究积极成就的映现理论：直观和表述一样，都分别有着各自的质料、质性和映现内容，并且质料和映现内容组成了“映现形式”，在符号行为中，质料和映现者的关系是“偶然的，外在的”，而在直观行为中，这种关系则是“本质的、必然的”。胡塞尔也提到了他在第一研究所作的意指含义(intendierende Bedeutung)和充实含义(erfüllende Bedeutung)的区分，那里他曾这样说道：“对于赋予意义的行为的意向本质的观念把握使我们获得作为观念的意指含义，与此同时，对于含义充实的行为的相关本质的观念把握也使我们获得同样作为观念的充实含义。” [26]值得补充的是，含义充实的行为这里特指“感知”，而充实含义则是“感知中的同一性”，是对直观本身的以质料为主，即构义意义为主的意向本质观念化的结果，它不同于单纯表述行为中的“意指意义”。现在根据第五研究的一般意识分析结果，或者他称之为概念塑造(Begriffbildung)成就的指引下，他说：和符号行为的意指含义相对，“充实意义作为完全相合充实行为的意向本质理解。”[27]第一研究充实意义理论从而与第五研究塑造的意向本质概念结合起来，共同验证着直观意义构成功能的存在。

在最早引入充实意义时中，胡塞尔就坦承自己的矛盾立场：一方面，将意义和含义从表述行为应用于直观，使用充实意义是因为充实说明直观有着与表述相平行的结构，因为与表述意义在表述中构成相比，充实意义“在直观中构成自身”;另一方面他对此又深感不安，觉得表述的含义垄断受到了威胁，从而倾向于认为表述的含义是一种绝对的含义，从而继续排斥充实含义。[28]

充实意义是上面提到的广义的构成意义。但与带有意向分析一般结论性质的质料或构成意义不同的是，充实意义是专属直观的特别概念塑造，因而是对意义在直观中构成特殊确证和证明，这个证明形成了下一节的分析的基础，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充实意义理论是对第六研究开头迷失的再次反转，而第六研究从根本上反第五研究的、表述对含义的垄断和独享的结论，在实践分析上，再次被第五研究挫败。

从《观念 I》的角度看待目前这场争论，值得指出的有两点，首先，直观中意义构成与否不再是需要反复辩白的问题，不仅在那里胡塞尔明确表示要将含义和意指从狭隘的表述扩大到整个意识行为，[29]而且在作为意义的意向相关项(Noema)问题上，感知充当着意义构成经典分析实例的角色。其次，表述不再拥有它在《逻辑研究》中对直观的事实上的优先性，与作为基本意向行为的感知相比，它是建基在基本意向行为上的逻辑层次，对于前表述的意义和含义意向而言，除了赋予表述以外，它再也“不是生产性的”。[30]在意义起源问题上，表述和直观的地位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

三

如何理解直观行为中作为意向本质的充实意义?由于质料是一般意向行为意向本质的主要方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就一般意向行为追问：质料是可以体验的意义吗?这个问题起初涉及的仅仅是质料的存在论定位问题，但在直观行为中，这个问题很快就转变为充实意义和映现内容的敏感关系问题，进而引发对意义观念性理解和直观构成模式的置疑。

质料是可以体验的意义吗?问题似乎带有矛盾的性质，观念意义如何能作为实项物，即内部经验到的此时此地的“实在物”被体验呢?众所周知，《逻辑研究》第二卷导言将纯粹逻辑学看作为含义科学，从而将含义与第一卷中的非心理内容的观念联系了起来，所以在《逻辑研究》中，逻辑学含义的观念性内涵占据了唯一合法地位。所谓观念，它是“无时间的”同一性，是和时间中实在或实项的杂多性相对立的概念。不仅如此从第一卷起，观念就是类的普遍性或者说种概念，正如判断的观念内容和实项的判断行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样，真理和认识行为也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具体体现在第二卷，它就是一般的本质性的观念含义和个别的非本质的意指行为之间的关系，借助于观念这层含义，它已经形成了在《逻辑研究》一二卷关系问题上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即第一卷逻辑学的观念含义具体化在第二卷的个别意向行为中。

但这不是一个逻辑矛盾，它是《逻辑研究》中质料这个概念真实处境的写照。也就说，胡塞尔对质料概念的使用实际上动摇在观念意义和实项内容之间，从而与他思想上一贯坚守的观念和实在的绝对区分前提相矛盾。

在第五研究16节，当胡塞尔最早引入质料概念时，质料是作为意向内容的一种引入的，而所谓意向内容，它是与实项内容相对立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可以内在给予的经验和经验内容。不仅如此，意向内容是“植根于行为‘种’性质”上的“行为特性(Eigenheit)”，[31]而作为种概念，非实项的意向内容和质料应就是观念内容或观念存在。与此完全一致，他还把质料和质性的统一看作为意向本质，本质只是对质料和质料作为行为一般而非个别特性的说明。当他将质料定义为，不仅规定意向行为的“一般对象”而且也规定意向行为“意指该对象方式”的行为特性，并赋予它构义意义的名称时，考虑到意义的观念特征，它事实上是再次毫无争议地强调了质料的观念性。

但是就是在此后不久，胡塞尔令人十分困惑地宣称，“质料意义上的内容是具体行为体验的一个部分，这个成分可以为这些行为体验以及完全不同质性的行为所共同具有。”[32]这看来不是一个笔误，因为胡塞尔马上又说到，在质料意义上，行为“与对象的关系是可体验的特性”。[33]有可以被体验的观念存在吗?为了维护更为基本的观念质料的内涵，是否对此论点应持否定态度?

