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_读胡适先生文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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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写过一则短文《多看鲁迅的伟大》，2500字。没曾想，这则短文竟很让一些人“费解”，公开发表文章对我那则短文进行批评和质疑的就有两位，而表示不满，只是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的就更多了，我本人就知道一些。当然像严秀先生在《杂文月刊》上撰文对我的批评，我觉得是真的误解。我随后也在这家杂志上做了解释。这里不再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另一位作者对我的批评，你怎么看他那文章都知道作者不是误解而是反对我说要多看鲁迅的伟大。那么不去多看鲁迅的伟大，难道要我们多看鲁迅的缺点毛病吗？我真的不理解这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不管怎么说，只要不是狂妄之辈，像苏雪林像王朔像南京那几位写小说的“新秀”，我想，即便是鲁迅的政敌也知道鲁迅的伟大之处，更不会像这位作者在别人提到鲁迅时他却是一脸地不屑。
大约是有人相信“风水轮流转”，还有人天生地对一切世事有着“逆反心理”，你说这人伟大，我偏说这人不怎么样，甚至不顾事实地去挑这人的不伟大来。在对待鲁迅这个历史人物上，这种“心理”就一直存在着。但这些天我始终在想，就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而言，鲁迅与胡适这两个伟大人物，真的就不能作一比较吗？到底是鲁迅更伟大些，还是胡适更伟大些，抑或鲁迅与胡适同样伟大？现在就我所知，在对待这两个人物，有人“谨慎”地说是鲁迅与胡适都伟大，还说他们两个的伟大“不可比”。但且慢，这“谨慎”之人若是“不谨慎”地说，或说是放开来说，他就要说：我觉得胡适比鲁迅更伟大。至于理由嘛，那就是鲁迅只是“批判”，而胡适是“建设”。且不说即使这样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说“批判”就一定不如“建设”，而况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呢？
我想关于鲁迅文章的“建设性”，已经有很多人说了，印象中较深的就有严秀先生在鲁迅诞辰110周年那年发表在广东一家杂志上的文章《鲁迅与中国的现代化》。严秀在这篇文章中说：“由于鲁迅对旧社会，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中的残忍和极不合理的部分认识得远比别人深刻，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以致力于抨击这些坏东西为多。”[1]（1991年第1期《随笔》杂志第19页）又说，“鲁迅一生的劳作确实是用在扫除旧制度、旧传统、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习的反动、野蛮、腐朽、愚昧的艰巨斗争上。但是，这一重要工程正是建设新社会、新道德、新风尚，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绝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他一个人终生都在为我们打扫战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同上）并认为“鲁迅生前对推动我们民族前进固然有很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更伟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则是在他的身后，在今后中华民族长远的历史进程中……”[3]（同上，第15页）
其实并非鲁迅如此，胡适亦如此。这一点，我们在读胡适的著作时是能感受得到的，并且觉得严秀先生上面说的话与胡适大半个世纪前所言简直就是一个“腔调”。
不说别的，你只要翻翻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7巻本《胡适文集》，就能感觉到胡适对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是何等地猛烈，并且不仅自己批判，还特别赞扬那些对腐朽、野蛮、非人性的传统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人，如当时的吴又陵、陈独秀等，甚至还十分欣赏在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外国人，如挪威的易卜生等。你只要读读他的《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吴虞之录〉序》、《易卜生主义》、《答室伏高信》、《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东西文化之比较》、《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致陶希圣》等文章和书信，就知道胡适先生对我们的“传统”是在怎样地进行批判，甚至有些批判的语调简直就如鲁迅。例如他在《易卜生主义》里说：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胡适在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时也是一针见血，他说：“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5]（同上，第22页）
在答当时《日本评论》杂志社的室伏高信的信中，胡适先生为日本人能谅解胡适们“偶像破坏”的立场感到是“最可喜的一件事，因为我常觉得贵国现时的学人往往不懂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排斥古文化的努力”。并向这位日本人表明：“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场是这样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如果他们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应该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不必顾虑破坏之太多，更不必顾虑祖宗遗产有毁灭的危险。‘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6]（见《胡适文集?3》第548第549页）
