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化苦旅》有感_读文化苦旅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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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化苦旅》有感

初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时，我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在那段时间里，似乎只会因爱情的失意而产生“维特式”的烦恼，或是为了舞文弄墨而“强说愁”，对苦是断然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的，故当时对“苦旅”二字很不以为然。

一段时期，余秋雨成为文化名人和媒体明星，《文化苦旅》有了众多的读者，一系列续集也纷纷出版畅销。但真正让我重新找出《文化苦旅》的原因，是一批余秋雨的批判者，如老将朱大可，如新人余杰。于是吃惊，于是怀疑，于是又一次打开《文化苦旅》一页页地翻过去。待翻到《吴江船》，在一个深夜静静地读完，一丝无法言说的苦味终于从字里行间慢慢飘散开来，像迷雾般将我全部的身心裹绕起来。余先生多年前的奢望：“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自序第5页），在书架上默默地躺了三年后才与我产生了共鸣。尽管这种共鸣多多少少会损害在我心目中余先生文化名人的形象。

想起了顾城的一首“朦胧”诗《弧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朦胧”诗却非常清晰地记载下了转瞬即逝的视觉弧线。即使一只小鸟从头顶飞过，艺术家也可以描述出天空中永恒的翅膀痕迹。对一个人有限的生命而言，青年时代的心路历程更是难以忘却的。但是，余先生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又渗

入了笔墨之中”（自序3-4页），却又偏偏在《文化苦旅》中只字不提自己年轻时的一段历史呢？

读完《吴江船》一篇，虽是子夜时分，却困意全无。初读时的不以为然，批评者的无情诘问，似乎都在《吴江船》里听到了余先生的无可奈何的解答。

尼采将人生的心路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谓之“精神三变”。初为骆驼，可以忍辱负重；二变为狮子，凭自己的威力去争取自由，创造新价值；最后再变为天真的婴孩。但是，那个以革命的名义的文化浩劫，却将余秋雨先生的心路历程，完全颠倒过来。大学刚毕业的“青年士子”，仍未泯灭婴孩的天真，仍然不断地追求人生的哲理，仍然惊叹爱神的杰作。但是，浮士德和狄更斯们却因和“*”相抵触而付之一炬；爱情的火花刚刚闪烁，就早早地消失在慢慢长夜里。回到城里的 余先生，面对的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一个遵守丛林原则的社会，除了变为“凶猛动物”，你还能有其它的生存哲学吗？于是，天真的婴孩一下子变为凶猛的狮子，被宣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胡适，成为余先生的第一个猎物。今天的另一个余先生（余杰）读《胡适传》，当然会愤愤不平，但是和当时的社论、大批判文章相比，*时代余 先生对胡适的批判，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后来便有了“伟大领袖永垂不朽”；有了“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有了革命的知识青年退出革命群众的视野，转而变为一头负起艰重的骆驼，向辉煌湮没后的文化沙漠走去，埋头“钻研中国古代线装本”（自序第2页）。于是后来

又有了一批文化名人纵情山水，指点媒体，激扬文字；有了翻开在我面前的《文化苦旅》。

正如批判者指出的那样，《文化苦旅》中没有告诉我们婴孩到狮子的变化过程，余先生好像是跳越了一个时代，直接走进了“以书为壁”（247页）的书房，像骆驼一样默默地做起学问并成为了文化史学者。

余先生的文章已经是洛阳纸贵了，这有书摊上无数的盗版书为证。但是余先生的“跳越”却会使不少读者如我一样，将来会吃惊、怀疑，继而又将余先生的名人形象“打折”的。前不久读了《知识分子》一书，西方哲学史上的大方之家，如卢梭，如培根等，人品都不如文品。余秋雨先生的“跳越”，是不甘心为此书提供了一个中国的注释。如果没有好事者的“揭露”，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相信一个爱读雨果的《九三年》和思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青年几年后会成为大批判小组成员。这种毫无逻辑的变化，几百年后的读者更是匪夷所思。那时候余先生的锦绣文章可能还是有市场的，但是难保不会有余杰的后代们又到北大学什么*史研究，一不小心考证出动物世界里的一头狮子。我注意到《文化苦旅》外封封底上 余秋雨先生苍山碧水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余先生目光怅然，若有所虑，担心的可能也就是未来的那些考证者们的一不小心。

其实，余秋雨先生本不需要如此担心的，翻过书来就看到封面上的苍茫的沙漠。余先生下次讲学时顺便到那样的沙漠或是某个大城市的野生动物园游历一番，我想是很容易联想到那*十年的，只要

愿意的话，余秋雨先生也一定可以“使自己笔下的文章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忆”，而“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也并不是一种难以乞求的奢望。

真心希望《文化苦旅》在修订时能补上一篇关于狮子的文章，我想，这绝非狗尾续貂，而恰恰是画龙点睛。有了这只眼睛，我们才不至于将“苦旅”当作一个谜语；有了这只眼睛，我们才能从余秋雨的无法言说的苦味中读懂中国知识分子那段颠倒的精神三变。

余秋雨先生，你说，故你在。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