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的存在主义美学阐释》.docx_美学赏析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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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作品，作为中学教材中的老篇目，更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基本常识。对它的阅读、讲解、研究不用说已有很多既成的定论，大致归结起来共有这样几种不同的阐释和接受视角: 1.政治批判视角，认为: “《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批判了造成其悲剧的客观社会环境: 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大绳索织成的严密的网;另一方面，作品也把谴责的笔指向了祥林嫂周围的一大群不觉悟的有名无名的群众，他们和祥林嫂同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然而偏偏又正是他们维护着‘三纲五常’，并用统治阶级的观念审视、责备、折磨着祥林嫂，不仅使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而且促成了她的悲剧。”
“四大绳索”观点最早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来的: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不用说，它后来已被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主流意识的代表性观点。与这一观点相表里的则是“封建社会吃人论”，它由鲁迅在其小说《狂人日记》中直接表明，后来也成为研究者的一种“主题认识”: “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 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
人性拷问视角，即“国民性痼疾及其疗救”视角，它是政治批判视角的“人性”或文化人格的逻辑性的内向展开。其权威依据来自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的夫子自道: 我以为做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病态人格最典型者便是其小说中所刻画的“看客相”和“精神胜利法”患者，而对病态人格的解剖则必然导向对“人性”或“灵魂”的拷问: “《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
3.“叙事美学”研究视角，是以“政治”和“人性”阐释为前提的一种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维度，代表着鲁迅小说研究的学理层面的某种深化趋势。如钱理群等人一再阐明的: “鲁迅的这些努力，体现在《呐喊》、《彷徨》里，就演化为
‘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2］(P31)“《祝福》里其实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即‘我’、‘祥林嫂’与‘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 ‘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涵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2］(P33)《祝福》“好像讲的是祥林嫂的故事，其实是一个三重结构，写的是‘我和鲁镇’、‘祥林嫂和鲁镇’，以及我和祥林嫂’这三层关系，最具有鲁迅特色的实是‘我和祥林嫂’关系的考察。在‘我’和祥林嫂的著名对话里，祥林嫂扮演一个精神审判者的角色，祥林嫂几个追问，追得‘我’无地自容”。［3］(P122)“人们从《故乡》、《在酒楼上》、《祝福》这些小说里，也发现了一个‘离去—归来—离去’的模式，这也是隐喻着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境遇的。”［3］(P130)可以看出，这种叙事模式的研究最后也会提升到主题解读的层面: “祥林嫂对‘我’的灵魂审问”;“人的存在方式或境遇”审问。这当然属于可贵的发现，代表着《祝福》研究的一个新的向度。
