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 企业文化建设（精选6篇）_儒释道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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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释道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但是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这一事实，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过分偏重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层面，并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也都纳入到政治和伦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死气沉沉的模样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
这里所说的儒释道，主要不是指原始形态意义上的儒释道，而是指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融摄了其他学派思想，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发展了的儒释道。要比较准确和深入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的脉络，以及三家之间的纠葛--矛盾斗争与调和融合一、在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步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其父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是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安邦治国，他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而由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谈也标榜以道家学说统摄各家。他认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道家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然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但接着他又说，十家中“可观者九家而已”，而各家则都
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他同样也引用了上述《系辞》的话，不仅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而且还强调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当时社会已以儒学为上，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认为儒学“于道最为高”。
这二位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一位论六家，以道家为统；一位明九家，以儒家为高。他们观点的不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风尚和他们个人不同的学术师承背景。而他们之所以分别揭橥出道家和儒家为诸子百家的统摄者，如果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分析，正是反映了在诸子百家众多的学派中，儒、道二家思想是最为丰富的。不仅如此，儒、道二家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自我发展、不断更新的内在机制，所以逐渐成了诸子百家众多学派的代表者。
两汉是儒、道二家广泛吸收诸子百家，充分发展自己、丰富自己，并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学派地位的时期。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者。经由董仲舒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汉代儒学，如同汉初的道家黄老之学一样，也是广采了阴阳、墨、名、法、道各家之长的。同样也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会的精神，使儒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融摄的。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张。其实，这是很不全面，也不十分准确的。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他强调的是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
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
草不殖“。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三、力图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而且获得相当成功的，是魏晋时代的玄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那些与现实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即使象被人们称之为”清谈“、”玄远“的玄学，也不例外。人们所熟知的，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抽象理论问题，其实无一不与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有关。
儒家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着重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把重新确定社会成员的名分问题，作为”为政“的第一大事。儒家名教理论产生于封建时代，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所以，在近代反封建的革命中受到激烈的抨击是完全理所应当的，毫不奇怪的。不过我们说，把社会的某一个成员定死在某一固定的名分地位上，不许其变动，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在实际上做不到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又必定是处于某一确定的名分地位之中的。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各安其名位，各尽其职责，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安宁的，也是不可能发展的。从这一角度讲，儒家的名教理论也还是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的。此外，还需说明一点的是，儒家名教理论也不是绝对排斥个人作用的。就其强调调动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这一点来说，儒家比任何其他学派更重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力。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儒家名教是轻视个人利益，抑制个人意志自由发展的。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而不应当以社会礼法等种种规范去干预和束缚个人的行为。而当他的向往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时，他就教人们以”齐物论“--相对主义的方法，从认识上去摆脱一切由于分别善恶、是非、利害等等而带来的种种纠葛和苦恼，然后借以获得主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
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玄学的开创人之一，汉魏的王弼认为，喜怒哀乐等是人人都具有的自然本性，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例外。社会的一切名教规范都应当是体现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只有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根本，才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社会作用。
