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_制度经济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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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温州商人跑路现象的有关委托代理制度的探究
作者：郑珊珊学号：091894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091班
指导老师：李峰
关键词：温州商人跑路制度经济学委托代理关系 民间借贷 温州中小企业机制设计
摘要：制度经济学是一门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着重研究制度与经济学行为和经济学发展的关系。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温州商人跑路事件的背后警示着我们民间借贷和中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合理。这也牵动了中国当前金融局势下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壁垒高筑，民间借贷乱象横生。怎么样利用制度改革改变这一局势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
正文：
现象问题：
十一国庆长假，中国各地热闹非凡，但是在温州这座一千八百年历史的古城，此时成为了中国最阴霾的地方。盛夏，温州的动车追撞事故震惊全球，让中国高铁建筑神话顿时沦为笑柄；入秋，温州数百家中小企业经营动荡，从眼镜、打火机、鞋厂到纺织厂，无一幸免，每天都能听见又一温商跑路或者跳楼的消息。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名老板负债跑路。更有甚者，十一长假，老板安排员工休假旅游，趁员工都在外地游玩，老板卖掉厂房设备，携款跑路，等员工回来时发现厂房早已人去楼空。
现象原因：
中国浙江温州商人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为成功的商业群体。吃得苦，受得累，信誉好，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商人打下的金字招牌。从上世纪80年代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90年代为”四自精神“，（自力更生、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再到现在商界人士感叹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正在淡去。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机的机会，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逐渐偏离发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于是温州炒房
团名声鹊起，以至于发展成老公开厂赚钱，老婆全国买房的掘金路径。在暴利的引诱下，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迷恋上房地产这个游戏，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借助高利贷。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温州商人也渐渐沾染上赌博的恶习，甚至靠高利贷筹集赌资。
民间借贷俗称“高利贷“，对于温州人来说早已是一种常见的”理财方式“，温州商人陈志国记忆中，祖父辈就有了民间借贷不过那时多在亲戚和老乡之间进行，利息也比较低。在温州民间借贷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是很多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理财方式。
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下，出于金融机构的自利本性和对风险的控制，银行主要为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服务。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个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可能的道德风险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而资本市场的国有性质也使得直接融资的渠道对它们基本堵塞。因此，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或向一些亲朋好友等特定人群或公众借贷。但是民间高利贷是违法的，民间金融的未开放使得放贷者必定要考虑到此种政策风险，所以，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都高于正规市场的利率。正是因为中小企业难以在银行获得融资才使得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仅2011年上半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就高达 485.5 亿元。中国央行——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规模达1100亿元人民币，89%的家庭和60%的企业涉及民间借贷的投资或贷款。与此同时利率也节节攀升。今年4月份温州高利贷年利率大都在200%左右，而银行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
然而就在利息不断攀升的同时，因为限购令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市场日趋冷淡，房价开始走低。不少人的房子短期内根本无法周转出去，房地产利润难以支撑高昂的高利贷利息，而银行的钱也越来越难贷，一些商人先从银行贷了款到期时没钱，只能借高利贷还银行的钱，想着再从银行贷出来钱还高利贷。但随着银行银根紧缩，很多人贷不出钱了，只好再去拆借，高利贷的利息越滚越高。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最终还是难以维系，资金链断裂了，于是温州商人跑路成了必然结局。
由于事态严重且环环相扣，温家宝10月 4 日急率财政部长谢旭人、人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金高官赶赴温州，并与温州中小企业家座谈。为了稳定民间借贷市场，10 月 9日温州推出「一揽子」救市计划，避免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有关措施包括严禁暴力讨债、追债，同时向银行派驻工作组，以及要求银行方面不抽资、不追债，协助中小企业维持正常经营。并重申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基准率的 4 倍，即属高利贷，是违规行为。温家宝下令限1个月内平息温州走佬潮。
分析问题：
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任何事物都有它发生、存在、发展的理由。如果理由不成立，它最终会走向衰亡。既然民间借贷没有消亡，那说明它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放眼全国，高利贷已经成为普遍
现象，简单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撇开高利贷是否违法咱不谈。单单从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层面来分析这一现象的制度问题存在哪里。
从制度经济学层面来讲，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借贷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经济学对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力的契约关系。
博弈论认为，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代理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代理人指知情者，是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委托人指不知情者，是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弱势的一方。
根据定义：
在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可能会利用私人信息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一方为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老板或者说法人，他们拥有公司的全部信息，比如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年收益率、月收益率、每个项目利润大概有多少是有了解的。自己公司到期利润是否足以偿还利息，是否愿意按时偿还及何时偿还都是有其主观能动性的。一般代理人都是希望自己借来的钱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赚取更大的利润。
