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位职责人是谁（精选4篇）_人资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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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岗位职责之档案究竟是谁的职责
档案整理究竟是谁的职责
王旭：1956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规定：“各机关办完的文书材料，应该由文书处理部门整理立卷，定期向机关档案室归档……可以使机关档案室腾出手来，做好档案的整理和组织利用等工作，更好地为机关工作服务。”那幺，整理档案的工作，究竟由文书处理部门来做还是由机关档案室来做呢?而1987年出台、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八条又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也就是说，整理档案是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职责之一。档案整理究竟是谁的职责呢?文书处理部门、机关档案室还是各级各类档案馆?
浅草：在正常条件下，档案室接收文书部门和业务部门按照归档要求立好的案卷，档案馆接收各机关按照入馆要求整理移交的案卷。档案馆和档案室的整理任务，主要是检查案卷质量，制订馆(室)内分类排列方案，进行案卷和全宗的系统排列以及案卷目录的加工，对已接收但不完全符合整理要求的案卷进行必要的部分加工整理；对由于遭受损失、销毁与移出等各种原因，致使整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档案进行新的系统化调整。
longzhengyi：举个例子，规划局档案中心有几个职责：①定期接收房地产开发商的项目归
档文件；②监督指导下级规划部门的档案工作；③保管本部门的相关档案。对于房地产开发商上交的项目文档，开发商负责整理，档案中心负责审查是否齐全、是否规范，若不规范，则可以打回去让开发商重新整理；对于下级规划部门的档案工作，档案中心负责指导和检查其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等工作的进行情况；对于规划局的档案工作，档案中心负责收集、整理和保管规划局在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文档材料。因此，文档中心有整理档案的职责，同时，开发商和下级档案部门也有整理档案的职责，只是整理的档案不同。
伍振华：档案馆(室)的“档案整理”与非档案机构(如文秘、业务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档案整理”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如实际整理内容、范围、要求等)吗?换言之，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或可能：档案机构和非档案机构在不同的层面或意义上，都存在“档案整理”的问题。
王旭：让各业务机关整理档案在现实中就有“现成版”的，比如会计档案，档案馆整理会计凭证吗?随着各业务领域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紧随其后的档案业务有了明显改观，而档案馆并不参与整理此业务之中。档案馆应该把精力集中在“需求”主导下的利用研究上来，人家怎幺整理不关你的事，你只要懂得利用这种整理状况中的档案就行了。
maoyue：文书部门的整理只能是初步整理，档案部门的整理应是系统整理。档案整理就是使档案有序化的过程，也是档案业务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档案部门不整理档案，而将档案质量寄托其他部门身上，能有很好的效果吗?上世纪50年代，我国学苏联改成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反对者有一句名言：“档案室立卷是天经地义的。”档案部门对文书部门进行业务指导，指导它们干什幺?当然，是怎幺整理符合要求，做的是档案整理工作——属于档案业务工作。
王旭：档案部门对文书部门进行的指导工作，就是指导文书部门整理档案。这种指导，当然是档案业务工作，但并不是说档案部门要承担整理档案的任务。从目前《档案法》的意思来看，档案部门就得整理档案，文书部门没必要做整理档案这项工作，因此，档案部门无“法”指导文书部门整理档案。
刘子芳：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档案的整理应该是机关档案室、各级档案馆的责任，这是法定的任务和职责。但是，这里的“档案整理”，并不是指文件的归档整理。是指接收、征集档案全宗的区分，案卷的排列、编号、上架、编目、装盒等工作。而文件的归档整理，应当是机关文书部门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第十章、《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七章已有明确的规定。《档案法》中规定，机关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其中，就包括对文件归档整理的监督和指导，依据是《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由此看来，《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并没有错，也不存在相互矛盾。
周小丽：同意刘子芳的观点，具体的整理工作还得由各单位档案室负责。至于档案馆的“整理”，除了接收以后的后期排号上架等工作外，还包括对一些不规范的案卷进行整理。但整理工作的主要责任人是各有关单位，而不是档案馆，要不设档案室何用?档案馆的工作重心不应该在整理档案上。