而这个新向度就是: 4.人的存在论视角。这一阐释视角现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还缺乏全新的代表性成果。本文就是要从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结构主义、文化批评等新的理论视角来重新理解和阐释《祝福》，以把《祝福》研究还原到一个更合适、更准确的论域之中。
二、《祝福》是一部“存在主义”的象征之作
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美学代表着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生命美学的崛起和转型，紧承其后的则是西方现代的一大批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流派，而德国的生命哲学以及后来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美学则正是其薪火相继的主要脉系。因此，鲁迅的《祝福》在时间上虽早于作为流派的存在主义，但其思想谱系却无疑是同属于一个大的渊源的，说它是一部存在主义之作应该是不过分的。另外，鲁迅文学又有很浓厚的象征色彩，亦即钱理群等人所说的“隐喻性”和作家王安忆所说的“思想的骼”，［3］(P128 ～ 129)同样，小说《祝福》也是象征化的，而不能仅就它的感性外壳来理解。
这里有两个细节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一是小说中写鲁家除每月管吃管住外还要付给祥林嫂500 文工钱。500 文是半两白银，按照一种算法，在当时一两白银可以买一石大米，一石大米大约是120 ～ 150 斤，那么500 文就可买到60 ～ 75 斤大米，若供祥林嫂吃大概可以吃两个月左右。还有一种算法，500 文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00 元，在20 世纪80 年代，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月工资才50 元，中专生才29． 5 元。这起码说明了一点，鲁家并没有想要剥削祥林嫂，否则，完全可以不用再支付工资，要知道祥林嫂是在急难中“逃”到鲁家的，她不可能会对鲁家的待遇讨价还价。结果，鲁家给的工资她一分也用不着花，时间不长就存了1750 文。另一个细节则是，小说特意写在忙着准备“祝福”的日子里，“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能戴“绞丝银镯子”就说明家里不会太贫寒，这肯定成为“阶级对立”的不利证据了，它起码证明无论穷富，大家都在忙活。因此，这两个例子都可以证明鲁迅在这里所着眼的并不是所谓的“阶级矛盾”或“政治批判”主旨。要知道鲁迅在小说的细节上是很用心推敲的，他曾明确主张在写作上要遵奉这样的原则: “画眼睛”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因此，他每下一笔都是非常用心的，即使在极细微处也都是有所寄托，或起码不会是可有可无和可随意改动的。所以，这两个例子透露出的信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它至少说明鲁迅此处的眼光是“非阶级论”的。还有其他例子比如，小说中写贺老六娶祥林嫂是花了“八十千”文，换算下来就是80 两银子，当然这都到了祥林嫂的婆婆手里，但这起码说明贺老六并非一般的贫穷之人。也就是说，这“80 两银子”无论搁在贺老六还是祥林嫂婆婆的身上，都不是一般的“贫苦百姓”这样的概念所能解释的。
鲁四老爷的“生存论意义”前已有所讨论，现在可再分析一下“柳妈”这个人物。以往人们多认为柳妈对于祥林嫂最终的死充当了一个重要的“推手”，她把死后可能遭遇的“锯刑”和死前的“捐门槛”措施一并摆在了祥林嫂面前。如果说“锯刑”代表着人的被“消解”的终极之宿命，那么“捐门槛”则代表着对这一命运的最后挽救，“捐门槛”的无效也就同时意味着意义的不可复得和它在根本上所具有的虚无性质。在这里很有趣的一点是柳妈对祥林嫂“性生活”的窥探。鲁迅特意写她好奇地向祥林嫂发问: “我问你: 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祥林嫂说: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柳妈说: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祥林嫂回答: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小说又特意写说到这里时祥林嫂“她笑了”。这“笑”在祥林嫂而言非常难得，尤其是在她丧夫丧子之后。不用说，这“笑”所表现的正是祥林嫂和贺老六性生活的幸福感和甜蜜感。