将质料看作为观念存在具有可疑的性质。意向内容包含着意向对象、意向质料和意向本质三方面，意向内容是种，但《逻辑研究》没有任何证据可表明，意向对象可以理解为意向行为的种和其中的观念存在，尽管胡塞尔常常提醒读者把意向对象和实在对象区分开来，但也是只是对之不加以存在设定的理由而非存在差异。问题的混淆看来主要发生在“行为特性”这个概念中，胡塞尔使用这个概念的原因在于，首先质料和质性都是行为中的不可分的“抽象因素”，它们其次也可以为不同的行为所共有。但根据质料和质性是不可分整体的说法，“抽象”指的就是胡塞尔在第三研究第5节所说的“非独立性”，而在第二研究40节，胡塞尔特意提醒读者要将这种通过注意力进行的“关注”和种的抽象区分开来;对“因素”这个概念的使用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胡塞尔曾解释，“因素”只不过意味着“不独立的部分”而已。[34]其次，虽然胡塞尔习惯称“质料”为“行为特性(Eigenheit)，但很难把这个概念和另一个他更常用的行为特征(Charakter)的概念区分开来，他总是用之称呼行为质性，所以两个概念是平行概念。而在行为特征扩大的解释中，它是同时包括质料和质性的意指行为，即使可以作为特征为不同行为共同具有，但它仍不是观念，而是“具体的心理体验”，但却是作为含义本质相关项的心理体验。[35]与行为特性或特征的实项化解释紧密相关的是，胡塞尔虽然称质料和质性的统一为意向本质，但却是是“合乎含义的本质”，他说，“对这个本质的观念直观抽象产生我们观念意义上的含义”，[36]所以意向本质不是观念含义，它是观念含义抽象的基础。总之，这一切都表明将质料看作观念意义是多么不合理。

必须肯定胡塞尔思想交织在一起的两个基本倾向：一方面质料虽然被定义为构义意义，但还不是观念含义，它只是观念含义抽象的基础;另一方面，质料虽然是实项的心理体验，但却不是个体特征，而是带有共同性或种的含义那部分特征。前一个涵义使质料带有实在性，而后一个涵义使质料带有观念性，作为具体化在行为中的意义，由于它同时兼具这两重含义，所以与其像史密斯和麦克因斯泰尔那样同时设定实项质料和观念质料来说明问题，[37]不如说质料的涵义动摇在这两者之间。

作为扩充了的质料，充实意义也存在着上一节故意忽略了的两可性。一方面和第一研究中的定义相称，充实含义是意指含义的平行物，是直观行为中抽象出来的观念同一性，它是在直观中，“对那些与含义相符的东西加以观念构思的”结果，[38]胡塞尔在第六研究中这样说道。但他接下来立即改变了说法：充实意义“作为完全相合充实行为的意向本质理解。”如果意向本质只是“合乎含义的本质”，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作为含义实项对应物的充实意义是观念存在。

更重要的是，在直观行为中，如何看待充实意义和映现内容的关系呢? 在符号行为中，在缺乏映现内容的情况下，这种关系并不是问题，但在充实意义自身的定位不清晰的情况下，正确解决两者的关系形成了远比质料和充实意义的模糊性严重得多的关于真理理论的困境。

胡塞尔的真理理论建立在充实理论的基础上，所谓充实，是由直观行为向表述行为提供充盈。现在根据上一节的分析，直观行为和表述行为在质料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直观和表述具有相同的构义意义，充实意义和意指意义具有同一性。

困境来自德莱福斯的著名分析，他说：“让我们考察一下我们达到这一困境的步骤：首先，在第一研究中行为被区分为符号行为和充实行为。然后是尤其被认作为充实行为的感知行为，它再次被分为符号成分和直观成分。现在感知行为的直观成分自身再次被证明具有意向内容或符号成分。因此在此存在着意义同意义相符合的无限后退，在任何阶段对意指意义我们具有相应的充实意义。但在任何阶段充实意义都不含感觉的充盈。”[39]

与空的符号行为和充实性的直观行为相对的是意指意义和充实意义的区分，德莱弗斯相信，在直观行为中，如果充实意义是意指意义的相关物，那么它只是在直观行为内重新复活的意指意义，换句话说，充实意义只是新的意指意义，这样所谓的充实意义并未获得充实，它又需要新的直观行为为其提供充实，由此又将产生新的充实意义，由此以至无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充实在本质上是直观和表述之间质料和观念意义的同一，直观虽然表面上为表述的质料提供了充盈，但由于映现内容严格说来是与行为意义无关的个别内容，直观内容并未以任何形式进入到观念性的充实意义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同一性，充实意义才不包含任何充盈方面的东西”，胡塞尔说，“它不包含直观行为的整个内容”。 [40]在这种意义上，在直观行为只是符号性的表述行为的循环，因为即使在充实中形成了充实意义，它也完全是意指意义的重复，它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内容，因此充实就是形式上的单纯反复，对于所谓充实的可能性来说，直观行为和表述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填充的鸿沟。

