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农民调查》有感_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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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农民调查》有感 中国农民调查》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 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 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 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 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 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 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农民们含着泪说： ‘大包 《中国农民调查》 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这是在 ” 引言里的一些话，现在的我们似乎根本无法理解当时农村里的生活。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 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 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这本书是 作者历时三年，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 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依据大量第一手材 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 案件，提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艰难 曲折过程。在书的开始介绍了几个当时的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 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丁作明是中国九亿农民之中，因 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 峻的现实。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 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 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张桂全现 象”是现在农村中的“恶人治村”，这种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 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出的 一个生动标本。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 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1000 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 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最终讨回公道。中国的农民，可 以说是世界上最善

良，最听话又最能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 被激怒了，又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 队伍。中国的改革，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事实上有多少改革措施是 由农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先做出来，再被政府采用的呢？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其实，不光是农民，下层的人民才是改革的先驱和主体。伟大的改革方案多诞生于共和国建设者的街谈巷语之中。我们的“大 包干”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也不例外。然而，在 《中国农民调查》中，我看到，农村税费改革障碍重重，其中最大的 障碍就是那三个字“不合法” 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它意味着突破。旧的观念，旧的制度。因为“不合法”来阻碍改革，是再方便不过了，同时也是再荒唐不过了。那些所谓的官就是阻碍着改革，为了聚敛财 富，他们就利用职务之便，任意增收苛捐杂费，而交多少也是由他们 说了算。干部们互相包庇也是他们横行霸道的一个原因，而且他们对 上级也永远只是报喜不报忧，以至于有些事上级干部根本就不知道。像“丁作明事件”已经传到中央，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 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时，不禁呆住了，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 人将这件事汇报上来。虽然我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 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不少官员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职，往往把责任推到农民身 上，比如，不少官员把村民自治搞不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缺乏 民主意识” ；说农村税费难征缴，归罪于“农民是刁民” ；城市出现脏 乱差等问题，不少市政官员将其归因于“农民工或农村流动人口”。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反思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 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基础上。尽管我们天天口头上在谈论“三农”问题，尽管国家也不断地出台各 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尽管在历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问 题、农业问题都摆在显要位置，可是效果如何呢？迄今为止，“三农” 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愈演愈烈，似乎成为一个社会顽疾。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觉得出在我们对“三农”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把握。尽管《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一直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 说的，进入农村调查后，他们才大吃一惊。如果作者不在农村进行长 期的深入调查，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不是照样上当受骗吗？因为在 我们接收到的信

信息中大多都是正面的，只报喜不报忧，好像农村已经 很不错了。但是一些中西部农村，除了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 张、生态恶化外，跟几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状况却往往是最 容易被遗忘的。不真正了解“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问 题的对策和药方。其次，“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 题和政治问题。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 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 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 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正如在《中国农民调查》中作者指出的，如果不把“三农”问题与社 会问题联系起来，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民调查》也 向我们昭示着“三农”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 的人物和关系，下到世界上最小的官即村干部，在与农民的关系上，不少基层干部已经结成利益同盟，一个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仍然受 到上级官员的包庇和纵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监狱里指挥村里的工作。一个农民要去反映，却在派出所里被毒打，官官相互包庇。这说明什 么问题呢？这里涉及到人事制度、官员利益、农民的权益保障等等政 治问题。《中国农民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除了客观、全面 的报道外，也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这种严重性不仅 仅限于农民，而应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言的。如果在我 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 的好处，那么，这种不均衡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 长期漠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损害。所以，仅有《中国农民调查》是不够的。我们要正视及解决三农问题，关于它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 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 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 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民 收入的增长，推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就需要进 行税费改革。2005 年 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中国农民告 别有 2600 年历史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已成为历史。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政府也想了许多的的方法 来帮助农村的发展，一是推进农业

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 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坚持把 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也在竭力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 覆盖面，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维护农村人口享有生存权利的最起码要求，设计到全体农村人口的利 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前要重点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 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其次，逐步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做好宣传工作。第三，建立科学规 范的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农 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和管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运作机制。第 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这不仅是从整体上完善我国社会 保障法律体系的要求，也是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途径。我相信《中国农业调查》中的中国农民的悲剧，会在当今中国的 各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中逐步减少，农民会实现增收、农业会 实现增长、农村会实现稳定。，廖星成《中国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报告》《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环球时报》