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读后感_西方法律思想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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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读后感

读一本书，首先免不了的是了解本书作者，所以首先我就作者做一个简单介绍，本书的作者是石义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其实这里我更多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学术钻研，不言而喻，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但是既然是读书，我们就是书本的精神平等了，所以我就自此妄言谈谈对这本的看法，以及读过程中的感受。

以下是主要内容的一个简单介绍，《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这本书聚焦于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与意义中系统地研究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与思想，从而促使我们真实地理解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并重新审视西方传播理论。它还通过阐释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以点带面”地勾勒西方传播学派的“研究地图”，系统阐述了各种传媒批判理论，并追踪传播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新发展。作为研究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专著，它极大地弥补了我国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分侧重引介和研究美国的经验学派，而对源于欧陆传统的批判学派关注不够的遗憾。《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对于传播学研究 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超越了所谓的传播学研究“主流”，超越了传播现象的简单的线性因果分析，同时立足于本土语境、制度和社会实践，并结合文史哲相关知识为传播学的学科研究树立一种新的范式。这不仅是理论自身发展与本土化的需要，更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绪论主要介绍的就是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中审视西方传播理论讲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及其传播学启示，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关于启蒙的批判，众所周知的启蒙运动这样一场在世人眼里的伟大运动在这里却是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的依据。第二节向我们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现实渊源及其历史背景和面对的时代文化特征，向我们诠释了该理论创建的不易。之后又在该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让我了解了，文化工业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己是师承马克思主义的，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批判的精神已经被扑灭，他们有责任恢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本质。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意识形态的分析和关注体现着这个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尤其是他们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关注和研究。例如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时，马尔库塞就曾撰文说它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并把他的早期哲学研究从黑格尔哲学过渡到《手稿》。法兰克福学派把他们的观点称为“社会批判理论”，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线是批判，因为马克思不仅写了《（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而且还把《资本论》的副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最注重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影响力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也非常强调对社会历史的“主观”因素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主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析在杰姆逊为意识形态模式做出的七种分类中归为日常生活的意识的代表性理论①，在理论构建方面，他们的理论与传播学批判学派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②的结构主义有着理论上的渊源，虽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有重大的分歧。

本书主要着重介绍的是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研究。从这个人的学术经历开始，这个是他成果的基础，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的，然后就具体介绍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它的写作背景，为什么写成这个，以及该理论的相关具体内容，除此之外，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这个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向我们客观的讲述了公共领域的困境及其解脱以及非常适用的普通语用学，写得十分详尽，且其中一直是以客观辩证的态度来书写，让人感受到理性的巨大魅力。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被认为是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束缚，促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研究兴起的重要人物。他在其“意识形态与国家”一文中对意识形态研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他或她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之再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不能因一时或一次的革命胜利就归为正确的意识形态并强加于人，在马克思之前的其他意识形态论述我们也不能把它说成是谬误，因为每个人都永远处于意识形态之中，依靠自己的实践行动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所谓的“私人语言”、“私人规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从私人性出发来构建公共性，只有从主体间性出发，才能理解每个人在游戏中的角色。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突破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合理地解释个体与意识形态机构之间的关系，人的主观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意识形态外部的起源及其在社会现实各种历史性制度中发挥的功用也都得到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即，通过阿尔都塞的“质问”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体在这架机器中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赋予他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个人提供一种抚慰性的关于整体的幻境，一种抚慰性的一致感。

实际上，这种从公共性到主体间性的转换，涉及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问题。第一代批判理论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均是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这种哲学以主客关系为论题，“关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对世界能动的认识功能”。公共领域的实质在于如何取得一致，在意识哲学中，所谓一致就是主体与客体相符或者说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哈贝马斯后期的学术理论看来是很成问题的。首先，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缺乏一种完全独立于主体与客体的判断标准，“因为‘实在’乃是主体意识的超越物，它与主体意识、与主体语言陈述的是完全不可等同、不可化约的二元，它们的相符永远无法得到证明”。其次，对同一世界，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认识、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陈述，“从而没有一种主体间可检验的、完全统一的关于真实、真理的检验标准”。因此，公共领域所面临的难题无法在意识哲学基础上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办法就是通过相互作用——交往行动，这时主体才可能真正达成一致，而交往行动则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这样，哈贝马斯就从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理论转到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论。

最后来说说我读这本书的感受和收获。这本书为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我本来不太清楚的世界，通过读这本书，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专业的新东西，开拓了新视野，很有利于专业理解与学习。除此之外这本书很具有思辨性，有利于提高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这方面的不足，总之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