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必学《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探析》_浅析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2020-02-29 章程规章制度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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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探析

作者:刘寒雁

制度是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制度在社会发展的系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度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可供遵循的规则和标准,赋予人们的行为具有价值意义的选择和判断。布罗姆利(D.W.Bromley)认为,制度变迁就是有关界定个人选择集的关系的变化。因此,制度变迁反映的是在特定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集团所具有的改变现有行为规则和所有制结构的迫切需求。制度变迁的结果就是在新的市场原则下产生新的利益关系。[1][P.55]

理性(reason)是社会行为主体(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个人等)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是行为主体认识自然、社会和协调、整合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能力。习惯上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就是指人们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能够最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价值理性是根据人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与方法努力达成的合理价值活动的能力。[2] [P.65]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得不够完善,不断积累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间断性的负面影响,而此时,政府的理性制度介入将是高效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力资本理论得到社会各界普遍认可,学校教育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受到了大众的追捧。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也为世人所诟病。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加速教育改革的社会需求,教育界多年来从不同的角度,努力进行了许多的尝试和改革,但成果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一方面由于众多政府职能部门的非理性介入,使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教育的评价体系完全刚化,导致素质教育与应考教育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和现代社会的教育需求关系发生扭曲,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阻力和制度惯性,导致单方面的教育界内部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对于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而言,首先要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政府理性,即在有限权力的框架下,有效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机制,为教育的公平发展构建合理的制度环境。其次要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重新审视公众的教育价值取向,即在知识经济一体化发展人才需求的模式下,摒弃传统的“官本位”教育价值理念,为教育的人本化发展构建科学的社会评价体系。

一、义务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义务教育从法律角度来看,是一种公共产品。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学生家庭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政府应该为每一名适龄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我国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实行国家办学、中央集权、财政单一供给的管理模式。这与我国政治经济长期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是相吻合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需要。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把义务教育责任交给地方,实行中央领导、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新体制,客观上导致了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发展。资料显示,在相关制度影响下,中国各级教育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人均经费分配中,从小学、初中、高中到高校呈几何级递增,小学生的生均经费与高中生相比相差十多倍,而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小学的生均经费又是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的数倍。目前,实行义教经费保障机制和“两免一补”政策等,从很大程面上缓减了教育不公平趋势的发展,但又从新的角度对学校制度改革提出了挑战。

(一)校长聘用制度改革与薪金制度僵化的矛盾

从2003年教育综合改革开始,一些地区的县乡两级政府纷纷从学校的具体管理中退出,主要工作转向确定地区内的教育导向(即评价机制)和落实现代教育方针。取消了校长的行政级别,制定了《中小学校长公选实施办法》改革学校法人制度,按照“公开选拔、平等竞争、择优聘任”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一新的改革举措,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首先,校长年薪制的推行极大地鼓励了校长的工作热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将校长推到教师的对立面。由于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存在巨大差别,教育的成效更多的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年薪制所导致的巨大薪金差距,无疑对其它管理人员和教师的情绪产生负面激

励。因此年薪制的对象应该有所扩大,以激励学校大部份教职工的积极性;其次,教育管理部门在具体教学工作上的退出,无疑给予了学校充分自由发展的机会,但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民间组织的监督评价机制必须得到强化,校长的任期和权限必须得到严格限制,才能保证学校工作的健康持续地发展。

