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党课策划_辛亥革命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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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商务系 11级电子商务
张泽
二〇一一年 月 日
辛亥革命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促使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力量,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生活。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喊出了那时多少爱国者满腔悲愤的心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总是不停步地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出版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他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而这个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场革命号召推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以前,虽然已有人受欧风美雨的影响而提出怀疑君主政治的思想,但他们不敢设想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度和由它代表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宣扬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回顾辛亥革命时写道:“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醉心于学习西方的时候,孙中山已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试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主要是南方几个省的三合会等江湖帮会组织)和新军(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建立的、采用新式军械和新式训练的军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的失败都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恶。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起义。是日,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革命党人大部牺牲。七十二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为最烈。清政府在铁路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反抗,加速了革命的爆发。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
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革命军在3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和上海及其它的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顷刻覆灭。
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正式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除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拥有统治全国和统率海、陆军之权外,陆军、外交等重要部的总长和所有各部的次长全由革命党人担任。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会员也占多数。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它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被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成功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在革命高潮中附从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也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即加紧“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奠都南京、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不复存在。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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