以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为基本特征的玄学理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与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治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者不可不知的。
四、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然也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盘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而从理论方面讲，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
后来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来，则进行了自觉的、主动的融合。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着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当然，反过来佛教对于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两晋之际，玄学家以佛教义理为清谈之言助，已在在皆是，所以玄佛融合成为东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五、佛教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
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发展，此后道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道教是在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基础上，附会以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着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所以，道教与道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人们平时所称的儒、释、道中的道，一般都是含混的，并不严格限定它是专指道家还是道教。在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下，道教理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少道教着作在一些方面对道家思想有很多的丰富和发展，有的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总之，所谓儒、释、道中的道，包括了道家和道教。
儒家思想理论在佛教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对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深入探讨。与佛教相比，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于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其中虽也有一些形上学的命题，但并没有着意去加以发挥。所以在形上理论方面，原始儒家甚至还不如道家。佛教传入后，它那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和刺激，一度还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深入佛门，去探其奥秘。而且，确实也由此而涌现出一批积极探讨形上理论的儒家学者。
六、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所以，当人们随口而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佛、道二家的文化，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2篇：儒释道
苏轼思想中的儒释道哲学
【前言】
“儒释道”一词是为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文化视野范围观，滥觞于南梁，在元明清时期发扬，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儒教，世界三道宗教之一的佛教和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演变创立的道教三教合一，体现了中华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的初次融合。而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处于一个儒释道三源慢慢走向融合的特殊时期。再加之苏轼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促就了苏轼诗词中独特的三种思想的韵味。研究苏轼人生中的儒释道哲学，不仅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对这一家文豪的文风笔触有更深的理解，从大层面上更是对文化融合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可以从中汲取有利于中国推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新启示。
【关键词】儒家 佛家 道家 苏轼 文化融合
【正文】
一、作为治世之具的儒家
儒家作为统治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意愿。所以儒家所代表的“用世”、“建功立业”或是“治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苏轼也毫不例外。
苏轼出生于儒学浓厚的文学世家，父亲苏洵文风纵横恣肆，有汉唐之风，对苏轼从小寄予厚望，亲授史书，论古今成败，所以苏轼从小就有着高远的抱负。并且仁宗时代人才辈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思想普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的以天下为己任，奋发自强的儒家用世的精神对苏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苏轼26岁便踏上仕途，一番豪言壮语“致君尧舜，此事何难2！”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所提出的仁政思想：“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人；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与忍人。”苏轼的政治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儒家“入世”精神。
以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的前后赤壁赋来看，《前赤壁赋》中有言：“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表面上像是一首求取美人的缠绵悱恻的情曲，其实言下之意是指美人就是苏轼想要报效的朝廷，宛转地表达出自己身怀大志，却不受朝廷重用的郁结。再如《后赤壁赋》中有写入睡的苏子梦中得见化作孤鹤的道士，在“不答”、“揖予”中表露了作者虽有着入世思想却在政治上屡屡失意，结尾一句南柯一梦“开户视之，不见其处”更是将苏子的茫然和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苏轼的诗词中，带有这种思想的诗句并不少见，都深深浸透着儒家的“用世”思想。“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3虽有自慰、超脱之意，但是包含着浓浓的伤感与无奈，壮志未酬引发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他迷茫，“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4都是心中仍然有着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的表现。
二、作为修身之术的道家 12 《岳阳楼记》 【宋】范仲淹
《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在年轻时就已拜读《庄子》，有言“喟然叹曰：‘吾昔又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5”特别是在苏轼被贬黄州之时，仕途受挫，生活落魄，满腔壮志无法宣泄于是向内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这个时候的苏轼就天然地染上了老庄的“自然洒脱”的情怀。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6”体现了道家十足的寻仙访道的思想，“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7从庄子的相对主义阐述了水月之间的变与不变，“则物与我皆无尽也。8”隐隐透露出万物无尽，遗世独立的超然达观之念，正是庄老哲学中的无限宇宙体验人生观照自然之理。