樊小伟：市级馆每隔20年移交一次档案，县级馆每隔10年移交一次档案。在移交档案之前，档案馆都要制定移交接收计划，制定严格的移交接收档案标准，并在接收档案时严格检查，不符合要求的要拿回去继续完善。因而，没整理好的档案不可能移交进馆，也不便于机关档案室提供利用。再者，在机关档案室排列有序的档案进馆入库以后，档案馆对接收进馆的档案的整理也是必要的，是建立有序的检索查询系统的需要，是日后提供利用和管理馆藏档案的需要。因此，给这些新进馆的档案按单位设立一个全宗号，在案卷目录上加“馆编号”(2000年前，按卷整理，案卷目录格式上设置有“馆编号、室编号”。2000年后，立卷改革后的档案还没到进馆期限)，装订好案卷目录，入库上架，使其有一个固定的库藏位置，并建立好全宗卷，完成整理工作。
王旭：看来，整理工作的重心是档案室，档案馆加馆编号，建立索引系统也进行了一定的整理，档案室、档案馆都有整理档案的职责，只是操作方式不同。
huangking：这个整理犹如加工一样，对不同层次分为初次加工、再加工、深加工等。企业文书部门按照档案室给的要求予以整理，档案室才可以综合整理。如跨部门材料的整合之类的，档案馆再整合档案室移交的档案。当然，还有鉴定、修整等后续工作。
王旭：文书部门整理档案、档案室再整理档案、档案馆再整理档案。“初次加工，再加工，深加工”，该比喻很形象，意思就是，整理档案的职责最起码涉及三个部门，大家都在做，大家都可以“踢皮球”。
maoyue：我国档案界似乎不承认文书部门整理的对象是档案，认为文书部门整理属于文书工作的内容。一旦承认文书部门整理的对象是档案，就等于告诉文书部门“做的就是档案工作”。这样一来，文书部门就会很有意见：既然是档案，就应该档案部门整理，不然，要档案部门干什幺?
王旭：maoyue老师这句话，说明档案部门一定要整理档案，不然，文书部门会质疑你的职责未履行。1983年颁发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一个机关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应在文书或业务部门立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分类、加工整理和保管。”
第2篇：《人是谁》读后感
12级中医学第一小组阅读作业
《人是谁》读后小思考哲学里有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要往何方而去？有人说永远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永远都找不到答案。解决第一个问题最通常的办法就是从起源来解决，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当然也可以从人存在的意义来解决，那这就是第三个问题了。当然解决第二个问题也可以分别从第一或第三个问题出发，同理，第三个问题的解决也是一样。如此循环往复，不着终尾——这也就是之所以说永远不要去问三个问题，永远不要试图去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原因。然而，解决不了这三个问题是不是等同于不需要去思考这三个问题？任这三个问题存在，不去理会？当然不是，说这三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是没有标准答案而已，哲学问题的思考结果当然不会像美国的通用标准一样被每个人所接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思索并试图接近真理的步伐。
尽管历来部分人都号称这三个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赫舍尔仍以一位存在主义神学伦理学家的身份在本书中给出了他对人的生存及地位的问题的回答。虽然全书很大一部分在讲人是谁而非我是谁，但思考上述问题的主体却是“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也是“我”，所有的答案都是从以“我”来看人，以人来看人，所以回答人是谁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回答我是谁。欲对此命题做出解答，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我是谁”这个问题包含着的两个方面——作为整体的“人”的概念和作为个体的“我”的概念。
让我们追溯至宇宙起源那令人感动的一刻。
伴随着最初宇宙大爆炸时的巨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体。数百亿年的生物进化成就了一个生生不息、满目葱茏的星球。在这群生灵中，一支灵长类动物的队伍从解放双手到直立行走，再到创造工具，依靠劳动将自己慢慢推向食物链顶端，终使自我群体的生命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看来，灵长目的人类首先是大自然的产物，认识人的存在必然要从大自然出发。人作为依靠大自然的馈赠与庇护巧夺进化先机、繁衍至今的一族动物，无疑保有其兽性——凶狠、好斗、残忍等兽类本性的表现与其他动物并无不同，温柔、母性、护子的本能也与其他兽类无异。而人类进化最伟大的成果——人性，正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最重要标志。人是依附于社会而存在的，社会即将个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包含在内的众多联系。如上所述，当各个人聚拢而组成社会时，兽性阴戾的一面就难免会引发具有毁灭性的争斗和残杀，但现实并非如此——人性挽救了这一局面。人性是兽性与社会博弈的产物，兽性的利益点即“人不犯我，我亦犯人”，而社会的形成则至少要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甚至，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人提出了更高一层的准则——“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斗争着的人性是矛盾而充满冲突的。当社会生成的契机来临时，众生之中恰恰只有人类在自身漫长的发展史中完成了这一兽性的人性与社会的人性的结合，习得处理人与周围世界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技巧，成功实现自身属性质变 的人类其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体现在社会的人性占主导，而这也最终成就了人类社会。