(二)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与人才不平衡流动的矛盾

目前,有部份地区已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打破城区、农村和校际之间的界限,对教师实行竞争上岗,重新聘用,实现了教师身份社会化,给予了学校间人才流动的机会和引进优秀人才的可能。教师聘用制,虽然采用了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来调整,但教师身份社会化后,由于相关政策的不配套,进入社会化的教师不能进入社保,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优秀教师保留的困难加大。特别是在贫困地区高中教师极缺的情况下,竞争上岗其实只能在学校内部进行。也就是说,没有充足的教师资源,进行竞争上岗的可能性不足。另外,教师聘用制打破了城乡、校际间的界限,在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势下,城乡间学校的发展极不平衡,基础建设和相关待遇的差距甚至还有所扩大,许多乡村教师借用这一机会,纷纷前往条件较好的学校应聘,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乡村学校教师队伍的稳定,使教师聘用制成为教师单向流动的便道,使教育公平问题日显突出。因此,教师聘用制必须配套以相关的政策和经费,学校对已聘用的教师要给予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略高于非社会化教师的薪金待遇,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同时,建立教师双向流动的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建立相应的保障基金,对于主动到乡村一线应聘的优秀教师,一方面给予年薪待遇,大幅提高其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给予到乡村一线任教一定年限的优秀年轻教师进行培训和学习深造的机会,提高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实现教师队伍优化和教育公平的协调发展。

(三)绩效工资改革与学校经费来源单一的矛盾

一些地区正在进行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坚持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建立重能力、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但是,绩效工资制度因为近年来学校的各项收费被取消而进退维谷。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和“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虽使学校的基本教育经费得到了保障,但由于教育经费各项用途已非常明确,学校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绩效工资的执行。因此,针对目前教育的社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这一现状,如能打破僵局,建立教育服务于企业和社区的模式,引进社会力量和市场资金,联合民间组织和企业部门,建立教育基金,开展社区内的教育捐助和校企共建活动。并给予企业合理的税费优惠和资源使用便利,开辟资金筹措渠道,以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

(四)学校高速发展与教师编制人事管理体系的矛盾

目前许多公办学校的教师编制主要还是根据行政管理逐级下达的,往往存在学科不配套、不均衡的问题。一是行政审批程序复杂,学校急需的各类教师缺口填补周期过长;二是选聘方式存在不足。以招考公务员的方式招考教师,无法系统地考察应聘人员的教学能力;三是新增教师指标缺乏,难以满足学校发展的需求;四是经费保障有限。新增教师工资需地方财政支付,新增教师越多对于地方财政压力更大。因此,进行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并非教育界一家的事,要联合各职能部门,从人事到经费上给予特殊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才能真正实现教育改革的推进。

(五)地区发展差距扩大后义务教育成果巩固与优质学校建设的矛盾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面对急需的各项教育投入,财政压力和还贷压力还相当严峻。同时,近两年城市优质学校的基础建设投入较大,已建成一批现代化的新型学校,但由于经费倾斜的不足,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发展差距依然相当明显,甚至有所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突出。如何实现优质学校建设和教育公平的协调发展,将是近几年教育事业发展必须直面的难题。在充满改革机遇的今天,应该充分利用现有优势条件,推动多渠道融资和多元化办学的新型教育体制,在将部份教育资源推向市场的同时,借助各类力量,引进教育资金,以实现教育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六)素质教育改革与社会价值取向的矛盾

在教育思想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各界普遍承认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强化公民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内化”提升为人的综合素质,也就是说素质教育是现代社会教育的本质要求。但是,在强大的社会文化惯性的推动下,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择校、高分低能等一系列问题依然严重,来自于教育界内部的教育改革在外部环境的强大压力下进展缓慢。因此,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必须从社会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评价体系两个维度,一方面改变公众对教育的功利性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改善应试教育之所以枝繁叶茂的评估评价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小学生“减负”,实现“全人”教育的理想。

二、高等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西方世界大学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大学特征。第一,大学自治。大学,“它有着与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完全不同的制度特点和管理模式”。第二,学术自由。在大学里,任何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内,都有权按照他们认为正确的传统和法则,自由地进行知识探索和学术研究。第三,多元办学。这是现代大学发展的目标和追求之一。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并非是每个人都适合于这种训练的,而那些胜任这种训练的人必然能够发现这种训练。否则,社会所赖以取得新的发现和明知判断的‘涓细的智慧溪流’将会干涸。大学的首要职能是完成这些任务。”[4][P.12]

