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现状及存废_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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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我感到，一方面我们中华民族大有希望，国家进入了百年来的最佳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弊政，其中，最大的弊政当属劳动教养制度。有许多人在收容遣送制度之下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一样，在劳动教养制度之下，谁又能保证不经司法程序和审判而被某个“领导”下令“劳教”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

因为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在此，我建议：劳动教养制度条例应该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这不是明显的违宪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国发[1982]17号文件转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规章，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3年。

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判决，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的责任和义务；党的“十六大”也庄严宣誓：“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岂不是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制造了借口？

劳动教养制度1957年诞生之初，是为了配合“反右”运动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后，“反右”运动被否定了，劳教却大行其道。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被劳教者（其中也有很多被迫害者）已有350万人以上，其血泪苦难还不足以使我们改弦易辄吗？

一些地方公安当局花大量的精力、财力，抓大案要案，未等事实弄清楚就急于宣传出去；后来发现抓错了人，也不放人，为了表明当局没有办错案，便对无辜者处以劳教；

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

有的地方对违法人员只由办案人员一人进行讯问，或由联防队员盘问，由办案人员事后签名，匆忙将人处以劳教；

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一律劳教三年，把一些本不应当被劳教的人予以劳教；

有的办案单位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劳教成为创收的工具；

有的把属于道德调整范畴的人、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一般打架斗殴，情节显著轻微的送去劳教；有的把法规禁止收容的精神病人、残疾人、严重病患者和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送去劳教；

有的突破劳教对象年龄的限制将未满16周岁的人送去劳教；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领导人徇私枉法，蓄意报复，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这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

大量的事实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一部分官员作恶的工具。

我觉得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或立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表明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进一步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一、劳动教养制度存的弊端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现行劳教依据的是《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发布）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发布），仅此一个决定，一个补充规定，一个试行办法而已。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其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其法律地位仅处于行政法规之档次。而试行办法则是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文件。被转发的试行办法在内容上较为完备，对决定和规定作了补充，成为了劳教的主要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为公安机关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

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更为混乱的现象是：在一个共同犯罪中，主犯被起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刑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

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

一个人有轻微违法，要劳教三年可以基本上无程序可言。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则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报捕、移送起诉，已经很繁琐了，检察机关还要批捕、起诉，法院还要开庭审判，审判时，还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讼技的律师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几份主要证据不能采信，则此人会无罪释放。在此，从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经过三堂会审，加律师辩护，还极有可能成漏网之鱼，检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诉。法院可以判无罪，可以定罪免处，还可判缓刑。相比之下，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定劳教三年。

二、劳动教养制度的存于废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存于废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创新派，主张在原有的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上，保持基本框架不动，做适当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内涵；

另一种为废止派，主张废除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重新设立一套适用于矫治轻罪者行为的体系，或者用一套新的体系来完全取代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强调自己观点中的“取代”二字，认为自己坚持的这种取代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大改”——以一种全新的模式完全取代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

“取代的模式应该更类似于国际上通行的‘保安处分’，”他们认为，“这种模式不是一种刑罚，也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应当是一种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独立的行为，是对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补充。”

对于这种“取代”如何实现，他们设想的步骤是：首先应该将其类型化、法定化，在程序上应当由法官对这种处分进行中立裁判，“这就类似于国外的‘轻罪审判’。”

三、我的观点

我比较支持创新派的观点，今后的劳动教养模式应改变现在的单

一、封闭、强制为主的传统形式，广泛与医疗救护、教育辅导、行为矫治、社会化规范等多种模式结合。在这种大方向下，我个人认为，劳教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向‘设置法’发展，针对不同劳教人员的不同设施，分别进行立法。” 如湖南省新开铺劳教管理所对强制戒毒的劳教人员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TC戒毒模式，针对特定的劳教对象设立了特定的劳教模式。此外，立法中更突出“教育”的模式，应该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变，促进劳教人员再社会化，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

最后，我觉得无论劳动教养制度是创新或者废止，调整的方式仍是以社会治安需要为主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