以上只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解释人的存在，若是从个体的人来解释人的存在，那就必须要提到自我。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人与非人的万事万物区分开来，更在于人与人有显著的不同，人与人能完全区分开来。人有其独特性，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不是说仅仅从外形来看，没有完全长的一样的两个人，而是从每个人的思想自由决定了人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自我才是“我的存在”的表现，才是“我”——也就是赫舍尔在此书中论述的中心点——“从人本身出发来解释人的存在。”
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家及哲学家，赫舍尔此书中的众多论述恰当中肯，深刻精辟，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强调“与理性主义分离”的存在主义论者，赫舍尔反复提及的“从人自身来解释人的存在”难免有唯心主义的偏颇。要解释人的存在问题，必须把人与周围的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联系起来，而关于这一方面，赫舍尔的论调并非经得起推敲。
首先，赫舍尔在人的存在的定义——“认识自我与成为自我”中提及了两个名词“思想力”与“内心世界”。作者认为思想力是人区别于非人的重要因素，是思想力使人成为之人，而内心世界则是人真正的位置。此观点明确肯定了意识活动的重要地位，但却暴露了唯心主义在物质与意识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回答上的错误倾向。
其次，人的存在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物质的角度来说，人的存在从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开始，到生命终结的那一秒结束，没有灵魂也没有前世来生。此阶段中人的存在状态仅依靠众多生理指标来体现，但满足这些指标是否就意味着满足了所谓人的指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要怎样来看待实验室里满足这些指标的实验品的存在？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恐怕赫舍尔的答案就难服民心了。另一方面，从精神世界来看，“以内心世界的位置决定人的位置”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人对自己的完全的自信上来说的，哲学这一研究人的学科自始至终强调人的独一无二性，而动物生命活动则被定义为本能，蜘蛛织网，蚂蚁搬家，蜜蜂筑巢，无论其成果是多么精巧，其作品是多么惊人，一切都只是本能。历来哲学对动物本能的定义都指向同一个含义——动物不学而能的行为。动物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单方面地由人类进行的庞杂的实验研究成果来表达。这些以精神世界来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论调都来源于一个观点：动物是没有意识的，意识是为人所特有的能使人进行言语交流、有计划有目的地安排事务的能力。然而人的认识总是无限进步的，以现阶段的认识能力无法感知到的动物之间微妙行为这一现实并不等同于动物没有意识，不会思考。武断地将动物所做的一切定义为本能，依此而言，人发明火也是本
能？“人的生存是创造，而动物的创造是生存”，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得出的观点又如何经得起考验？
上述所言物质的角度和内心意识的角度是从一种实存的角度来看待人，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可否认的仍有另外一个衡量人的标准存在——精神，此处精神并非指人大脑的思考活动，而是一种品质，一种感染力。正如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里所言：“有的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早已死去。”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不乏已逝之人以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例子。此处的人的存在又该被怎样定义？或许有人会说，已逝之人失其依附，不能算作是存在。但其一，人的存在不是因为存在而存在，而是为了存在而存在，既然存在的意义还在，为什么定义已逝之人为不存在？其二，人还存在，却没有任何思想意识，如行尸走肉般存在，仅仅为了存在而存在，这样的存在还能被定义为存在吗？
言辞甚多也仅仅是关于“人能否从自身出发认识人的存在”这个问题的中心语的困惑，不可否认的是此书仍有很多精辟的思考值得借鉴。其一，作者提出“做人像一件必需品一样是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由此引发出对“做人”这一行为要求的准则探讨，并将“不断把做人从混沌和灭亡中拯救出来”提上哲学社会学科发展的议程，于此体现了赫舍尔作为社会伦理家及社会解放运动先驱的人类使命感；其二，面对着“上帝已死”的争论，生活在纳粹重压下的作者致力于从人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抛弃旧神学从自然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一原则的赫舍尔以对神性的崇奉，强化了人性的重要。并在奥斯威辛事件和广岛事件之后，提出了“哲学不仅应该在学术报告厅里，而且应该在看到死亡集中营的囚徒时，在看到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时，考虑到人的问题”这一观点。时至今日，赫舍尔的形象仍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人不是一块白板，人和其它对象不一样，渴望了解自身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人是一个难题”，而若想成就人，这些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是必要且有极大意义的。