“乌台诗案”使苏轼更加体会到了宦海沉浮，人生多舛，在追逐功名利禄之中丢失了自我，于是他在《临江仙·夜归林皋》中便抒发了这种感概：“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但是与其他文人墨客不同，他产生的强烈内心冲动是老庄带给他的返璞归真思想：“小舟从9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追求的是回归本真与天地同化，从大自然中寻回失落的自我。这种寻找自我的强烈愿望表达了苏轼诗词中老庄思想的融入。苏轼接受了消极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没有彻底地否定人生，彻底“避世”。他将老庄哲学与儒学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他练就了旷达超脱、玲珑圆通、进退自如的超然心境与人生大智慧，超脱了世俗的功名利禄穷达成败到达了人生的更高境界。正如他著名的一诗中有言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10一诗读起来直教人畅快淋漓，“风雨”也好，“斜阳”也罢，不过都是人生的“也不风雨也无晴”。如此超脱，如此顿悟，仿若酒醉又仿若独醒，正是忧乐两忘的老庄大境界。
三、作为安身之法的佛家
苏轼在贬居黄州之时，曾经写过：“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为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11他不仅研习佛理，更是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到城南精舍安南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最够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饰然，无所附丽。”12
在他给朋友毕仲举的信中曾经以龙肉与猪肉作比，“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13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学佛更是在于将佛中玄妙归于使用，从而应用于现世之况，而不是沉溺于超然玄讳的佛理、出生死超三乘作佛。苏轼潜心佛学的目的正是“期于静而达”，即一种对人生有豁然洞达的认识和一种不萦于外物的独立宁静的心境。
佛家中讲究静达圆通，不外乎是强调在一切变故前都要保持着平常心，于是苏轼在这种佛理中汲取安慰自身的力量，将仕途生活上的种种不幸都视作万物流转中的短暂现象，是对佛心的次次磨练，对它们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情怀。四、三教通融的哲学思维
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有说道，读《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两篇，“胜读 56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宋】苏辙
《前赤壁赋》 7 《前赤壁赋》 8 《前赤壁赋》 9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10 《定**·莫听穿林打叶声》 11 《乌台诗案》 12 《安国寺记》 13 《答毕仲举书》 南华一部。”14而这两赋也最能体现苏轼诗词中儒释道三教融合贯通的思想，苏轼清楚地明白在政治上退避是有可能的，但是对社会的退隐是不可能的，“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终是一缕美好的幻想，是极端理想主义“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的妄想。他将儒释道三者融合互补，有吸收也有批判，从儒学中他获得了继续政治奋斗的动力与勇气，在佛道死啊相中，他找到了立身修行的心灵解脱，展现了他高妙的处世之道。
一方面，苏轼对现世还是有所希冀与希望，蕴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他还是极想在仕途上有一番大作为，然而另一方面，他的人生志愿并未能得到实现，所以他研习佛老思想，并不是消极的避世思想，也不是精神的幻灭，而是从中找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构建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境界。“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15。”人生种种，荣辱、功名、利禄、穷达、得失、忧喜不过是枷锁与羁绊，静与达可以将他从这种沉重的俗世牵扯中解放出来。
这种儒释道融合的精神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中，他的诗词，并不简单是儒家的“入世”、道家的“道法自然”、佛禅的大境界超脱，而是三种兼而有之，不是腐儒、玄道或是虚佛，他智慧地选择了其中精妙的部分构建了他自己的人生境界，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结】
总而言之，苏轼的政治理想与抱负，甚至于生活之趣都来自于儒家；然而他的思维方式与处世之道，更来自于佛老两家。他以儒家治世，以道家修身，以佛家安身，开放兼容，融合互汇，创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博大的思想文学体系，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也是中华文化圈不断慢慢相触印度文化的一次鉴证，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思想文化世界性融合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苏轼文选》【宋】苏轼 上海古籍出版社 2.《苏轼诗词文选评》王水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 3.《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翟晴 4.《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阮延俊 5.《关于儒释道三教融合之管见》徐建勇
6.《苏轼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王水照 中华书局
7.“中国苏轼研究学会”http://www.daodoc.com/ebook/3f8028ca04a1b0717fd5dda4?fr=aladdin&key=%E5%8F%A4%E6%96%87%E8%A7%82%E6%AD%A2 15 《答毕仲书举》
第3篇：儒释道文化一瞥
儒释道文化一瞥
我读国学经典
通过学习《国学经典》这门课程，使我对中华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尤其对老师讲的儒释道的文化很感兴趣。现在想来，儒释道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但同时它又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仅产生了大量的本土学派和文化，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当然，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毕竟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
在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步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其父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 他是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德家。司马谈引用《系辞》“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 的说法, 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安邦治国, 他