困境的关节在于充实意义只是意指意义的重复，而要想否认这一点就必须回到充实意义和映现内容的关系中去，德莱福斯本人正是这么做的，他提出了“直观意义”(Anschauungssinn)的概念，他认为应该用它来填充表述和直观的之间的巨大鸿沟。直观意义指的是一种全新的意义概念，它的存在是与其意义对象的直观内容是不可分的。换言之，直观意义是一种“肉身化了的意义”(Incarnate Sense)，它不同于充实意义概念的地方在于，后者只与直观行为中的解释行为相关，而直观意义直接与直观内容相关，它不能从它使之活跃的直观内容中抽象出来。他认为这是胡塞尔最终所采取的立场，但不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采取的立场。

但在我看来，虽然直观意义的概念是一个创造性的提法，它的确反映了那些胡塞尔现象学中尚未得到明确化的动机的存在，但是这些动机已经出现在充实意义中，德莱福斯的全部论证建立在充实意义是意指意义的简单重复上，恰恰这一点不能为我所同意。

正如上面所论证的，胡塞尔否定直观中的意义构成，的确反映他具有的表述优先的根深蒂固立场。但鉴于他几乎总是把含义意义上的意义和表述联系起来，与其说他严格反对直观中的意义构成，不如在术语上说，他反对直观中的含义构成。这里所指的含义，在一种逻辑学的观念意义上，和充实意义不同的是，它具有清晰的语言范畴形式和严格的观念性。

所以否认意义在直观中构成就具有了隐含的积极意义，它来自于对于直观中的意义形态正确的实事分析，这种分析使胡塞尔相信，直观中的意义不同于逻辑含义，它的观念性地位是难于捉摸的，意义是混沌的甚至是前语言的。但是胡塞尔没有能正确表达这种想法，它总是急于服从表述至上的动机，这就是他为什么有时对直观的意义构成全面否定的原因。

上一节末尾已经表明，胡塞尔对充实含义使用含义这个词表示了忧虑，而倾向于只在表述中使用它。在第六研究28节中可以看到他立场的继续后退，他用充实意义来替换充实含义，而把含义仅理解为表述含义;他不再提充实意义是对直观意向观念把握或观念直观，他称其为对“对那些与含义相符的东西加以观念构思”的产物，从而将其实在观念存在的涵义淡化;再后来，他干脆把充实意义理解为意向本质，一种在直观行为中以质料为核心的具体意义，从而与此前他严格反含义在直观中构成的立场字面上相一致。

在观念内容和实项内容之间动摇的充实意义因此具有了全新的内涵，它不是概念上的含混和混乱，而是对直观中意义构成问题的更深入的揭示。

将直观的质料，或者也可以说，将充实意义置于直观的映现内容之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看作为其实项的组成部分，是在现象学直观意义理论上的进步，即使这里也不能简单说，充实意义是实项的，但的确可以发现直观意义在具体分析中从观念意义向实项意义的“位移”，它类似于康德“图型”在直观和范畴之间的中间地位。

另一方面，如果说胡塞尔曾简单地将充实意义看作为意指含义的模仿，而认为它“不包含直观内容”，那么他的立场确实发生了改变：胡塞尔在一般直观建立了质料和映现内容的本质关联，在纯粹直观中将质料纳入映现内容中。如果这还不够充分，那么可以继续指出，在内在感知中，胡塞尔实际上取消了质料和映现内容的二元构成模式。这种形式和内容的二元构成模式是建立在体验内容和对象区分基础上，即使在纯粹直观中胡塞尔还想保留这种区分，[43]但在相即的感知中他完全取消了它，他告诉说：“直观的映现者就是对象，就是它本身。映现内容和被映现内容合而为一。”[44] 这里自然没有构义行为的容身之地，所以在谈到作为相即性感知的内在感知时，他说到：“我们简单接受这种体验，而不是释义这种体验的情况下才能具有相即感知”。[45]而在一开始引入构义行为时，他特地补充说，要将相应感知的情况排除在外。[46]而正是此后对内在感知进一步分析中，胡塞尔发现自己无法维持构义行为和构义内容的二元构成模式，[47]或者说质料形式和映现内容的两分。与此相关，由符号行为移植到直观中的映现理论和映现直观概念也遇到了直观自身的抵抗，它和作为事物自身给予的直观概念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冲突。[48]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在直观中取消意义，而是相反，它期待着对直观中的意义问题一种非形式因素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仍带有映现理论和形式化痕迹的充实意义显然已经不太恰当，毋宁说使用直观意义的说法更好些。