我亦坚信，“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
注释：
小组成员：刘蒙蒙 董陈颖 唐梦杰 杨海龙 赵赫 罗慧 庄恒纯 史鸣飞 李豪君蒋文君
第3篇：谁是赡养义务人
谁是赡养义务人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1.父母无力抚养幼年时的子女的，子女独立后应当履行赡养义务。子女不能将父母是否对其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作为自己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的前提。但是对于因父母的错误行为给子女造成心灵、身体伤害的，父母原则上就丧失了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
2.没有经济收入的已嫁女儿和承诺放弃继承权的子女，仍然要赡养父母。出嫁女儿本人没有收入的，不能以此作为拒绝履行赡养老年父母义务的理由，因为她们从事的家务劳动与丈夫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其丈夫劳动所得的收入属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可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支付赡养费。
承诺放弃继承权是属于形成权的一种，自己放弃权利并不等于可以放弃义务。
3.被送养的子女对亲生父母无赡养义务。被送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因被送养的子女和抚养其长大的养父母之间建立新的父母子女关系，故被送养给他人的孩子，亲生父母无权要求孩子承担赡养的义务。
4.再婚的父母有权要求亲生子女赡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
5.继子女是否赡养继父母要看是否有抚养教育关系。继父母对继子女形成抚养的关系，指的是在继子女未成年时给予照顾和教育，这样受抚养的继子女对继父母才有赡养的义务。但是，对于继子女主动承担赡养扶助义务的行为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
6.子女已经死亡的，成年孙子女有义务赡养老人。隔代赡养是指孙子女与祖父母、外孙子女与外祖父母之间的赡养。继承法中有代位继承的制度，孙子女可以代为死亡父母继承遗产，相应地也应该承担赡养义务。
7.儿子（女儿）去世后儿媳（女婿）无强制义务赡养公婆（岳父母）。儿子（女儿）去世后，因儿子（女儿）与媳妇（女婿）的婚姻关系消灭而使得儿媳（女婿）与公婆（岳父母）的姻亲关系亦不复存在。儿媳（女婿）是否承担赡养公婆（岳父母）的义务，我国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因此，不能强令儿媳（女婿）承担此项义务。
第4篇：人是谁(读后感)（材料）
公共事业管理101徐林军2010011722
《人是谁》读后感
内容摘要：人不仅是个实体的存在，更是一个意义的存在。面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面对瞬息万变及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不少青年人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产生了身心分离的碎片感、疲惫感、宿命感和孤独无助感。要走出这种困境，德育工作必须改变过去“纯工具化”理性，赋予人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即生命情感的关怀、终极信仰的关怀、社会责任感的关怀和苦难与死亡意义的关怀，引导青年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现实的物质纷扰，追求生命的永恒价值。
关键词：德育；生命的意义；社会责任感。
人不仅是个实体的存在，更是一个意义的存在。当一个孩子开始走向成熟，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人生的重要问题时，他就一直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我过怎样的一生才能使茫茫宇宙显得微不足道的生命变得有价值？这种思考实际上是青年人开始积极探索自己的人生意义。对意义的追寻，是人的生存方式，人就在追寻意义中获得精神生命的超越和心灵的安顿。
一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的生活空间和领域，促进和提高了人类生活的便利性和生命的成就感，为改善人的生命质量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可是技术理性带来的并不都是美好与幸福。人类在享受自身发明创造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日益枯竭，恐怖主义的泛滥，贫困、疾病和犯罪等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削蚀人的生命感，威胁着人类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都生活在追求成功的沉重压力之中，而成功并不一定使他们有幸福感，相反，面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面对瞬息万变及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不少青年人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从而陷入了一种“存在性危机”中，处于深刻的“和自然疏离”、“和社会疏离”及“和上帝疏离”、“和人自身疏离”的困境焦虑之中。
1．主体的物化导致了青年人的碎片感和空虚感
