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最需改进的环节_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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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最需改进的环节

-----完善的权利监督制约机制

姓名：陈锐

学号：2011310040234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许多令西方国家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力图向世界证明“中国模式”这条发展道路，比西方的传统民主制度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现状。随着08年西方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1时机中国国力的崛起，西方学者也不断开始放低姿态研究并认知“中国模式”，他们在各大学术期刊刊发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与研究，并且大多数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看好。

中国，的确应该为自身在近年来国力的突飞猛进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在高兴过后，应该静下心来，完善和弥补目前中国政治制度仍存在的隐患与不足。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经历过大朝大代的兴衰，权利的更替，有一个历史的怪圈是不得不重视的：那就是政权在稳定统治若干年之后，会形成一群固定的利益阶层和权利阶层。这些阶层中有些失去了建立政权时的那种目标性，更多地把重心倾向于自身利益的获得，最后使用权利去进行利益的追逐，从而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渐而影响政权的稳定。

明太祖朱元璋对当时的特权阶层动用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的痛恨在历史上市赫赫有名的，但是政治的清廉仅仅维持在朱元璋执政的那几十年，明太祖对腐败惩治手段之多、之狠，仍然改变不了历史评价里明朝成为最腐败的朝代。最终被忍无可忍的农民起义灭亡。可见，遏制以权谋私不能寄托于“明君”的存在，制度不进行变革，以权谋私只不过是在暗处伺机而动，随时死灰复燃。

国民党也是由于在建立政权后，失去了最初对革命信念的执着，化为党国内少数大家族的利益代言人，忽视农村等大多数人的民生状况。才会在和共产党的内战中，即是据有军备的悬殊优势，最终仍逃不了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们政权所推翻。因为国民党当时执政带来的不公平现象使其失去了大部分老百姓的民心。

改革开放30年来带来的经济发展奇迹背后，不少权力腐败的问题在暗中滋生。一些党员在时代变更中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最后成为中央推行各项政策进行改革的阻力，为获得利益而滥权渎职等时有发生。滥权渎职者为了减少被告发的奉献，甚至软硬兼施地把不少原本纯净的党员带上同一条船，腐败成为了一种体制内的传染。而这样发展下去最严重的后果，可能就是曾经的前苏联：腐朽的红色特权贵族最终埋葬了自己的祖国。

可见，政权的稳固依赖于政治制度的权利监督及制约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真正跳出历朝历代都无法回避的兴衰怪圈。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利制约与监督机制应成为迫在眉睫的制度改革环节之一。社会上不少学者对此有广泛的提议，其中有些学者建议参照西方民主制度进行改革，认为应该利用投票选举执政者等“民意”方式去限制权利的失控。但这点其实就目前中国复杂的国情而言，也是不合适的。西方民主那种强调政党竞争，阶层对立的思想，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是水土不服。对此具体的说明不在本文过多的阐述，而放在《西方民主制度反思》一文中。若中国盲目不顾现实施行多党制模仿西方民主，则只会使中国社会陷入族群分裂，民众对立的纷争当中。投票选举也只不过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权利的使用期限，最多仅是进行执政期满事后以换执政党为方式的弥补，而却无法做到事前的预防和执政期间的制约与监督。例如台湾就靠普选制度选出了“洗钱”总统陈水扁，直到下台才被依法逮捕送往监狱，但其在执政期间贪污腐败对于整个社会的伤害却是难以抹平的。

所以，真正对权利的监督制约必须包含事前的预防、过程中的制约监督，以及事后的追究这一套完整的体系。每一环节缺一不可，若是仅从某一方面着手，则很容易治根不治本，效果可能短期内不错，但只要打击力度稍微放松，则很容易死灰复燃。例如，仅仅对权利的滥用进行事后的追究，则很多为官者出于本能地存在侥幸心理，认为那些由于滥权落马的官员不过是运气不好，或者是太过高调，才有此下场。甚至民间也流传着“贪官落马的概率比中彩票大奖还小”。不论此言是否确切属实，都深含着老百姓对当今社会权利监督制约机制缺失、迟钝、无力种种现象无奈的感受。