今天围绕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这个概念人们仍产生着巨大的争议，众所周知，胡塞尔在《观念 = 1 * ROMAN I》中，将感知相关项同时标示为感知意义。从古尔维奇、福洛斯达尔到史密斯和麦克因斯泰尔都将之看作同一的观念意义，但这不能解释胡塞尔为什么在那里将直观的显现和充盈看作为感知内容的意向相关项，充盈和感知意义直接重合了。贝耐特则试图根据1906-19的材料考证：感知相关项具有个体化的特征，它既不是实项内容，但也远不是同一的观念。[49]而根据本文的分析，这种对感知意义的解释可能性道路实际上已经由《逻辑研究》所开辟。而韦尔通在解释感知意义的起源时，试图用发生现象学的综合来反对静态现象学中直观内容和构义形式的二分，将感知意义在其中发生作用的“源始直观”和语言意义在其中发生作用的作为语言附属物的“认识直观”区分开来。[50]但本文也认为，决定性的分裂思想动机已经在静态现象学内关于认识直观的学说中出现。最后我对德莱福斯的困境回应如下：德莱福斯正确地指明了胡塞尔真理理论的困境，这种困境由于将直观和表述、充实意义和意指含义简单类比所引起;但德莱福斯忽略了胡塞尔的充实理论中的积极因素，那种来自实事分析的直观和表述，充实意义与表述含义的离心运动所包含的解答可能。

四

描述范畴直观的范畴映现理论为什么是失败的?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分册的再版序言中，胡塞尔承认：他“不再赞同范畴映现的学说”。[51]没有理由认为胡塞尔放弃的是映现理论本身，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形式和内容模式一样，他一直保持着它们在超越感知分析上的效力，他也没有放弃对观念和本质直观的思想，在先验现象学内他继续提出本质变更的方法。因此，是映现理论应用到范畴直观上出了问题。

范畴直观学说以第六研究第六章为起点。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包括两类行为，一类是综合直观，另一类是普遍直观。第六章提供了大量例子，来证明这两类直观的存在，进而证明从感知直观向范畴直观的拓展是合理的。具有代表性的首先是谓词“是”的例子，对“这张纸是白的”这个表述，当我看到一张白纸并且做出“这张纸是白的”这个表述时，表述获得了充实。但对纸的直观和对白的直观，以及它们形成的感性统一都不足以让这句话得到完全的充实，这里总有一个意义剩余：“白地是着的纸”，它是使白的含义和纸的含义相统一的东西，虽然关于白和纸的感性直观不能提供它的充实，可是“这张纸是白的”中的意义剩余，还是能在我看到一张白纸时形成了充实，因此有一个建立感性直观基础上的范畴感知的存在。在普遍直观中也是如此，我看到的总是个别的红，无论是在直观还是想像中，可是关于红的普遍概念立即获得了充实，一个普遍的红现时被给予了我。因而得以初步确立的两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着范畴直观，并且范畴直观奠基于感性直观的基础上。

以范畴映现理论为目的的第七章承担的基本任务是，通过一般直观的映现理论，深入地完成范畴直观隶属于直观共同体的论证，并且同时在结构上揭示范畴直观奠基于感性直观的可能性。范畴直观有独立的且奠基于基础直观质料吗?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它还可以具有不同于基础直观的质性，但是在映现内容上他发现了“严重困难”，困难来自于如何确定范畴直观的映现内容，它构成了整个范畴映现理论的核心，并决定了它的成败。

毫无疑问，作为直观行为，范畴直观必须具有映现内容，否则它就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行为。这个映现内容无论如何也不是基础直观行为的映现内容，在“S是P”的例子中，无论“S”和“P”指什么，以及对它们感性直观的直观内容有什么变化，甚至无论构义形式是感知还是想像，“是”都通过它们之上的范畴直观自身给予，所以在奠基性行为和构义形式的所有变换过程中，对于每一个被奠基的范畴直观来说，映现内容都是同一个。因而范畴直观存在着自身的映现内容，范畴直观就是映现。

范畴直观的映现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胡塞尔回答说，它是心理纽带，是联结基础行为的心理纽带。心理纽带概念明显是《算术哲学》中“心理联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心理联系建立在集合连接基础上，它连接的是抽象掉料其个别内容的元素，从而形成不受制于其元素内容心理联系，而这正是它和物理联系根本区别之一，此外，作为布伦塔诺意义上的心理现象或心理行为，心理联系也是反思内容或内感知内容。[52]

这些规定在《逻辑研究》几乎都保留了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胡塞尔对心理纽带那些说法：心理纽带不是一个建立在其元素内容属或原始属基础上的感性统一(物理联系)，作为奠基性行为的心理纽带，它从感性直观内容多样性中解放出来，这是它之所以能充当范畴直观映现内容的基本原因。它也解释了胡塞尔为什么突兀地称映现内容为反思内容的谜底，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将映现内容的体验混同内感知会带来的麻烦。根本的不同是，与直接成为范畴对象的心理联系相比，心理纽带作为心理的统一不再是客观的统一，行为的联结不是客观的联结，它最多帮助客观的联结即范畴现象出来，它只是范畴直观的映现内容。