商品经济时代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对物的过分依赖和追求易导致人自身的物化。针对工业社会物质性生命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异化于愚钝的物质力量。”西方学者马尔库塞也认为，技术的解放力量带来了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使人工具化，成为心灵空虚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与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相伴生的是人的精神向度的不断丧失。人们求利、求欲、求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获取，“面包”几乎成为了生命的全部，而主体丰富多彩的精神性生命需要如情感、道德、思想、信念等许多东西，不具有物一样的使用价值，不能成为商品，没有供求市场，因而受到挤压。“大众在生理感官上的沉迷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纯粹精神的运思。英雄神话已不再迷人，人们很轻松地从种种沉重‘历史’与‘传说’中走出来，生活于现实的平面之上”，人成了弗洛姆所说的“贪婪的消费者”，成了“物品的奴仆”。当一些青年人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置于纯物质性金钱财富这种无常之有，无尽之有的基础上时，无疑会更加痛感生活的艰辛、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痛苦，产生一种灵与肉撕裂分离的碎片感，心灵的空虚感。
2．价值目标的充盈和外化加大了青年人的疲惫感和宿命感
现代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出现的领域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繁杂，变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以人们有限的精力、有限的生存空间、时间，无法把握变化如此之大之多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深感劳累不堪。“我们放眼观望四周，人人被社会和文化裹胁着忙这忙那。我们追求名利，我们风潮逐浪头，追明星赶消费求时髦，没完没了，以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殊不知这是在茫茫人潮茫茫社会中迷失了自我。我们求来求去仿佛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人之物质欲望是一个永无满足可能的变量，而以我们每个人之能力而言，我们所获总是一个有限的定量，以有限追求无限，岂不殆矣”。人人不仅要去寻找和获得越来越多的东西，要去适应越来越多的物质与精神的享受，而且还越来越看重外在的目标，看重他人的获取,“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需要爱的程度比其它任何事都来得多，只是我们都忘了，我们急于追求其它的目标，比如事业、金钱和财富，我们专注地追逐休闲、娱乐，而忘了生命中更重要的事。”不少青年人“一味思忖着干什么才可成为富翁，干什么才可成名人，怎样才能不劳而成功。”这种价值目标的充盈和外化常常造成他们在短暂地获得喜悦后，又立刻陷入更多丧失的沮丧中，他们时常深感自身的有限性，感受到自我的渺小，感受到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无奈，造成身心的疲惫不堪，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被他人被社会所抛弃，被生活所埋没，“人们在就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面前，有一种受伤的感觉；或在似乎只有少数特权人物才能参与的世界变化面前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3．教育工具化、短期化滋生了青年人的失衡感和无助感
在工业技术时代，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为了有效地培养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标准化知识人才，教育把受教育者投入到教育的工业流程中，把人制造成标准化的教育商品，一切按事先计划的统一程序、目标和过程控制，“如果教育只是客观传授知识学问，训练培养专精技术人员，而失去了生命的关怀，意义的寻求以及人生视野的开拓，全人丰盛的享有，那么教育能提供的也许只能训练出一些‘没有受到教育的专家’（un-educated expert），他们充其量只是一堆‘快乐的，技术纯良的机器人’（Cheerful, skillful Robert）。”在工具价值论的导向下，教育培养的并非人，而是人力，是与机器职能相等价的工具。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获得了“何以为生”的技能，但却不知道“为何而生”；即使享受着越来越多的“快餐文化”，却吸收不到文化的营养，找不到人生的终极目标。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他们已没有时间和能力去理解、体悟、欣赏生命，一旦遭到挫折和打击，轻则产生心理问题，重则走向自我毁灭。200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学术会议上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15至35岁人群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自杀。
4．人际关系的疏离增强了青年人的孤独感和虚幻感