最巧的是，胡适先生似乎是先知，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像是知道今天有人要谈论“破坏”“批判”“建设”之类的话题，他在上面说的《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中就认为“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并紧接着打了一个比喻：“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他又在文章中引用易卜生的话：“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7]（见《胡适文集?2》第28第32页）
在《〈吴虞文录〉序》中，胡适高度赞扬吴又陵先生是一个“四川省双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是一个打扫旧礼教的“清道夫”：“深深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尘的老头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得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碍行人！他们常常用石头掷他，他们哭求那些吃孔尘羹饭的大人老爷们，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有时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的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于是他们仍旧挑了水来，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干的长街上去。”[8]（见《胡适文集?2》第72—73页）
胡适在批判的大胆上绝不逊于鲁迅，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指出：“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动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的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希望国人有更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9]（同上，第170页第171页）
我们从他的《信心与反省》中可以看到胡适更猛烈的批判：“……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那里去了？”“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罪孽的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又说：“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接着历数我们的耻辱，这里只摘录一二：“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而“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10]（《胡适文集?3》第490、491、492页）
当胡适发表了《信心与反省》之后，遭到了一些守旧者的批评，于是胡适又写下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进行反驳，没有作丝毫妥协。他在《再论信心与反省》里针对自己“很不合时宜”的论调“引起严厉的抗议”说道：“可是我心里要说的话，不能因为人不爱听就不说了。正因为人不爱听，所以我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于是他在这后两篇里又继续大放有些守旧者不爱听的“厥词”。他在《再论信心与反省》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又“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他在《三论信心与反省》里说：“……诗人颂为香钩，文人尊为金莲的小脚。我们走遍世界，研究过初民社会，没有看见过一个文明的或野蛮的民族把他们的女人的脚裹小到三四寸，裹到骨节断折残废，而一千年公认为‘美’的！也没有看见过一个文明的民族的智识阶级有话不肯老实的说，必须凑成对子，做成骈文律诗律赋八股，历一千几百年之久，公认为‘美’的！”他针对有些人并不实事求是地在那夸大我们的优处长处，认为中国所谓的优处长处不过三点，这就是：“最简易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构造，薄弱的宗教心。此外，我想了二十年，实在想不出别的优长之点了。”其实就是对那三点所谓的“优长之点”，胡适也认为“然而这三项都夹杂着不少的有害的成分，都不是纯粹的长处。文法是最合理的简易的，可是文字的形体太繁难，太不合理了。社会组织是平民化了，同时也因为没有中坚的主力，所以缺乏领袖，又不容易组织，弄成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又因为社会没有重心，所以一切风气都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最优秀的分子，所以小脚起于舞女，鸦片起于游民，一切赌博皆出于民间，小说戏曲也皆起于街头弹唱的小民。至于宗教，因为古代的宗教太简单了，所以中间全国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一个长期的黑暗迷信的时代，至今还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遗痕。”[11]（此段所引同上第493、496、498、499、501、502、503、504页）
胡适在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论”中不仅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常夸的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并且给我们说得“一无是处”。可你读了这几篇文章，再了解胡适的人品，再纵观他的一生，可知他与鲁迅一样是最爱国的。他在1935年6月12日夜《致陶希圣》的信中就说：“民族抬头，我岂不想？”而“我们今日所以不能抬头，当然是因为祖宗罪孽深重。我深信救国之法在于深自谴责，深自愧耻。自责的结果，也许有一个深自振聋发聩而湔除旧污，创造新国的日子。”他还向写信的对方表白：“请你注意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12]（《胡适文集?7》第132、133页）