但是胡塞尔经常强调指出，心理纽带联结的不是任意的行为，作为范畴直观基础行为的只能是感性直观。例如，在算术等式中，被意指的同一性并不被体验和被感知，只是被意指;而在两个感知或想像中，颜色的同一性则是或多或少地被充实了的同一性。范畴直观所构义的是“在现实的(‘现实的’即是说本真的、直观的)认同和合取等等之中被体验的心理纽带”。[53]心理纽带因此是基础直观行为联结中的心理纽带，这也是为什么像图特根哈特这样的阐释者认为“范畴行为的直观性取决于综合的(在感性上受限制的)现时实行之真正决定性特征的原因”，[54]换句话说，范畴直观之所以是直观，建立于感性直观及其现时联结的基础之上。

胡塞尔继续着他对心理纽带的研究和限制，因为心理纽带联结是基础行为，但是它联结的看起来不可能是基础行为自身的映现内容，如果那样，它与心理纽带的抽象特点相冲突，从而让范畴直观的完成受到感性内容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确定，综合的因素绝不在属于基础行为的映现者之间产生任何直接的纽带”。[55]映现内容不构成基础行为的行为特征本质，心理纽带联结的基础行为的“心理特征”或“属的体验”，它就是行为的“意向本质”，另一方面也简单说就是行为的质料，“基础行为综合中的范畴因素所联结的不是基础行为的本质之外的因素，而是它们双方的本质之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联结者它们的意向质料，并且是在真实的意义上奠基于其中。”[56]本质性的质料“超出”偶然性的映现内容，只有它才能充当为范畴直观的映现内容奠基的使命。

胡塞尔没有意识到，范畴映现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范畴直观的质料奠基于基础行为的质料之上，现在它的映现内容同样奠基于基础行为的质料上，虽然以心理纽带把它们联结起来。范畴映现因而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构，它的质料，作为基础行为质料的组合，构义的是作为其基础行为质料联结结果的映现内容，简而言之，质料构义的是对自身的体验。像门什这样的敏锐批评者因而指出，范畴行为实际拥有自我充实的结构，他归咎于质料概念的歧义，作为观念内容的质料现在对自身的体验，对实项的属体验进行构义。[57]鉴于这种属体验不是别的，它就是作为实项体验的质料本身，结果是，在范畴直观中质料的观念面对实项面进行了自我构义，或者说，实项质料对观念质料进行了自我充实。

它带来另一个困难是，如果范畴行为建立在基础行为的质料之上，基础行为还有必要是直观行为吗?符号行为与直观行为拥有相同的质料和意向本质，映现内容一开始就必须被排除，看来范畴行为奠基于符号行为也能完成直观，对于范畴行为的质料和映现内容而言，符号行为都是充分的。理论上，这里没有也不需要感性直观的“现实实行”，空洞的符号意指满足范畴直观的一切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范畴直观在范畴映现中完成的自我充实就是自我摧毁。

第二个困难在实践上体现在第一研究关于观念直观的学说中。在第一研究中提到观念直观的几处，[58]观念意义来自于对赋义行为的观念直观，而那里赋义行为是表述行为的同义语，直观是对赋义行为的充实，因此观念直观的基础行为只能是表述。在第二研究引论中，他甚至说：“含义和表述的关系就是红的种类和直观的红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他也提到了基础直观，但这个基础直观是什么呢?它是“被理解的表述的体验”。[59]在我说出“拿破仑”一词，我就完成了观念直观，因为无需对拿破仑进行想象或图画的观看，我内在体验着这个表述行为，并完成对这个表述行为的观念直观。如同对质料心理纽带的内感知内容取代了真实的映现内容一样，对表述行为的内在感知偷换了对行为对象的感知，造成的结果是，纯表述等于观念直观。

图根特哈特和门什解释上的冲突是胡塞尔范畴映现理论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质料概念的两面性：范畴直观的质料同时也是范畴直观的映现内容;也在于范畴直观中对象和质料的一般性和感性内容的特殊性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是胡塞尔拒绝感性内容的构义内容地位，从而让范畴直观切断了和现实感性内容的联系，远居于一般质料和意义的自我规定之国。尽管无法证实是何种理由迫使胡塞尔放弃映现理论在范畴直观上的应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范畴直观的直观性取决于可充实的质料，或者说充实意义，为了规避质料自我充实的难题，这意味着，仍需对基础直观的感性内容和范畴直观一般质料的关系做出有效回答。实际上，建立在质料形式和直观内容截然二分基础上的构义理论遇到了它的基本限度，意义的起源并非来自构义质料和直观内容的关系，这里没有一种分裂了的意义形式和直观内容的重新聚合。在晚期的《经验与判断》中，由于观念意义不再被看成本质，那种作为范畴映现理论替代物的本质变更理论似乎也失去了效力，这意味着观念意义问题必须最终直接诉诸来自直观内容的一种发生学解释。