们各有所见, 也各有所偏。而由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黄老之学, 司马谈也标榜以道家学说统摄各家。他认为, 道家“ 因阴阳之大顺,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 所以能“ 与时迁移, 应物变化, 立俗施事, 无所不宜。”总之, 道家是“ 指约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然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 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但接着他又说, 十家中“ 可观者九家而已” 即除去小说家, 而各家则都是“ 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他同样也引用了上述《系辞》的话, 不仅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其所长和所短, 而且还强调说“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 相灭亦相生也” , “ 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当时社会已以儒学为上, 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 认为儒学“ 于道最为高。”（《汉书》卷三十, 《艺文志》）
这二位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一位论六家, 以道
家为统；一位明九家, 以儒家为高。他们观点的不同, 如前所说, 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风尚和他们个人不同的学术师承背景。而他们之所以分别提出道家和儒家为诸子百家的统摄者, 如果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分析, 正是反映了在诸子百家众多的学派中, 儒、道二家思想是最为丰富的。不仅如此, 儒、道二家还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自我发展、不断更新的内在机制, 所以逐渐成了诸子百家众多学派的代表者。
事实上, 自战国中期以后, 学术界就呈现一种纷纭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 另一方面,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各学派之间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子百家的学派分合之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说起道家，我们都知道其创始人是老子，包括后来的道教（中国本土宗教）也都以老子为其始祖，而将其神化后的人物即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太上老君。道家的思想体系以“道”为核心，道家学说的其他部分都是围绕着“道”而逐层展开的。“道”为所有的道家学者所推崇，“合于道”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追求一种天、地、人的和谐，万物共生的一种状态。
道家思想的主题便是“无为”，主张道法自然，因物性。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避世，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张。其实，这是很不全面，也不准确的。应当一提的是，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有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也是有不同的，有的追求一种个人的自我陶醉，不问世事的精神境界；而有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
为”，认为任何事物都应顺其自然，不应参入外界意志去制约它。因为天道“自然”，所以人道就要“无为”。
老子“南面之术”的核心还是“无为而治”，认为帝王治理天下不要什么都去做，而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尊重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采取合适的方式来治理。不要以为自己是帝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殊不知“物极必反”，如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而他后来实行的种种暴政，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落得个“二世而亡”的悲惨下场。
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自孔子以来，儒家思想学说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比如西汉的大儒董仲舒，宋代的朱熹等都是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大儒。
儒家思想算是影响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最深的，特别是从朱熹的《四书集注》出版之后，成为所有读书应试的的读书人都必须学习的经典。儒家强调君子应当刚健有为，不断去奋进，当然这也是后来的士人们追求功名的一个原因。即在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当然这一思想也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的覆灭。
可能大家都知道最能概括儒家思想的一句话就是：“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的前面部分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人都应该这样去做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而再往上就是“治国、平天下”，这也说明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只有当自身的格局、修养、学识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才能有更大的作为。当然，这一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而释家即为佛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具体来说应该是在东汉末年由印度传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少，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后来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及与中华文化的融合，便形成了有中国文化的佛教。其中把印度佛教变为中国文化最杰出的一个人便是六祖慧能。相信大家都对他的一首偈诵印象深刻：“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也许也就是佛家的要旨之所在吧。
其实，儒释道的文化是合一的文化，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用不着有过多的局限，而应该以一种融合的心态来看待，正如：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本来是一家。
在此衷心希望我们的国学不仅能在国内发扬光大，也能走出国门，扬名于四海！
第4篇：传统文化与儒释道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释道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也被理解为狭义的所有中国公民的文化，是指华人社会继承自中国文化后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特有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历史悠久。
一． 儒释道起源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
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
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唯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较为确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