根据上文阐述的观点，针对权利的监督制约必须多角度多层面入手，环环相扣同时发挥作用才能最大程度上扼制腐败的滋生。但对权利的监督制约不能影响到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否则那只是 “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社会也有陷入民粹、族群冲突群体对立的风险。所以我认为，建立完善的权利监督及制约机制，大前提是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施行。

事发后的惩处是最容易进行的。至少从目前看来，司法并不会对已经在社会上被公开的腐败袖手旁观，腐败事发，当事人最后必然是锒铛入狱。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打击力度还是有保证的。

所以我们目前更应该从预防与监督上防止权力的失控。这相对于惩处来说，更难做好，因为预防和监督都要涉及现有制度的完善与新制度的建立，而惩处则与改变现有制度并不冲突。但是，良好的预防措施和监督条例比起惩处手段，对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及损失要少得多，防范于未然才是上策。

对腐败的预防，须纠正部分群众入党的目的性，而这必须得从共产党选拔人才的制度下手，目前社会群众仍然存在“公务员是铁饭碗“的观念。当党员入党，并不在乎党纲上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所肩负的使命，而只是填充着“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这些关乎个人利益的念头，权力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各种项目的兴建而滋生，就变得理所当然起来了。其实，“升官发财”这种念头并不是近年来才产生的，也不能视为物质生活下为官者内心扭曲的现象。恰恰相反，“升官发财”恰恰是蕴含于中华数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深处的思想之一。古时封建社会，这种思想便是举家支援年轻人苦读四书五经，依靠科举制度，当个小官，好带领全家脱离贫困的处境，至于当官后施政方式和民生建设，反倒是次要的考虑。，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升官发财”的念头是人性固有的劣根。寄托于人性的自我约束，以此期待以权谋私的现象的减少，是不可靠且可笑的。共产党依靠党校来提高党员及干部政治思想观念，提高党性可以作为预防腐败环节的辅助手段，但主要手段，归根到底还得是制度上的改革。

执政过程中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则最为重要，这其中最可靠的便是法律法规的完善，这也是上文中提到的，人的自我约束能力是有限的，趋利避害也是人的天性，所以只有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对权力进行制约。但目前在我国，事实上法律法规关于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的条文已经较为完备，但腐败弊案仍然陈出不穷，即针对权利的监督制约没有落实到实处。

明明我国法律法规皆有针对权利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条文，为何仍然出现这些问题呢？我认为，是因为我国的司法体系仍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治仍然存在人治的影子。正是由于司法体系和地方政府存在诸多藕断丝连，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链条，腐败才有了供其肆意生长的培养皿。对于中国的司法独立，必须要走跟西方的司法独立不同的道路，这也是之前所讲的，权利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因此，地方法院应只对上一级法院负责，逐级负责直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则向党中央直接负责，地方法院人事的调动以及任命应与地方政府相互分离，地方政府不得对法院人事及案件判决进行干预。即党中央进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及省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命，省级人民法院法官负责对下一级人民法院任命，层层任命，层层挂钩。建立一种中央-地方责任归属的司法体系。这样就满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之下，司法体系的人事断绝了与政府的关联，真正使司法体系不受地方特权的干扰，发挥其制约政府公权力的作用。对地方及中央直属的公务员贪污滥权等行为，能够尽可能且不包庇的公平公正进行判决。

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就需要靠上文三种不同的手段（预防，监督制约，惩处），三种手段缺一不可：轻视预防会提升反腐成本，监督制约缺失使得整个机制仅有空壳，惩处力度过小导致腐败因成本低廉和滥权官员侥幸心理而缺乏力度。仅有齐头并进共同实施，才能不留死角地真正从斩草除根的程度上扼制公权力为私所谋现象之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