在一种对象化了含义上，范畴直观是意义是否在直观中构成问题深入的回答，这是因为范畴直观同时具有两重意义：一个对象化的观念含义和一个非对象化的充实意义，第一个含义取决于对第二个意义机制作用的回答，而后者又取决于如何解释充实意义和直观内容的关系。《逻辑研究》中的范畴直观从而表明自己首先和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意义的感性起源理论，尽管它仍深陷形式和内容模式的桎梏之中。

直观和意义的问题是《逻辑研究》中最复杂的难题，它反映了现象学创始人在这个问题的自相矛盾的各种努力，但同时也留下了他思想运动的珍贵记录，它触及了《逻辑研究》几乎所有关键性工作及其限度。如果把《逻辑研究》这部现象学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比作一个幽深曲折的迷宫，我相信，直观和意义问题则是走出这个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5] 《逻辑研究》第二卷，A486 / B214。

[6] 参见穆里冈(K. Mulligan)，《论感知》，载于史密斯和伍德霍夫主编的《胡塞尔剑桥指南》，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第171页。

[7] 《逻辑研究》第二卷，A486 / B214。

[8] 同上书，A486 / B214。

[10] 同上书， B185。

[11] 胡塞尔，《逻辑学和认识论导论——1906至19讲座》，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1984，第443页。

[12] 胡塞尔，《文章和书评(1890-1911)》，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1979，第107到108页。

[13] 同上书，第406页以下。

[15] 同上书，A360-361 / B1381。

[19] 同上书，A365-366页。

[20] 同上书，A390/ B1415-416。

[22] 同上书，A563以下/ B291以下。

[23] 同上书，A524/ B253。

[24] 同上书，A532/ B260

[25] 同上书，A532/ B260

[26] 同上书，A51/ B151。

[27] 同上书，A567/ B295

[30] 同上书，第287页。

[31] 《逻辑研究》第二卷，A375/ B1398。

[32] 同上书，A387/B1411。

[33] 同上书，A388。

[36] 同上书，A392/B1417。

[38] 《逻辑研究》第二卷， A567/ B295。

[40] 《逻辑研究》第二卷， A568/B296。

[42] 同上书，A560/B288。

[43] 参见《逻辑研究》第二卷，A554以下/B283以下。

[44] 同上书，A590/B2118。

[45] 同上书，A712。释义是构义的同义词，在第二版中胡塞尔用构义概念完全取代了释义。

[46] 同上书，A363/B1364。

[47] 参见波姆，《从现象学立场出发》，第106页以下，另请参见索可洛夫斯基，《胡塞尔构成概念的形成》，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1976年，第99页以下。

[48] 参见贝耐特(R. Bernet)、凯恩(I. Kern)、马尔巴赫(E. Marbach)主编，《胡塞尔现象学引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第116页以下。另请参见让(B.Rang)：“映现和自身给予性——胡塞尔早期作品中感知现象学的窘境》，载于《现象学研究》第一期，1975年，第105-137页。

[49] 贝耐特：《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载于耶瑟林(S. IJsseling)主编，《胡塞尔专刊和胡塞尔研究》，克鲁沃出版社，1990，第61-80页(参见倪梁康先生译文《胡塞尔的“Noema”概念》，载于赵汀阳主编，《论证》，，第150-170页)。

[52] 胡塞尔，《算术哲学》，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1970，第16、63、68、69页等。

[53] 《逻辑研究》第二卷， A645/B2173。

[55] 《逻辑研究》第二卷， A646/B2174。

[56] 同上书，A647/B2175。

[57] 参见门什(J. R. Mensch)，《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存在问题》，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1970，第145页。

[58] 参见《逻辑研究》第二卷， A51/B151 、A56/B1/56、 A103/B1103。

[59] 参见上书， A51/B151

篇10：想象、再现与重复--德里达对胡塞尔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及其意义

想象、再现与重复--德里达对胡塞尔关于实在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及其意义

本文主要讨论了德里达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作的关于“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无论是真实话语还是想象话语,首先都是一种“本源的重复结构”.这种本源的重复比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的区分更古老,它是一切话语乃至一切符号的“共根”.本文详细梳理了德里达的解构过程和解构策略,并指出这种解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构传统形而上学所确立的本原与替补的差异体系,由此揭示了这种解构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

作 者：朱刚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广东,广州,510275 刊 名：现代哲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MODERN PHILOSOPHY 年，卷(期)： “”(1) 分类号：B565.59 关键词：符号   真实话语   想象话语   重复   本原   胡塞尔   德里达  

篇11：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与道德教育的发展论文

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与道德教育的发展论文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当代西方道德发展心理学中立足于“知”和“行”的最富影响力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道德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这一理论的出现，不仅对西方传统的道德教育提出了挑战，还引发了学校道德教育的改革。科尔伯格在50年前提出的两难故事讨论法、公正团体等德育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道德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这一理论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看清我国中学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之反思

阶段理论是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其主要内容是：(1)道德发展与认知发展有密切关系，认知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基础，道德发展不能超越认知发展水平;(2)道德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阶段进行的，儿童道德判断水平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3)道德发展阶段具有不可逆性;(4)道德发展的本质动机在于寻求社会接受和自我实现，有赖于个体对社会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

