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_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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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女权制的衰亡

——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文简称《起源》）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作。该书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进行必要补充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出了创新的观点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丰富的史实材料为根据，缜密论证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做了科学的阐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在拜读这部著作时，我们不得不为其对于女权制的衰亡的精彩论断而喝彩。

恩格斯认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人类两个生产发展的结果。这也就是说 “人类在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的同时，进行着另一方面即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蕃衍。家庭的产生是人口“繁殖”即“种的蕃衍”带来的结果。起初“繁殖”行为完全是无意识的，完全是生理本能带来的结果。家庭结构以及对家庭尊卑、性别、婚配的认识都处于一种自然、混沌状态。随着生产、思维、意识发展，才逐渐产生了等级、婚姻、利益等种种新的家庭观念。恩格斯把家庭演化的历史形式分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在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作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在古代社会群婚群居的情况下，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巴霍芬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作母权制。随着部落中女子的逐渐稀少，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的对偶家庭开始存在。恩格斯认为此时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招来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情或过于笨拙因而下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不可有反抗的企图；他无法在这栋房子里住下去，他非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不可；或者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到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势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

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母子关系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女性在早期对偶社会中，也就是在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时候，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此时妇女劳动对于部落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她们生产了绝大多数物品，如衣物、家用物品及工具等。然而，在“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下，“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男子控制了部落的畜群，能“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在男子劳动领域内出现了剩余产品，形成财富的积累，这就加强了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习惯，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早先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财物不多，在实践上大概总是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

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后代所有。他自己的子女则被剥夺了继承权。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这样，就导致了女权制推翻的必然性。

恩格斯认为这个转变是非常关键的，资本主义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和家务生产，或者说，付工资性的生产和不付工资性的生产、有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仅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这后一种生产虽然不像“普通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自由交换，但它是有用的、必需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生产中，它为创造利润、资本积累起着最本质的功能。然而，在以货币决定价值的社会里，由于这种劳动只表现于“家内”，无法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其结果，它只能使生产者的价值“暗藏”，以致使生产者的身份低下。“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丈夫凭借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恩格斯称“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妇女压迫将伴随私有制的解体而终止。因此，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因为在前阶级社会，家务劳动有一种“公共的性质”，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家务的料理„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最终，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虽然恩格斯在这里对女权主义的合理性作出了重要的阐述，同时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但是，其将个人符号化为政治性和阶级性没有情感的动物的做法有失偏颇。在《起源》一书中，论述女性自由权力的丧失基于家庭中经济地位的下降，同时他也说道：“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在这里就包含了两重的信息：第一，婚姻受阶级的制约，第二，婚姻在更大意义上是为谋求物质利益而非精神幸福的手段。恩格斯将人物质化和政治化，他用财富和阶级的双重夹板将人——严格地讲，是除无产阶级之外的所有其他一切阶级中的人——挤兑成毫无感情的经济和政治动物。这种观点，把问题简单化了，经济解放固然是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经济问题解决了，妇女解放也不一定能实现。马克思义的女权主义指出了经济落后是妇女受压迫的一个原因，其缺点在于夸大了阶级，经济的作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妇女压迫的观点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都把它作为理论起点。但同时必须承认，本书毕竟不是专门论述马克思女权主义的著作，恩格斯也没有就妇女解放问题进行十分严谨的研究考察，因此本书的部分理论的论述有待商榷和发展。当代女权主义者指出其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没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去分析妇女解放；二是忽略了性别分工的起源问题。这也是其历史局限性之所在，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其进行吸收，以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