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_廉政文化各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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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

来源：法制日报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价值观念，先进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廉政制度需要廉政文化作支撑。

考察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或者还是外国，在没有建立政治社会之前，是

没有廉政和权力制约制度的。到了古代雅典社会才出现社会权力制约的政治制度，即梭伦改革。它将社会成员按财产多寡划分为四个阶层：前三个阶层的人可以担任官职，占社会成员多数的第四阶层享有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人民保留有决定的权力。古雅典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各阶层都享有一定的权力，从而实现社会平衡、稳定。另一方面，提修斯和梭伦改革所倡导的权力平衡价值观念也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现代权力制约制度创立于英国、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先哲们对政治理论的贡献相联系。公元五世纪，基督教教义在欧洲各国盛行并取得统治地位。基督教所建立的原罪理论逐步被欧洲社会所接受，并成为架构世俗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观念。孟德斯鸠在其1748年发表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学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论支柱。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杰佛逊曾明确指出：“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左右政府的势力必须归全体人民共有。”联邦党人汉密尔顿设想共和政体的权力结构应当是“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部门；采用立法上的平衡和约束；设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法官在忠实履行职责的条件下才能任职；人民自己选举代表参加议会。”在他看来，通过这些手段，共和政体的优点得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

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思想史上，也曾经有人提出过“民重君轻”、“监察以廉”的思想。但在“皇权至高无上”的社会制度中，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类似西方国家那种以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权力制衡理论。所有的监察制度都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或皇权以下百官之间的监督。自周代以来的监察御史制度莫不如此。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几千年的是儒家文化。儒家强调“君权神授”和“忠君”思想。它要求人们必须绝对信任皇上，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监督的。

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对廉政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常看到，一些优秀的廉政文化成果可以通过执行者的认可或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制度，比如政务公开、招标投标等等；而有些制度却因缺乏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基础，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如对公务人员收受礼品、有价证券的登记制度，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等。常有人问，五六十年代我国法律制度并不健全，人民生活也不富裕，为什么那时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犯罪反而较少？而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法律制度完善了，腐败案件反而增多了？这其中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和条件发生变化的原因，同时也有由此而产生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对遵法守法态度、道德水准评价的变化。

文化作为根植一定社会人们内心的一种知识、信仰和普遍认同，当与廉政制度在价值取向上相一致的时候，就能够促进该制度的完善，并保证廉政制度自觉遵守和执行；而当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的价值取向不一致，或超越廉政文化的发展阶段

时，廉政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制度的执行具有相应的反作用。制度的创新必然要伴随着文化的创新，一种先进制度的诞生同时意味着一套先进文化观念的诞生。先进的制度有保护和促进先进文化发展的功能。现代制度具有评判、预期、激励、包容和妥协的功能，制度通过这些功能，能够分辨文化产品的优劣，预测大众文化的需求，引导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抑制落后文化，排斥腐朽文化，鼓励文化创新和竞争，从而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我们今天所见的种种不良现象，表面上看是观念、道德等文化现象，实质上是制度的问题。认识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的这种互动作用，加强对廉政文化和廉政制度关系的研究，自觉地运用廉政文化成果推动廉政制度建设，将会大大提升全社会的廉政建设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