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改革评论_旧制度与大改革

旧制度与大改革评论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旧制度与大改革”。

《旧制度与大改革》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

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

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希望蕴含着最大的危险

“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会将它猛烈的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今日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时期。腐败蔓延，形势严峻，很大程度与“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有关。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说到底无非是改革到达了体制的硬核部分、制度的核心区域，到达了权力自身要受约束的阶段，而权力并不容易对自己痛下决心。于是现实呈现了一种历史性的相似，制度和体制已经改革有年，而那些遗留的硬核部分成了人们比改革未曾开始时更加不能忍受的对象。

这样的时候，处理社会政治矛盾既有技术问题，如“润物细无声”还是“搞出大动静”，也有远在技术问题之上的本质问题，就是权力将要受到怎样的制度约束。近段时间，人们纷纷议论“新变化”，包括会风文风作风的变化、改革被不断强调

并被视为尚未充分利用的“红利”、“民族复兴”被反复强调以重新凝聚共识等等。在反腐上，则有网络实名举报、查处行动加速并且“选择性反腐”色彩减弱等迹象，令人感受到一些变化。“告别革命”的路径选择

中国思想界形成“告别革命”的主流叙事，显然是想让中国彻底摆脱革命和专制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规避革命无法避免的破坏性后果，探寻一条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改良之路，以社会普遍可以承受的最小代价完成制度转型。对于依靠革命取得政权的执政者来说，革命的宏大叙事是维持他们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但是，一旦当他们意识到新的革命还将来临时，他们不仅一定赞成“告别革命”，而且会采取种种措施制止革命的到来。由此看来，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朝野上下好像是有共识：要改革不要革命，要渐进不要激进，要和平不要暴力。这样的共识如果真的能够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即以宪政原则进行制度改革和制度转型，中国或将真的可以彻底告别革命。问题是，中国现在能走到这一步吗？

革命与否是制度现象，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客观表现，绝非是个人、群众、阶级或政党的主观选择。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长期不能摆脱革命的宿命，有制度决定的特质。革命和制度的关系，是观察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此，我提出如下看法。

1、革命是在专制条件下解决权力更替问题的惟一方式。中国西周封建制和秦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前者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体系，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是大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后者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大政治共同体的统一。这两种制度本质上都是专制，前者是有限专制，后者是无限专制，执政者掌握权力之后依据宗法制原则进行权力传承，不管是兄终弟及，还是嫡长子继承制，都是要保证权力不得旁落，最高权力不可分割。在没有也不可能有宪政的情况下，权力更替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于旧朝的统治已经陷于社会总体危机，而新朝的开创者则以仁政德治为诉求，以暴力为手段，以顺应民意为合法性基础，重新开辟政顺人和局面，由此完成社会进步。在专制条件下，革命的确是历史的火车头。

2、诛杀和禅让制，是专制条件下通过革命完成权力更替的两种方式。之所以禅让制被儒家高度理想化，被奉为三代开创的权力更替的理想模式，是因为这种权力转让方式的社会成本最低，杀戮最少，是和平过渡，符合政治礼仪和权力的新陈代

谢。禅让制的预设前提是德治和贤治，也有轮流执政的意思，但在专制条件下，它至多是一项道德性的制度安排，是赋予各种篡权行为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它没有改变专制权力的本性。在禅让制的背后，实际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暴力，是诛杀的威慑力。旧朝统治者无奈以禅让方式向新的统治者交出权力，完全是实力较量的后果，兵临城下之际，选择不抵抗，体面下台，乃是明智之举。这毕竟是保护了身家性命，客观上也避免更大范围的杀戮和流血。禅让制是革命最温和的形式，是暴力和恐怖下的道义选择。

3、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作为权力更替和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由中国的制度性质所决定的。秦帝国的建立，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彻底改变了西周封建制以来权力横向配置的社会结构，代之以纵向垂直的权力安排，从中央政权到地方郡县，权力一以贯之，国家统一编户齐民，没有诸侯国和其他政治权力体，当然更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等中间组织。这种纵向垂直的社会结构，和托克维尔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皇帝一人之下，均是碎片化无组织化的社会成员，由此形成皇权和社会底层的直接对立，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能够缓冲和转化。这意味着，一旦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酿成抗争和起义，会迅速形成对皇权的冲击，引发改朝换代的革命。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中国的革命一定是政治革命，是社会总体危机的爆发和解决，是新旧政权的更替。

4、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的革命，其后果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不是彻底粉碎旧制度，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进一步建立起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专制制度，它是对以前旧制度弊端的修复或矫正。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周期性震荡，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冲突之后，专制主义又卷土重来，周而复始，形成中国帝制时代的长期性和停滞性，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经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最后由共产党统一大陆，但中央集权化的治理模式始终没有改变，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构成了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并未涉及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高度垄断的现象依旧是主要的制度症候，在体制内尚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在国家主义体制下，革命的各种潜在因素依然存在，革命和专制互为因果的制度基础依然还在发挥作用，专制逻辑下的革命危机依然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

5、制度既是革命成长的土壤，也是革命的葬身之地。要彻底打破革命和专制循环相连的怪圈，彻底走出社会周期性震荡的发展轨道，规避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要从根本上告别革命，只有建立起革命要素无法生长的社会制度，把革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找到足以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其具体路径是：彻底改变中央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体系，改革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建立宪政制度，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发展中间组织，鼓励社会协商和对话，形

成社会不同阶层的良性互动，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民主和法治，是控制专制和革命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现实中会经常上演历史上已经演出过的戏剧。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在法国大革命风暴前夜所表现出来的迟钝和无知，在现时代不断地重演。面对今天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局面，谁能想到，这是来自于一个突尼斯小贩自焚的火焰，它以不可想象的方式迅速引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燎原大火，让那些统治人民已经几十年、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独裁政权瞬间垮台。这恰恰就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症候，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偶发事件足以激发出一场由下到上的革命。革命何以发生，何时发生，有何后果，对于那些仍然坚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无法预料的事情。托克维尔的话是有启示意义的：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