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读后感_茶馆读后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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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很是喜欢老舍，经常在课上，随意便可拈来一段。
只是那时的自己，看腻了课本里嚼蜡般的平淡文字和试卷上离奇似的阅读答案，年少轻狂，更倾心于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以及虚华似雾的辞藻。最初看各种武侠言情，自以为文艺，东施效颦般写些矫情至极的文字，洋洋得意。好在大些幡然悔悟，弃了书封上的“青春”二字，渐渐懂得欣赏外国小说里耐人寻味的长句和抑扬顿挫的语调。却总因课本毒害严重，对本国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家之作，敬而远之，什么鲁迅老舍沈从文，简直闻名而逃。
这诟病哪怕现在也是如此。
找来《茶馆》看，也无非是为下学期开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提前做些功课，借用暑假拼命恶补下一直处于空窗期的中国文学，好不让自己在上课时像个白痴。
可若非如此，倒也不至于陷进这样的故事里去。
《茶馆》里我一直很喜欢的，是那张贴了几十年未撕的“莫谈国事”。旁人看来，也是种执着。掌柜的心愿虽美，可是茶馆里发生的般般事，却总因国事而起，为国事而灭。
短短三幕剧，翻书不过两个小时不足，书中的世界，却是过了近半百年时日。而剧中的人物，也在这半百年中，各自迎来了自己的命运。
一出场便是一副宽和待人的王掌柜，用着自己随和的秉性和能说会道的口，经营着这祖辈上传下的茶馆。虽也受尽压迫，好歹也算是娶妻生子甚至孙女都到了打酱油的年龄。乍看下的安稳生活，却是故事中最令人扼腕的角色。
我想，当他与二爷四爷撒的纸钱纷飞之时，一定就已预见了自己的结局。或者说是，掌握了自己命运。这茶馆伴他一生，也不知是茶馆融进了他的血肉，还是他将自己奉献给了茶馆。他所知道的，只有这间茶馆既伴他出世，自然他也要伴着茶馆离去。于是故事的最后，他让儿孙离开，自己却独自留了下来，留在这与之相伴一生的茶馆之中。既然无力将茶馆从那处长手中夺回，无力阻止它变为舞厅的事实，那么他能做的，就只有在它还是茶馆模样之时，自缢于房梁，至少让自己一生的记忆，都还保留在茶馆之中。
而除了掌柜外，印象最深之人，反倒是那个出场仅仅几句话的崔先生。生而为人，一生嗟叹，几多无奈，竟可被此人短短数语道尽，看的我满心敬重不已。短短一段，不过五六百字，来回反复读的几近背过。
看这个角色之时，我总是想起冯唐在《欢喜》中所写的：
“腿上流着血的人飞快的跑着，去迎接希望，去迎接死亡。
得道的傻和尚慢慢在雨中走着，„跑什么呢，前面不还是雨吗？‟”
崔先生就是这个得了道的傻和尚。
上知天文能有何用，下通地理又奈谁何。国会议员纯属造孽，革命也闹得了个误人误己。乱世中的清官无非多抢一份口粮，作用甚至比不了过了年代的旧铜钱。于是这个王掌柜口中造福人民的学问好人，最终所能做的也只有修持念经，满眼看尽这世态炎凉。就像海鹏所言，世事洞明全无问题，人情练达却做不到。
再提龙须沟。
《龙须沟》里，那种意味强烈的主旋律一直令我觉得可笑。分明是和《茶馆》一样的三幕剧，跃然于纸面上的人物，饱满的情怀与朴实的言语。可若说《茶馆》读完，你看到了时代下，每一个茶客的心绪种种。看到了王掌柜的嗟叹，常四爷的无奈，秦二爷的恨楚，甚至连出场不过一句话的甲乙丙丁，你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所背负着的时代的创伤。诸般人生，相同际遇，不同结果，一间茶馆里上演了多少淋漓的人生。
常四爷那句“我爱咱的国，可是谁爱我啊”，换来了多少颗感同身受的心。
而《龙须沟》呢，却只能闻见那条已终年融入人肌肤血肉里的沟水的腥臭味道。剧中的人物，放在一个四合院里，本也是一出人情百态，可压在强烈的主旋律基调下，就是感受不到。
你不明白，一个写散文明淡雅如陶渊明，写剧作却可以针砭如鲁迅的人，怎竟可成了政府的捧哏。
直至合上书本，豆瓣标记之时顺手点开书评来看，这才看到，写于1951年的《龙须沟》，远无法令我用现世的眼光去上下打量。倒也释然，反而试图去接受那时作者的感叹。
那时的老舍的心情，解放前时代的剥削，生活的压迫，淋漓尽致的倾进了龙须沟臭烘烘的脏水里，随着政府的大举修沟，一同没了踪影。而对未来的畅想，又如龙须沟里的百姓一般，随着马路的铺设和清水的浇灌，哪怕守旧如王大妈，也在心中默默地亮起了点点名为希望的火光。