一些人总是攻击鲁迅反传统，不该看不起中国文化。殊不知，在这一点上，胡适先生比鲁迅毫不逊色，甚而有过之。他在《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的要结尾处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13]（《胡适文集?3》第434页）胡适曾在写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东西文化之比较》中说：“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威权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怀疑的目的，是要胜过疑惑，而建立一个新的信仰。”[14]（《胡适文集?3》第445页）连“怀疑的态度”尚是“建设”的，而况“批判”乎？在同一篇中胡适还嘲笑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并说：“‘……用一种假的信仰，去欺哄一个贫困的叫化子，使她愿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吗？如果她生在另一种文化里，会到这种困苦的地步吗？’”[15]（同上，第439页）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更是对先进的文化下了“定义”，我恐怕那些特别是近年来心血来潮又是一厢情愿地在那鼓吹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定新的世纪就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人（不管他是学者还是教授之类）看了之后要“皱眉”的。胡适说：“如果某种文化能够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脱离迷信蒙昧，改进一切社会制度，以为人类最多的幸福——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种文化将来还要继续增长进步，不过它的进步，不会转向东方精神文明的途径，而是照着它已往所走的途径，继续进行。”[16]（同上，第448页）
不厌其烦地摘录胡适这么多文字，简直就成了“胡适语录汇编”（这也是我之所以在这则拙文的题目下面又拟了那样一个副标题的缘故）。可这有一个好处，就是给那有些既不读鲁迅也不读胡适，或说只读胡适的“建设”而不读胡适的“批判”的人看看，胡适到底是“建设”还是“批判”，抑或像鲁迅一样有建设有批判，或可说他们的“批判”都正是为了“建设”。按说，批判里原本就包涵有建设，这已经是很小儿科了，然而我发现在一些人那里，把这小儿科弄得像“煞有介事”似的，仿佛三人成虎，有几个人在那说鲁迅只是批判，鲁迅就只是批判了；说胡适是建设，胡适就是建设了。我想，别的不说，当这些人读了我上面摘录的这几千言，便知他言大谬。如果要说胡适的这些批判正是建设的话，那么鲁迅的那些批判自然也就是建设了。而若说胡适希望建立一个“好政府”是“建设”的话，这又恰恰是胡适当年的糊涂。换句话说，胡适的这种“建设”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而最终证明这种理想是一厢情愿，在中国的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当然，如果你说这是胡适善良的操守是胡适的人格魅力，我是赞成的。他在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自己：“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17]（《胡适文集?7》第144－145页）这里且不去说胡适那么卖力地批孔而在这里又尊孔的矛盾之处，只说由此可知，胡适明知在当时没有建成“好政府”的可能，也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且时至今日，可“盖棺定论”，说这几字是胡适一生的写照（还可令人想到他之所以是那样地推崇鹦鹉用翅蘸水救火之举），也并不为过。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虽令人感动，但实在是与空想相差无几，故让鲁迅很不以为然。
另外，关于胡适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也确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这一点上，公认他是逊于鲁迅的，甚至在严秀先生看来，他连孙中山也不如：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马克思主义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全心全意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家，前后有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孙中山要学西方，但他决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对西方的社会弊病批判揭露得很深，孙中山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拿来主义’者了，而不是一个照搬西方的人。不过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似乎稍微多一点，他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得少一点，对封建势力的严重危害性似乎认识得也很不足，他的‘五权宪法’理论既表现了他不照搬西方的思想，也表现了他对封建中国上层建筑和统治法术的认识似乎有欠深刻，他过多的估计了它们的‘好’的方面，而形成为一种很难实现而又比较肤浅的东西。另有一个胡适，也是毕生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奋斗的，但他恐怕基本上是一个‘全盘西化’派，他对封建主义有严重妥协的一面，而且根本问题是不信任人民群众，因此他的学问虽然比孙中山好，但他的思想则比孙中山浅薄得多，庸俗得多，落后得多，所以，在为中国现代化奋斗的历史地位上，我以为他不是一个太重要的人，虽然我们也决不应当否认胡适的重大历史功绩。只有鲁迅才是一个最彻底、最伟大，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而奋斗终生、至死不懈、从未妥协过的巨人，一个真正的中华各族人民的普罗米修斯。”[18]（见严秀的《鲁迅与中国的现代化》，1991年第1期《随笔》杂志第15页）
当然，依我读胡适之后的看法，虽大体赞成严秀先生在上面这段话中对胡适的评价，但也不能不指出我与严秀先生略有不同的认识。这就是，严秀先生没有注意到，胡适之所以在表面上让人看来他是要“全盘西化”，当时也还说过一句“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19]（见《胡适文集?7》第355页），原因是他认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很大。对此，胡适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同上），而这个意思，我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他给那位日本人的信中就已经提到：“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场是这样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也就是说，即使你想全盘西化也“全盘”不了。