社会现代的通讯设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便捷，从电话、电报到传真和E-mail，从报纸电台杂志到“互联网”和“聊天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快捷无比，人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庞杂丰富。但这些现代通讯方式也渐渐地隐去了语言所蕴含的丰富的情感，也失去了面对面交流中无声语言的传递与交融。人们在使用和享用短信、QQ交流的好处时，已不习惯于通信中的情感交流与沟通。许多人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动画世界，现代神话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现代网瘾”就像毒瘾一样让一些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忘掉了真实的世界，不愿走进现实的生活，甚至丧失了实际生活的能力。人与人丰富的情感被网络割离得支离破碎，亲情的淡薄，友情的冷漠，爱情的变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十分突出的特征。
二
现代青年的痛苦，从表象上看源于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源于生存的困境，根本却源于生活意义的失落。早在20世纪中期，奥地利的心理学博士维克多·弗兰克就提出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生存挫折和存在危机，认为由无意义感和空虚感捏合而成的生存空虚，是现代人们看不清或看不到生命意义的原因所在。神学家拉内说，人是一种“发问的存在”，即使人在大部分时间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忙忙碌碌，对生存无所疑惑。但人有理性，他不可
能像动物那样饱食终日便无忧无虑，只要人活着，他就要去探求活着的意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制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赫舍尔特别强调，“探索有意义的存在是实存的核心。”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更是把人的本质看作超生命的生命，强调意义对人的本体价值。他说：“人是不会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的生活的，总要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之为‘人’的本质，应该说就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价值性实体。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失去意义的引导，成为‘无意义的存在’，那就与动物的生存没有两样，这是人们不堪忍受的。”
对意义的追寻，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之生命独特性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意识”便是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的源初存在。“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的源初存在，它有两种尺度，一是“种的尺度”，即“物的尺度”；二是“内在尺度”，即“人的尺度”，而“物的尺度”正是人的物质性生命的体现，“人的尺度”却是人的精神性生命的体现。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性生命之美虽然源初于物质性生命中所实际获得的自由，但精神性生命中的自由却又高于已获得的这种自由。正是人的不断超越的精神力量，才使人的生命去追求意义，向往理想，谋求自我价值的不断提升。
那么，何谓生命之“意义”？德国历史和文化哲学家同时也是生命哲学奠基人的狄尔泰认为，意义就是生命的体验，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碍，创造属人世界中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马克思说得好：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可见，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感觉到的“对象的意义”，归根到底是人所体验到的生命自身的意义；而人所体验到的生命自身的意义又是和生命本质力量的全部丰富性的生成一起生成的。
意义的生成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又源自生命的合目的性需求。生命的合目的性活动是生命与非生命的一个明显区别。所谓合目的性，就是合乎生命在特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生命的合目的活动，一方面具有受动性，因为这是生命在环境选择压力下不得不采取特定方式进行的活动；另一方面具有能动性，因为这是体现着生命内在活力的自为的活动。因而，生命的合目的活动既要指向体外，适应外部环境；又要指向自身，自成目的。自觉目的的出现意味着人与他的生命活动不再直接同一。人的生命活动可以成为自己意识和意志的对象；凭借对自己生命活动的自主支配，人使自己的意识和意志获得了主体性和自由，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外部世界，创造一个对象世界，也就是创造一个贯注和体现着人的生命力量和信念的属人世界。生命的真谛，就在于它明确的目的性，正是这种目的性，扬弃了生物本能的冲动，在生存与生活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意义”，超越生命的有限，趋于精神的永恒。
三
人的发展是生命意义不断丰富的过程，德育是为人服务的，德育活动的终极目标就是激扬人的生命活力，促进生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社会走向被称为“后现代”的今天，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不再以追求数量为目标，而是更关注人的需要、人的价
