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方法》读后感_做事的常识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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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是当代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诠释学的重要代表。海德格尔对伽达默尔的影响巨大。伽达默尔希望可以在哲学里面找到一种历史的向度，又想找到一种具有广泛规模的系统化向度。对历史传承物的解释并不是一种在系统化哲学之旁的哲学史活动，对传统的关系乃是哲学本身的一部分，亦即一种在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所表现的基本态度。《真理与方法》是伽达默尔60岁时出版的一部哲学代表作。这部书是当代哲学和当代哲学史的研究发生重要转折，而且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转向。

诠释学（Hermeneutics)来源于希腊语赫尔墨斯（Hermes）——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负责向人类传达著神的旨意，从词源上来讲，向我们表达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语言和文字很重要，二是语言和文字在传达过程中容易造成错误和欺骗。最初的诠释学就是要拨开重重迷雾，遇见真章。诠释学在经历了神学诠释学（对《圣经》中本意的诠释），法学诠释学（对法律条文的诠释），人文诠释学（对古希腊经典名著的解读），历史诠释学（对历史的诠释）这些诠释学都是力图找到文本中的真意，文本中作者最初要表达的确切含义。诠释学走到20世纪，迎来了崭新的春天。施莱马赫提出“比他人更能理解他人”的口号，将诠释学作为理解和解释科学或者艺术的方法论。他将理解分为语法理解和心理理解两种。语法理解就是语言层面上的理解，心理理解类似于将心比心。与中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一个道理。狄尔泰，将诠释学作为人文学科普遍方法论。他区分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并且提出“说明”、“理解”。他认为“说明”（explanation）这是针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主要是表明事物的外在显现。“理解”（understanding）这是针对精神科学，诠释事物内在形式，个体的来龙去脉。精神学科的确有其独特之处，精神学科的对象是人类精神的创造，客体是人类精神客观化的产物。海德格尔将诠释学向前推动了一大步：此在和存在理解现象学的诠释学。他将理解作为此在存在方式来把握，对此在进行时间性分析。他认为任何理解都是基于前理解，前理解包含三种要素：前有，解释前对事物有所领会；前见，解释前先有角度和倾向；前把握，对事物与线的概念把握。理解在本质上来说是对语言的归属和倾听。语言就是原始的存在，人之所以倾听语言是因为人处于存在之中，而语言就是存在之家。但反过来说，存在也是语言之家，因为人在理解中存在，人总是在时间性中追忆自己的过去，并向未来敞开。过去和未来又共同流向当下，因此生命这朵奇葩在当下绽放。总之，理解就是建立在前理解上，对过去开放又像未来筹划，合二为一的为当下证明。

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把诠释学进一步发展成为哲学诠释学。按照他的看法诠释学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人们世界经验的组成部分。他在《真理与方法》

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类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预祝提醒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的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的‘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哲学诠释学是在探究人类一切理解活动的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人类一切理解活动现象的基本条件找出人类的世界经验，在人类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所以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艺术经验里的真理问题的展现；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存在论的转向。这三个部分分别代表三个领域：美学领域、历史领域、语言领域。伽达默尔非常擅长于从历史的角度去对一个概念、命题或者观点进行梳理。如在阐述“体验”一词的概念时，伽达默尔列举了“‘体验’一词的历史”从19世纪70年代“体验”与“经历”（Ereben）这个词相区别直至狄尔泰对“体验”的理解。这种写作方法本身就是伽达默尔历史意识的体现。伽达默尔非常强调历史性，从时间的角度去解读，他认为真正的历史性是应该从批判历史意识开始的。人无法具有“上帝之眼”无法超脱历史，是和现状而存在。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的能力，是人类对自然、对自身在时间长河中发展变化中现象与本质的认识。用历史性的、时间性的眼光看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哲学上的重大发展，人们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学的空间意识，时间意识的加入使人们的思维四维化。无论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人类自身的发展都是在时间维度中进行的，而要实现个人生命的完善与扩展必须要有时间意识、历史意识。在我们完善个体的同时必然会受到前理解的束缚。一切的理解以前理解结构为背景，此前理解结构就决定了人们的视域、思路。也就是说我们只可以看到以前理解规定范围内的东西，在前理解规定的范围之外，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之外，只有“无”。既然理解是此在存在方式，理解是人之为人的表现，为了探究人类一切理解活动的一可能的基本条件，我们就必须先要解决“视域”的问题。

“视域”一词本义为“地平线”，指的是，向水平方向望去，天地相交的地方。伽达默尔认为，“视域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是有限的，但地平线却是无限延伸的，向我们目之不能及的地方无限延伸，这就构成了“视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相对于个人而言，个人的“视域”是有限的，只有处于个人视野范围内的事物，才能进入个

人的“视域”，但相对于无限广大的世界而言，则要求“视域”具有无限性，理解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以求得这种有限与无限的融合。