剧中的故事写到这里，也就停下了笔。就好像我们有理由去相信，这样一个欢呼雀跃的结局将一直伴随着剧中的老少，走过作者未写出其后时光。哪怕现实的未来总是几多苦难，希望渺茫，梦想破灭，社会远不是想象中的岁月静好。可这毕竟远是跳出故事的后续，总不该，也无法用生活中的不尽意来指责剧作中的美好。
这便是故事的魅力所在。
而活在现实中的我们与作者，却不得不替故事中人，承受这远没有期冀中美好的世界。
于是老舍先生死了。自杀于*之初，自杀于远没有他想象中美好的社会。甚至可以说，《龙须沟》寄托了作者对未来多大的希望，现实这当头一棒，就给作者带去了多大的绝望。
以至于后来我一直在想，当其后的老舍先生经历了这建国以来的诸般遭逢，那些苦难，那些身与心共同承载的痛楚。是否会会想到不经事时所写下的那篇《龙须沟》，是否会为当时的真心，奉上一两声自嘲的苦笑。
老舍是旗人。
一度风光不再的旗人，在世事变迁中颠沛流离。于是那个盛世王朝消失了，消失得就像他们的一个梦。
从前读，不懂他语言里的韵味。那时只喜欢情节跌沓起伏的浪漫主义小说，而且往往还是长篇的；喜欢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情诗和早期左翼作家充满斗志慷慨激昂的希望。然后我突然很担心我老了。我开始喜欢看散文——无论是记事的，记景的，怀念旧时小吃的，看见院子前一棵树大发感慨的……所以我突然开始喜欢上有北京味的文字。有幽默，有自嘲，有不甘心，有时看了让人哭笑不得。
老舍出身贫寒，而作家习惯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入手。于是上世纪初北京穷苦人家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一一展开。那是一个为了饥饿使母女都变成娼妇的年代，是一个父子都为了下一顿饭奔波的年代，是一个巡警谁都不敢惹遭遇兵变发现民众都是恶魔的年代。王利发最终吊死在了父亲留下的老字号茶馆里，莫非这正是一个逝去的时代最后的抗争？
政治教科书上告诉我们，并非时间先后就可以判断事物的新旧。新旧取决于大势，而新事物也不一定强大。总之一句话，被赶走了的就是旧事物，成王了的便是新事物。我们谁也无权判断，得等人家打赢了以后来编历史书，才能告诉你我们的王朝我们的时代有多么的伟大，是手心的花朵地平线上的朝阳灵魂的高歌。
直到这回，我才真正读懂了他作为“文学家”或者说是“人民文学家”的魅力。语言在他的笔下生活鲜动而不流于粗俗，生命又一次成为生命而不是在战乱年代惨死的蝼蚁。而你却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命运就是蝼蚁；不由自主地在时代的洪流中冲刷前行，一不小心便消亡不见。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生活却是人民的生活。
他是个真正通晓了汉语的魅力和生活的魅力的人。
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访华，提到有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打算颁给老舍。当时的华人作家里译作最多的作家，连瑞典文的版本也有。她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谣传他已经死了，而死人是不能拿这个奖的。于是川端康成拿了诺奖，那个我们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奖。
1966年8月，他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我想起李政道曾说，一个人的成就并不只关注他在哪里做的研究，许多人的研究都是在国外做的。然而这到底是说明国内没有软件环境，还是没有硬件条件？那一场浩劫刚刚开始，这个“人民艺术家”便选择了投河。他笔下夹缝中生存的小人物的命运让人心酸，而他自己以为即将到来的美好社会却毁了曾经的愿望。
他心里有一个小小世界，装着自己的理想。然而他的理想太纯粹，与那个正在萌发躁动的国家的步伐不合。也许这就是旧式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矛盾，徘徊，恐慌，却又心怀希望。他们以为新时代终于到来了，终于不必再在战火纷飞的夹缝中偷生。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自由地、无拘束地写作了，所以他们愿意歌颂新生活，让往事变成革命的炮灰吧……