值，使我们不得不对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和德育观进行反思，摒弃德育的“纯工具化”理性，走进关注人的生命，提升生命价值的人文关怀时代。
1、对生命情感的关怀
生命情感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确认、接纳和喜爱，是对生命意义的肯定、欣赏和沉浸，以及对他人生命乃至整个生命世界的同情、关怀与珍惜。热情洋溢的生命情感引人振奋、昂扬向上、富于爱心，成为幸福人生的动力和光明之源。缺乏生命情感则意味着对生活的麻木，对生命意义的无望，对他人生命价值的漠视，以及由此而生的生命状态的贫乏乃至沉沦。生命情感是沟通认知与行为，提升生活品位，建构丰富人生的基础与桥梁。德育关注人，关注个体，即意味着关注个体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关注其外显的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也关注其内隐、活泼、丰富的生命情感。德育对个体生命情感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对生命情怀的简单或粗暴的干预，而是一种陶冶，一种于无声化有声的良好人文环境的熏陶涵化。
2．对终极信仰的关怀
当前，一些青少年常称自己什么都不信，是个无信仰的自由人。实际上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这些号称什么都不信的人，常常是放弃精神上的信仰和追求，把某种有限的物质神圣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青少年中的这种倾向，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担忧。一些学者曾就此郑重地指出，“现在搞市场经济，面临着过度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吞没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的危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信仰什么，而是有没有信仰。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信仰而只信仰金钱，法律和道德将因此而受到冲击。”无信仰，就无法找到生活的终极目标，感觉不到幸福，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无信仰，就无所惧；无所惧，就无法在心中形成时时约束自己的道德律令。这样，侵害他人生命，毁掉自我生命的事情发生也就不足为怪。因此，人必须有信仰，信仰应该是高远的，指向终极的目标。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这就是说，只有为人民造福，使同时代的人更美好，为社会做出贡献，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有较高的自我价值。而信仰所谓“现实”利益，过度关注自我价值的人，则会终生纠缠在“小我”的得失、悲欢中不能自拔。所以德育工作者应引导个体超越现实的物欲满足，超越生命自身的有限时空，追求精神的提升，从而得到人生幸福和存在的意义。
3．对社会责任感的关怀
美国学者柏忠言在其著作《西方社会病》中，把自杀看成一种“社会病”。在他眼里，自杀既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结果，也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典型表现。社会责任感表现为不畏艰辛地承担生活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多为他人和社会着想，勇于自我牺牲，不是一心追求个人的享乐。在柏忠言看来，这正是现代西方自我毁灭者最缺乏的。在德国奥斯维新集中营历经磨难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多克·弗兰克在其名著《活出意义来》中写到：“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人生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面对越来越多的自杀现象，德育工作者现在必须努力做的是启迪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自觉以“人类一分子”或“社会公民”或“父母之子”的姿态反观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生活，克服因人生短暂和社会变化无常而滋生的虚
无之感。
4．对苦难与死亡意义的关怀
个体的生命体验不仅有愉悦、幸福的人生体验，还有生活中的重要丧失、重大挫折、苦难、逆境甚至死亡的威胁。这些负性体验并不都是有害的，只有在面对苦难和死亡，体验生
活的失意中才能更好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逆转，进而敬畏生命。心理学家弗兰克认为“对于人生的绝大多数时光而言，生命是平淡的，这种平淡往往掩盖了生命意义的真实显现。因此对于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而言，只有当他面临死亡时，才会从内心深处真正领悟生命对自己的意义。所以启迪人的经验或令人发现生命的意义，常常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或者是在经历极不平常的事件之时。”当青年人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因其有了这样的愿望与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为艰难的处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状态里生存下去，从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严。因此，德育工作者应教会学生“向死”而思生，挑战苦难而获取欢乐，使人生活得充实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