在博弈中不用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为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为委托人，没有私人信息，不知道债务人收益为多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按时偿还自己的本息。对此他只能自己进行主观判断，希望代理人能按时偿还自己的本息和。
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双方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民间借贷机构将资金借给中小企业去进行投资（我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我感到很奇怪，大家说为什么民间借贷机构不自己拿钱去经营、管理和进行投资呢？下面这句话是经典）历史告诉我们两权分离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民间借贷机构把资金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分离是对的。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高利贷这样想，如果我自己拿钱去买地建厂，雇佣工人，投资生产资金回笼慢而且又有相当一部分风险；而如果我只出资金，剩下的就是坐等分红就可以了。如果债务人投资盈利了，我可以收回贷款又获得利息收益；即使债务人投资失败了，但他欠我的债务没有消失啊，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我钱啊，我没有损失，何乐而不为呢。这样风险就转嫁出去了，我委托给代理人就好了嘛。
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解释“委托权的实质是承担风险。”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承担的风险就是有可能收不回来自己的本金。所有者把资产的使用权托付给经理人，为经理人承担了经营风险，所以所有者是委托人，作为承担风险的回报，所有者享受资产经营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并从经理人的经营成果中得到分配。本文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向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出让了资金的使用权，双方就
资金使用权发生了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为委托人的单向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认定所有者是委托人看出委托人的资格有两点，一是出让自己的资产使用权，二是为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承担了风险。
那么所有者民间借贷结构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才能使中小企业能按时偿还贷款呢，这是一个问题。温州商人资金链断裂，跑路现象日益增多，坏账越来越多使民间借贷机构屡次要债未果，作为委托人的代理成本越来越高了，造成了资本投资浪费。
作为委托人的民间借贷机构应该如何设计一个最佳合约激励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行事呢，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纵观世界和我国近几年来，“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这些问题日益普遍钱生钱并非一片王道乐土，只有实业经济才是赚钱的硬道理。温州商人本来就是以实业经济发家致富的。过去温商肯吃苦，愿意一点一滴累积财富，温州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在1992年以5000元下岗工人安置费起步，创办工厂生产打火机，两口子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义无反顾打拼天下，到1997年获中国最强打火机企业称号。90 年代温商靠 1 支 1 角利润的打火机称霸市场，2001 年时温州拥有近 4000 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的 80%。然而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温州商人陆续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对房地产和煤矿采取的强力调控政策。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采取限制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限购的高强度房地产调控政策，打击了温州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房地产投机。中小规模煤矿同样也因政府强制关闭与合并等蒙受了巨大损失。2005年左右，温州商人曾将房地产投资扩展向中东迪拜，但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遭受惨重损失。
“温州模式”近来演变而出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市场几乎陷入瘫痪。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当地高利贷年利率上涨到180%。在温州，民间借贷之发达，不仅是一条链，更是一个网。当一个网眼出现破损时，产生的裂变反应就是信任危机。B把钱借给了A，当然，B的钱也不都是他的，可能是从5到10个C那里拿的，而每个C背后又可能有5到10个D……这样一级一级筹资，每一级又可能互相有交叉。这样，只要这个网状结构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影响的就是一大片。所以，有一个人跑路，相熟不相熟的都人心惶惶的。温州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信任危机。人们对温州商人的信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温州有36万中小企业，跑了90多个，比例是十万分之几，实际经济影响应该是不大。但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些跑路的人，破坏了温州自己人之间、及外部的信任。曾经构成温州民间借贷基础的人情，如今也因此而变得不堪一击。
就市场制度公平角度讲，众所周知，包括温州民营经济在内的国内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其对国内经济与就业的贡献已达总量的５０％，可以说已占半壁河山。然与此同时相对国企，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政策待遇、银行贷款等诸多
方面，至今还受到了种种可见而不可得的“玻璃门”阻碍。如果这些企业主能够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流动资金，而不用去借高利贷；如果国内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能够得到与其对经济与就业贡献相称的政策的公平对待。想，有多少民营企业主会放下自已辛辛苦苦多年打下的市场“江山”不管，并情愿落入被债主追债甚至不得不“跑路”的境地。所以就此而言，在承认温州“跑路”老板固然有其个人经营不善的同时，承认现有制度本身所有的缺陷，并进而对此进行必要反省。
我的解决方案：
我研究的重点是作为委托人的民间借贷机构应该如何设计一个最佳合约激励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行事呢；我们又了解在温州，民间借贷之发达，不仅是一条链，更是一个网。当一个网眼出现破损时，产生的裂变反应就是信任危机。那委托人民间借贷机构要如何防止代理人拿自己的钱再去借贷防止出现委托泡沫呢。我觉得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根据温州商人是以实业经济发家致富的，我觉得可以设计一条机制民间借贷机构和温州中小企业之间应该签订合同时注明该部分资金使用情况，如果该部分资金是代理人要拿出去在资本市场进行拆借的话，那样利息自然要高很多，这样一层一层的高涨自然就会达到代理人能接受的额度，这样也可以防止资金在市场上过度拆借，当然民间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基准率的 4 倍这种事不推崇的。如果该部分资金是用来投资房地产或其它非生产投资的，利息要相对高一些，这个利率根据投资泡沫的比例来定，使得代理人温州中小企业不敢冒险；如果该部分资金使用来投资实体经济的搞生产投资的，利息要相对低一些。
参考文献：
《所有者与经理人得委托代理关系再诠释 》（互联网）
【中华论坛】温州商人集体破产跑路又走在了全中国的前头（互联网）
《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