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婚姻解除制度探析级艺术学研_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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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婚姻解除制度探析

2009级艺术学研李磊1045809012

摘要：婚姻制度是古代中国家庭伦理制度的主要内容，而婚姻解除制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逐渐发展的过程，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解除制度，可以对今天我们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婚姻解除 强制离婚 合意离婚 “七出” “三不去”

一、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形式

婚姻解除是指婚姻关系的消灭，从各国现状来看，婚姻关系的终止可能有两个原因：

1、是配偶一方死亡或宣告死亡；

2、是因双方的离婚行为。第一种原因是婚姻终止的自然原因。离婚，是生存的配偶运用法律手段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这是由双方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规定的离婚形式分为强制离婚和合意离婚两种，具体而言包括“七出”、“义绝”、“和离”。强制离婚包括法定强制离婚和片意离婚。法定强制离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婚姻违反法律规定，即当事人在身份上属于法律所禁止为婚的范围，构成“违律为婚”。违律为婚者，所缔结的婚姻关系属于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并须强制离婚。主婚者还将受到刑事处罚。另外一种情况被称为“义绝”，所缔结的婚姻关系本身合法有效，但由于夫妻一方对于对方的亲属实施了侵害行为，或者夫妻双方亲属之间发生侵害行为，符合法定“义绝”条件者，即必须离异。唐律规定：“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必须离异，违者处徒刑一年。片意离婚是指配偶一方提出的离婚，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丈夫一方掌握离婚的主动权。所谓“七出”，七出在西周时原来是礼制，唐朝时定为法律条文：妻有“七出”之一者，丈夫有权解除婚姻关系，唐《户令》中的规定十分具体：“诸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此即呈诉离婚制度。唐朝称合意离婚为“和离”，唐《户令》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疏议：“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此后，明清各代均有此项规定。中国古代，离婚的主动权始终掌控在丈夫手中，妻子则从未获得过相应的权利。如果妻子擅自离夫出走，即构成犯罪。《唐律·户婚》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

二、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条件与理由

唐朝规定了七种“违律为婚”情形：同姓不结婚；亲属不婚（五服内）；良贱之间不婚；不得娶逃亡妇女；不得娶下属女儿；不得隐瞒事情结婚（身份、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得恐吓、强娶。义绝是指一方对另一方亲属和双方亲属间有殴打、通奸、杀伤等行为，证明两个家族间的道义已断绝，官府判决离婚。唐开元二十五年《户令》具体规定了“义绝”的条件：“诸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

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与有以上七种情况，都属于义绝。违律为婚及义绝均构成了强制离婚的法定理由，若有犯，婚姻关系必须解除，夫妻双方本人的感情及意愿则不予考虑。违者，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七出”可以作为丈夫要求离婚的理由，并非必然导致婚姻关系解除，其主动权在男方。但是从“七出”的具体条件来看，除了盗窃一项关乎个人道德外，其他条件无一不与家族有关。因此，与其说是丈夫掌握离婚的主动权，“妻受夫的支配，离合听夫，不如说夫妻皆受家族主义或父母意志的支配。任意出妻和犯了家族规律而出妻是两回事。”

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呈诉离婚，是指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特定事由发生时，夫妻双方都可以要求由官司处断离婚。“和离”乃双方自愿离婚，因而基本没有条件上的限制。中国古代的离婚条件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但是这种完善主要表现出一种稳定的完善，与家族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不是古罗马那种不断革新的完善。

三、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程序

中国古代的离婚程序分为两类，即离和断离。离又可以分成“出妻”及“和离”两种，出妻即俗称的休妻、弃妻，合称休弃。出妻由男方做主，公婆也可以提出，简而言之，以“七出”为理由提出休妻者，可以不经官府，但是必须履行较为严格的法定程序。第一，必须由丈夫本人亲作书面“出妻书”，即所谓“休书”；第二，休书必须经夫妻双方的有关亲属联名签署，包括夫的父、母、伯、姨、舅，妻的父、母、伯、姨、舅，及左邻右舍等。如妻子再嫁，须持前夫书写的休书到官府请求公牍，然后再嫁。和离就是双方合意离婚，同样必须由丈夫亲手书写“离婚书”，这些书面凭据，可以用于注销户口和再嫁时的结婚凭证。断离是官府判决强制离婚，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违律为婚，二是义绝。

四、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法律后果

从财产安排上来看，在古代中国，离婚之后的妻子可以带走从娘家带来的陪嫁，除此之外不能再分得任何财物。“根据《礼记·杂记下》郑玄注引“律：弃妻畀所赍”，即归还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唐代沿用了汉代的规定，据日本《令解集》卷10“七出”条云：“凡弃妻，先由祖父母父母，若无祖父母父母，夫得自由。皆还其所赍见在之财；若将婢有子亦还之。”即离婚后归还妻子从娘家带来的财产。

从子女抚养上来看，按照中国古代的婚姻习惯，夫妻离婚后，子女原则上归丈夫抚养，但如丈夫去世，则允许妻子携子女改嫁。离婚后，妻子与所生子女的法律关系不变。据《仪礼·丧服》记载：“出妻之子为母期，”也就是说，如父母离异被出，母亲去世，则子女须为母服期年之丧。如果父母离异后母亲犯罪，也可用子之官阴请求减免罪责。

五、古代中国婚姻解除制度特征

中国古代婚姻解除制度特征首先表现在，中国古代有关离婚制度的规定一直是比较稳定并逐步完善的，其核心的特质几乎贯穿始终而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与中国古代波澜不惊，陈陈相因的文化风貌一脉相承；其二，中国古代离婚制度的特征受到家族主义的强烈影响，因而时时处处关乎家族利益，婚姻乃“合二姓之好”，结婚被看作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离婚自然也被看作是两个家族的决裂，因此离婚的条件、理由乃至程序都与家族密切相关，夫妻个人的意愿及情感都需要服从家族的利益，特别是行经3000多年从未间断的“出妻”制度，丈夫“出妻”的条件无不与家族相关，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家族利益和个人意志的统一。其三，中国古代离婚制度鲜明的体现出服务于家族伦理和家族利益的特征，中国古代虽然也为“七出”设计了“三不去”，体现了对妻子权利的一定保障，但是“三不去”的首要出发点及其内容仍然服务于家族伦理和家族利益，并非出于维护公正的目的。其四，就中国古代的“和离”而言，从外在形式上看与当今社会的协议离婚别无二致，但是结合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来看，单纯的法律条文可能无法说明其本质。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和夫权统治不可能允许女子真正享有独立的权利，包括与丈夫“平等”地协议离婚的权利，再者，一项婚姻的解除绝不仅仅关乎夫妻两人，而是影响着整个家族的体面和利益，因此，即使婚姻关系必须解除，一方面不得不顾及家族的关系，给对方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也需维护自己的声誉，以免“家丑外扬”。这样一来，选择“和离”的途径，自可以做到“两全”。因此，“和离”制度的产生及持续，并不在于它本身蕴含的意义，而不过是“出妻”的一种变通而已。参考书目：

1、《唐律·户婚》“义绝离之”。

2、郑显文著：《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张维青 高毅青著：《中国文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