他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20]（《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胡适文集?3》第528－529页）胡适还在那《答室伏高信》的信中说：“我个人决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明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阙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更可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也许在那‘拥护东方的遗产’的大旗下做出一种自相残害的丑戏来，贻笑于全世界”[21]（同上，第549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所说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全盘照搬西方。关于这一点，他在1935年7月9日《答陈序经先生》的信中说得明明白白：“我当日提议用‘充分世界化’来替代‘全盘西化’，正是因为‘充分’，‘尽量’等字稍有伸缩力，而‘全盘’一字（原文如此，下同——引者注）太呆板了，反容易引起无谓的纷争。如今陈序经先生说：‘在所谓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还可以叫做全盘’。那就是说他也承认‘全盘’一字可作活用，也可以稍有伸缩余地了。但我的愚见以为‘全盘’是个硬性字，还是让它保存本来的硬性为妙；如要把它弹性化，不如改用‘充分’，‘全力’等字。”[22]（同上，第546页）并在此大半个月之前的6月22日写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发表于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这篇文章中谈了他所说的“全盘西化”的由来：“那一年（一九二九年）《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篇文章，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23]（同上，第542页）又说“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24]（同上，543页）紧接着还说：“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25]（同上）在这篇文章的要结尾处，胡适还指出了任谁想“全盘西化”也很难的“不可能”：“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26]（同上，张544一545页）也正因有我摘录的上面这样一些话，我认为对胡适提倡要“全盘西化”应该有个客观的评价，不应一味且又不解其意地批判他的这种思想。
其实说到底，我现在明白了，有些人说胡适是建设，鲁迅只是批判，一是不读鲁迅不读胡适，二是源于自己的某种逆反心理，这正如我在前不久的一则短文《故意唱反调》的结尾说的几句话：
至于在评价鲁迅、胡适等历史人物上，有些人其实也还是故意唱反调的心理在作怪。胡适是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都是值得赞美的。在大陆这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胡适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历史地位。我们现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胡适以公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胡适先生的著作在大陆也是大量地出版，文集、全集出了很多种，并不像有人在那想当然地说什么“现在替胡适说话的文章还是发不出来”。这且不说。我奇怪的是有些人，一说到让胡适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历史地位，似乎就要贬低鲁迅，就要说鲁迅这不好那不好。在有些人看来好像是不把鲁迅打倒，胡适就难以得到公正，就不能获得他应该得到的的历史地位似的。这真让人糊涂起来。胡适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造成的，胡适的伟大也自有历史记载着。我们只要还原历史，就可得到一个真实的胡适，而不必煞费苦心地故意去唱反调。在这个事情上并不是什么“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更不是什么不是鲁迅压倒胡适，就是胡适压倒鲁迅。至于有人总想证明胡适与鲁迅同样伟大甚至胡适比鲁迅更伟大，其实也还是一种有意唱反调的心理使然（连“一厢情愿”都算不上）。我想就像现在有些人那样故意唱反调地来贬低鲁迅，别说不符合历史真实，就是胡适在世，以他那种“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7》第188页）的求实精神，也会是坚决反对的。如此说来，我们有些人的“反调”不是唱得没来由吗？
附言：
在电脑上敲于近一年前的这则文字没有哪个地方愿意发表它，大概觉得我不过是个“文抄公”吧。好来这则文字有个副题，说明我就是在摘抄胡适的著作，并非自己在这儿要发表什么高论。近万字的摘抄都不过是想证明胡适并不如有人在那儿甚至要蹦着跳着说的他只是“建设”，而鲁迅却是“批判”，不，是“破坏”——谁都知道，批判与破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批判绝不等同于破坏。我们可以说“批判地吸收”、“批判地继承”，但绝不可以说“破坏地吸收”、“破坏地继承”，这就是有些人之所以连鲁迅的“批判”也不想承认而只说他是“破坏”的用心所在。然而鲁迅又偏偏有一篇《拿来主义》，其中真的不仅有批判还有破坏，可好像他文章的主旨却是“拿来”却是建设。其实，鲁迅一生又何不想“建设”呢？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在一片尚是瓦砾的废墟上，不清除掉垃圾，又何以谈得上建设？而况，就我所读鲁迅所得的一点感受，在鲁迅的心中，即便是建设，也决不是有些人说的那种建设，而要像鲁迅心中那样的建设，当时的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答应的，也更不会让鲁迅这样的人参加那样的建设。更何况，鲁迅是何等的眼光，不清除掉瓦砾，不将废墟打扫干净，是不能建设也是建设不好的。并且他已经意识到：“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又说：“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里有理想的光。”（同上）这些也还是不说吧。现在可好，我把胡适先生的“批判”抄到这里，就是除了想说胡适的骨子里其实也有“批判”的“骨髓”之外，同时提醒有些人，如果把鲁迅的批判非要看作是破坏的话，那么，你也就不能不承认，胡适也常常是在“破坏”，或者说也有不少“破坏”——说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有些想发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