很显然，这幸福感此时也感染了柳妈，作者特意写到: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盯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表面上看柳妈好像是在笑话祥林嫂，而实际上却是对这种性享乐的分享或“意淫”体验。正因如此，她紧接着就不免会心生嫉妒，于是便搬出“锯刑”的阴灾来“打击”祥林嫂。柳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暗心理呢? 因为她是个“善女人”，即信佛的女人，这样，她大概在生活中也是奉行禁欲主义的，但毕竟又有性的欲望，因此她在心理上必然是扭曲的，因而对祥林嫂的再嫁就可能是既艳羡又嫉妒，所以，在柳妈这个人物身上也体现了人性、身体本能等与人的生命、生存关系密切的“生存论”内涵。
从对以上小说中的几个代表人物的分析可看出，作者寄予在人物身上的生命或生存的寓意是明显的，而不同的是只有祥林嫂最终提出了“灵魂”或意义的问题，因而祥林嫂就成了由身体走向灵魂、由生存走向意义的一个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是《祝福》中所有人物的最高代表。比如作品也两次写了她的“胖”，特别是还有意写了她“手脚都壮大”，“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食物不论，力气是不错的”。这是她的“身体”存在，她具有异乎女性、甚至强于一般男性的好身体。而她最后却“瘦削不堪”、“仿佛是木刻似的”。也正是这个特殊的“由胖而瘦”的经历和最终的“瘦”的处境，她才直面了生存的终极意义。
这颇像《老子》第四十八章所说的: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就是减少，“消瘦”是身体“损”的结果。损到最后，就“道成肉身”，虽形销而骨立，却最接近“道境”，于是灵魂也好、意义也好，这些“人有此一生”的生存本体的东西就浮出了个人存在的地表。在佛教来看，这似乎也应了那个“不历难不能成佛”的修行规律。祥林嫂最终由生命的“形而下”走向了生命的“形而上”，应该说，她是鲁镇生活中的另一种“善女人”，是鲁镇上最后走向“问道”、“求道”的哲学家。这里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祝福”的象征含义。
“祝福”就是祈祝幸福，而幸福说到底就是“人有此一生”中的对某种理想的价值或意义的感受。或者也正如法国作家纪德所认为的: “幸福是人生最美的信仰。”即它原本就是既实又虚的东西，是人的某种需要、心灵感受或人生信仰。而它的最深层的底子则是人的存在的“意义”。“意义”这种看似抽象、玄虚的东西，反过来却恰恰是“幸福”的“实”和“心”。因此，《祝福》中“福”的虚实有无表现的恰是对“意义的质疑与寻找”，它构成了《祝福》的基本主题。而祥林嫂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探问，正是《祝福》的“龙睛”或“诗眼”。易言之，她曾参与“祝福”后又被“祝福”所“逐出”，结果则是把她逼到了“意义”的门口，这一逼则逼出了人的“意义困境”和人的存在论的悖谬性。
因此，《祝福》的全部主题意蕴正是借她而最终得以彰显的。她个人的存在论遭遇、终极意义困境，正是全体投入祝福中的鲁镇人的集体命运的缩影。正像林黛玉是《红楼梦》意义的扛鼎性“支点”一样，祥林嫂也是全部《祝福》的那个魂魄性的“支点”，因为她不是别的，而是祝福悖论、人生意义困境或人的存在论之悖谬性的化身。或更准确地说，祥林嫂是人的荒谬存在的“意义化”的本真呈现，亦即“哲学显现”。再通俗地说，她的人生结局使我们看到了“人的存在论”的荒谬本质，她就是鲁迅在《祝福》中为揭示这一本质而专设置的最大的象征人物。说她是鲁镇上的哲学家，正是这个特殊的用意。
四、“新人学”的新篇章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早有“以人为本”、“以人为贵”的“人学”思想谱系，比如在《易经》的“三画卦”中把人与天、地并列;《老子》中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论语·乡党》也记载称“厩焚。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礼记·礼运》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认为人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但后来在皇权专制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人本”的地位逐渐被“皇权”、“礼教”所取代，到魏晋时才重又掀起“人的觉醒”浪潮以及晚明的二次“人学”狂潮，而诞生于18 世纪中叶的《红楼梦》则成了传统人学思想的最高总结者和新人学范式的重建者。