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读书感想_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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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读后感
这是一本详细介绍东京审判的精神、原则和过程的法学巨著，不仅有大量珍贵翔实的史料，还有法学大家梅汝璈先生深入浅出的论述和讲解，读后令我大受裨益。
其实，作为一个还未叩响法学之门的浅陋之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梅汝璈这个名字。本着读其书必先知其人的原则，我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对梅汝璈先生的生平经历有了大致的了解。他出生于江西梅村，从小便天赋异禀，加上父亲管教严厉，在学习上极刻苦也极用功，甚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中国，投身于法学教育事业。并于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定刑量刑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用智慧、勇气和才学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使正义得到了彻底的伸张。然而，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梅汝璈先生饱受摧残，抱着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书未完的遗憾，怀着对亲友的眷恋，与世长辞，终年69岁。这位中国法学界前辈的经历让我崇敬又惋惜，书未完，人已去，但仅仅这四章的内容就已经集结成20多万的深刻巨著，值得我们细细深思和研读。
本书由战争正义和非正义性的判定引入，指出主要战犯的国际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创举。我想，这不仅是因为能使战争中那些手段残暴的侵略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更是因为能以此为象征确定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敲响警钟。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庭宪章里明确了“战争罪行”的概念，把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纳入其中，看似缩小了战争罪行的范围，实则力图从根本上遏制战争的爆发，是站在生命、尊严、道德的较高立场去考虑的。这令我联想到当今的国际局势，看起来是大范围的和平，但局部地区不断出现摩擦和冲突甚至战争，从根本上来看还是因为各国都只看到了眼前的自我利益，忽略了长远的共同利益。如果把当年军事法庭审判的法律精神和原则代入今天的国际关系处理中，也许就能体会到老前辈们订立这些原则的良苦用心了。Anti-war的方式之一就是对此前的战争进行彻底的清算，这是一部分人压倒另一部分人的胜利，从过程来看，双方都对和平造成了损害，但从本质上来看，以20世纪的法西斯战争为例，正是战败方挑起了不正义之战，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才带来这一场浩劫。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审判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是胜利者的炫耀，而是对亡灵的告慰和对和平的保障。
接下来，书中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及组织、日本主要战犯的逮捕和起诉，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中的法官座席之争。由于中国当时国力弱小，在审判开始初期并未受到重视，但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中取得了比较合理的地位。读到这儿，我似乎想象到了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博士为自己祖国争取权利的时候那种苍凉悲壮的情景。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正义，但如果主持公道的人都不能保持中立，又谈何正义谈何公平呢？
我比较详细阅读的是最后一章，审讯程序部分。梅汝璈指出, 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5 条的规定, 审讯程序为8 个步骤, 具体实施时, 又被分为11 个阶段:
一、检察方宣读起诉书;
二、法庭讯问每一被告是否认罪;
三、检察长致“始讼词”;
四、检方提出证据;
五、被告辩护方提供证据;
六、检方驳复辩护方的证据;
七、辩护方反驳检方的驳复;
八、检方作总结发言;
九、辩护方作总结发言;
十、检察长致“终讼词”;
十一、法庭作出判决并宣读之。除了由检察长作最后陈述(“终讼词”)而不是由各被告所作之外, 其他方面与纽伦堡的审讯程序几乎是一模一样。从这个诉讼程序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模式近似英美式诉讼。英美式诉讼又称“对抗制诉讼”（adversary system），是双方对垒性质的，在法庭上表现为激烈的言词对抗。梅汝璈批评说，“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则是世界各法系中最复杂、最繁琐的，它里面掺杂着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许许多多历史残迹。”“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则是世界各法系中最复杂、最繁琐。而且最形式主义的一种法则。”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因为在这场审判中曾经传召了百余名证人，接受了数以千计的材料，这对法官们是一个挑战，也延宕了整场审判的时间，是一种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并且有可能对恰当的判决结果造成影响。这令我想到美国的马文〃弗兰克尔法官在《寻找真相——一个裁判者的观点》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他极力主张给法官配备独立调查员，以节省法庭聆讯的时间，明确审判与侦查的区别，这与梅汝璈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我想，在我们今天的法律人才培养中，也要尽量规避这种竞技主义诉讼手段的学习，而要从内在去发现真相，作出公正的裁决和评断。
《远东军事法庭》是梅汝璈先生一生未竟之事业，或许在他孤寂的老年里，枯坐在藤椅上哼唱“西山苍苍，东海茫茫.....”的清华老校歌时，脑海里还能回忆起当年参加东京审判时的场景，但那第五章的腹稿就永远地随他长埋于地下了。梅汝璈先生的论述，为二战后战争法中国际上的发展贡献了有益的学术见解，可以作为研究国际法与国际政治者的重要参考书。正如梅汝璈先生所写的那样，“我不是复仇主义者, 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 我相信, 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对我们今天处理与日本外交关系也有着重要启示。因此，这本书，可说是集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于一身的有分量的巨著，值得我们用更多地时间去反复研读、揣摩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