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正如北师大教授张斌贤所指出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正确处理大学与外部、大学内部各种关系的规范体系”。英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的含义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自己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符其实来保存自己的活力。谁都在谈论大学,但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具体任务是什么。”因此现代大学制度虽然起源于欧洲,但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时代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努力建立与本国本地区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大学制度,是各国大学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基本经验和普遍规律。

(一)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

由于高等教育对于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国政府对于高校的管理极为重视,甚至还出现了政府职能渗入到高校管理的各个细节,不论学科设置、人事安排、学生管理、考试模式、评价方式,甚至研究方向和教材使用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政府管理的身影。如何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是各国政府进行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重心,各国政府正努力寻找高校管理中集权和分权的平衡点,转变全能的职责为立法、拨款和政策指导性职责,给予高校发展充分的自由空间。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于高等教育实行集权管理。多年的实践已证明这种管理方式弊大于利,政事不分、权责背离、千校一策、机制僵化,既不利于政府管好高校,又不利于学校自我发展。借助市场手段调节教育资源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如,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课程,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开展社会服务,筹集办学经费;通过人才市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和教师流动问题;引入市场机制调节校内资源分配等。因此,鉴于高校发展的现状,改变政府职能,引入市场机制是我国高校摆脱束缚获得高速发展的要素。目前,困扰高校发展的最大问题是高校基础设施高速发展与经费来源有限的矛盾。此时,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非常必要。一是利用政府职能,建立相关法律和法规,引导地方税收和寻找各类财政支持,积极为高校发展筹措更多的经费;二是协调各高校的教育资源管理,将零星分布的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保留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校产,将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零星资产推向市场,在保护与开发的同时集中力量办现代化大学。三是引导社会各界参与高校建设。四是支持学校依法办学。有限政府介入,就是要根据大学自治的传统,充分维系大学独特的组织系统、活动章程、法人地位、基本职能和学术组织的特征,以保证其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发展活力。

加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赋予校长足够的行政、学术决策权与组织指挥权的同时,进行有效的职能监督,以保证学校的顺利发展。

(二)改无序民主为有序民主

大学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实行民主管理。首先,民主管理是保证学术自由的基础。实践证明,管理上的专断和学术上的霸道都会窒息学术自由的风气。只有在民主的氛围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土壤中,学术才能顺利地生成和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师生都是学校的主人,实行民主管理有利于维护师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师生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办好学校。因此大学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如教代会、工会、教授委员会、学生会等组织,以保证大学的学术自由。

但是,任何民主都是相对的民主,学校民主的有序性就显得更为的重要。只有学生的民主则使学术的权威性荡然无存,使教师教学的难度增加。在学生有权对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进行考评的同时,不给予教师相应地对学生逃学、旷课、迟到、早退等一系列过度自由行为的管束权,将导致是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学风的败坏和教学质量的不保。同时,单方面地压制学生的民主只给予教师的民主,将不利于学术气氛的活跃,助长学术霸道的歪风,影响有活力、有创新精神的高校学术气氛的形成。因此,建立高校有序的民主将能有效地规范高校的教学管理秩序,形成高校良好师生关系,从而实现高校良好的理学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移教授管理为教授治学

现代大学组织是一个由学术和行政单位交叉组成的矩阵,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是依据不同的目标、价值和规则运行的。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大学组织模式,一种是学术组织占优势, 主要表现为大学管理结构的协调方式。另一种是行政组织占主导,学术组织处于从属的地位, 大学内部表现出明显的科层化特点,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管理是目前我国大学运行的主导方式。

[5][P188]