《红楼梦》翻古开新，开创性地塑造出了以林黛玉、贾宝玉为代表的“贵情、尚真”的新人学形象范式，提出了新人学文化拯救的宏大理想。这一新人学拯救方案直接影响了王国维和鲁迅兄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开篇便说“老子曰: 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并认为贾宝玉的“玉”就是人欲，“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并且王国维把自己的词名为《人间词》，把自己的词论名为《人间词话》，特别是还别具匠心地把文学的意境范畴也改造为文学的“人生境界论”，以图从文学中寻找“人学问题”的出路。①鲁迅在《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也称《红楼梦》为“人情小说”: “人情派。此派小说，即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他也看到了《红楼梦》的“人学主旨”，并自觉地沿着《红楼梦》开启的新人学方向，明确提出“首在立人”的新文化主张，用实际的文学创作来加以践行。与鲁迅的主张相呼应，周作人则提出《人的文学》的文学理论，为现代新文学的“人学战略”在理论上奠基、铺路。后来文学研究会的“写人生”和创造社的“主情论”，其实也都可视为是这个新人学思潮的产物。
从以上简单的勾勒中不难看出，鲁迅文学原本就有着自觉的新人学旨趣;或准确地说，“以人为本”、“解决人的问题”、“为人的生存谋出路”才是鲁迅文学的目的论和价值论。在新人学的文学精神上，他是《红楼梦》在新时代的自觉继承者。而这继承就落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从“救救孩子”的愤激呐喊到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性痼疾的无情批判，再到对“祥林嫂问题”等“生存论”意义的深思，大致构成了鲁迅的“新人学小说”由浅而深的思想脉络。从这个视角来看，鲁迅的《祝福》比他的《狂人日记》、《阿Q 正传》也许更深刻、更重要、更杰出。
有了这样一个大前提，我们就容易回到《祝福》的新人学的总体象征意义上来。前文已提出《祝福》是一部存在主义的象征之作，而它的最大象征点则是对人的总体象征。这在小说中具体表现在: 第一，人物的总体性的“无名”。无名就只能以“代号”名之，而一定的代号(符号)又恰恰有利于作某种象征。以往许多人都注意到了祥林嫂的“无名”问题，即在小说中人们是以她第一任丈夫“祥林”的名字为她“代名”的，在其后附着上一个“嫂”字，其附庸性十分清楚。人们把这看作是鲁迅对封建礼教压迫女性的无情批判之笔。可是人们忽略了一点，在这篇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都是“无名”的，比如鲁四老爷、四婶、卫老婆子、柳妈、贺老六，还有那个“我”。好像只有祥林有名字却也无姓。而祥林的名字明显是个象征符号，就像鲁镇人在年节时的“祝福”一样，就是要礼敬天地间的众神，以“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祥林“打柴为生”，当然也希望那些被砍伐的“林木”能给他带来吉祥好运。可见，其名字的用意和“祝福”的用意无二，于此亦可见出《祝福》设计的有机和严密，可以说它的每一细微处都同它的整体和主题紧密地胶合、密织在一起。而祥林嫂的第二任丈夫贺老六的名字也具有吉祥、好运和喜庆的象征意味: “贺”为庆贺，“六”暗含“六六大顺”之意，也和“祝福”义同调呼应。然而，“祥林”不吉祥，16 岁就死了;贺老六不“顺”也更不值得“贺”，一个普通的伤寒疾病就夺走了他的性命。鲁迅在这里正是有意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性和某种悖谬性。这也预示了“祝福”的悖谬性。比如祥林嫂曾在鲁四老爷家的祝福活动中出过大力，但“祝福未必得福”，祥林嫂最终并未从中得到什么“福气”，反而丧夫丧子，人亡家破。同样，鲁四老爷的名字可能也有这样一些象征含义: 一是与鲁迅同姓，可视为作者的“同族”，因此可以看作是者在写自家人的故事，因而那个好像是作者化身的“我”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二是“四”可能也有“四喜发财”的喜庆意涵;再就是，这“四”又同人的“伯仲叔季”最末的伦序一致，因此可能有以“最末”来代整体的意思。总之，人物的无名，恰恰可能是鲁迅为了突出人的抽象的“类性”或“共同性”，同时也更有利于在其中寄予某种特别的象征内涵而有意为之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对人的整体象征。
