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禁书读后感

2020-02-27 读后感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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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禁书》读后感

提起“禁书”,人们并不陌生。从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书便受到历代统治者过多的“关爱”。书可以记载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可以为统治者所用,以宣扬其政教,巩固其统治;书也可以记载不喜欢甚至憎恨的东西,表达作者的意愿,宣扬反叛意识。因此,以书为载体的文化领域一直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注并严格控制的。我们难以准确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多少种图书被统治者所查禁,但我们知道,越是“禁”书,想读此书的人就越多,也就越禁不住。像满清王朝一样屡兴文字狱,也并没有达到目的。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禁书史,其禁书原因大约不外两种:一是政治原因,一是思想原因,其中政治原因又占主要地位。历代统治者无不希望天下的百姓都成为顺民,永远做奴才,任自己为所欲为。对于一般的下层百姓,实现这一点比较容易。对于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实现这一点却不容易,因为他们有文化,因此有思想,更进一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意识,不会轻易为人所左右。于是,除了那些为向上爬而忠实于朝廷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部分受蒙蔽者,还有许多心里明白却又不敢言说者之外,那些敢于言说的,甚至形诸文字、散布于民间者,自然就成了打击的对象。但正是这些政治或思想上的“异己”者才有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为社会和文化带来进步和繁荣。扼杀他们的著作,实际便是扼杀文化和一个民族的生机。但历代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统治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以及百姓利益可以被他们轻易地背弃或扔在一边,同时还要要求百姓们对他们忠贞无限,这种要求本身是滑天下之大稽,是人世间最无耻的,却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例如:西晋时期,司马炎取泰始为年号,他取这个年号的目的是想讨个吉利,希望能开始新王朝的新纪元,以后能稳稳当当地坐下去。于是司马炎为了保障王朝的稳固,于泰始三年颁布了一道禁令:“禁星气、谶纬之学”,并颁布了《泰始律》。其后与谶纬有关的东西一直被禁。真正的禁书从秦国开始,秦孝公让商鞅实行变法,商鞅为了变法的畅行无阻实行燔《诗》《书》,这一案例开启了中国封建王朝禁毁图书的先河。

从历代所禁图书的内容和过程来看,禁书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政策的更迭演变史,还是一部文化发展史。文化越发达,被禁止图书就越多,思想就越超前,被禁的书也就越多;文化就在禁——弛——禁的起伏过程中发展。禁书的严格与松弛,往往又反映了各自的时代和统治者自我信心的消长兴衰。禁书少的时代,往往是思想禁锢较少,思想意识较为自由宽松的时代,因而也往往是思想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同时也是统治者严重缺乏自信心的时代。

清朝时期,尽管文字狱接连不断,但仍不能消除 统治者在这方面的担心,由于公开审查文人的著作显得过于凶狠又不实际,于是乾隆时期又实行了一个巨大的工程——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对保存我国文化古籍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乾隆乘此机会却将他认为不好的书烧毁,或将其中一部分毁去或篡改,由此对文化造成了破坏。

禁书的手段虽然延长了封建统治的时间,但是却大大地禁锢了中国人思想意识的腾飞和革命,当中国的大门被外国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时,中国人民不得不面对其他文明的冲击,被动地向别人学习,不得不付出异常惨痛的代价来换取现代化,换取与西方列强竞争新世纪的权力。

回顾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在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汉唐盛世,可以说是最为宽松的时代,或许历史就有这样的规律:只有思想意识宽松的时代,才能造就

出伟大的时代,换一种方式表达:最伟大的时代是思想最宽松、最自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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