教授治学是大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教师是学校的第一资源,教授是教师中的骨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教授在学校中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大学外部关系和内部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政府科层制管理体系被引入高校以后,大学依靠教授治理变得力不从心。正如美国教育家布鲁克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让“教授治校”来代替“教授治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一方面让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扬短避长,用管理思维解决学术问题,用学术理想解决管理问题,所产生的是事倍功半的后果。另一方由于教授工作的错位,高校学术活动受到影响。因此,应该由政府部门牵头为高校的发展建立详细的法律、法规,明晰高校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的人事关系和工资体系,确立教授完整的治学职能和管理人员明确的管理职能,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减化内部行政手续。让教授们发挥所长,并留出充分精力用于学术成果的运用性转化,改变中国高校教学科研与实际生产运用相脱节的现状,实现高校作为社会进步主要推动力的社会职能。

(四)破统一体制为特色办学

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虽然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总体上总是以较为统一的面貌出现于世人之前。1949年以前,整体模式都是师从日本和欧美;1950年至1965年期间照搬苏联模式;1966年至1977年期间误入歧途,高等教育整体倒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徘徊,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新的全体性探索。目前,总体上都以追求大而全的综合性办学模式为目标,缺乏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成为许多高校的通病。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民族构成成份,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不同自然人文资源,必须会对高校的发展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立足于本土的实际,建设自己的特色是各高校脱颖而出,成为高水平大学的基本点和出发点。

教育事业是具有适应性和引领性二重特点的社会事业。现代教育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培育人的心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动和引领时代进步的事业。现代教育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民生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遵循社会发展规

律和教育发展规律,整合各类社会要素和办学力量,实现教育的创新性、开放性、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6]因此,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首先必须以创建现代学校的理念为基础,建立现代学校文化。制度是刚性的,文化是柔性的,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从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是文化传承的形式,更是文化创新的源泉。从建设和谐社会来看,教育是社会公平的核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套用现代经济管理模式的学校制度只会让教育成为机械的、狭窄的、片面发展的教育。只重视升学率和考试分数的教育不可能成就文化的、素质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现代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发展的手段,更是文化结构的支撑。其次,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必须厘清概念、理顺关系,实现制度的创新和管理运作模式的提升。现代学校制度特指在知识社会初见端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的社会背景下,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基本要求,以完善的学校法人制度为基础,以现代教育观念为指导,学校依法办学、民主管理,能够促进学生、教职工、学校、学校所在社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7]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是教育制度创新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内部治理的结构和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三个层面。一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即教育的宏观管理体制。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必须完善教育法律体系,从政府行政主导型管理转变为依法治教、依法行政的制度管理;必须构建现代公共教育财政制度,从生产性财政制度转变为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决策咨询审议问责制度,从部门的内部决策转变为开放的程序化决策;建立省级统筹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从集权管理转变为适度集权、分级管理的制度;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从全能管理转变为有限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建立良好的教育服务体系,实现以学校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的依法办学和民主办学体系。二是学校内部治理的结构,即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必须首先区别不同类型的学校,建立相应的法人治理机制;制定学校章程,完善学校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构,实现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性;健全内部沟通机制,实现市场、学校和政府三个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完善学校的管理制度[8]。三是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即教育的市场条件和社会参与制度。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必须实现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提高市场参与率,吸纳民间资金和金融资本,最大限度调动政府、社会各方面力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还必须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扩大社会参与度。充分利用非政府社会中介组织来承担咨询、认证、评估、拨款、信息服务等政府转移的管理职能,完善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后学校与市场间的关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还必须完善实施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的政策保证及监管制度,以保证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实现学校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吕昭河, 制度变迁与人口发展——兼论当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制度约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2] 史云贵,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07(6).[3] Pehr-Johan Norback, Cumulative effects of labor market distortion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65(2002)135-152

[4] [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 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5] 魏林红,我国大学科层层制管理的实践困境及其变革[J], 社会科学研究, 2007(5).[6] 罗崇敏,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努力开创云南现代教育事业新局面[Z],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2008年2月19日.[7] 靳有忠,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几点思考[J], 青海教育, 2005(7).[8] 谈松华, 教育管理制度创新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J], 中国高等教育, 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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