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认知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系：道德发展以道德认知为基础且平行发展，认知水平高的，道德水平就高;认知水平处于什么阶段，道德水平就处于哪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科尔伯格提出，人的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水平、六个阶段，每个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前习俗水平。这一水平的儿童从行动的结果及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出发来评判善恶是非，包括第1和第2阶段：第1阶段为惩罚与服从的定向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以避免破坏规则而受到惩罚为道德判断标准，没有能力思考权威背后的道德准则。第2阶段为个人主义、工具性的目的和交易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首先考虑的是规则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科尔伯格指出，大多数九岁以下的儿童、部分青少年、大多数少年犯和成年罪犯都处在前习俗水平。[1]

习俗水平。处在这一水平的人内化了社会规则，能遵从现行社会秩序，且有维护这种秩序的内在愿望，包括第3和第4阶段：第3阶段是相互性的人际期望、人际关系与人际协调阶段。该阶段的个体把是否为大家喜欢和称赞，是否对别人有帮助作为判断对错的标准，即所谓“好孩子”阶段。第4阶段是社会制度和良心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个体认识到普遍的社会秩序，强调要遵守法律以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或群体的利益。

后习俗水平。处在这一水平的个体的道德决策取决于平等社会中全部成员一致认可的那些权利、价值和原则，包括第5和第6阶段：第5阶段是社会契约或功利和个人权利阶段。该阶段个体坚持维护基本的权利、价值观和合法的社会契约，甚至认为在它们与所属群体的具体规则和法律发生冲突时也应该如此。第6阶段是普遍的伦理原则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人遵守自己选择的伦理法则或原则，认识到法律和其他社会契约是建立在这种法则之上的。当法律违背了这些法则时，人们会按照法则行事，因为这些法则是普遍的公正原则。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表明，个体道德阶段的发展是一个由低(阶段1)向高(阶段6)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是一次一个台阶地通过各个道德阶段的， 同时道德阶段的发展是不可逆的。

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因时制宜地进行道德教育，不能操之过急地拔高，也不能滞后。比如说，对于处在第1阶段的儿童，我们可以采用训诫的方式告诉他打人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面对处于第4阶段、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高中生时，简单的训诫显然就不适合了。他们的认知水平远远高出前者，如果老师简单地采用批评惩罚的方式，他们就会不服气，即便嘴里承认错误，心里也不以为然，甚至还憋着一口气，寻找机会发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可以采用说理、民主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在心悦诚服的同时提高道德认知能力。

二、科尔伯格学说对中学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

道德认知理论的提出在西方道德心理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们反思中学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启示，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一)改革德育模式，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

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向人灌输某种既定的道德规范，而是培养人们对各种问题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那么，如何有效提高儿童的判断能力呢?科尔伯格把“必须在学生中引起真正的道德冲突和意见不一”作为道德教育方法的三大原则之一，他提出的道德两难问题法，用情境故事设置道德冲突并提出道德问题，让被试在自己的反应中“投射”内心的观念，反映出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被广泛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科尔伯格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学的道德教育。长期以来，我国强调的是以灌输为主的传统道德教育方法，它把一种固定不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判断从外部强加于人， 而不是启发人在精神道德的冲突中如何做出成熟的判断和推理，合理地选择道德行为。

中学生是具有较高道德认知能力的群体，死板的说教、强制的灌输无法在他们心底引起共鸣，也无益于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因此我们建议，学校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可大胆吸收采用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来改造学校德育。通过开展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符合他们的道德发展阶段的道德两难问题的讨论，促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道德问题，从道德冲突中寻找正确的答案。

(二)尊重道德认知的发展规律，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进行道德教育

最近发展区理论是由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Vygotsky)[2]提出来的。维果茨基的研究表明，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和促进作用，但需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儿童还不能独立地完成任务，但在成人的帮助下，在集体活动中，通过模仿，却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

科尔伯格在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发展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他认为，道德发展阶段具有优势性，即儿童能够理解所有处在他们现有阶段以下的道德判断，且至多只能对他们所处阶段以上的一个阶段的道德问题有某种程度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儿童现有道德水平1的基础上，实际上存在一个准道德水平2，这是向道德水平2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因此，在道德教育中，教育者所提倡的道德水平应该是高于儿童现有水平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准水平2。可见，道德教育水平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只有找到最近发展区，才能使儿童的`道德品质更好地向高一阶段发展。[3]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通常忽视这个“道德发展的最近发展区”，不顾及道德发展阶段规律，教条式地搬用一套成年人的道德观念施教于尚处在低常态水平的学生。这种跨阶段的道德教育，远远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从而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一种道德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往往和一个人的认知心理发展、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制约程度以及无数次道德冲突中的经验积累有不同性质的联系，因此，这也就成了处于低常态水平的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超常态水平的道德行为的主要原因。

科氏也从实验角度证实了这一点。他曾和受试者进行谈话，确定他们达到的道德发展阶段;然后告诉他们一些第六阶段的道德判断，要求他们根据每个人的理解用自己的话重讲一遍。结果表明：所有的受试者只能按照比他们已达到的阶段再高一阶段的理解来表达这些判断，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用超过他们现有阶段二个或三个阶段所理解的意义来表达这些判断。这一实证材料再好不过地表明：超越阶段的道德教育是徒劳无益的。