我们理解和解释的处境本身就是一种限制我们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与“处境”概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所处的环境包括的范围极广，既指真实所在的自然环境，也指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既包括个人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包括个人所有的学识与经历。而这所有的“处境”也就是我们的“视域”所及的范围，从这一点来看，当我们进入理解的时候，理解总是要受到我们每个人的“视域”限制的。但伽达默尔的“视域”概念又有着非常鲜明的不定性和开放性。既然“视域”是指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那么当这个“立足点”发生变化的时候，“视域”也就自然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说，当主体在“视域”中运动时，“视域”会随主体而运动，主体可以扩容包括过去的视域或他人的视域，这样就会产生“视域融合”。“视域”是与“前见”、“前理解”等概念紧密相联的。“前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前见”可以分为有问题的（Problematic)的前见和生产性的（Productive）的前见。有问题的前见是人们的主观臆断，与真理无关，是主观情感的武断判定。生产性的前见是由于理解的历史性造成的，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他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与传统之中，受到一定的文化与传统的影响。因此，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带着这种文化与传统的影响去理解对象的，而这种文化与传统对我们的影响就构成了我们的“前见”。启蒙运动倡导用理性的自由打破传统的束缚，“前见”被当做“无根据的判断”而备受责难，但伽达默尔却针锋相对地指出，反对前见的启蒙运动本身就无法逃脱前见，“启蒙运动的基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因而就是对流传物的剥夺”。伽达默尔对“前见”的肯定，也就为他的“视域”概念铺平了道路，因为个人的“视域”也就是个人在已有前见的基础上所能见的最广区域。伽达默尔为权威和传统正名。虽然权威和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舒服了人的自由，但是在权威和传统中依然包括了真理。来自权威的前见和来自传统的前见有以来承认理性本身运动的身影，虽然真理是永恒的，但是人们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在真理的认知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打破和推翻“前见”树立符合当下的真理的显现，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在权威和传统中自觉不自觉地对真理本身的显现。伽达默尔把解释者所处的这种前见所构成的视域称作为“现今视域”，而被理解者（通常指本文）作为由作者所创造的带有作者的前见的意象性结构，由于作者的视域的影响而形成的视域被称作为“初始视域”。理解就是在这种“现今视域”与“初始视域”的基础上进行的。

“视域融合”理论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伽达默尔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有别于传统解释学的哲学解释学理论，从而把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学、文艺学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理解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双方。传统的解释学中，理解者是主体，而被理解者是客体。理解就是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理解的目的就是主体要力求达到对客体的客观的观照。“视域融合”理论打破了这种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面，倡导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达到二者的相互融合。

所谓“视域融合”，就是将“现今视域”与“初始视域”相融合。理解者总是拥有着自身的特定的视域，因为他生活在自身的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因此他具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现今视域”，而被理解者，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也总是存在于自己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或是被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中的个人所创造的，因而也具有着自己的特定的“初始视域”。这里的“现今视域”与“初始视域”自然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而理解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两者融合起来。在理解过程中，理解者的视域与被理解者的视域不断地进行交流，因而双方都会不断地扩大、转化和生成，从而最终达到二者的融合，形成一个全新的视域。这个视域既不是“现今视域”，也不是“初始视域”，而是在这二者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个“视域”，这第三个“视域”就是完全消除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的二元对立的产物。

“视域融合”具有开放性。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只是要求对他人的和本文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这种开放性总是包含着我们要把他人的见解放入与我们自己整个见解的关系中，或者把我们自己的见解放入他人整个见解的关系中。”在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双方都必须敞开心扉，充分地去接纳对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地对话，而只有在这种真正自由平等的对话中，才能实现二者的“视域融合”。如果文本坚守自己的客观性而不愿接纳读者的“见解”，或是读者坚持自己的主观感受而不顾文本的“见解”，那么“融合”是不可能发生的。文本本身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带有了创造者的“视域”，同时文本本身所具有的空白点又组成了一种召唤结构，需要读者理解的加入；另一方面，读者积极地响应这种“召唤结构”，进入文本的世界，根据自身的“视域”，填补文本留下的空白点，确定文本的不定点，这样两者的视域就能达到融合了。

对于审美活动而言，“视域融合”理论强调理解者在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关的是伽达默尔有关“游戏”的相关论述。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游戏有游戏的规则，而这个规则需要游戏者和观赏者的共同认同，游戏才能获得承认。只有当观赏者承认游戏规则的时候，他才能理解游戏从而成为观

赏者，而游戏者本身也首先是一个观赏者，因为他也以自身的游戏活动为观照对象。作为游戏的艺术作品，它的创作者就是游戏者，而这个游戏者在作品产生之时便消失在作品之中了，那么作品的的意义（也即游戏的意义）就需要观赏者——读者来赋予，只有在这种观照的游戏中，游戏（艺术作品）的意义才能显现出来。伽达默尔说：“虽然游戏者好像在每一种游戏里都起了他们的作用，而且正是这样游戏才走向表现，但游戏本身却是由游戏者和观赏者所组成的整体。”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对我们的现实人生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当今社会，在通俗艺术的指导下“权威”、“传统”、“经典”正在变形和扭曲，我们在打破重塑经典的同时，似乎是走了过于自由的道路。在经典意识与现代观念在我们的思想中猛烈碰撞的时候，作为欣赏者的我们既要尊重读者对艺术作品意义生成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忽视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绝对不能对艺术作品进行毫无约束地、漫无边际地解读，因为艺术作品本身对我们的阅读是有制约性的。在审美体验中，当面对审美客体时无论我们拥有着什么样的“现今视域”，作品所具有的“初始视域”都是一样的，那是由文本本身所决定的，是文本的创作者在创作文本的时候就赋予文本的。虽然伽达默尔提出了可以对“艺术作品作时间性的解释”，但无论文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在历史时间的变迁中文本又拥有了怎样的新的内容，但它仍然是它自身，这一点正构成了我们理解时的制约性，同时也是我们的理解得以进行的基础。

《真理与方法》中对语言也做出了强调，每一理解都表现为一种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回答，这是一般语言性的世界经验的基本特征。我们的世界经验都是由语言所构成的，语言是我们理解得以实践的必要条件和经验得以构成的必要基础。对语言的关注也是20世纪哲学的一大发展，对此在这里不再详细陈述。总之，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不仅是哲学诠释学的经典之作，也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发现世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