然而革命却远不止是三大战役打下南京一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就算了事。正如思想无法被改造，文化也是无法被革命的。它深植于个体和群体的人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烧杀抢砸的红卫兵根本无法摆脱社会对他们的影响——过去的那个社会和现在的时代。过去的时代教会他们温良恭简让，而现在的时代鼓动他们起来造反。有时候我看一些并不主流的记录片和书，所幸其中许多角度都相当客观冷静。那是个陌生的时代，许多事情在今天看来根本无法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直对俄国政府有些讨厌——然而它们真实地发生了。一次读完一本书我想，作一个不厚道的比较，德国的纳粹当时也是由青年人的狂热开始，他们的行为可以将人类文明毁灭重新倒退到奴隶时代，所有的人都为最高贵的雅利安人种服务，为他们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流血。而他们可以毁灭任何他们认为是不适合的东西——文明，人种，良知。我们中国当时有多少青年人？加起来一定有德国意大利纳粹兵的好几倍。当时的那个口号，赤遍地球，解放全人类——再进一步，就是自高自大导致的暴力和极权。那么我们——他们——与纳粹又有什么两样？
扯远了。
老舍的儿子舒乙后来写，自杀前的一天他把儿子、女儿找来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那是知识分子对文化革命最基本最初始的态度。每个人听到都会这样子想，但又有多少人如冯友兰、郭沫若等转而吹捧*。我们无权指责他们的态度，那是一场政治风暴，或者说远超越了政治的含义，上升到了普通生活中。文化本是与政治相异的，而政治又是文化的基础之一。文化为具体的社会具体的意识形态服务，于是它们扭曲成了郭沫若晚年恶心的打油诗和吹捧着自以为不需要吃饭就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酸文人们。老舍作了一个最符合传统道德的选择。从太史公的时代人们就明白受辱是要去死的，你不死一定是有别的企图。
如今只见指责当年暴行的人，那么施暴者又在哪里？我无法理解，因为我是九零后，代表人物是脑残的杀犸特家族等等。与长者议论，那些在*晚期出生的人，我说，以后这样 4 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了吧？你知道，思想一旦解放了，倒行逆施就很难了；况且如今的世界你想封闭消息也不太可能。他们说不出原因，只是说，都未必。
未必再有一场那样的浩劫，未必再有那样的一群人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见了现实的落差羞愤而死。他的人生远不如他的文字幽默明快，即使苦难中也有那么一丝自我嘲讽的意味。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茶馆》观后感
前天晚上，随《茶馆》散场人流从首都剧场大门出来，剧场小小院落里，灯光闪耀着许多即将启动，已启动的名牌好车，我仿佛来到另一个布光精致的剧场，上演着最好的时代的时装剧。于是想起刚才的剧场上，贴在老裕泰茶馆里大大小小“莫谈国事”的纸条——那一个老舍先生写出来的最坏的时代。
看话剧的时候，周围座位端坐着几个鲜亮的男女，拎着未知真假的LV包，诸般香水味相互裹挟，在我鼻尖徜徉不断。老舍先生当初写好《茶馆》给朋友们念，念到常四爷那段“洋货论”，想必不会料到今日的洋货，不仅存在此地，还被更和谐地爱戴着。
走出剧场很久，仍不能从最终一幕的情绪中缓过神，梁冠华、杨立新、濮存昕三座台柱，拿捏身板，最好的演技撑着秦二爷、常四爷、王利发老迈的模样：秦二爷拄着拐抖个不停，常四爷有气无力的摊在椅子里，王利发每句话最后拖着一个无奈的尾音——“好咧…再见咧……”直到撒起纸钱，直到王掌柜去上吊。
这三位，加上演松二爷的冯远征，演技都是纯情炉火，不能再想出更好情形。女演员，只宋丹丹演得有神，可惜她也像葛优，喜角演太多，不由得叫人要笑。
捉摸这些戏骨在台上的动作，我想起以往只是看文学理论的书里懂得，话剧的演出因为距离远，要比电影夸张的远，电影演员的脸是会被摄影机放大，故而他们的演出不能显出用力，要近生活。但究竟是怎样，没看过真的话剧，无法真的理解。
