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_旧制度与大革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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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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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时间：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众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法国的普通民众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与法国各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微妙与复杂的，而大革命爆发的土壤正是来自于这些普通民众所遭受的新型压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时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紧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权扩张。普通民众对这一系列的因素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

关键词：普通民众

中央集权制

新型压迫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而且对世界其余地方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这场革命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冲突和分歧，并且笼罩在他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有些史学家把它解读为启示录似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亦有些历史学家视其为魔幻般的写真：纯粹是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都在堕落。他们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颂扬，全盘肯定，要么极端厌恶，全盘否定。而托克维尔面对这样两个极端，冷静而独到的对大革命作了观察。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事实上托克维尔一家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马勒歇布，辩护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同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期间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氛围当中。但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20岁以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而终生不渝。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线索，通过细致的社会观察，笔走于贵族，资产者，农民，王权，文人之间，演示他们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从而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画卷。托克维尔为了认识旧制度并发掘其与大革命的关系，他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虽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细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公共公告，因为托克维尔在1838年曾出任众议院议员，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制宪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这段经历使得托克维尔能够得到一些他人从未或很少见到的的资料，从这些资料里，托克维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而这些旧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阅读研究了这些第一手资料后，面对各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 讨论，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从这断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维尔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旧制度”呢？“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而在许多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维尔正是从这里突破，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释，他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制度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因为这两者无法调和，才致整个社会出现了矛盾的紧张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哪里的压迫愈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台后，法国面临着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励精图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进行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如取消宫廷中领取高额俸禄的一些闲职，压缩国王自己的开支，力求尽快摆脱财政危机，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在革命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前，法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所以，法国农民对所承受的义务就非常敏感。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由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当贵族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再大，也不会引人注意，当贵族进行统治时，他们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对此，人们不以为然，但是，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务，不再进行政治统治时，他们的特权的分量就会显得十分沉重，甚至贵族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人们变无法忍受贵族的一切特权。托克维尔说，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们把全部的积蓄用来购买土地，可以想像，当农民终于有了一小块土地是，他还要为此付税，并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无权无势的地产主，那些地产主还要强迫他们去服劳役：地产主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农民勒索通行税；农民付费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售粮；字食用的粮食必须到地产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烘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一部分旧制度被摧毁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会令人憎恨。

如果说以上这些灾难在法国农民心中积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这种新奇的压迫让他们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纪的法国，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自17世纪初，贵族便开始抛弃农村，到18世纪则成为了普遍现象，同时，资产者为了获得免税权，也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里找一个栖身之地。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而他们本来是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于是乎，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边，“既无人想对他施以暴政，也无人试图开导它，为它服务。”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虽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并渐行渐远，农民虽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被抛弃的痛苦。于是，托克维尔叹道：“14世纪的法国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而现在，农民被禁锢在一道鼓励穷苦的深渊中，完全隔绝，彻底绝望。”

但与这个相比，中央集权的作用则更严重的加剧了各阶级的紧张关系。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中央集权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强大或者具有压迫性，而是其无所不在：中央集权下，政府承担的不是主权者的角色，而是担当‘监护人’，中央集权实行的行政监护，国王收回了贵族的领地的自治权，废除各省的自由，把他们吸引到城市，从而取代地方权力，国家升值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国王领导下的御前会议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规章，发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国王排除的总监及总监任命的总监代理管理，“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植物，有的决议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王权的扩张逐步铲除了过去许多独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团体，中央政府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实施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由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结构，而变成了国家—个人的两重社会结构，这会导致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很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的极端仇恨；其次，出现了大量的个人，随着贵族衰落，第三等级的崛起，人们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趋于平等，却为进一步的集权专制埋下了隐患。

再者，民众对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旧制度下，在为专制政权制定的许多规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贵族,资产阶级，底层教士都能通过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辩论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这些抵御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都是忍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众的集体反抗，而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时候却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又恰好出现了文人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们领导政治的动向，他们主张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样，使得“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了，而不仅仅下层民众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蛊惑和激荡，轻信凭借理性可以彻底对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造。这场改革从1787年开始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突然进行大规模革新，他“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利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该如何行动。”这使得人心变得浮动不安，而“这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的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民众无法忍受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良措施，因为他们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从无助到麻木，虽已承受过比眼前更恶劣的生存境况，但一旦被某种力量召唤起，他们便无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这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推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研究这些民众对当时旧制度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正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第三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四，五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国当今社会推荐此书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⑵冯棠.张丽.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⑶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⑷范峰松.另一种阶级叙事——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08 ⑸周静.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专题笔谈·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

⑹里景阳.张恩博.试论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