因此，我们建议学校尊重道德认知发展规律，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开展道德教育，而不是强行灌输超出他们道德认知水平的条条框框。笔者曾经在讲授“责任感”时在学生中开展以“责任感就是…”为主题的课堂讨论，学生们通过热烈讨论，最后总结出“不滴水的水龙头、干净的洗手间、人走灯灭”等十大责任。由于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学生对这一概念便有了比书本上枯燥抽象的定义深刻得多的理解。

(三)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中学的道德教育从“教会顺从”转型为“教会选择”

确立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是指把德育的外在要求转化为学生自觉学习提高的内在需要，使学生主动认可教育目标，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汲取教育内容，创造性地加以内化，形成正确的思想品德，同时能动地反作用于教育者，影响教育者，做到教学相长，最终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4]

迄今为止，我国中学道德教育基本上只是一种“教会顺从”的道德教育，它要求青少年学生无条件地认同既定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既包括制度化了的、成文的道德约束，譬如“中学生行为守则”之类的道德规定，也包括非制度化的、未成文的道德命令，如学校与教师对中学生提出的某些特定的道德要求。除此之外，青少年还需要无条件地接受既定的道德教育过程。在这种道德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单纯的“教与学” 的关系，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可以说总是被动地属于“教育”“转变”的对象，从未被真正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从未被允许对各种道德取向进行自己的独立的“选择”。

在科氏看来，道德教育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培养和发展被教育者的主动性，应用受教育者自己的道德判断(而不是教育者的道德判断) 去选择他自己的行为，这才是道德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

因此，学校与教师应该以一种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对社会上或生活中的道德问题采用探讨的方式，而不是训诫的方式。在教学与生活中平等对待学生，尊重个体差异性，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强迫学生接受完全一样的道德戒律和道德立场。允许学生参与道德规范的改造和反思，而不是把学生看成是被动的道德规约的接收者。学校和教师应对学生提出富有启发式的道德评价，而不是把自己置于训导者的位置，对学生进行不容置疑的道德裁定。

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与既定道德规范与道德取向不一致的现象，教师应与学生认真讨论，把包含矛盾和冲突的道德事件客观地介绍给学生，师生开展平等对话，让学生自己进行独立的道德判断。教师不再是裁判者，而是引导者。引导也并不一定要回到传统的道德规范上去，可以通过讨论，共同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只有在民主的气氛中，采用民主的方式，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情感上愿意接受道德教育，而不是口服心不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平。

我们的课堂可以引入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激发学生认真思考、积极讨论，比如针对社会上“做好事反被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班上展开讨论：该不该做好事?舍己为人对不对?救人被讹怎么办?是什么导致现代人的冷漠?师生开展平等对话，学生自主判断选择。

只有当我们的道德教育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从人出发，我们的学生才会从“顺从”转型为“选择”，道德认知能力才能真正得以提高，“知”也才能真正转化为“行”。

由此可见，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我国中学道德教育的启示和意义是多方面的。既然人的道德认知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普世性的道德原则，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道德教育也终将打破狭隘训教主义的桎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的道德发展潮流之中，为促进普世性道德价值观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3]L・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M].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3，56.

[2]高文.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取向[M].外国教育资料，1999(3).

[4]石鹏远，李创斌.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评析[J].教育研究，2006(8).

第3篇：分析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社会价值论文

分析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社会价值论文

1对翻译的影响

涵义决定指称原则是弗雷格涵义与指称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规定当涵义相同时必然会出现指称相同的情况；但与此同时，同一个指称又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涵义，而同一个涵义也可有不同的指称，因此即便是同一种语言也存在涵义与指称之间，有时是统一的，有时不统一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不同语言之间显得更为错综复杂，这在无形之中就给我们进行翻译工作设置了障碍，因此，涵义与指称是否保持一致是我们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时刻注意的问题

1.1当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一致时

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对翻译的影响很大，正如刘泌庆所认为的那样，专名如果在语法上是合格的，那么它所形成的正确的表达式就具有涵义。专名是否有涵义与其在语法上是否合格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只要它在语法上合格，那么它本身就存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虽然不同种类的语言具有的表层结构各不相同，但是所有语言却有着一样的深层结构。而语言的深层结构就是不同种类的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桥梁。虽然，语法上合格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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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诠释弗雷格的涵义论文

诠释弗雷格的涵义论文

[关键词] 弗雷格；涵义；指称

[摘要] 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著名观点，但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因而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从认知价值和同一关系两方面，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分涵义和指称。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主要有三种功能，由于概念模糊而功能广泛，弗雷格的涵义概念产生了诸多困惑。

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著名论点，弗雷格通过讨论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及其区别阐释，他的意义理论的思想。但是，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一些说明的例子，因而，弗雷格的“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谜点。这个问题之所以仍然值得探讨，首先是因为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基本教条的理解分歧无存；其次是因为对弗雷格“涵义”概念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今意义理论的发展。

一、区分涵义和指称的理由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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