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分析和思考_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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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分析和思考

摘要：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促进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行政，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经济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服务作用。本文从概念、特征和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政府信息公开加以阐述，并思考分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问题和不足，并对其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制度建设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概念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务公开，二是信息公开；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指政务公开。政务公开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公开其行政事务，强调的是行政机关要公开其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属于办事制度层面的公开。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和外延要比政务公开广阔的多，它不仅要求政府事务公开，而且，要求政府公开其所掌握的其他信息。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特征

（一）政府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

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一方面，政府信息是与行政行为有关的信息，或者是政府机关以职权获取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与政府公共行政权力的运行有关，是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或其结果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也需要行政权力的运行，信息的产生离不开行政权力，信息的公开同样离不开行政权力，有时信息公开的过程也就是信息产生的过程，行政性贯穿始终。

（二）政府信息公开具有权利性。

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现代宪政观念告诉我们，政府是否应当公开信息，是否向民众提供信息，这并不是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是由民众的权利决定的，这种权利是民众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公民个人根据宪法权利和具体的法律规定，自由地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三）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例外性。

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当政府信息的内容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公开会影响国家的利益时，其公开就会受到严格禁止，并通过《保密法》予以严格规制。所以，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例外规定，并且，由于对可以公开的信息难以一

一列举，因而，在立法技术上，一般把例外信息作为研究的重点，除去例外信息以外，其余政府信息均应当公开。

（四）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

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比如，通过政府公开刊物刊载出来，通过设立阅览室展现出来等等，这些表现形式均离不开一定的载体，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离开载体，政府信息无法传递。载体的范围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纸张书面形式，也可以是电子形式，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计算机网络形式获得信息的方式更为普及，但是，不同的载体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法律的规定与选择。因而，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的特性，尽管不显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却影响着信息的传递，甚至也直接影响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标准的确定。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

（一）保障公民知情权。

公民对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当前发生的与普遍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掌握政府信息是应该和必须的，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政府的义务。而单个公民作为弱势的一方，无法主动的掌握政府信息，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在保障、实现公民知情权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有效应对危机事件，挽回政府形象。

公开的应急方式，不仅能够有效的避免危机扩散，还能有效的挽救危机带给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因为，危机的发生往往是政府治理不力的结果，政府公信力必然受到负面影响，而应对危机的方式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最终评价。若政府敢于公开危机信息，主动借助媒体，及时、真实地公开事实，让媒体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不仅有利于危机事件的解决，而且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有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三）消除谣言，稳定社会秩序。

公布信息非但不会引起社会恐慌，反而有利于平息紧张情绪、稳定社会，隐瞒事实反而会造成公众由于不知晓实际情况而更加猜测。政府在面对一些如灾难或公共安全的一些传言时，应该把来龙去脉告诉公众，这既是政府保护民众应该做的，也是有效消除传言的最好方式。

（四）促进民主政治，实现公民的监督权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是社会公仆，民众只有真正有效地利用政府掌握的信息资源，才能对现行的制度和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提出意见、参与行政管理，从而促进政府民主制度和行为的不断完善。

（五）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

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破除权力运行的隐蔽性，为治理权力滥用和腐败提供预防机制。政府信息公开将使整个行政系统透明公开，政府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将完全暴露在阳光下，并且使得权力运行从隐蔽变成透明，无疑切断了权钱交易的链条，包括其交易背后的利益共谋渠道。

四、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考察比较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瑞典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国家。瑞典于1766年制定了《出版自由法》，规定市民有接近公文文书的权利，以此作为防止公务人员违反法律、滥用职权的手段。在公开工作程序上，通过《出版自由法》明确规定任何人经申请都有权获得依法应当公开的官方文件，且该官方文件的查阅是免费的；公共机关在审查和批准查阅官方文件的申请时不得对申请人的身份及动机进行调查，除非这种查是必须的。在公开范围上，瑞典为了明确规定对于公民信息自由的限制，于1980年制定了《保密法》，该法详细列举了各种需要保密而不向公众公开的政府文件的范围，并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公众都有权利要求查阅。

