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毒品史》有感_读中国哲学史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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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毒品史》有感
翻开书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幅黑白的罂粟花图,一枝矗立于绿叶丛中,另一株则绽放在岩石峭壁之上„说真的,它们好美,要不是页面右上角的“中国毒品史”五个黑底白字,我是断不会将它们与万恶的毒品联想到一起的。紧接着,则是与鸦片有关的一些老旧图片,看着它们,我仿佛可以捡拾一些零碎的属于中国历史的那段记忆„
可以说,作为一名高中时期学政史出身的学生,对鸦片战争,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此战争之所以以鸦片为名,我的理解是,只因一句话“国人因它而堕落,国门因它被打开,国土因它被侵占”,中国人拿它得来的是“东亚病夫”之称,侵略者拿它换回去的则是真金白银、稀世珍宝,自此之后,还引发了殖民者的大举入侵。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鸦片,这个万恶之果,却是以其卓越的药效进入人们眼帘的,不仅如此,书中所列之毒品,起初,几乎都是以其独到的药用价值才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鸦片源于罂粟,有关其配制的记载有很多,其中,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写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性急可多用。”对于其药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列较为齐全,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泄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泄、禁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知道这些之后,我顿时有些混乱了,原本深信它是万恶之果,可是又不禁发问,它果真就是万恶的吗?说它不是,可当初确是它侵蚀了众多国人的灵魂;说它是,其价值又是真实可见的。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决定去书中寻找答案。
从中我发现了一个自己所知甚少的史实。国人吸食鸦片自古代就有,而非鸦片战争时期才开始的,入侵者的鸦片倾销政策无非是殖民者为殖民中国所出的一步“绝妙的”好棋而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唐以后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弥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在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 “神品”,连皇帝也莫能例外。知道这些,我突然联想到了当下社会中的“名牌”效应,心想那时候的“神品”何尝不是一种“名牌”呢?21世纪的商家们为
商品销售绞尽脑汁,最为普遍的不过就是各式各样的名牌代言,而代言人则是那些名人明星、专家权威,利用的就是消费者的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相比之下,明朝的达官贵人对鸦片极其热衷,将其作为一种高雅耗钱的娱乐,无形之中,有钱者自然步趋; 更加荒诞的是,就连当朝天子(绝佳“代言人”)对此也是欲罢不能,这就更加助长了民众的从众和攀比心理。尽管这是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示范效应”是不言而喻的。明朝享乐之风愈浓,“神品”之推崇渐甚,而这种“享乐”的特殊性是以其成瘾性为前提的,可明政府非但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抑制鸦片进口(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相反的,于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成了政府的财政来源。理所当然的,鸦片贸易自然也就成了国家允许的正当贸易,其“发展”必然是大势所趋。据记载,成化年间(1465-1488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从此,吃鸦片由贵族而民间、由宫廷而四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而社会上逐渐形成的“鸦片文化”也给后来帝国主义的鸦片倾销政策打下了基础。
知道此种种史实之后,我想鸦片已经无所谓“恶”了,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当下的社会背景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纵观中国历史上鸦片泛滥时期,无一不政治腐败,政府无能,国情混乱不堪——入侵、殖民、战争。鸦片战争的爆发,追根溯源,首先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给了外敌入侵本国的契机——鸦片倾销政策,借此以打开中国中世纪的大门。过去的种种历历在目,展望当代,毒品依然是人类和谐的一大危害。毒品犯罪日益严重,贩毒案件直线上升,毒品种类呈现多样化,贩毒地区不断扩大,贩毒组织呈现日新月异的集团化、职业化、武装化和国际化趋势。任务之严峻,道路之曲折,不言自明。因此,历史的教训,我们更要谨记,国力强盛才是王道,以防外敌入侵;其次,政治清明必须做好,做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再次,法律保障必不可少,严打违法贩毒、吸毒,以正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