这回大约理解些皮毛的皮毛。话剧与电影的表演，其中的相通处，该是演员对剧本人物表达到淋漓处的通体快感，这快感，大约是能让观众从演员神情上一眼望出的。这种地步，必要演员尽全力，依循导演的指引，对角色理解达到所能达到的最深地步，并以自己的架势，表达出自己这理解。唯此可以打动人，仅靠了肢体嗓门生生地将剧本翻译成动作，真比台上不动的道具还要呆滞。这种“翻译”剧本的演法，打开电视，如今的电视剧里都是。
话剧与电影表演的不同，也是翻天覆地的不同。肢体动作，表情，说话的技巧，都全然是不同的一套体系。这体系，我这种门外的家伙，门缝也还没找到，想通门径而不得。
其次是剧本。电影的剧本，原先也有当作文学来发表的，现在是没有了，先进些的电影教科书也大都明白地说剧本是导演的一种说明书，更多的功夫要放在电影剧本外的。话剧剧本，现在照样有许多拿出来印刷出书的，因为话剧的语言更近文学，《茶馆》便是除了老舍的京味，语言不能有其他一种魅力更动人。其中动作的描写，也能像小说那样给读者提供一种浮想联翩的机会。但这回看过《茶馆》，存在脑海中的那单薄的《茶馆》剧本，经由从齐整而破败的三幕布景、演技层次不同的各位演员，以及编排各种站位动作、删除添加剧本细节的一种导演思路，在眼前逐渐立体而丰满起来，了解话剧剧本终究也是一种说明书，但是要决定话剧命运的，更具艺术气质的说明书，并且导演决不能攫取了剧作者功劳的。不像电影，三流的剧本，也是有机会经导演高妙的翻云覆雨而变成一流电影的。
这回《茶馆》之前，看过三出话剧，其中两出是学生毕业演出，一回是安徽艺术学校的戏剧导演系，在家楼下的小剧场里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另一回是在北京北兵马司的人艺小剧场，大约是北理工的话剧社，演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这两回的学生演出，都稚嫩着，中看，没有可供回味的。另一次是在上海看的一场小剧场商业话剧，名字忘记了，是根据电影《50次初恋》改编的，演员演技熟练不高妙，导演得有趣而精致，算是成功的一种运作。
大学里从莎士比亚、贝克特、到梅特林克，从曹禺、老舍到孟京辉，风格各自不同的剧本念过许多，却从未见过它们在舞台上的、最终的完成状态。直到前天晚上的《茶馆》，晓得话剧这样一种古老而巅峰早逝的艺术，现在于我是完全陌生的，崭新的。
这明白是不是太迟了。也许是太迟了。
《茶馆》是老舍的代表剧作，所有戏剧尤其是话剧能否成功，无外取决于三个方面：结构、语言、人物。略看了几篇现今的论文，似乎多数人都喜欢从“主题思想”上来解析，王利发竟成了“小资产阶级”，秦二爷的实业失败竟被简单归结于所谓“三座大山”的压迫，谬哉！亦有人提出《茶馆》乃共和国文学的奉命之作，行文之中有几多不得已。凤凰卫视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的主持人文涛说过一句“不管什么门，都是罗生门”，用在这里极恰当，真相是什么，我们平头老百姓永远弄不清楚，也不敢弄清楚，得等人家打赢了的来编教科书、历史书，它说什么，便是什么罢！《茶馆》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作品中小人物的苦痛和作者的同情都是真切而纯粹的，而无论在哪个禁锢的人间哪个倒行逆施的时代，这些苦痛总是雷同的，最伟大的作者往往不书写时代，而关注内心，因为人心不会说谎，超越时代。学中文的不懂这些，且从结构、语言、人物来浅析这部剧本的艺术特点，莫谈国事！
《茶馆》的结构艺术
《茶馆》分有三幕，基本遵循古典三一律，以每一幕代表一个时代的变迁，地点全在裕泰茶馆，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行止自然生发、收束于老裕泰茶馆的兴衰、“茶馆客”们的谈资中，可谓以小见大，管中规豹。《茶馆》也不以一个故事来贯穿全剧，而是以人物为中心，采用“人物展览式”的结构，10多个主要人物和几十个次要人物穿插在一起，而在人物安排上，作家又巧妙的把主要人物自壮至老，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每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人物虽多但活动有序，事件虽繁，但情节不乱，时间虽长，但线索明晰，充分体现了老舍驾驭戏剧艺术的娴熟技巧。
《茶馆》的语言特色