（二）美国

除瑞典以外，美国是世界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信息自由法》规定完备，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典范。美国的《信息自由法》经过1974年、1976年、1978年和1986年四度修正以及四十年的适用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通过《信息自由法》列举及概括出应当公开的信息，一类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这包括行政机关及时地在《联邦政府公报》上公布的信息和行政机关保证公众可以查阅、复制的文件；另一类是依公众申请公开的信息，只要申请具有合理描述档案材料，符合已公布的关于时间、地点和应遵循程序等有关规定，就应当根据申请立即向申请人提供所需档案材料。

其次，美国具有较完善的救济机制。美国《信息自由法》赋予了申请人在申请被行政机关拒绝时，有权通过“行政救济程序”与“司法救济程序”两个途径获得救济的权利。

最后，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完备的立法体系。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仅仅是一部《信息自由法》，还包括《联邦行政程序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下的政府法》、《隐私权法》等一系列的法律，这些法律之间形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的整体。

（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不足

1、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定位于国务院法规层面，立法位阶与立法的价值目标出现偏差，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体系，是以《条例》为专门立法，以《立法法》、《保密法》、《档案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为补充的体系。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作为专门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相对于法律而言效力层次不高、制约性较弱。

2、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之间关系不够协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现行保密法规和档案法规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等。这与美国《信息自由法》没有规定在信息发布前应遵守哪些保密措施或者是审查机制，只是规定可以不予公开的九类事项，其他信息一律对外公开的作法形成极大反差。这容易使“涉密”将成为政府部门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的借口亦或障碍。

3、行政信息公开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信息公开法》，行政信息公开在政府的引导下前进，具有浓厚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导致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有时甚至只是政府的一个文件就影响行政信息公开的进程，信息公开难以落到实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救济途径匮乏。同时，政府信息公开管理部门趋于多样化，例如北京市就专门在政府办公厅下设立信息公开办公室，而部分市县却将信息公开工作划入信息办等其他部门，各种形式的公开往往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少统一性和协调性，对于信息时代的信息公开缺少全盘规划和部署，这导致了“政府信息部门化、部门信息利益化”现象的发生。

4、信息公开的渠道过窄。政府向社会公开信息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依职责主动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政策、法规、规则、程序等。公开的载体包括政府公报、简报、新闻等。这些载体因为范围上的严格限定，往往存在着很多“盲区”，有时并不能成为一些群体获取政府信息的方便渠道。二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赋予了公民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权利，但是在一些流程尚未理顺的前提下，因为受到严格程序、复杂流程、高昂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民众权利实现存在一定的难度。

五、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立法位阶，逐步拓展信息公开主体

按照立法权限，行政法规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在进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于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这表明信息公开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条例》作为一个法规不能对上述公开工作加以规范，而且在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冲突时无法自动解决。从着眼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长远目标，经过逐步积累经验，在条件具备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适时制定《国家机关信息公开法》。

（二）理顺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的关系

针对《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的规定存在的分类标准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等问题，建议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对保密事项进行科学分类，以具体而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定。同时，为了解决现存定密范围过大，定密偏多、密级偏高的现象，必须适时对《保密法》进行修订，完善定密监督程序，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强化解密活动的监督制约。改变目前只定密，不解密，甚至国家秘密“一定终身”的倾向。

（三）扩大行政信息公开渠道，明确程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政府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程序、方式、期限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便抑制不公开条款对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虚化，使政府部门和广大公众都能明了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公开或不公开。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要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这四个方面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法制化、制度化、简约公正、良好畅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

（四）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契机，大力推进公开透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力度

建设公开透明服务型政府，不仅要求我们在理念上有大的突破，更要求我们在体制与机制建设上有大的变革，而政府信息公开则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第一，要在理念上把“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特例”的精神贯穿在法律法规制订的始终。第二，要在体制上构建一个以公开、合作、协商与伙伴关系为特征的扁平化的公共治理体系。第三，要在机制上引入新做法，改变政府独家垄断信息和资源并自行决断重大事项的状况。

[参考文献]

[1]王勇，《法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学习时报

[2]璧山县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理论研究》，重庆司法行政网

[3]张童，《以比较法角度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法律教育网

[4]鞠晗，《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东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