道教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将中华民族的祖宗——黄帝作为其源头。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天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当时国家和社会均受巫祝支配。周代鬼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个系统。并把崇拜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准祖。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后世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即源于古代之鬼神崇拜；后世道教做斋醮法事，亦与古人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崇拜神灵就要举行祭祀活动，而祭祀活动离不开“礼乐文明”，礼乐文明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逐渐由上层走向民间，被后来的民间方士和巫觋所继承，道教成立后，演变为道教的斋醮科仪。道教实际上是礼乐文明的继承者。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00多年的古印度（天竺、身毒），距今2600多年。当时印度有八个小国，其中一国王名净饭王，有太子名悉达多。悉达多太子见众生轮回生老病死，生起大悲心，19岁时舍弃王位，出家修行，为了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的办法，苦行六年，而后圆满究竟觉悟人生真谛宇宙真相，是名为佛陀，意为觉者。后来佛陀应周围的弟子、国王、大臣、人民百姓的请问，而为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为说解脱生老病死苦烦的办法，后来被其弟子记录下来，是为经典。
佛陀于世间说法四十九年，说大乘佛法经典约三千部，小乘经典约二千部。佛陀于八十岁时，度缘已尽，即入涅盘。
之后约600年，于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历朝皆有人往印度取经。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大乘经典，流传入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为小乘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日本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国。佛教是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的宗教。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报应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
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两大主干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本土之上产生的文化。佛家文化起先是外来的文化，后经不断与中土文化融合，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儒道佛三家的功用及其特质，古人多有论述。
一曰不治儒家不能“入世”（经世、治世、济世），她强调的是一种“有为”精神，因而具有“现实”的特点。
二曰不治道家就不能“超世”（避世、忘世），她强调的是一种“无为”的精神，因而具有“超现实”的特点。
三曰不治佛家就不能“出世”，她强调的是一种“空无”的精神。因而具有“非现实”的特点。
总之，入世有为、超世无为、出世空无分别体现了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各自特征。
三、儒道佛三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儒道佛三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灵魂多面性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所谓的中国人的灵魂多面性主要指中国人的内在的和本质的“根性”的那种存在性。换句话说，儒道佛三家思想在不同方面深刻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她们思想的最终目的都是使人们实现和践履这种人性，提升人的存在方式，并最终过上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
儒家着力挖掘人性中的道德本质和社会本质。至圣先师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宽信敏惠”。亚圣孟子的“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先秦最后一位大儒荀子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宋明理学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论述，都是在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性”在于她有爱心，有同情心，有道德性和社会性。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存理复性、格物致知正是要人们发现、培植、扩充人性中的“良性”的一面，从而成贤成圣。由此可见，儒家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她强调了人的价值，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应当相爱；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应敬畏、和谐；人与天道的关系是相互贯通。正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道家深切洞明人性中的自然本质。力倡“道法自然”、“法天贵真”、“回真返朴”。道家所谓“自然”是本然、天然之意，并不单指大自然，即“牛马四足”、“无为为之”之谓也。道家所谓的人的自然性是指超越了人的现实善恶、美丑、是非的那种“本然”的“圣德”。清静、无为、素朴、玄同是这“圣德”的表现形式。道家要人们挣脱物之役、情之累、意之染、心之滞，从而成为至人真人。
道家人生智慧：身重于物；知足知止。
道家论为君之道：自然之道、无为之道、柔弱之道以及“四不”之道。
道家论为臣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
佛教一言以蔽之：“空”。所谓“空”是指缘起性空，佛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众多原因和条件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万事万物就其本性来说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即假即不真即空，此之谓也。离开原因和条件就没有独立的存在。佛教由此派生出三大法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构成的条件是时刻变化的，所以要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没有一个绝缘的实体存在。世界万物包括上帝、神都是因其它条件而产生的，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但是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产生很多烦恼。最常见的烦恼有八种：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佛家深刻明见人性中的本心本性。也即佛性，而“佛性”即人之心性，即清净，即平等不二，即慈悲欢喜。佛教之本怀乃在于“离苦得乐”。佛家所要明见的本心本性乃是指蕴藏在人性中那光辉的一面，是人性中的慈悲、和平、良善等本质属性。佛家通过“三学”（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修行要使人们达到圆融不二的境界，从而觉悟成佛。
总之，儒道佛三家思想之终的是要揭示人性中光辉的一面，使人们获得符合人性的对待生活方式，以突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5篇：儒释道影响
儒释道与中国文化
美学是人的美学, 是一门突出地运用形象、具体和体验方式，从具体审美活动（美、美感和艺术）中研究人的感性的活生生的整体形象的人文学科。简洁地说，美学是从具体审美活动中研究人的感性的活生生的整体形象的人文学科。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前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中国美学则主要体现在儒释道文化的审美上，而三家思想即主导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儒、释、道三家，三家的学术内涵构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儒家最高称圣，佛家最高称佛，道家最高称仙。圣、佛、仙皆由人成。成者，非天生，而是修学的成果。儒、释、道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对主客体认识的知识结晶。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未来的文明人类的前途，都与儒、释、道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家学说分别对我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儒