话剧是语言的艺术，演员的功夫讲究声、台、形、表，声音和台词占了头两位，可见语言重要性。《茶馆》的语言美首先在于其要言不烦，简洁生动。寥寥数语便交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喜恶爱憎。比如这段：“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饭菜。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 ；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 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 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寥寥几笔就把茶馆是个什么地儿、坐的是些什么人、办的都是什么事儿以及如今茶馆营生的不景气交代得干干净净。再如第一幕王利发奉承秦仲义的这几段：“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听闻秦半开玩笑半真地要把茶馆的房子收回去，王利发立马赔笑道：“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买热茶去！”就这么几句，把人物的性格、意图和话里话外的那点子韵味儿刻画地淋漓尽致，这王利发活脱脱一个精明又爽利的生意人，有这等说漂亮俏皮话的本事，哪还怕生意做不下去？其次，《茶馆》的语言美还在精当的遣词、炼字。就比方说第一幕中，松二爷见了刘麻子的洋表，脱口称赞：“好体面的小表！”此处老舍用的是“体面”，而不是“漂亮”，连“考究”也不用，当真是随便一语么？笔者以为“体面”最能包含“考究”、“精致”、“气派”、“文雅”等这类形容词，也带着“彰显身份的优越感”，而“漂亮”词义太浅，“考究”又仅指做工、用料的讲究，终究差点意思。再比方说第二幕里，茶馆生意不景气，里里外外地缩了水，两个特务来讨保护费，让王掌柜的“意思意思”，王利发拿不出来，俩特务就让他莫要“把这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这意思来意思去，字同还意不同，语言运用的精当就是有这么一股子“劲儿”，老舍先生妙笔让人击节称赞。其三，《茶馆》语言之妙在其“京味儿”十足。要说什么京味儿语言体现地域特色啦，展现北京生活的精神风貌啦都太平板太隔膜了。这就和《白鹿原》为什么要用陕西方言，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海派味儿十足是一个道理。北京人幽默、爽快，谁都爱说个俏皮话，京片子逗人一乐，但嚼嚼那话中的意味，却是笑中带泪，怅然若失。最深刻的悲恸常常不是眼泪与忧郁，而是诙谐。
《茶馆》的人物塑造
上面一节讲的语言，其实话剧就是靠长长的台词串起来的，人物塑造靠的自然也是语言。《茶馆》塑造了很多典型的人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下面挑几个主要人物略作解析。常四爷和松二爷。且看二位这般出场：“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这能看出点什么来呢？首先二位自然是吃“铁庄稼”的旗人公子、老爷不必说，都爱坐坐茶馆溜溜鸟，讲求点生活情趣，享受清平日子。其次这 7 常四爷雄赳赳的，养的也是强壮活泼的画眉；这松二爷呢，文文弱弱，养只秀气的小黄鸟，这一强一弱对比起来，更显得人物入木三分。下面又见这常四爷说：“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 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更直言“大清国要完”。可见是个心怀家国天下的刚正之士。因了这句“大清要完”他被特务抓去蹲了一年牢，旗人又失了势，出来了一直靠卖蔬菜、花生米维生到70来岁，但他“虽年过七十，可是腰 板还不太弯”。想起《白鹿原》里黑娃打折了白家轩的腰，恨他“腰杆儿挺得太直”，真是异曲同工。此外唐铁嘴、刘麻子等人物也十分典型，值得一提的是小唐铁嘴、小刘麻子等人物，这些"小字辈儿的”虽不如父辈典型生动，却体现了子承父业的老北京风貌，又巧妙地承接了情节发展，更影射出“任时代变迁，光阴荏苒，而世道依然”的现实道理。
王利发是剧中戏份最多、最重要的人物，相比起常四爷、刘麻子人物的典型性，王立发的形象更加复杂、立体。因此王利发的形象要分析起来，简直值得大书特书，可稍稍概括为“一个善良与淡漠，顺从与反叛，真诚与圆滑的矛盾体”，不少论文都已分析得尽量详尽，为避免拾人牙慧，这里不作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