第二，人及其存在的双重性、悖谬性。比如祥林嫂最终既活不得又死不得的尴尬命运;“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却回答不了祥林嫂的问题;四叔虽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却仁慈又宽宏大量，他对祥林嫂的不满也只是止于独白性的“骂”，又用婉转的“然而”来表达他对祥林嫂的好感;祥林嫂的婆婆在表面上好像是占理的，但实际上是很缺德的;卫老婆子既当中人又当帮凶;柳妈既信佛却又想“偷窥别人隐私”;鲁镇既同情祥林嫂又反过来嘲弄她;等等。鲁迅在人物刻画上是充分辩证的，体现了他的“中间物”意识，在本质上所触及的正是人的存在论的尴尬的荒诞性。
第三，“我”和祥林嫂的辩证互补性。在表面上“我”和祥林嫂是完全不同的: 一男，一女;一为知识分子，一为普通妇女;一在城市，一在乡下;一为鲁家人，一为外来者;一为来访的亲戚，一为求生计的打工者。但两者又有着许多共同点。一是“我”的“胖”和祥林嫂的两度的“胖”。二是在鲁家，两者实际上都是“寄寓者”。祥林嫂“无家可归”，其实“我”也是“无家可归者”，因为早已离开了鲁镇，鲁镇上已无家，在城里似乎也很孤独，“朋友已经云散”，即使是吃鱼翅，也可能“只有我一个”。那城里的家人呢? 可见城里原本可能就没有什么家人，“我”在城里极可能也是一个临时的“寄寓者”。三是鲁四老爷骂祥林嫂“不早不迟”死在祝福前夕，是一个“谬种”，而“我”也意识到自己“不早不迟”偏要在鲁家最忙乱的时候来打搅四叔，可见也是一个“谬种”。何谓谬种者? 人的荒诞性或悖谬性也。可见，两人在此都具有人的“大象征寓意”，而且也足以见出两人的“同一性”: 祥林嫂最终选择了“死”，是对“鲁镇”的离去;而“我”则也“决计要走”，也是选择了对“鲁镇”的离去。巧妙处还在于: 祥林嫂的问题恰恰是向“我”提出的，等于两人一起面对了人生的终极意义，面对了人的存在论的真相，而且两人也无一例外地同时陷入了这存在论的“意义与无意义”的悖谬无解的困境。更为有趣的是，就人的灵肉关系来论，如果说祥林嫂没有什么文化因而代表“肉”，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则无疑代表了“灵”，可是最后是祥林嫂提出了那个代表“灵”的终极意义之问，而“我”却反而用“吃鱼翅”来逃避对祥林嫂问题的终极思解。两人行进的轨迹正好相反: 祥林嫂由“肉”走向“灵”，由“食”而归于精神(终极追问);而“我”则由“灵”走向“肉”，由精神归于“食”(吃鱼翅)。“我”胖了，祥林嫂曾经胖过，最终却归于“瘦削不堪”。如果把两人的相反轨迹拉直，再拼合成一条直线，又恰好是人类的一条完整的生存论历程: 灵和肉的矛盾和统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历染、悖论和统一，而这一男一女又恰好像伏羲与女娲、亚当与夏娃一样象征着完整的“两性人类”(鲁迅没有把“我”和祥林嫂设计成“恋人”或“夫妻”关系，一是可能有意要“翻新”，使这一古老的“结构原型”有所变化;二是极可能同他本人此时无爱的“婚姻”有关，“我”和祥林嫂的关系实际上是他“无爱无意识”的自然投射的产物)。而由女性祥林嫂作为终极的“道境”的担当者，是否又暗合了《老子》的“玄牝”、“水”和阴柔的道思旨趣? 同样，它也是《红楼梦》所特意标举的真意、神趣。可见，“我”和祥林嫂正可视为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象征”: 他们无家可归，他们都是临时的寄寓者，他们的存在既有意义又无意义，在本质上是荒谬的、无解的。
还有一个有意味的细微处，小说在一开头即写到鲁四老爷“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接着写到那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这也是“人物的一致性”。而那位“冲茶的短工”为避讳也称祥林嫂的“死”为“老了”。这样写显然意在表明“活着”和“死了”在本质上原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既然人的存在具有本质性的悖谬性，因而生与死也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这无疑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意义。而这无疑也显示出其人物的某种“同一”的象征性，那些人与祥林嫂在“老”这个符号上又象征性地“同一”了。