先秦开阔，后世得意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学术思想 具有浓郁的人本主义精神，其基础是对于心性的体认。儒学的人性论、人生论、修养论、工夫论等都以心性为依据，心既是能思能知的器官，又是人身的主宰和万物的根据，性是天赋的，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本性。孔子无心性对偶范畴，而只论及“性相近也”，却没有展开。孟子和荀子把性打开，与心相联系，但两人有异。孟子以心为主体道德意识、情感，荀子以心为认知功能和情感意志；孟子以性为内在的仁义道德理性，荀子则与孟子所批判的告子“生之谓性”相近，而发展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所以然”即生的追根究底的原因或根据。荀子心性的理蕴，在于心对性起选择作用，人的恶、喜、好、怒、哀、乐的情感则是性的流出，而心对性之情的选择，则蕴含着价值判断。《中庸》心性论在处理主体与客体关系时，逐渐从主体中走出来，走向形而上学道德论；董仲舒则试图和合两者，把性提升为仁义道德理性，又把性与政治教化相联系。儒家美学基本特征同时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点：以氏族血缘传统为根基，追求美善统一境界，体现美学与伦理学的一体化。从孔子直到宋明理学，儒家美学有其完整的逻辑发展过程。儒家美学的思想学说，有其保守的方面，常常过分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而忽视艺术的独立特性，重善轻美，重“理”轻“文”。然而，儒家美学也有刚健、进取的一面，对中国艺术和人生有巨大影响。中国艺术理论中的 “明道说”、“中和之美说”以及“文”以载道说”等，都直接是儒家美学的体现或从根本上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基本上都具有美善统一的风格。中国文人历来在为人处世上追求一种“儒学风范”，这是儒家美学对人格美理想的又一影响。华夏民族的文化风采，更有着儒家美学的深刻印记。
释
一种宗教学说
具体的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了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但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因此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佛教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佛教传入中国后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它认为“一切皆由心生”，强调心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个性是心灵感受的唯一实在性。
对于国人而言，不论信不信佛，在日常生活及习俗之中，多多少少，均有佛教的成分在内。佛教到了中国之后，经过近两千年的发扬光大，早已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所以中国佛教，是外来的文化，也是中国自身的文化。可是，当佛教深入中国的民间而成为普遍化的信仰之后，对于佛教的根本面貌，反而不为大众所知；大众所知的民间佛教，乃是为求现世利益而供观音菩萨，为求死后安乐而供地藏菩萨，为了消灾祈福而念药师弥陀。活著的时候，为了求财、求寿、求子等到寺院敬香许愿；死了之后，即由亲属请了出家的僧尼，为之诵经超度。一般人所知的佛教，大约仅仅如此。然而，佛教的内容和佛教的根本精神，并不仅是如此。佛教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建筑、舞蹈、绘画和音乐等艺术领域。
道
先秦原创的固有宗教
距今1800余年的历史，它的教义思想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家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庄，故道教奉老子为教主。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其教义就是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而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道教提倡无极，元极，太极，中庸即为'道'的教理,既中庸之道。”宫观"是道家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它是道士修道、祀神和举行仪式的场所。从审美理想的角度说，道教的宗教理想和宗教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富于民族特点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追求，它甚至更多地保持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原生态形式。比如，尚“朴素”的美学爱好，尊“神仙”的美学境界，求“虚静”的审美心态，崇“逍遥”的美学风度，“文非余事”的尚文艺术美观点，“今必胜古”的文艺美学发展论。另外，道教美学思想十分强调生命之美，也强调此岸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道教美学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和思想变化中，浸透了中华民族伦理主义传统、，强调着人与人关系和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伦理原则。因此，道教美学思想中出现将“至善”等于“至美”的观点，出现将“善”、“忠”、“孝”、“仁”、“慈”、“爱”等世俗化伦理标准等同于道教“宗教的”审美判断标准的观点。综上所述，儒家美学偏重个性与社会的和谐，禅宗美学偏重个体与自我的统一，道教美学偏重个体与自然的融合。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了今天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儒释道“为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挖掘我们自己的美学思想以及为后世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文学院09级13班
徐一峰
2011年11月1日
第6篇：儒释道合流
儒释道三合流
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质。三种诞生于同一个时代的思想，经过近两千年的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三教从三个方面满足了中华文化或者中国人生活三个方面的要求，发挥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殊功用。儒家思想提供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道家思想提供了中国人思维的哲学方法，释家思想提供了对中国人的宗教关怀。
儒家思想是基于伦理学沃土的产物。其核心内容在于规范人在家庭社会中的伦理角色，以达到整饬社会的目的。儒家思想极其重视以家庭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将其作为讨论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夫妻父子君臣，这是纲，其它的都是目，纲举才能目张，社会要稳定就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并且将这种伦理观点推而广之，演化为社会政治理论，由人的“仁”而推演出政治的《老子》五千言是与《论语》一样伟大的著作。老子是和孔子同等的思想巨人。在道家思想中，寻找宇宙万物的最高准则，成为研究的对象，老子勉强把这种最高准则称为“道”，并且对“道”的特性进行了描述。道家所阐述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充满了思辩哲学的魅力。中国自古以来形式逻辑并不发达，但辨证法却很早就非常成熟。中国人的生活带有深深的道家思想的烙印，包括我们的中医中药、住宅风水。
但是道家和儒家一样，似乎对人的灵魂，对于人的生前死后，似乎并不关心，他们采取了一种“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未能知人焉能知鬼？对于那些虚无飘渺的世界，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但是人一出生，痛苦和烦恼就是伴随而来的。生老病死，没有人能够避免。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人死了，肉体消失了，灵魂到哪里去？人还会有来生吗？怎么才能消除人的种种精神痛苦？这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佛教思想则给予了中国人这种宗教关怀。释尊花了五十年来为世人说法，就是为了了断生死大事，让人弃恶从善、离苦得乐。在佛法指引下，死亡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今生为善，来生就很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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