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思想论析_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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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思想论析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特定的背景之下。1980年代正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时，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迫切需要实施，因此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应需要而产生。在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仍有很深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几个重要思想作深入论析。

一“权力制约、民主监督”思想

“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思想在邓小平制度建设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总结我党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通过制度建设与完善来构建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传统的政治传统的政治体制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很多现象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专权专断。一是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既集中于几个领导。三是家长制现象。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陈旧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和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四是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社会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五是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是封建社会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传统体制弊端的形成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第二，由于我们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明确的规定。第三，传统政治体制容易导致个人专权，以言代法，领导者为了维护个人地位和权威，必然限制公民权利，导致官僚主义等特权现象的产生，从而妨碍了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四，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二、制度改革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挫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领导人的素质还是制度因素？邓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领袖个人的因素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漏洞。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 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 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党，当它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强化全党的制度意识，把制度建设放到重要地位，以健全的制度确保党的执政功能和执政成效，防止党的成员腐败，这个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上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队伍庞大、责任重大，制度问题在党执政过程中一直是影响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具有健全的制度，是党内生活是否正常，整个国家能否沿着民主法制道路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具有强烈的制度意识，是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保持本色、为民执政、廉洁执政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应对严峻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正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全球化趋势愈益凸显、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剧烈。而国际竞争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较量。这样一种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着力改变传统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适应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内涵，从体制与制度层面与世界文明大趋势接轨，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党能否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强烈的制度意识完成好这一时代课题，直接关系到党能否有坚强的能力应对世界局势，能否在国际格局新变化中把握发展趋势、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乃至执政合法性的延续。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党的执政效应的迫切需求。我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在前进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其中尤其突出体现在就业、教育、住房、看病、养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和突出体现在利益差距、社会公平、大众参与、公共危机、官员腐败等方面的民主问题，构成对党的执政效应的严峻考验。在初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生与民主将愈益凸现，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新期待。能否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好民生与民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效应亦即人民大众对党的信任度。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推进民主建设，都迫切要求加大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社会民主制度，不断增强以健全的制度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应对危机、促进和谐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发展的新走向、新趋势。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扼制腐败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人民群众最为不满和担忧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这不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隐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要靠教育、靠严惩，更要靠制度、靠法治，归根到底必须从制度改革与建设做起，从强化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做起。从客观条件来说，某些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消除，严重滋生和助长了擅权专权、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从主观因素来说，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最终原因无不是制度意识淡薄甚至毫无制度意识的结果。许多事实警示我们：制度缺失是滋生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制度意识淡薄是一些人走向腐败的起点。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的重中之重。

三、“任人唯贤”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他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

他认为，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当时存在三种思想障碍：第一，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也很年轻，经验也不多，即使现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也没有什么经验。一些年轻同志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邓小平提出了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针对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以上便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几个重要思想，这篇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以它为纲。它发表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制度建设成就显著，“ 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得到转变，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完善;权力结构日趋合理，机构设置科学，运转逐渐高效 富有活力;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不断显现 正如俄罗斯学者叶列娜 波多利科在深入研究了“中国通过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而惊人地快速发展与复兴 ”后，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再次肩负起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综观30 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我们清晰地发现这些具体的构想和目标 措施无不渗透着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文献高超的政治智慧 实践证明，它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三十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过去有用，它对我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21 世纪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切要求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应充分发挥其为社会提供制度服务和实现制度变革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继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2]《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第338页。

[3]初阳 :《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J].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