不难看出，在《祝福》里本没有好人、坏人之分，更谈不上什么阶级论或礼教意义上的分野和对立，他们都指向了“一个人”，是整体的人的象征。而这整体的人又是以“我”和祥林嫂这一男一女为代表的。写到这里，也许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作者为何要把鲁四老爷设置为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监生”可理解为“对人生的清醒冷察”，“理学”就是“性理之学”，亦即“人性、人理之学”，说到底则是“哲学的人学”或“人的存在论之学”。而且，作者特意让鲁四老爷说出“谬种”两字，并且还点睛式地给他配以一个悖论性的矛盾句式: “可恶!然而„„”“可恶!”“然而„„”他的“谬种”和矛盾句式所揭示的正是人的存在的悖谬性(或曰荒诞性): “谬种”正是他对人的本质的精辟概括，而他的矛盾句式则是他本人作为“谬种”的一种具体的“语言存在论”表现。
可见，鲁四老爷也是作者特意设计的具有人的大象征意义的人物。他追求“长寿”，又讲“性理”，内涵都紧扣着人的生存和存在。而他又是关联着“我”和祥林嫂的“钥匙性”的关键人物，他是“我”的长辈，是“我”访亲的主要目标;没有他的首肯，祥林嫂也就和鲁家无缘，当然也就无缘与“我”共同遭遇终极意义的尴尬了。而在一定意义上，鲁四老爷也可视为是鲁镇人的最高代表，是“我”的“族长”，那么他也就是上一辈人的总体象征了。而在“我”和祥林嫂之后的下一代人呢?是那个被狼吃了的“阿毛”。在这“祖孙三代”的结构中，前两代都同人的存在论意义有关，而这最下一代却为何要被作者设为“丧身狼口”呢? 这不能不说是鲁迅匠心独运的大手笔。要弄清这一点需要从作品中所有人的“死”说起。从前面的阐论我们已经可以明了，祥林大概死于砍柴中的“事故”;贺老六确定死于伤寒疾病;祥林嫂死得不同寻常些，可以看作是死于“意义之虚无”或意义之无解或悖谬;而阿毛也确定死于狼口。如果在现象上可以说贺老六和阿毛的死是导致祥林嫂死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小说中人物的死就无一例外地缘于“天灾”了。为什么不是“人祸”? 鲁迅大概认为“天灾”高于“人祸”，“人祸”犹可防治，“天灾”则无法幸免。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大见识、大智慧。无疑，就人的生存论关系而言，社会性存在怎么说都是第二性的存在，只有大自然才是最高的第一性的存在，是人的存在论的最高存在。这也是传统中国之学为什么在根本上是一种“天人之学”的道理。而“天人之学”正是传统中国哲学本身。因此，当鲁迅这样来理解和重视“天灾”对于人的存在论意义时，他就由文学进入了“哲学”，进入了人的存在论或终极意义论的人的哲学。那么，让第三代人丧身狼口又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尼采的超人哲学、强力意志，或野性的刚健文化拯救意识。就是说，这也是个象征，象征着“阿毛死于狼而又生于狼”，他会脱胎转生为一个充满野性和强力的“狼崽”、一个摩罗后代、一个新的“狂人”、一个新的无畏的猛士和战士。他脱胎于荆莽野草之中，却会创建出一种新的文明: 充满生命活力和强力的新人学文明。这是鲁迅“寄意寒星”的新的民族想像，也是他“以我血荐轩辕”的新的人学理想。阐解至此，我们也许更会明了瞿秋白的慧眼智语: 鲁迅是喝狼奶长大的。
总之，阿毛的死不能“死看”，而要“活解”。正像凤凰的死是涅槃，刑天的死却成就了人的“大”，阿毛的死也一样，这是一个死而新生的诞生仪式，是对思考和追求意义的新人类的呼唤和期待!鲁迅从《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到《阿Q 正传》的“无后为大”，再到《祝福》的“丧身狼口”，对下一代的“未来之思”一直都是他深切的新人学关怀的一个重点。正是在此处，鲁迅文学的强烈的理想倾向和主体意识才表露得非常彰明而有力。“孩子意象”是鲁迅新人学文学的最后归宿，它把所有的意义都延伸到了明天和未来。
行笔至此，我们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总结: 就近世而言，《红楼梦》为“贵情尚真”的新人学奠基和开篇，亮起了新人学的耀眼旗帜;而沿此路径继续前行且又翻出新曲的则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 正传》和《祝福》，其中，《祝福》又代表着他的新人学文学的最高境界。与《红楼梦》最终的“归彼大荒”、走向自然既同调而又有异曲的是，《祝福》虽寄意于自然(狼)，却又指向了未来的“新生”和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探问。抑或说，两者互相包含: “阿毛的死逼出了人的终极意义”，反过来，“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又隐含了阿毛的新生”———他生于“狼”，一种自然的野性文明的象征。
也许，这样说更准确: 《红楼梦》之情文化、真哲学，是对道德人学、政治人学的“翻牌”和转型，而《祝福》则赋予这一“翻牌”和转型以尼采意义的生命哲学和存在论哲学内涵。无疑，鲁迅文学是《红楼梦》的真正后继者，是《红楼梦》之后的又一文学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